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 | 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原编者按：2022年12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刘统先生因病去世。“人生忽如寄，书比人长寿”，为纪念刘统先生，保马今日推送他的《长征：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一文。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纵横十一省，突破了敌人飞机的侦察、轰炸，突破了地面部队的围追堵截，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的奇迹。正如毛泽东所言，“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仅仅是一场为生存的突围，更是一种发展，是一场在淬火中的锻造重生。刘统先生综合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但为我们描述了长征这条“求生之路”的艰辛，更通过“长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重读此文，对我们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理解中国共产党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原刊于《读书》2016年第9期。感谢《读书》杂志授权！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谈到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后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同样是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面对一千多名曾经跟随他长征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他讲起了党的历史，特别谈到了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危害:“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作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路上千山万水，军队又不和了，主要责任是张国焘，中央做过结论的。”

　　幽默的语言中带着悲怆，这才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对每个经历过长征的人来说，这不是一次轻松的旅行，而是历尽艰辛的求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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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江西出发的时候，没人想到要走两万五千里。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行营”，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谋士杨永泰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一方面用军事进攻消灭红军；一方面运用种种方法摧毁中共的组织以及在民众中的影响。在这个指导思想下，国民党当局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禁粮食、食盐、工业品进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

　　蒋介石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困苏区，步步为营，使红军惯用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法很难奏效。而以博古、李德、周恩来为最高领导的中央苏区“三人团”又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要求红军在苏区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红军就处于被动局面。

　　什么叫“左”倾机会主义？就是不顾敌强我弱的局面，硬要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十万装备低劣的红军面对五十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能打得赢吗？毛泽东将其比喻为“叫花子和龙王比宝”。不但如此，博古还拒绝联合其他反蒋力量。当时福建十九路军起义反蒋，但博古认为他们是“第三党”，听任蒋介石平定“福建事变”后，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面对严峻局势，李德部署红军在交通要道、隘口等地构筑碉堡，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抵御国民党军的进攻。事实证明，在这种错误战略指导下，虽然红军打得非常顽强，但并没有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反而使自己遭受重大损失。

　　四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李德从建宁抽调第一、三、五、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组织广昌保卫战，提出“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

　　广昌战役空前激烈。国民党军出动几十架飞机、数十门大炮向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激战第一天红军就伤亡一千多人。李德反而指责彭德怀没有组织反攻，忍无可忍的彭德怀当即反驳:“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余人。这是一次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周恩来忧心如焚，五月五日他在《红星报》发表署名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毛泽东虽然处于被排斥的地位，也在《红色中华》报上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林彪在作战中感到：国民党军的战术比以前灵活多了，红军的短促突击不能奏效，反而落入敌军的陷阱之中。一九三四年四月三日，他给军委写了一封长信，总结经验教训，并对军委指挥的错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林彪这个年轻的军团长，敢于用如此激烈的语言批评中央，可见李德的指挥使红军将领们已经忍无可忍。

　　有人问：李德指挥不行，那让毛泽东来指挥行不行呢？事实证明，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共双方整体实力的较量。仅有二十几个县的中央苏区，已经进行了四次反“围剿”作战，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胜算是基本没有了。当时的苏区在兵员征集、财政储备、枪支弹药等方面都无法支持战争继续下去。这种局面有国民党封锁的原因，同样有“左”倾路线的原因。我们只举一些例子说明。

　　先说钱。由于连续作战，苏维埃政府的日常开支加上战争费用，早已入不敷出。中央连续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经费空缺。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和一九三三年七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发行公债共四百八十万元。一九三四年向群众借谷近百万担，总值近五百万元。而此时中央苏区人口已下降到两百万人左右，这么巨额的借贷，基本是无力偿还的。

　　苏区人力资源也到了无兵可征的地步。战时红军队伍急需扩大，简称“扩红”。名义上是动员，但村里只要能当兵的人，非去不可，至于有没有劳动力种田，就顾不上了。严厉的扩红导致苏区男人大量逃亡。

　　广昌保卫战的失败，预示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为了缓解压力，“三人团”决定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是方志敏的红七军团向北，一路是已经在湘赣边界的红六军团向西。周恩来说，这两支部队“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他们都是孤军奋战，打得好就独立生存，打不好就全军覆没。

