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社会改革纲领的批判
在《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一文中，我们回顾了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哲学世界观基础和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核心的主观社会学的批判，明确了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观社会学，是代表俄国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的社会学说；米海洛夫斯基等是一帮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思想家，是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阻碍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俄国传播和发展的“最凶恶的敌人”。在本文，我们将以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观社会学的批判为基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列宁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公开同社会民主党人作战”的、《俄国财富》杂志的“实践家和政治家”克里文柯等人泡制的关于俄国社会改革纲领的批判。
一、社会改革策略、理论依据之批判
克里文柯等人为了给自己泡制的关于19世纪末期俄国社会改革的经济政治纲领打开销路，便在他们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主观社会学的指导下，找出自己关于俄国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说什么俄国“‘人民工业’即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是完全对立的，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者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不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政府的“政策”，即“土地政策、赋税政策”等等的“缺点”。①克里文柯等人的这套理论观点，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
针对克里文柯等人关于俄国“人民工业”即手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对立、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论点，列宁指出：这种理论，只是把所谓人民工业即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与资本主义工业完全对立起来，“远没有说明它的经济组织”。①从他们所列事例来看，这里的“家庭手工制大生产”，也是“劳动受资本奴役的关系占优势。”②这种公然无视事实的态度，只能说明“‘人民之友’也和俄国一切自由派一样，他们总的倾向是掩盖俄国的阶级对抗和对劳动者的剥削，把这一切说成不过是‘缺点’。”③
接着，列宁便批判了这一理论所隐含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他指出：“克里文柯先生讲到资本主义总是直接从机器工业讲起，而绕过了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这是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其影响之一就是使人们忽视了我国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组织。”④其实，家庭手工制大生产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工业形式的一切标志：“商品经济已经达到高度的发展，生产资料集中在个人手中，工人大众遭到剥夺，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只好把劳动用在别人的生产资料上，他们不是为自己做工，而是为资本家做工。显然，就手工业的组织来说，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同大机器工业相比，它的特点就是技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工资低得不成样子），工人还保留一小块土地。后一种情况特别使‘人民之友’困惑不解，因为他们同十足的形而上学者一模一样，习惯用赤裸裸的直接矛盾来思考：‘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⑤
为了证明所谓“人民工业”不是资本主义，克里文柯等人还以工人占有土地为理由，说什么“工人没有土地就是资本主义，工人占有土地就不是资本主义”。⑥针对这种糊涂观念，列宁指出：克里文柯等人“局限于这种令人宽慰的哲学，而忽视全部社会经济组织，忘记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就是占有土地丝毫不能使这些土地占有者不过牛马的生活，不遭受其他同样的土地占有者——‘农民’的极端无耻的掠夺。”⑦“他们也不懂得，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在任何地方它都不能使工人同土地完全分离。马克思根据西欧情况探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只有大机器工业才彻底剥夺了工人。”“那种以‘人民占有土地’为理由，硬说我国没有资本主义的流行议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同劳动者完全离开土地没有关系，但丝毫也不因此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⑧至于俄国的大机器工业，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独特性，它也具有和整个资本主义西欧相同的属性，它已经绝对不容忍工人和土地保持联系了。”在俄国，“劳动者同土地的联系已是这样微弱而且虚幻，有产者（货币持有者、包买主、富裕农民、手工工场主等等）的势力已经是这样强固，只要技术再进一步，‘农民’”“就变成纯粹的工人了。”⑨克里文柯等人对俄国手工业经济组织的无知到了什么程度,真使人不可理解。
不仅如此，克里文柯等人为了否认家庭手工制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还以“没有资本主义化的行业”即烧砖业“基本生产费用很小”为由，来为自己辩护。⑩列宁通过对烧砖行业生产状况的分析，指出：“这一行业早已产生，但在最近15年内，由于铁路的修筑大大促进了销路，它才发展起来。在铁路修筑以前，家庭生产形式起主要作用，现在则让位于剥削雇佣劳动了。这一行业也没有免除小工业家在销售方面对大工业家的依赖：由于缺钱，前者往往按极低的价格把砖（有时是把砖坯即未烧的砖）就地卖给后者。”“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这种依赖关系，而且还有可能了解这个行业的组织”的资本主义关系。①此外，列宁还通过对手工作坊生产规模、工人成份和生产总额的分析，来揭示手工业作坊的经济性质。他指出：“这一行业的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组织，作坊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剥削雇佣劳动就越厉害，生产就越集中。”“这种由于多数人（雇佣工人）被剥夺而造成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既向我们说明这一行业内小生产者对包买主（大工业家也就是包买主）的依赖，也向我们说明了这一行业对劳动的压迫。由此可见，劳动者被剥削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本身。”②
