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世间再无“刘三姐”

　　据《北京日报》消息，电影《刘三姐》中“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于3月4日凌晨3时16分，在桂林医院逝世，享年80岁。

　　长春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摄制的电影《刘三姐》中的刘三姐形象实际上是三个女演员的集体功劳：广西桂剧团的黄婉秋负责在银幕上扮演，而真正负责唱歌的是广西彩调剧团演员傅锦华，对白配音则是由长影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张桂兰完成。张桂林已于2001年去世，傅锦华已于2013年去世，随着黄婉秋的去世，世上再无“刘三姐”。

　　黄婉秋的不幸离世，引发了网友的广泛怀念，因为其所出演的电影《刘三姐》承载着整整一代人的回忆，以及对一个伟大时代的深切怀念。借用黄婉秋生前对《光明日报》记者所讲的话来说，“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时代的艺术有一个时代的风貌。”

　　“刘三姐”是古代民间传说的壮族歌手，在两广地区，只要是歌俗盛行之地，底层劳动人民中间都有着类似的传说故事。而电影《刘三姐》的成功则是得益于对这样一个独具风格的民间经典传说的时代改编。

　　《刘三姐》在上世纪60年代不仅风靡全中国，还突破了帝国主义文化冷战铁幕的重重审查，风靡到了香港和整个东南亚，在新加坡《刘三姐》的上座率超过了美国经典影片《乱世佳人》，在马来西亚《刘三姐》被评为世界十佳影片。1978年初，《刘三姐》在香港第三次公映，创造了400万港币的票房奇迹；后来的很多香港电影，包括周星驰的喜剧电影，都有很多致敬《刘三姐》的调子。

　　可以说，电影《刘三姐》是红色中国“文化输出”的一个成功案例，这个成就，后世至今无法企及。然而，《文艺报》评论部主任石一宁却在2008年第一期的《南方文坛》杂志发表文章《重写<刘三姐>》，大谈电影《刘三姐》的局限性：

　　这样的观点代表着今天的主流知识精英对那个时代文艺作品的普遍偏见。讽刺的是，这样的偏见却是电影《刘三姐》成功的根本。

　　《刘三姐》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鼓舞下，中国人民开始了群众文艺运动高潮和新歌剧的“民族化”探索。

　　大跃进期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在素有“歌海”之称的广西，各地群众文艺团体纷纷以喜闻乐见的彩调剧、壮剧、采茶剧、侗戏、苗剧等形式来演唱《刘三姐》，向国庆献礼，广袤的壮乡瑶寨刮起了“刘三姐热”。

　　在广西群众文艺运动高潮的推动下，1960年4月，广西自治区党委举行了“《刘三姐》文艺汇演大会”，各地派出的演出队、团就有100多个。其中由柳州选送至南宁参加汇报演出的桂剧《刘三姐》以及由曾昭文编导的彩调剧《刘三姐》脱颖而出。戏剧专家们一开始并不看好彩调剧《刘三姐》，认为“用山歌写戏，缺乏动作性”，导致“山歌不山歌，彩调不彩调，风格不统一”……

　　然而，前往南宁观戏的张庚和贺敬之却对此剧颇为认可，贺敬鼓励说：“就是这样拿到北京去，就足以迷住北京观众。”广西党委也支持了贺敬之等人的看法，认为专家指责山歌入戏是“保守思想”、“否定群众创作”，而且强调“不要加工成知识分子调调”。事实的确如此，这个剧的创编从一开始就采用了集体化、群众化的创作方式，从定题到收集素材、集体创编，再到演出批评，无不是以“群众性”为其特色。山歌入戏既符合于向民间文艺学习，将群众文艺运动推向高潮的时代号召，又为新歌剧的“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别出心裁的尝试。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的伍晋南回顾总结说：这是“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胜利”。其后，由彩调剧改编的歌舞剧《刘三姐》四进怀仁堂，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赞扬。