　　八月初国民党军向广昌以南的高虎脑、驿前一线发起进攻。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打了二十多天的阵地防御战。红军在武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凭着山地防御工事，与有飞机、重炮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顽强作战。结果红三军团伤亡惨重，瑞金北部的屏障被打开，基本无险可守。“三人团”也认识到：中央苏区守不住了。

　　九月二十九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首次暗示红军将要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何时开始实施，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中央红军在十月份突然开拔，进行全面转移呢？是一份绝密情报，促使临时中央匆忙做出战略转移的决策。

　　九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制订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这个计划被国民党赣北保安司令莫雄转交给中共情报人员项与年。项装扮成老叫花子，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十月七日到达瑞金。当周恩来、李克农接过绝密情报时，感动之情无以言表。

　　短短几天内，“三人团”就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对于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和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三人团”不仅没有在红军和苏区干部中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没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十月十日，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的战略转移。这一切快得让人难以理解。传统的说法是：博古、李德等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开始大搬家、大逃跑。

　　有的人走，有人被留下。项英、陈毅、瞿秋白等人被留下坚持斗争。陈毅当时负了重伤，行走都不便。当中央负责人向他宣布决定时，陈毅非常气愤。毛泽东也有被留下的可能。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检讨：“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军事计划是恩来负责，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某些高级干部的留下，一是宗派，二是未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当时还是要组织一个大的中央局。”毛泽东插话：“留项英、陈毅、贺昌是宗派的。所以带我走是名声太大，不敢不带走。我要求随总部一道走。”朱德插话：“临走时才通知我，使我伤心。”

　　2

　　长征开始是走一步看一步。最初的想法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会合。

　　行军像大搬家，坛坛罐罐都带上，队伍慢吞吞地向西移动。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二十里，怎么能突破四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呢？这是因为广东军阀陈济棠与中共达成默契，故意放红军西行。

　　陈济棠曾经三次参与反蒋的军事行动，与蒋矛盾很深。所以，陈济棠不想和红军作战，还私下与苏区做生意。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济棠主动和中共中央联系，试图达成秘密停战协定。周恩来派何长工、潘汉年为代表，去粤军驻地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三天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就地停战；二、互通情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

　　谈判恰好在红军准备长征之前，可谓天赐良机。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在江西安远、信丰开始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当中央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陈济棠让道的命令已传达到粤军前线。中央红军得以在伤亡极小的情况下，迅速安全地冲破四道封锁线，创造了一个奇迹。

　　从江西突围的时候，红军的行动做到了隐蔽和突然，把国民党的中央军一下甩掉了。如果轻装前进，就可以迅速脱离险境。但是不久，队伍笨重、行动缓慢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蒋介石赶紧部署围追堵截。广西白崇禧的桂军在南线，湖南刘建绪的湘军在北线，企图两面夹击，将红军消灭在广西界首、全州一带的湘江东岸。红军组织了甬道式的防御：红三军团在南线阻击桂军，红一军团在北线阻击湘军。战斗从十一月二十七日打响，双方在新圩、界首、脚山铺等地展开激烈厮杀。

　　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的主要原因，是军委纵队行动过于缓慢。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军委纵队才到达湘江渡口。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和上万挑夫组成的队伍，缓慢地走上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马夫和战士们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和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了，人们大声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动荡的浮桥使搬运行李的战士和民夫连站都站不稳。后面又走上来红军剧团！小红军抬着的大箱子摔裂开，花花绿绿的服装和道具撒了出来，小红军一边收拾一边哭。突然，一颗炸弹在距离很近的地方爆炸了，桥上的人马全被掀翻到江里。江面上漂浮着文件、传单、苏区的纸币和书籍。

　　湘江之战持续五天，是长征中红军遭受损失最严重的一战。但是统计一下，掩护部队的伤亡也只有几千人，远远达不到记载的四万多人。事实上，湘军和桂军都以保护自己地盘为目的，既没想全歼红军，也没打算把自己的部队拼光，所以红军才能坚守四天阵地。但是到了湘江，上有飞机轰炸，旁有敌军夹攻，红军队伍大乱，仓皇之下，逃散的人数必然很多。所以过江之后清点人数，只剩下三万多人了。

　　下一步向何处去？博古、李德还想继续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也是如此估计，部署中央军和湘、桂军于湘西，前堵后追，再布下一个口袋等红军进来。