为了进一步批判克里文柯等人否定家庭手工制大工业资本主义性质的荒谬理论，列宁又举出一个资产阶级性质表现得弱的陶器业的例子。③通过分析，列宁指出：“这一行业中的关系（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也是资产阶级关系，这里有商品经济基础上发生的同样的分化，并且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分化，它导致剥削雇佣劳动”。“我们看到，拥有规模较大、收入较多的作坊并靠他人劳动”“取得纯收入的少数人在积蓄‘储金’，而多数人却在破产，甚至小作坊主（更不用说雇佣工人了）也不能收支相抵。后者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前者奴役，其所以不可避免，正是由于这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④这种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在于：“由于商品经济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的产品落到私人手中，成为私人手中压迫和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成为剥削多数人而使个人发财的手段。不要以为生产关系的这种性质还不大发展，同生产者的破产并行的资本积累微不足道，因而这种剥削、这种压迫就表现得轻微些。其实完全相反。这只会导致更粗野的农奴制的剥削形式，使资本在它还不能单纯用按劳动力价值购买工人劳动力的办法来直接支配工人时，能用高利贷压榨的罗网把劳动者束缚起来，用盘剥手段把劳动者控制起来，结果是不仅从劳动者身上攫取额外价值，而且攫取很大一部分工资，同时又不让他们有更换‘老板’的机会，从而更加重了对他们的欺压”，并且还要他们“把老板‘给’（原来如此！）他们工作看成一种善行，借此奚落他们。”⑤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行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人格化的“老板”是多么虚伪，也可看出作为“人民之友”的先生们理论的荒谬性。
为了把“人民工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对立起来，说明“人民工业”不是资本主义，小生产者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在于俄国政府“政策”的所谓“缺点”，克里文柯等人还搬用统计部门的所谓“平均数字”来证明。⑥在对这班先生列举的一系列事例和数字，诸如农民家庭收支状况等进行分析比较之后，列宁指出：他们“随便取出一些平均数字来摆弄，很明显，实际结果不仅是虚伪，而且是欺骗。例如，我们看到，一个富裕农民”“可以弥补9个贫苦户的亏空”，“100%的富裕农民的纯收入不仅可以弥补50%的贫苦农民的亏空，而且略有剩余。”其实，“只有中等农民才勉强说得上衰落，而贫苦农民大众则直接遭受剥夺。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则日益集中在占有规模较大、基础稳固的农庄的少数人手里”。①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民家庭收支状况证明，“农户类别越低，则靠副业获得的收入比重就越大，而所谓副业主要是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户类别越高，则农业的商品性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资产阶级性质）就越强，出卖粮食的百分比就越大”,“被剥夺的农民丧失的生产资料”已经或正在“变为资本”。②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商品经济而且正是这个商品经济把‘人民’和‘农民’分裂为无产阶级（破产而变成雇农）和资产阶级（吸血鬼）”，“正是这个商品经济在变为资本主义经济。”③可见，克里文柯这班先生为了否认“人民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不惜歪曲客观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发展的现实，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否定“人民工业”资本主义性质的种种谬论之后，列宁作出以下结论：第一，这般先生避而不谈甚至歪曲事实，把“人民工业”与资本主义工业对立起来，就是为了“掩盖俄国的阶级对抗和对劳动的剥削，把这一切说成不过是些‘缺点’。”④
第二，这般先生之所以把“人民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对立起来，是因为他们是小市民思想家，他们不能想象“这些小生产者是在商品经济体系中生活和进行经营的”，也不愿看到，小生产者“同市场的关系必然地和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⑤
第三，19世纪末期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表明，商品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分化，就是商品经济本身的力量必然引起的分化。这个商品经济而且正是这个商品经济，已经或正在把“人民”或“农民”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变为资本主义经济。⑥
第四，事实已经表明，在俄国，由于商品经济引起的“人民”或“农民”等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分化，不仅在工厂，而且在最偏僻的乡村到处都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到处都是在商品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⑦
第五，事实已经表明，小生产者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不在俄国专制政府的政策，诸如土地制度、赋税政策等等的“缺点”，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于俄国国内客观存在并逐步展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克里文柯等人大谈“人民”的、真正的、正常的工业，不过是为了抹杀一个事实，即俄国手工业无非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为了维护正处于衰落境遇的俄国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利益。
最后，否定“人民工业”即家庭手工制大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农民和市民小资产者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政策上的“缺点”，幻想与政府妥协，欺骗民众，愚弄民众，妄图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他们关于社会改革的具有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特色的经济政治纲领。这就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关于俄国社会改革的策略原则和理论依据。
二、经济政治纲领之批判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关于社会改革纲领的策略原则和理论依据之后，列宁即着手对他们所泡制的经济政策纲领的批判。
在《农业部》一文中，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沙柯夫披露了他们经济政策纲领的内容，即“改组农民银行，成立垦殖管理署，整顿官地租佃以利于人民经济”。并且自豪地说：“这就是复兴人民经济并使其不受新兴富豪的经济暴力”“侵害的纲领。”在《经济发展问题》一文中，他又补充说：“扫除目前束缚村社的一切障碍，取消对村社的监护，过渡到共耕制（农业社会化），发展地里出产的原料的村社加工业”。之后，克里文柯和卡雷舍夫又作了补充：“发放低息贷款，组织劳动组合式的经营，保障销路，使企业主无利可得，”“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实行其他技术改良”，兴办“博览馆、货栈、代理店”，等等。①真可谓全面而具体。
针对这班先生设计的这一纲领，列宁首先指出其局限性。他说：从这一纲领的内容就可看出，“这班先生是完全站在现代社会”，也即是“站在资本主义制度基地上”的，他们“只想对这个社会修修补补、敷衍了事，而不懂得他们的这些进步办法，如低息贷款、技术改良、银行等等，只能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②