　　1962年毛主席接见全国青年委员会与会代表，与傅锦华亲切握手

　　在人民解放、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刘三姐》对山歌进行的戏剧化再造，赋予了“刘三姐”崭新的生命。《刘三姐》以山歌与刘三姐传说相结合为线索，将劳动人民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遭遇以及其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社会性斗争，聚焦到“刘三姐”这个艺术形象上，秀才与刘三姐的对歌生动地展现了依附于剥削阶级的“封建性”的知识分子与“反封建”的劳动者的较量。高潮部分将“歌圩”布置成“歌阵”，响应了“刘三姐与群众联系”的革命时代命题，借助“传伞”的场景让作为领袖的刘三姐化身众人之中，无处不在地影响、组织群众放声歌唱、对抗禁令。最终，莫财主在一片“反歌”声中狼狈而走。

　　这样的艺术再造与创新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千百年来的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旧社会，劳动人民中间产生了大量以挖苦、讽刺为能事的山歌，体现了劳动人民为反抗剥削阶级的精神奴役，开展的“自发性”文化斗争。这些素材为群众集体创作《刘三姐》提供了丰富的基本元素，佐以革命理论的指导，从而彻底实现了走向“自觉性”的升华。在这个“升华”过程中，山歌入戏的形式让《刘三姐》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口语化、形象化的语言，这样的饱含情感的丰富语言，只有那些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生活无比丰富的劳动人民才有可能抒发出来，绝非“知识分子腔调”所能够生造得出来的。

　　而上面所提到的《重写<刘三姐>》一文所指责的两大“局限性”——“阶级斗争的主线”与“对知识分子的贬损”，恰恰是新生的《刘三姐》的灵魂所在，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无时不在的阶级压迫，《刘三姐》所贬损的也只是那些给剥削阶级当走狗的反动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这样，《刘三姐》才从红色中国风靡到东南亚，成为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受到群众广泛欢迎的艺术作品。

　　中央歌舞剧院著名词作家乔羽与其挚友著名导演苏里在广西观摩演出期间，萌生出了将彩调剧《刘三姐》改编成一部电影故事片的想法，最终促成了由南宁电影制片厂和长影厂合作拍摄电影《刘三姐》……

　　正如黄婉秋所说，“一个时代的艺术有一个时代的风貌”。每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产生，必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刘三姐》诞生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诞生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昂扬的理想主义、淳朴的劳动人民、本真的爱情、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勇敢团结的斗争精神，这些当年的精神风貌，无一不是《刘三姐》能够产生的根基。比照《刘三姐》的精神内核，今天你敢拍一部电影，让打工人和企业家“对歌（骂）”、让房奴与地产商“对歌（骂）”吗？于是乎，世间再无“刘三姐”，帮闲“秀才”满人间。

　　时代的“刘三姐”

　　当然，笔者这样赞扬《刘三姐》，肯定会有人拿黄婉秋后来的遭遇说事。

　　1966年的“运动”开始以后，在武斗和派系斗争尤为严重的广西，电影《刘三姐》首先被批判为“大毒草”，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以及“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工具，黄婉秋则在其后被划为“五一六分子”。批评者指《刘三姐》“用唱歌方式来代替农民起义、农民的武装斗争，否定了暴力革命”，演员黄婉秋的高工资也成了其被批判的原因。这些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至少前一条批评完全是上纲上线了。黄婉秋其后遭到批判、下放劳动改造，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与“刘三姐”绝缘。从黄婉秋后来的表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段经历成了黄婉秋心中永远的痛。

　　然而，看待这段历史，不能不认真思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太多的话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笔者只能指出两个细节：黄婉秋是被划为“五一六分子”的，这个身份本身就耐人寻味，黄婉秋的被平反是在1982年，而不是1978年；《刘三姐》被严厉批判为“大毒草”之后，惊动了毛主席，诗人何其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刘三姐》反压迫，是革命的”，这才使一些人对《刘三姐》的批判缓和了下来。

　　说起黄婉秋的遭遇，笔者想起了另一位“刘三姐”。

　　1973年，湖北黄石市歌舞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时年18岁的黄石市歌舞团演员程春莲因为重塑“刘三姐”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从1978年前红到了1978年后，之后她的商业活动还有各种演出也就随之增加，收入也越来越高，这让程春莲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开始出入各种灯红酒绿的场所。