　　这时，毛泽东向“三人团”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转道进入贵州，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通道开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能在中央政治局陈述自己的意见，也是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得到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成。周恩来也认为与贺龙、萧克的会师难以实现。“通道转兵”没有使红军再次陷入重围，达到了挽救红军的第一步目标。

　　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毛泽东建议继续西进，在敌军力量空虚的黔西北地区或川黔边地区创建新苏区。会议争论得很厉害，毛泽东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周恩来与李德的矛盾也公开化了。会议决定红军向遵义进军，避免了红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黎平，军委机关也做了重要调整，刘伯承出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红军总参谋长，实际上夺了李德的指挥权。李德非常愤怒，与周恩来大吵。一向委曲求全的周也拍着桌子与李德争论，“三人团”出现了分裂。

　　在此期间，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边行军，一边密谋。他们没有指挥权，眼看红军一天天陷入绝境，忧心如焚。他们认为不能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了。但是如何变更领导，事关重大。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执行“国际路线”的苏区中央局成员集体赶下了台。鉴于这个痛苦的教训，毛深深懂得一个道理：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路线和目标，必须团结大多数干部，特别是在政治局里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当时在政治局里，毛没有把握获得多数票。拿不到多数票，就无法改变领导层，更难确保他重回最高决策层。所以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多数票。

　　毛泽东六十年代回忆：“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就做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做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做别人的工作，就再也做不动了。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同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毛泽东瞒着“三人团”做了各军团干部的工作，然后向博古、周恩来提出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各军团首长来共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博古、周恩来不知情，就答应了。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柏辉章公馆楼上召开。博古首先做政治报告。周恩来接着做军事报告，他主动承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部分责任，同时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

　　他们做完报告后，张闻天站起来说：“博古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和恩来同志所做的军事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措辞严厉的定性之后，张闻天开始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历数“三人团”在作战指导、战略战术等方面的错误。主要内容都在后来张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随后，毛泽东也做了长篇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后来包含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张闻天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也参考了毛泽东的部分观点。

　　王稼祥第三个发言，他支持张、毛的观点，对李德、博古提出尖锐的批评，并第一个提议请毛泽东出来重新指挥红军。所以毛泽东后来称赞王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会议过程中，毛泽东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策略：对李德严厉批评，对博古留有余地，并且对事不对人。周恩来非常不安。凭着他在党内斗争的经历，感受到这次会议毛泽东等人的表现绝非简单的批评，这就促使他思考站队的问题。

　　在第二天会议上，周恩来做了沉痛的检讨。表示作为红军总政委，他对红军的失败和现状也要承担责任。周恩来这关键的一票，也是举足轻重的。毛泽东会后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应该指出，博古还是有气量的。他坦然接受了批评，并为自己的交权做了准备。

　　遵义会议重组的中央新“三人团”，第一是张闻天，第二是周恩来，第三才是毛泽东。决议说“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毛泽东是周恩来的助手。长期以来，为了突出遵义会议，都说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事实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层。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只是一个起点。

　　3

　　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随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为主，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刘湘的川军、龙云的滇军、王家烈的黔军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红军消灭在川南、黔北地区。面对敌军的包围，红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要么迈开大步跑路，摆脱围剿，另寻一条生路。

　　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他绝不会去与国民党军硬拼，而宁愿选择运动战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虽然中央红军已经疲劳不堪，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路。

　　离开遵义后，毛泽东开始了他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一条赤水河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在两个月中，红军几乎天天走路。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我们不禁要问：红军为什么要这样走？毛泽东怎么知道哪有敌人哪没敌人？

　　是军委二局的译电科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必兆带着一部电台，随时监听国民党各路军队的电报。当时的密码不复杂，被红军破译了，中央领导才知道敌军的分布和动态，才能决定队伍向哪里走。

　　遵义会议的决议之一是在赤水河以北的川南地区建立根据地，让疲惫的红军得到休养生息。一月十九日，中央红军向赤水北岸的土城推进。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八个旅前来应战。红军以为这些“双枪兵”没什么战斗力。没想到川军为了保卫家乡，居然战斗力超强。一月二十八日的青杠坡战斗极为惨烈，红军部队被困在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周恩来命令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曹祥仁马上架线侦收、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军委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渡过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斗是红军的生死之战，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译电科，对外封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就连军团首长都不知情，所以林彪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毛泽东不能走漏消息，如果敌人察觉，换了密码，红军就真的没出路了。