接着，列宁便逐条批判和揭示这一纲领的荒谬性。针对《纲领》鼓吹的“改组农民银行”和“发放低息贷款”方案，列宁指出“在现代制度基础上的任何改良都无济于事，无论是信贷，是移民，是赋税改革，是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都不能在实质上改变什么，反而会使现在被多余的‘监护’、农奴制贡赋的残余和农民的依附于土地等等所束缚的资本主义经济加强和发展起来。”③列宁接着指出：“他们不懂得我国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在农民中也同在其他等级中一样），他们不是努力使这一对抗充分展开，不是直接同那些由于这种对抗而受奴役的人站在一起，设法帮助他们起来斗争，反而梦想指靠一切人，指靠调解和联合，用这样的办法来停止斗争。”“这些办法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能享受信贷、技术改良、银行之类‘进步’的，只是那些正常和稳固的经营条件下有相当‘储金’的人，就是说，只是那些区区少数即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无论你们怎样改组农民银行和类似的机关，丝毫也不会触动这一主要的根本的事实，即广大居民已经遭到剥夺并继续遭受剥夺，他们甚至无钱养活自己，更不用说进行正常的经营了。”④也就是说，这班先生设计的这些办法，只是虚幻的花朵，只能有利于那些“有相当储金”的富人和那些少数小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于解救那些已经遭到剥夺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和小生产者摆脱艰难困境，则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这班先生提出的“劳动组合”、“共耕制”和“农业社会化”，列宁只是当作一种笑话，“因为社会化，并不是只在某个村子范围内组织生产，因为要实现现社会化，就必须剥夺那些垄断生产资料并操纵现时俄国社会经济的‘吸血鬼’。要做到这一步，就需要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不是无聊的小市民说教。”⑤列宁指出：“他们的这类措施不过是些自由派温和的治标办法，全靠慈善的资产者的施舍来勉强维持。这些办法引诱被剥削者放弃斗争，其害处可能比改善个别人的状况这种好处大得多，这种改善在资本主义关系的一般基础上不能不是微小的和靠不住的。这班先生抹杀俄国生活中的对抗到了何等荒谬地步”，只有“怀有停止现时斗争的及其善良的愿望的，也就是怀有那种铺成地狱的愿望”的阴谋家，才想得出来！①这班先生提出的这套措施，充分暴露了他们不仅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思想家，而且已经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奴仆。
针对克里文柯等人设计的“股份制农业”的经营模式，也即“股票不应属于私人而应属于村团，同时，将来在企业中做工的那部分村团居民应该领取通常的工资，而村团则应保证他们同土地的联系。”②列宁讥讽说：“这可真是了不起的行政天才！用多么简单、多么容易的手段就使资本主义进入了人民生活而不消除它的各种弊病！只是必须设法使农村的富人能通过村团购买股票并从‘部分居民’参加劳动的那个企业方面获得收入，而‘部分居民’则应得到同土地联系的保证，——这种‘联系’使一个人不可能靠这块土地过活（否则，谁愿意去挣‘通常工资’而做工呢？），但足以把他束缚在一个地方，使他遭受本地资本主义企业的奴役而无法更换老板”即资本家。③列宁认为，这班先生设计的此种经营方式，虽然是“胡言乱语”，但是，“它反映着俄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也是俄国“最流行的一种社会思想”。但问题在于，“俄国由农奴制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已经造成而且现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在造成劳动者的这样一种情况：农民既然不能靠土地养活自己，也不能靠土地向地主缴纳贡赋（他们直到现在还缴纳这种贡赋），就不得不去挣‘外水’”（出卖劳动力，为市场干活——引者注）。“这种情形曾使农民能够过着比现在稍好一点的生活”，“于是‘人民之友’就把这种制度理想化，干脆抛开它的黑暗面，梦想着这种制度”。其实，“这种制度在现实中早就不存在了，早已被资本主义破坏了，资本主义已使广大种地的农民遭到剥夺，已把从前的挣‘外水’变成对过剩‘人手’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了。”而“人民之友”却旧事重提，”“把这种制度理想化”，用来作为拯救“人民经济”的灵丹妙方，真是可笑至极！④列宁最后揭示了这班先生的矛盾心理及其实质。他指出：“我们的小市民骑士”“想要保存农民同土地的‘联系’，但又不要农奴制，其实只有农奴制才保障过这种联系，而农奴制又被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摧毁了，已使这种联系无法存在了。他们想要这样一种外水，这种外水不会使农民离开土地，在为市场干活时不会产生竞争，不会造成资本，不会使广大居民受资本奴役。他们忠实于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想从这里和那里‘采纳’长处，其实这种幼稚愿望自然只会造成忽视现实的反动梦想，使人无法理解并利用新制度真正进步的革命方面，而去同情那种半农奴制半自由的劳动的旧时美好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剥削和压迫的一切惨状而不可能给人以任何出路）永恒化的措施。”⑤“人民之友”的这种矛盾心理和主观设计，充分暴露了他们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思想家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及其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折衷主义、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可怜面目。
为了使人们认清“人民之友”经济政策纲领的实质，列宁又举出曾经为他们成员所称颂的两个例子予以证明。
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莫斯科地方自治局的统计中的“家庭农场”，即某位克.太太农场。据说，她的农场是用本地农民的劳动来经营的，农民为了偿还冬季从她那里借来的面粉等等而替她种地；并且女主人非常关心农民，帮助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是该乡最宽裕的农民，他们的粮食“几乎能吃到新谷登场（从前还不够吃到冬天的尼古拉节）”。①“人民之友”瓦.奥尔洛夫认为，“这个有名的农庄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实践上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他们所喜欢的论点：‘哪里农民的农业情况好，哪里私人土地占有者的农庄就经营得好些’。”②对于瓦.奥尔洛夫等人的这种议论，列宁反问道：“‘这种安排’，是不是就会像”“瓦.奥尔洛夫先生所想的那样，排除‘农民和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对立’呢？”③列宁回答说：“显然不会，因为克.太太是靠她的农民劳动过活的。可见剥削一点也没有消除。看不见对被剥削者的慈善态度后面隐藏着剥削，这对克.太太是可以原谅的，但对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就绝对不能原谅了。一个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居然对这种事情表示赞赏，也就同西欧那些赞赏资本家对工人仁慈，兴高采烈第传播厂主关心工人、为工人开办消费品商店、建筑住房等等的慈善家完全相似了。根据这类‘事实’的存在（也就是‘可能’的）就得出没有利益对立的结论，那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④列宁最后说：“显然，‘人民之友’的思想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作为真正的小市民思想家，他们所要的不是消灭剥削而是缓和剥削，不是斗争而是调和”，其目的在于，希望“农民照旧向地主和资本家缴纳‘贡赋’”，只要“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的所谓“公平”待遇。⑤