　　渐渐地工作所带来的金钱，已经不够维持她日常的挥霍，看着身边很多人开始下海经商，程春莲也辞去了歌舞团的工作，带着积蓄前往深圳经商。由于没有经验，她的钱很快赔光。

　　再之后，程春莲利用之前打下的影响力，凭借着自身的美貌去认识各种老板富商，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的渤海石油公司营销处的科长梁书生，又凭借着梁书生的身份，进入到了石油公司。

　　看清石油行业的利润之后，程春莲动起了更大的歪心思——她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得50吨的油气资源，然后将其倒卖，从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最终，程春莲因倒卖的资源数额巨大，其中还涉及到了当时很多的著名商人，甚至有一些政界人士，影响极其恶劣，最终案发被判处了死刑，时年仅37岁。

　　1990年9月18日，程春莲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时，特地穿上一套白色运动服和一双白色布鞋，她在幻想和表示自己的“洁白”、“清白”，法官让她回答问题，她上前一步，回答完毕，又退后两步，手臂和两胯的摆动犹如重显当年“刘三姐”的纯朴优美，这是多么的讽刺。程春莲但凡有一丝《刘三姐》的精神内涵，也不至于此。当然，我们也无法奢求一个十几岁的小演员通过出演“刘三姐”，就能获得充分教育，产生多么高的觉悟。

　　“刘三姐”成就了程春莲，让一个小演员一夜成名；那么，又是什么让程春莲走上不归路的呢？看看今天乌烟瘴气、肮脏不堪的演艺界，我们不难找到答案。

　　相比程春莲，黄婉秋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在电影《刘三姐》风靡60年代的东南亚之后，不到20岁的黄婉秋已经享誉海内外，因为其姣好的面容，求爱信纷至沓来，个人工资更是连跳三级。

　　今天回过头去看的话，尽管将《刘三姐》打作“大毒草”是上纲上线，但60年代对演艺界高工资现象的批判却并非全无道理；黄婉秋的下放劳动，对她个人而言的确是“苦难”，但这个“苦难”却避免了她成为前一个程春莲——试想一个20岁左右、三观还未成型的青年，面对无尽的荣誉，高额的工资，高管、富商的追求，真的就能坐怀不乱吗？

　　1992年，黄婉秋顺应时代潮流和上级要求，下海经商办公司，但她终究还是守住了初心，办公司是为了传播刘三姐，而她自己不从公司拿一分钱！她曾经所遭遇的，与其说是“苦难”，不如说是“磨难”。不得不说，磨难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另一个“刘三姐”的人生结局，让笔者想起了《刘三姐》剧中秀才的一段唱词：“不如嫁到莫家去，穿金戴银住楼阁。”刘三姐则回答：“何不劝你亲妹子, 嫁到莫家做小婆？”

　　都说“人生如戏”，戏里的刘三姐与戏外的刘三姐，竟有如此天壤之别。原因无他，戏里的《刘三姐》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而戏外的“刘三姐”……

　　秀才生不逢时，“不如嫁到莫家去，穿金戴银住楼阁”在前一个时代受尽了群众的批判；而今演变成了“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远的不说，就说才发生不久的扬州戴局长、成都陈区长、警花张某渝……某些伪女拳将“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视作天经地义，骨子里面其实也是做了资本物化女性的帮凶，出卖自己的同胞。

　　《刘三姐》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毛泽东时代的女性题材或妇女解放主题的电影。同时代产生了一批这样的佳作，如长影厂1959年拍摄的《五朵金花》，上影厂1962年拍摄的《李双双》。遍观包括《刘三姐》在内的这些作品，其主角无不是普通的劳动妇女。女性的地位如何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只有在参与社会劳动中才能获得平等和尊严，同时因为当时的单位食堂、托儿所、洗衣组等社会主义社会化保障部门的建立，妇女不会再为家务劳动完全牵绊，从而可以超越家庭建立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彼此支持的社会集体，承担了妇女解放的使命、维护了妇女的权益，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妇女干部，参与到了社会管理之中，妇女地位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而在今天的女性电影中，青春、美貌、富有重新成了界定女性成功与否的标准，或者不再说“劳动最光荣”，或者将这个命题歪曲成对“老板的忠诚”，劳动妇女不再会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公共领域，这何尝不是另一种世上再无“刘三姐”呢？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