　　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各路军阀捉迷藏，除了有情报，还有几个条件：黔西北是山区，“苍山如海”是真实写照。崇山峻岭间没有公路，只有崎岖小道。卡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用不上，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国民党军爬上山顶，看见红军在河谷休息，但是下山的路要走一天，眼看着就是够不着。地方军阀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黔军、滇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死仗。红军就是利用矛盾，在各路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

　　蒋介石也有自己的算盘：统一全国是头等大事。大西南地区一直是军阀割据，国民政府鞭长莫及。追剿红军给蒋介石创造了一个进军西南的正当理由。他指挥中央军进入云贵川，先安抚各路军阀。听招安的刘湘被委以重任，不听招呼的王家烈被夺去军权，若即若离的龙云先稳住，以后等机会再收拾。蒋介石视察大西南地区，在日记中写道：“要以剿共为掩护，建立西南根据地。”所以，国民党中央军不急于追上红军，也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就这样带领中央红军冲出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川西。这时，走了一万里地的中央红军已经成了疲惫之师。连续行军得不到休息，干部战士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毛泽东忧心如焚，就在此时，从雪山那边传来了消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从川北根据地出发，渡过了嘉陵江，在川西北的茂汶、理县地区建立了根据地，等着中央来会师。中央红军上下顿时精神振奋，行军路线从弯弯曲曲一下变成了直线。红军以顽强的意志和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创造了长征中的奇迹。

　　当年看电影《万水千山》，曾被那些冒着枪林弹雨，在铁索上奋勇攀爬的红军形象感动过。后来到泸定桥现场，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百米长的铁索，爬到对岸至少十分钟，对岸敌军端着枪慢慢瞄准，也能把你打到河里去。通过走访当地人，才搞清楚当年的真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晨，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作战行军八十多里，于晚间接中央军委电令：务必在五月二十九日敌增援部队到达前夺下泸定桥。接到电令的时候，红四团距离泸定还有两百四十华里路程。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一天一夜要赶两百四十华里有如天方夜谭。何况沿途山道又窄又滑，正下着大雨，怎么才能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红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不完成就是死路一条！”在团首长“走完二百四，赶到泸定桥”的鼓动下，从二十八日凌晨开始，全团人不顾一切地跑步前进。天不知不觉黑了，大雨浇灭了火把。饿了吃一把生米。途中有人体力不支倒下了，掉队的也不少。河对岸向泸定桥增援的川军队伍举着火把一度与红军并驾齐驱。后来敌人累得宿营了，红军还在拼命往前赶！五月二十九日晨，红四团终于奔到了泸定桥，占领了桥西。

　　这时候，对岸守桥的川军还没来得及把桥板子拆完，吓得缩在桥头堡里。红军也累坏了，经过休息、准备桥板、研究作战方案，到黄昏时红军发起夺桥战斗。全团二十多挺机枪集中火力向对岸桥头堡射击。守桥的川军是收税的，从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点火烧着门楼，就往后山逃跑。红军突击队边铺板子边射击前进，到了桥中间，面对大火犹豫停顿。这边团首长大喊：“冲过去啊！犹豫不得啊！”红军冲到对岸灭火，以三人伤亡的代价夺取了泸定桥。

　　这是历史的真实，但还是令人惊讶。有个徒步的旅行者告诉我，这段路他走了五天，而且走的是公路。“飞夺”的关键就是一昼夜飞速行军两百四十里，使守桥的川军没拆完板子，增援的川军没有赶到，保证了夺桥的胜利。这些瘦弱的红军怎么会爆发出如此惊人的潜能？站在微微摇晃的铁索桥上，红军英雄留给你无限的遐想。

　　4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是长征中值得纪念的日子，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在山脚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县达维镇）与等候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历尽艰辛的两万红一方面军，受到八万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红四的战士拿着粮食、毛衣送给红一军的同志，使他们感激不尽。但是毛泽东却遇到了党内最强势的对手张国焘。论资历，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论实力，张国焘领导着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他看到中央的现状，认为应该由他来当家了。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提出了统一指挥的动议。会师后红军应该统一指挥，关键是谁指挥谁。刚会师，中央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矛盾和对峙。

　　红二方面军在三大主力红军中最晚进入雪山地区，先后翻越了哈巴雪山等20多座雪山。红四方面军是最早踏入雪山地区的部队，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时间最长，累计翻越雪山超过20次。红一方面军先后翻越了夹金山等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图为红军长征时经过的雪山——夹金山。