第二个例子，就是“人民之友”尤沙柯夫先生在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俄国人民土地占有标准》中关于“人民”应该占有多大面积土地可以排除资本主义和剥削的设计。⑥列宁明确指出：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尤沙柯夫先生“是以‘资本主义进入人民生活’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他“把能满足‘粮食需要和支付税款’的份地当作占有土地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生活需要，则“可用‘外水’来弥补……”，“这样一种制度，使农民由于保持土地的联系而遭受双重剥削，既在‘份地’方面受地主剥削，又在‘外水’方面受资本家剥削。”⑦“小生产者遭受双重剥削，而且生活条件又必然造成他们战战兢兢、备受压抑，不但毫无希望获得胜利，而且根本无法进行被压迫者阶级的斗争，——这种半中世纪状况却是‘人民之友’的视野和理想的极限”。可见，“‘人民之友’丝毫不想使现存制度有任何根本改变。他们完全满足于在现有基础上实行一些自由派的措施”。⑧这一例证，充分暴露了这班先生“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和目的。
在他们关于社会改革的经济政策纲领中，克里文柯等人还提出“改组人民工业”的方案，其具体措施：一是组织“使企业主不能获利的大经济”，或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⑨二是组织没有资本的激烈竞争工业部门。⑩
关于组织“使企业主不能获利的大经济，”或者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克里文柯等人说：要组织大规模生产，就“需要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机器等等”。“这些条件”要“由别的什么条件来弥补，如低息贷款，取消多余的中介，劳动组合式的经营，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保障销路，发明更便宜的发动机和其他技术改良，最后稍微降低工资”等。①对于克里文柯等人的这一设计，列宁尖锐地指出：“要知道，要组织没有企业主的大生产，首先必须消灭商品的社会经济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这样用公社占有形式来替代私人占有形式，显然需要预先改造生产形式，需要把小生产者分散的细小的独立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总而言之，需要的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可是‘人民之友’根本不打算立足于资本主义。”“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要消灭商品经济：显然，他们的远大理想绝不会超出这个社会生产体系的框子。”②“其次，要消灭企业主的获利，就得剥夺企业主，因为他们的‘获利’正是由于他们垄断了生产资料。要剥夺我们祖国的这些栋梁，就需要有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人民革命运动，而有能力进行这一运动的只有和这个制度没有丝毫联系的工人无产阶级。可是‘人民之友’根本没有想到什么斗争，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这些企业主自己的行政机关外，还可能有而必然有别的社会活动家。”③为了使企业主免受利润上的损失，他们又想出用“信贷、安排销路、改良技术等来‘抵补’。”④对于此项措施，列宁讥讽道：这样，克里文柯先生们“就万事大吉了：消灭企业主‘获利’的神圣权利这种使企业主先生感到委屈的事不会有了，而出现的是自由派的温和措施。”然而，“这些措施只会使资本主义获得更好的斗争武器，只会加强、巩固和发展我国小的‘人民的’资产阶级。”⑤不仅如此，为了设法使企业主不能获利而得到补偿，克里文柯等人又想出一个妙招，即“稍许降低工资”。⑥对此，列宁指出：这种办法“骤然看来，会觉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实则不然。这是在始终如一地贯彻小市民思想。”克里文柯等人“看见大资本同小资本斗争的事实，作为真正的‘人民之友’，当然要站到小……资本方面。他同时听说降低工资是小资本家的一种最有力的斗争手段，——降低工资，也和延长工作日一样，确实是俄国许多生产部门中常见的现象。于是，他为了无论如何要拯救小……资本家，便主张‘稍许降低工资”。⑦问题非常清楚，克里文柯等人为了“使企业主不能获利”所造成的损失而设计的各种“补偿”措施，完全是维护小资产者阶级的利益的。而且这种办法也充分暴露了以“人民之友”自居的小市民思想家虚伪、软弱、奴性的特点及其反动本质，“‘人民之友’口头上是远大理想，行动上是老一套自由主义。”⑧
对于组织“使却没有资本的激烈竞争”工业部门，这班先生说：“垄断和辛迪加是发达到工业的理想。”“虽然我国并没有‘资本的激烈竞争’，可是这些机构也在我国出现了。”并且，“供这些工业部门发展的地盘还很大，还能吸收大量资本。”⑨
对此，列宁指出：在实际问题上，这班先生忘记了“国内市场缩小”的问题。但是，要扩大市场，又必然会引起“农民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只有这种分化“才能造就国内市场”。同时他们也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俄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的领导者，在俄国也同别的任何地方一样，是资产阶级。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市场的扩大，资产阶级对市场的领导，则必然会产生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资本之间的激烈竞争又必然会产生垄断，从而使垄断成为“国力发展的新的障碍”。①
为了消除垄断这一妨碍国力发展的新障碍，这班先生又提出利用以富豪制为特征的国家形式，给富豪提供一定的条件，激发富豪们的“进取心和首创性”，让富豪参与“人民”生产，来发展“国力”。②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首先，列宁点出了克里文柯等人这项措施与他们先辈的主张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在很久以前，伟大的解放改革（根据尤沙柯夫先生的发现，这个改革本应给‘人民’生产开辟一条平稳正常的发展道路，而事实上却只给富豪开辟了发展道路）印象犹新的时候，你们的前辈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俄国的个人进取心的富豪性质，即资产阶级性质”。可这一点却被“您忘记了”。“在谈论‘人民’流通和借发展‘进取心和首创性’来发展‘国力’时，不提这一发展的对抗性”，“不提这种进取心和这种首创性的剥削性质”。显然，克里文柯等人的这套方案与他们前辈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③列宁进一步指出：“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反对垄断之类的机构，因为这类机构无疑地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除了这一切中世纪的桎梏外，束缚劳动者的还有更厉害的现代的资产阶级桎梏。”④废除垄断，无疑对全体“人民”都有益处，它既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加在人民头上的桎梏，也可以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继承下来的半奴奴制加在人民头上的更为深重的苦难和桎梏。同时，也可使工人阶级能够自由行动，易于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是，这种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却有可能触及他们所代表的市民小资产者的利益，这又使克里文柯这班先生害怕起来。⑤可见，克里文柯等人的改革总是在他们各种矛盾心理的相互作用下进行的。这种心理境况，不可避免而且必然决定他们这班先生关于“改组人民工业”的方案，充满着矛盾和不确定性，从而使他们的改革方案不能不打上市民小资产者阶级思想体系的烙印，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保守性和荒谬性。
