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及其会后的重新分工，基本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其前后的三个“三人团”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个“三人团”，习惯上称中央最高“三人团”。1934年下半年，红6军团、中央红军主力、红25军开始实行战转移，进行长征。随后，红4方面军和红2军团也开始长征。

　　为了准备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组成一个最高“三人团”。实际工作分工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这个最高“三人团”，是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准备阶段和长征初期，拥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进行的。长征初期，由于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红军虽然发扬了不怕牺牲和勇敢作战的精神，突破了国民党军重兵的第4道封锁线，但在湘江战役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从而，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地位。这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中的李德，掩过饰非、推诿他人；博古则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只有周恩来坚持工作，担起指挥红军作战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由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形成的新的“三人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第二个“三人团”，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个“三人团”的形成，首先是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开始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动的情况下，共产党党内负总责的博古继续推行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的张闻天，由于主客观原因，在犯有“左”倾错误的同时，也不乏在中国革命道路、工人运动和克服群众运动中的关门主义等问题上，提出了与“左”倾思想相左的一些正确意见。尤其是于1932年10月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将“左”倾错误作为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批评，这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次有力冲击，在政治思想上具有突破的意义，标志着张闻天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的觉醒。

　　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福建事变前后，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对于第19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分歧逐步加深。1934年4月，广昌战役前后，两人在总结这次战役的教训时，由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这时，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的条件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