　　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一定要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僵持两个月，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商量，张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经过慎重考虑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让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彭德怀自述》，201页）

　　中央对红军指挥机构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做了很大让步。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毛泽东和张国焘又发生了争论。

　　红军到川西北藏区不久，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厄运就降临了。这里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地处海拔三千五百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

　　藏族和汉族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上层的土司、喇嘛鼓动藏族百姓反对红军。红军原来打算按照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老办法，取得藏民的拥护，然后筹粮筹款北上。然而所到之处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都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红一方面军宣传干部莫休回忆：“过了夹金山的雪山到懋功，我们即受粮食威胁着。但在困难中还可以找到玉蜀黍，进了番民区域后，从卓克基（小金川边）到昌德（黑水附近），饥饿的氛围就紧紧包围我们了。每天大家所得到的，只是两个漱口杯的嫩豌豆苗和野菜。这时所有的一切人们，每天都只有一个思想：找点东西吃，使肚子不饿。赶快走，到有粮食的地方去。”

　　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搜索粮食。八月地里的青稞麦还是青的，成熟还要个把月。但人们是不能挨着饿去等麦子黄熟的。莫休说：“我们发明了割取那已届饱硬的麦穗，放在火上焙焦，再耐心摩搓簸扬，于是可以得到一堆混杂着麦秆糠秕的青稞麦。然后再和水煮一煮，吃起来虽然满口是芒刺，但这是唯一度命的东西。后来不得已，实行了不劳动者不得食，每人每天要采两斤麦子交公，余外自己还要积够十五天过草地用的二十斤。每天我们都在忙着抽麦穗，烤、揉、簸，两只手是墨黑的，不曾干净过。”（《红军长征记：松潘的西北》）

　　起初，红军的计划是占领松潘城，打通北上的交通线。松潘自清朝以来，就是川西北高原的军事重镇。控扼通向陕西、甘肃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坚，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奉命进驻松潘，堵截红军北上。七月下旬，红军对松潘发起进攻。胡宗南部队顽强抵抗，红军攻了十天没进展。因为长征以来，火炮都丢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面对碉堡和城墙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松潘，将部队撤回毛儿盖。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阿坝草原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又被四川军阀阻塞。只剩一条路—去走那荒凉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临困境的局面下，红军中大多数人都盼望尽快离开，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毛泽东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军硬拼。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毛泽东凭着心里的感觉，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刘伯承元帅一九六一年回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红军开始了向人类极限的挑战：通过无人区大草地。因为缺乏粮食，红军兵分两路：八月十二日，在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右路军的红一、三军团，四、三十军开始行动，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八月十九日，左路军在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下，红五军团，九、三十一、三十二（原红九军团）、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由卓克基向阿坝地区前进。

　　右路军过草地用了一周时间，这七天却是长征以来最艰难困苦的日子。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海拔在三千五百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等天然河道迂回摆荡，形成了大片沼泽。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

　　红军干部杨定华写道：“草地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料之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含有毒质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至死。”

　　草地行军处处隐含着危险：“地质亦殊异，面硬而下软。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之泥浆，其深度很难探得到底。骡马陷入其中，若任其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亦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旁的人。”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衣衫褴褛的红军用各种办法御寒：“有些人穿着各种野兽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还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布的毡子里，随便缕在身上。以这样恶劣的物质条件，还要每天备受风雨雪的袭击。日里行军已经冷得口黑脸黑，走了七八十里，到达宿营地时，各人只能找一点草叶子垫着屁股，坐在湿透了的草地上。因为白天行军的疲劳，自然而然地会打起瞌睡，那只好两人或三人背靠背地睡着，不管谁一动弹就一齐惊醒。有些人由于肉体的疲劳，倒在地上睡着了，衣服全部湿透了，半夜狂风挟着雪花吹来，冷到寒风刺骨惊醒来时，找柴不到，青草亦没有，就算有点柴草也燃烧不着，有什么方法不战栗发抖呢？血脉一停那就一命呜呼！”（《红军长征记：雪山草地行军记》）

　　每天都有冻死的人，夜晚露营最重要的是点燃篝火取暖。莫休写道：

　　队伍停下了露营。虽然先行的部队已替我们留下了一些树棚子，但忙着忙着天就黑下来。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击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来了，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自然我们是想烧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见了，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人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给我们。柴虽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们各显神通，每人都用尽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记了睡觉那回事。