在克里文柯等人关于社会改革的经济政策纲领中，还有一套“令人感动”和“人民之友”“热情奔放”的设计，即为“农村需要”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男女医生，医著，律师，教员，图书馆和书店的创办人，农艺师，林学家以及从事农业的各种人员，有各种专长的技师，信贷机关与货栈的创办人和领导者，以及其他等等。⑥对于克里文柯先生列出的这些措施，列宁首先用农民阶级分化的事实揭露了他们这套设计的空想和虚伪的性质。列宁说：农村确实是需要这些人。但这种农村”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农村，是善于经营的农夫的农村，因为这些人的‘储金’，能付给克里文柯先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那些手艺人以报酬。这种农村确实早已就渴望有技师，有信贷，有货栈，——所有的经济学著作都证明了这点。可是另外还有一种人口多得多而‘人民之友’不妨更要经常想到的农村，——这就是破产的、衣衫褴褛的、被刮得一丝不剩的农民的农村，他们不仅没有‘储金’来支付‘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甚至没有足够的粮食使自己不致饿死。你们还想用货栈来帮助这种农村！！我们那些有一匹马的和无马的农民拿什么放到这些货栈里去呢？拿自己的衣服吗？可是他们早在1891年就已经把自己的衣服典当给乡村和城市里的盘剥者了，那时这班盘剥者为了实行你们那种人道的自由派的办法，已经在自己的家里、酒馆里和店铺里设立了真正的‘货栈’。”而那些“破产的、衣衫褴褛的、被刮得一丝不剩的农民的农村，”“剩下的只有一双做工的‘手’了”，还有什么能放到“货栈”里去呢？①列宁接着痛斥说：“为‘农民’中的技术进步所感动而又闭眼不看这些‘农民’大批遭受剥夺，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班‘民主主义者’鄙陋到了极点。”②上述事实还证明，这班先生“把农民看成某种内部一致的单一的整体”的荒谬性，他们所列“这些进步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已经“丧失了俄国旧时社会革命民粹派的优点，”③已经变成俄国专制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最后，列宁揭示了克里文柯等人所泡制的经济政策纲领的改良主义特点。列宁指出：“‘人民之友’只注意‘农夫’怎样狂热地寻找新的耕作方法，使养活他的土地变得肥沃起来，却忽视了事情的反面，即‘农夫’又在狂热地离开土地。他们像鸵鸟一样地把脑袋藏起来，不愿正视现实，不愿看见他们眼前发生的正是农夫失去的土地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④“一味唱哈利路亚，满口仁义道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学问’，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他们甚至把温和自由派对现代制度的这种补缀推崇为一套完整的哲学。”⑤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的先辈革命民粹派反对“沙皇政府”、维护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的革命理想，而崇尚“人道的和自由主义的事业”，走上“与沙皇政府妥协”、同流合污的道路。⑥他们的策略原则和经济政策纲领“清清楚楚地表明:要是对政治机构缺乏唯物主义的批判，要是不理解现代国家的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到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只有一步之差。”⑦也就是说，他们所泡制的温和自由主义的纲领，所从事的、高尚的、人道的和自由主义事业，完全是以唯心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的，已经滑向政治上与沙皇政府同流合污、共同欺压、剥夺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机会主义泥淖的边缘。
在批判了克里文柯等人泡制的经济政策纲领之后，列宁又进一步批判了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纲领。这一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政治纲领，其内容可概括如下：（1）把国家产业部改组为农业部；（2）实行国家干预，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经济上的欺凌；（3）废除盐税、人头税和减低赎金，以舒缓人民经济；（4）实行“格莱斯顿土地法案，俾斯麦工人保险法，工厂视察制”，“设立农民银行”，“组织移民事宜”，“反对盘剥者”措施等。⑧归结起来，不过一点，即实行国家干预，由政府实施舒缓人民经济。
列宁首先揭揭示了“纲领”的机会主义的特征。列宁指出：克里文柯等人直截了当地说表示，要像“格莱斯顿先生之流和俾斯麦先生之流一样”，“站在现代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修补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而不是反对现代社会。”①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纲领的改良主义特征。不仅如此，本来，由于专制政府的“支持、保护和创立”，在俄国造就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俄国国内出现的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的两级分化，是俄国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业和工业发展”的结果。农民小生产者和市民小资产者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克里文柯等人却把俄国专制政府这种培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行为，说成是政府的“不好的活动”，国内社会生活发生的这些变化，是因为“政府没有觉察出来，”后经“多方面加以阻挠”而未能有效制止。②显然，这是在掩盖和歪曲事实，这是在替政府洗白，为政府的反动行为辩护。其目的是向政府献媚，妄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这种卑劣的机会主义行为，实在让人作呕。
其次，列宁揭示了这班先生鼓吹“国家干预”的实质。克里文柯等人直截了当地表示，要通过实行“格莱斯顿土地法案，俾斯麦工人保险法，工厂视察制”，并且说，这是运用“国家干预原则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的尝试。”③对此，列宁指出：“他们把在现代社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保护现代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关即国家，看作是实行改革的工具，他们简直认为国家是万能的，是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他们不仅期待它来‘支持’劳动者，而且期待它来创立真正的正常秩序”，真是异想天开。④不过，他们忘记了自古以来，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国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总是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从实质上看，作为俄国专制政府的国家，就是剥削阶级的国家，就是在俄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国家。作为这样的国家，它必然要为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由于这班先生是“十足的小市民思想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小市民的基本特征”，这个特征“就在于小生产者为生产条件本身所分散和隔绝，被束缚于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剥削者，因此，不能了解使他受到的痛苦有时并不亚于无产者”所受的“那种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性质。不能了解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国家也不能不是阶级的国家。”⑤这样，作为小市民思想家，由于他们所代表的市民小生产者阶级的阶级利益和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威逼利诱，在他们设计的用以“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所谓“国家干预”背后，就不能不有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影子”，就不能失去其不独立性和自主性，就不能不成为俄国资产阶级国家附庸或帮凶。
