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
决定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文艺界的整风。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作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剌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矢与的》、《轻骑队》等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讲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非“原动力”。
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后来,考虑到秦邦宪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座谈会是由党中央而不是解放日报社召开的,发起人名单中便没有了秦邦宪的名字。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拟定与会人员名单
哪些人员出席文艺座谈会呢?这是会前必须决定的,以便及早发出通知,让他们做准备。
当时,从上到下有这样一个共识:王实味不能参加这次座谈会。因为他三月间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专门暴露延安、矛头指向“大头子”、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的文章,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恶劣作用,正在受批判。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他是作家,也不会允许他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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