　　清晨出发前，下来命令，每人带一束柴，因今日露营处没有一棵树木。这是一个难问题，大家都像病床上初爬起来的身体，十几斤粮食和全副的装备，在这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行军，空气的稀薄已闹得举步维艰了，实在不愿再增加行军的负担。但一想到数十里的行军后得不到一杯开水润润喉管，权衡轻重，自然也就不敢违抗命令了。我下了大决心，拼着徒步行，捆了数斤柴在马背上。

　　生命如此脆弱。饥饿，露营的风吹雨打，体力的衰竭，人一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莫休亲眼看到：“突然一个在水泥中挣扎的同志出现了。他全身佝偻着，上下身全都涂了泥水，一杆‘汉阳造’已涂得像一根泥棍，但还握在手中。我想扶他起来。拉起后，他踉跄地移了两步，因他全体重量都依托着我，我有一点不济了。一放手，他一点也没有支撑和防备，便面团子一样蹲缩下去了。但‘汉阳造’还紧握着，还是挣扎着想爬。我知道他也已经没有希望了。”

　　终于，红军通过了草地，到了班佑和巴西。藏民放牧的“牛屎房子”让红军免除了露宿之苦。杨定华写道：“外面下着密雨，屋内烤起大堆的火，大家围着烤衣服和取暖。我用热水洗了脚，打开铺盖，觉着一身松暖。经过六天的草地，五次的露营，至此才再投到房屋的怀中，也至此才觉到房屋的作用与好处。想身居洋楼大厦的人们，是不会知道这个的。我们过完草地了。无坚不摧的红军，又一度打破天然界的困难，创造下亘古以来所未有的，大军通过千里荒凉的草地的新纪录。”

　　5

　　右路军过了草地，等着左路军来会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阿坝地区连降暴雨，草地变成一片泽国。张国焘见前进不得，粮食将尽，于是决定掉头南下。与其说是偶然，不如说是张国焘内心思想导致的必然。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用张国焘的话，叫“回成都坝子吃大米”。

　　毛泽东接到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万分焦虑。他和张闻天以中央名义连续致电张国焘，要他执行中央的决议继续北上。九月九日，叶剑英参谋长突然拿来一封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的密电。据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但是没有找到（《叶剑英传》，188页）。

　　尽管现在史学界对“密电”有争议，但当时毛泽东是相信的。在劝说红四方面军领导未果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率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夜里先行北上，希望红四方面军部队能跟上来。

　　但是，红四的同志都服从张总政委的命令。八万红四方面军，没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总司令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留在了左路军。这时候，张国焘是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实力悬殊。这是毛泽东自己说的“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在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就“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产生分歧。图为中共中央反对张国焘南下方针，主张北上的部分电文。

　　毛泽东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但是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通过了险要的白龙江栈道，突破了四川和甘肃交界的天险腊子口，又翻过了高耸的铁梁子山，进入陇东高原。红军到了甘南的一个小镇哈达铺。饥寒交迫的红军有饭吃了。

　　杨定华回忆：“此地猪、羊、鸡、鸭价格甚廉，一百斤的大猪才卖五元大洋，二元大洋可买肥羊一只，一元大洋可买五只鸡，一毛大洋买十几个鸡蛋，五毛钱可买一担菜蔬。在草地雪山几月未食到盐及大米、白面的红军战士，当然喜形于色。红军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大家要食得好’的口号。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割鸡杀鸭，屠猪宰羊，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食得满嘴是油。大家眉飞色舞，喜气洋洋，互相见面时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哎哟！过新年啊！’”（《红军长征记：从甘肃到陕西》）

　　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并没有仅仅满足填饱肚子。在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现在急需了解情况。在哈达铺小镇上有个邮政代办所，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几个月的报纸。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阅读起来。

　　在当年七八月间的《大公报》上，毛泽东看到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做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也曾做了最坏的打算。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真是天大的喜讯。

　　“行百里者半九十。”红军长征走了百分之九十的路程，到哈达铺才知道能在陕北落脚。这不是毛泽东运气好，而是机会留给了意志最坚韧的人。红军振奋精神，翻过六盘山，进入陕北，终于和徐海东、刘志丹的部队会师，最先结束了长征。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并不是长征的结束。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北上根本不在乎。他命令徐向前率右路军从草地南下，到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白沙村）开会。张国焘宣布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但毛泽东没有办法，因为张国焘人多枪多。所以毛后来总结了一条历史经验：“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535页）