至于克里文柯等人鼓吹的由政府实施的“舒缓人民经济的重大办法，”诸如“废除盐税、废除人头税和减低赎金”等，列宁认为，这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也是一场骗局。他揭露说：对于这些措施，政府是实行了。然而，在废除盐税时，政府“又规定了一大推新的间接税而且提高了原有的间接税”，在废除人头税时，政府“又在改税金为赎金的借口下增加了前国家农民的纳税数额”，“在臭名远扬的减低赎金办法”实行以后，“纳款数额同土地收入不相称的情形，即农奴制代役租的直接残余”“至今仍旧存在”。⑥然而，他们还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温顺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这班先生的奴才像，“就是在俄国自由派报刊中间，”“也是以毫无独立性而超群出众的”。⑦
不仅如此，克里文柯等人在“论证俄国经济制度的因素”时，还主张与国际接轨，配合“欧洲宪兵”，充当“国际关系中经济一致的传播者”。①并且，还主张争取知识分子和著作界，从社会意义上支持和鼓励政府所进行的“每一行善的尝试”，甚至提倡一些“老练的官吏”“按照新条例去当地方官、市长、地方自治局主席和委员”等职，以便“推行任何一种重要改良”，等等。②对于克里文柯等人的这些建议和设想，列宁尖锐地指出：“这个欧洲宪兵，这个一切反动势力的经常的和最可靠的支柱，把俄罗斯人民弄到如此可耻的地步，使他们既在本国受压制，又充当压制西欧各国人民的工具”，而克里文柯竟然还让政府与他们同流合污，“充当经济一致原则的传播者！”“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人民之友’先生们大大超过了一切自由主义者。他们不仅是请求政府，不仅是赞美政府，他们简直是向这个政府祷告，磕头祷告，祷告得这么起劲，使人们听见他们虔诚的额头碰地的响声就不禁毛骨悚然。”③列宁痛斥说：“鬼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分明是一钱不值的机会主义，却这样自摧自擂！”④
最后，列宁揭露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说以及他们泡制的经济政治纲领的叛卖行为和反动实质。列宁认为，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不仅在糟蹋而且完全背叛了他们的父辈即革命民粹派的初心和理想，成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耻叛徒。他们的学说及其所泡制的经济政治纲领，已经堕落或变成软弱无力的折衷主义。“这种折衷主义，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成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已经不能否认商品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可是又不愿看见一切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不愿看见在这个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以发动农民进行反对现代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已经变成以在保存现代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去补缀和‘改善’农民状况为目标的纲领了。”⑤
三、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真面目和阶级本质
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米海洛夫斯基和克里文柯等人，为了推行自己泡制的充斥改良主义毒汁的机会主义纲领，不惜偷梁换柱、歪曲事实，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并使尽浑身解数，欺骗人民群众，其手段之虚伪，行径之卑鄙，方式之庸俗，在俄国自由派中间，乃至整个知识界，真可谓出类拔萃。
为了撕破这班先生的假面具，列宁对他们虚伪而恶劣的行径进行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
首先，批判了这班先生玩弄的不正当的论战手法，列宁指出：“他们并不打算直率诚恳地叙述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现实的看法，”“并从实质上反驳这种看法，反驳从这种看法得出的实际结论的正确性”。他们“宁愿用一些毫无内容的词句支吾搪塞，谈论抽象公式和对这些公式的信念，以及深信每个国家必须经过某某阶段……等等之类的鬼话，这种鬼话我们在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那里已经听够了。”⑥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进行论战的这种拙劣狡猾的手法，实在令人不齿！
其次，列宁揭露了克里文柯先生为了标榜自己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歪理邪说，不惜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歪曲和捏造的丑恶行为。克里文柯先生从有名的《马克思的一封信》（1888年《法学通报》第10期）中，摘引了马克思谈到他很尊敬车尔尼雪夫斯基（他认为俄国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的一段话，加上引号，即确切地转述了马克思的话（最后一句是：“他<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后一种解决方法），然后补充说：“马克思说，我也赞同<黑体是克里文柯先生原有的>这种观点”。①对此，列宁痛斥道：这完全是我们的骑士对马克思观点“公然的歪曲捏造”。②列宁指出，“其实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么，他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③“马克思是说，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没有理由把他看作是俄国特殊发展观的反对者，因为马克思对赞成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尊敬，而克里文柯先生却曲解成似乎马克思‘承认’这种特殊发展。”列宁愤怒地指出：他们的这种卑劣行为，不仅是歪曲和捏造，而且“简直是撒谎。”④
第三，列宁无情地揭露了克里文柯等人的两面派嘴脸。列宁揭露说，如果你试着向“人民之友”说明俄国的社会现实，即“俄国各地劳动者所受的剥削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剥削，依据某些证明农民分化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经济标志”，断言“农村善于经营的农夫和包买主，应当被算作资本主义的代表，那他一定会嚎叫起来，把这叫做不可思议的邪说，高喊这是盲目抄袭西欧公式和抽象图式”；但是当他们需要大肆渲染和攻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从事的革命所带来的“惨象”时，“却可以把高尚的科学和纯洁的理想都丢在一边”，而承认“收买农民粮食和农民土地的包买主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你如果试图证明，现在俄国资产阶级由于把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不仅已在各地控制着人民劳动，而且对政府施加压力，造成、迫使和决定政府的政策具有资产阶级性质”时，“那他一定会大发雷霆”，高喊俄国政府“是万能的，它只是由于可悲的误会和偶尔的不幸，才总是‘召请’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参与杜马的施政；“而在暗地里自己又不得不承认杜马”中的“酒馆老板是资本主义的代表”。这班先生以实用主义为依据，明里一套，暗里一套，前后不一，矛盾百出，两面派的拙劣表演，真使人拍案叫绝。⑤事实已经证明，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诸如米海洛夫斯基和克里文柯等人，打着“人民之友”的旗号，欺骗和麻痹民众，妄图取消和扑灭民众反对俄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已经堕落为俄国资产阶级政府反动统治的御用工具和帮凶。