　　但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了。四川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是：你如果路过，我就放一马。但是你要抢我的地盘，我就跟你拼。听说红四方面军要打回来，川军联合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在天全、百丈与红军血战十天。中央军的飞机也来助战，红军因为体力衰减和武器装备落后，终于失败，退回甘孜。此时，红四的干部才意识到毛泽东的预言“南下是绝路”。张国焘也后悔，在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的调解下，张国焘放弃了他的“中央”，同意北上。待贺龙、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前来会合后，二、四方面军再次经过雪山草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6

　　八十年后回顾长征，我们能领悟到什么？

　　第一，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为求生存而进行的艰苦行军。干革命首先要能生存。当时，弱小的红军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和各地军阀的围追堵截，如何保存革命的力量？是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长征开始，根本没想到要走两万五千里，更没想到会走到雪山草地。从江西出发走一步看一步，到处都是敌人，危险无处不在。开始红军也想打，湘江一战使大家看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那就得按毛泽东的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赤水土城与川军战斗失利后，红军退入贵州境内。面对黔军，许多将领还想打。毛泽东非常不安，半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红军不能再打了，再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周恩来作为最后下决心者，接受了毛的建议，红军才开始了转圈行军，在各路军阀的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怯懦，而是实事求是。

　　在川西北，红军没有攻克松潘，北上只能选择走荒无人烟的大草地。国民党军认为，那是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红军走那里肯定是死路一条。但是谁都没想到，红军居然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硬是通过了草地。再次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封锁，开辟了通往陕甘宁的道路。

　　第二，红军能够完成长征，坚定的革命信仰起了决定性作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长征的疲劳、饥饿，都没有使队伍垮掉。能在极度缺粮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条件下通过雪山草地，红军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超乎常人想象的。杨定华描述了几位特殊的共产党员：

　　蔡畅，红军中都呼她大姐。她曾留学法国多年，穿着戎装麻鞋，腰佩着手枪，站立于队伍之中。因为她法文很好，又善于歌唱，因此战士都一齐叫起来：“欢迎大姐唱法国《马赛曲》！”于是她就笑嘻嘻地站起来，用法语唱《马赛曲》。歌声的慷慨，确足以鼓励士气。

　　徐特立年近六十，头发斑白，牙齿也脱落了。在雪山草地异常艰苦条件之下，他的生活一如士兵，在长征中很少骑马。过草地时，他自牵着一条小驴子，驴子背上不少包袱毯子。毛泽东问他：“老同志为什么不骑驴呢？”“我的驴背了三个有病的学生的包袱毯子，我们走不要紧。”徐特立这样答复毛泽东。他看见因病落后的人，他一定停住脚步用湖南的口音说：“同志！努力跟上呀！快到宿营地了。”战士们闻得老人家的慈爱声音，都莫不兴奋起来。

　　蔡畅和徐特立按说应该受到照顾的。但他们不但自己行军，还要鼓舞他人，确实值得钦佩。东北军军官看到他（她）们，惊叹和佩服地说：“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先生，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

　　第三，红军的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感染了周边的很多人，使他们自觉地去帮助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行军时，突然遇到一位英国传教士鲁道夫·博萨哈特。他是虔诚的新教徒，自愿来贵州传教，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薄复礼。红军押着他行军，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法国传教士画的贵州省地图。萧克军团长请薄复礼帮他翻译。薄复礼回忆：“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二十五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靠了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到昆明附近，红军释放了薄复礼。

　　美国记者斯诺秘密进入陕甘宁苏区，采访了刚结束长征的毛泽东和红军干部。在交谈中，他为这些身体瘦弱、衣衫褴褛的红军所感动。他看到了一种在北平、上海看不到的精神，看到一群有信仰、意志坚定的战士。在他拍摄的照片中，每个人虽然穿着破旧，眼睛中却闪烁着坚毅的光芒。它告诉世界：这些经历过长征的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

　　长征，不仅是中国革命辉煌的篇章，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很多人受到历史感召，去重走长征路，寻访前辈当年的足迹。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诗篇，使我们心中产生了由衷的敬佩。长征精神将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