第四，列宁还利用克里文柯先生对19世纪末期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司徒卢威先生的攻击，进一步揭露了这班先生的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面目。本来，司徒卢威先生曾在一个德文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反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论文，而克里文柯却说司徒卢威把“拥护村社和份地”的人的思想当作“民族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的罪名加在他们这班先生身上。其实，司徒卢威根本没有把“拥护村社和份地的“自由主义民粹派视作“社会主义”，他说的只是民粹派“民族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克里文柯等人关于司徒卢威把“社会主义”的罪名加到他们身上的指责，不仅把“社会主义”与他们“拥护村社和份地”的经济政治纲领相混同，而且也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一种歪曲和庸俗化。对此，列宁指出：司徒卢威对民粹派进行批判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克里文柯把“社会主义”与司徒卢威所反对的民粹派所具有的空想性的“民族社会主义”机械地联系起来，更说明这班先生知识之浅薄、思想之混乱。①列宁针对这班先生的滑稽行为，鲜明地指出：“要知道，反对剥削劳动者的抗议和斗争，目的在于完全消灭这种剥削的斗争，才叫作社会主义，而‘拥护份地’则是主张农民赎买以前由他们支配的全部土地。即使不是主张赎买，而是主张无代价地把农民在改革前所占有的全部土地留归农民，那也还是没有半点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封建时期形成的），在西欧各地和在我们俄国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当谁都知道在村社内部安然存在着和不断产生着对劳动者的剥削的时候，‘拥护村社’，也就是反对用警察手段干涉通常的土地分配方法”当作“社会主义”，“这未免把‘社会主义’一词用得太滥了”。②
第五，列宁还通过对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政治纲领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后果的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机会主义特点和阶级本质。列宁指出：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纲领内容，看看所有这些调整移民和租佃、所有这些低利贷款、博物馆、货栈、技术改良、劳动组合和共耕制，那我们就会看出，这些纲领在所有‘严肃正派的报刊’上，就是说，在不算是农奴主报刊或御用报刊的自由派报刊上确实流传很广。关于这一切办法的必要性、有益性、迫切性和‘无害性’的观念，在整个知识界中已根深蒂固，并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传播”。“如果把这当作民粹主义”的巨大成功，当然是“不容争辩的”。但是，“这种成功和这种广为流传，是以民粹主义的庸俗化为代价的的，是以同我国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社会革命的民粹主义转变为同这种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仅仅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派的机会主义为代价的。”③“‘民粹主义’的措施只能加强小资产阶级，或者（劳动组合和共耕制）必然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治标办法，是一种无聊的试验；自由派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地那样温和地推行这种试验，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试验丝毫也不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不仅不会引起资产阶级的反对，相反，还得到他们的赞赏。④种种事实表明，民粹主义已经“堕落为小市民机会主义。”⑤
最后，列宁批判和揭示了这班“冒充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小市民思想家”理论的反动性。列宁指出：他们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他们抹杀现代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对抗，硬说可以用一般的、照顾到一切人的‘振兴’、‘改良’等等措施来办妥一切，硬说可以调解和统一。”⑥“他们之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出一种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从而宜于并且能够给被剥削群众以某种重大真诚帮助的东西。”⑦“他们之所以是反动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劳动者为了本身的解放必须自己进行斗争，必须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几乎完全拟好了一个‘把资本主义推行到人民生活中去’的‘计划’。”并且还编造出一些肉麻而明显带有欺骗性的话语来安抚工人，让“工人可以放心”。①
列宁总结说：如果我们把“人民之友”的小市民思想同“现代社会主义、同有关俄国现实的现代资料加以对照，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思想已经衰落到什么程度，它已经丧失了任何完整的理论基础，堕落成了可怜的折衷主义，”他们泡制的关于俄国社会改革的经济政治纲领，已经“堕落成了最平庸的文化派机会主义的纲领”。②为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当前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社会主义者应该坚决彻底地同一切小市民的思想和理论决裂，”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从同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中，得出的“主要的有益的教训。”③
四、要注意学习和研究历史
历史是一部教科书，也是一面镜子。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能使人们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期，辨是非、识忠奸、知荣辱、顺趋势、循规律、走正道，能使人们乃至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史为鉴，汲取成功的经验，接受失败的教训，增长才干，创造有益于人类的丰功伟绩。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仅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思潮进行斗争的历史，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及其理论进行斗争的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学习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不仅能使我们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和曲折，而且也能使我们清楚什么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高度科学性和无限真理性的革命理论；从而也能使我们更加明确，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要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能冲破一切艰难险阻，摈弃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战胜国内外的一切反动势力，无往而不胜。
具体到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批判，它不仅是19世纪末期俄国马克思主义与国内小资产阶级及其理论思潮的论争，而且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为代表的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以俄国19世纪末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为依据，不仅批判了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社会学的主观方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而且批判了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在19世界末期关于俄国社会改革的政策策略和经济政治纲领，揭示了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基础、阶级基础及其反动本质；不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俄国民粹派由革命的民主主义到市民小生产者阶级的自由主义、由盛到衰的演变过程，而且揭示了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哲学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政策策略上的折衷主义和机会主义；不仅揭示了他们对革命民粹派先辈们的“修正”和背叛，而且也揭示了他们所具有的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二重性、摇摆性、两面派嘴脸及其虚伪性和欺骗性。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末期开展的与国内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及其思想理论的论战，以及由他们进行的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别动队——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斗争，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俄国民主革命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政策策略和经济政治纲领等方面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也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处于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的市民小资产者阶级所具有的劣根性。由于这班先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地位，他们必然或是跟着资产阶级走或者跟着无产阶级走，必然是摇摆不定，糊里糊涂，耽于幻想，总希望左右逢源，走中间道路，两不得罪，奉行实用主义。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利益，在任何政治上的勾结形式之下，一遇适宜气候，他们就必然会抛弃“人民之友”的面具，投向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的怀抱，背叛自己的祖训，或者明火执仗，或者欺骗瞒哄，出卖人民的利益。列宁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清楚地告诫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不失时机地进行反倾向的斗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遵循列宁的教导，与代表市民小资产者阶级利益及其代表人物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义，政策策略上的折衷主义、调和主义和机会主义，经济政治纲领上的妥协主义和改良主义划清界线，与市民小资产者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实行坚决地和彻底地决裂，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指导思想的纯洁性。
历史不仅是一部教科书，是一面镜子，而且还是一种方法论和克敌致胜的武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历史往往是展现和提出问题，后人则是依据历史提出的问题，创造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战略方针、政策措施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自青年时起，就十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他们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形成了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创立了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而且还在自己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社会形态及其演变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的历史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和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的学习、考证和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观大局，审时势，循规律，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了科学的战略方针、策略原则和政策措施，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不仅如此，他还经常教育我们的干部，学习历史，考证历史，研究历史，以史为鉴，以史为师，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努力工作，争取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伟大而崭新的时代。 新的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艰巨和更加繁重的任务，要求我们不忘初心，不断奋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人类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学习历史，考证历史，研究历史，尤其是学习、考证和研究将近20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以史为鉴，以史为师，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既守正又创新，坚持自我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