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黄金十年”，为什么救不了中国民族工业？

　　1928年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少帅张学良推动“东北易帜”，民国名义上实现统一。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领导，蒋介石首次成为“全国领袖”。

　　这次名义上的统一也为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所谓的“黄金10年”。

　　那这个“黄金十年”“含金量”几何？10年的时间为何没能改变我国积贫积弱的经济与工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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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十年

　　民国上海滩

　　美国学者魏德迈将1927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称为民国发展的“黄金十年”。魏德迈此言非虚，那确实是民国发展的“黄金时间”。

　　在政治上，全国范围的内战陆续结束。我国迎来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政府有余力进行国家建设。

　　在外交上，蒋介石政府受英美帝国主义庇护，没有大规模对外战争。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民国拥有较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经济上，南京政府成立后，出台多个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在孔祥熙担任工商部长后，他一段时间学习孙中山实业救国的理念，将工业视为“对外商战之武器，解决人民衣食住行之要道。”

　　孔祥熙

　　从1928年3月开始，民国工商部陆续颁布如《度量衡法》、《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特种工业奖励法》、《公司法》等一系列促进国民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发展的法令和政策。

　　在相对稳定的政治局势和友好的营商政策鼓舞下，民国确实出现一派欣欣向荣，“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在“黄金十年”中，民国经济、文化、基建等领域均有长足的进步。据美籍华裔学者章长基估算，1928至1936年间，我国工业年增长率达到8.4%。

　　很多如日本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和国内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等经济学者，在研究对比相关史料后，也一致认同1927至1937的十年，民国工业确实有长足发展，可堪称“黄金岁月”。

　　可为何卢沟桥畔的一声炮响就将民国繁荣强盛的“新衣”一把撤下，暴露出积贫积弱，国力衰微的现实呢？所谓“黄金十年”成色究竟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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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色不足

　　历史课本中对民族近代工业“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论断是十分切实与准确的。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首先 ，国外资本严重垄断我国各个工业。

　　虽说南京政府在1927年成立后，制定和推行新的经济政策，确实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有利环境。

　　但外国资本把持我国经济命脉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重工业部门，这情况尤为严重。

　　民国矿场

　　仅以1936年为例。当时直接或间接，由外国资本控制的煤矿企业煤产量达2222万吨，占全国总的55.7％。

　　当时全国95%的生铁产能被美英日本等国控制。石油、电力等产业基本上被日美等国企业垄断。

　　而外国资本在轻工业份额同样举足轻重。如1936年，全国46.2%的纱锭、67.4%的线锭、56.4%的纺织机被外资纺织厂控制。英美烟草公司几乎独占我国香烟工业。

　　其次，民族工业结构严重畸形，“黄金十年”期间片面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阶段。

　　《大染坊》是反映民国“黄金十年”的优秀影视作品

　　由于投资少，回报快，技术要求低，国内消费需求旺盛，以轻纺、食品加工等轻工业在“黄金十年”飞速发展。

　　1920年时，我国轻工业产值是重工业的1.46倍，到1933年，两者比值已经达到2.66。

　　可见这一时期我国轻工业异常繁荣，重工业相对滞后。

　　直到1936年我国机制工业仅占工业总值的30.6％，较为先进的近代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仅占23.69％。在整个工农总产值中，近代工业只有11.35％。

　　这种片面发展轻工业，重工业落后的结构是危险且不健康的。

　　目前，经济学者普遍将0.5倍，作为轻重工业产值的“黄金比例”，而“黄金十年”里的数值远超这一标准。可见，在所谓的“黄金十年”，是我国工业体系严重畸形的十年。

　　不客气地讲，民国“黄金十年”我国工业整体水平非但没有追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甚至连晚清时期都有所不及。

　　如铁路方面，国民政府时期仅修建3000多公里铁路，而清朝末年修建了9900多公里。

　　再如枪械方面，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汉阳造”步枪，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前，都是我国军队的主要装备。

　　综上，所谓“黄金十年”，我国工业整体水平非但没能实现突破，反倒停滞落后。所以说“黄金十年”成色不足并不为过。

　　汉阳造步枪

　　那么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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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重难返

　　当我们探究“黄金十年”含金量为何不足时，我们就会发现，民国病情积重难返。无论给民国政府多少个“十年”，也无法挽救国家和工业。

　　在当时政治上，蒋介石等人的阶级属性决定国民政府无力摆脱封建地主和外国资本的控制。民国发展的上限已经被牢牢“锁死”。

　　国民大革命末期，依靠封建地主、江浙财阀、英美资本的支持，蒋介石在国民党中脱颖而出，成为各方“共主”。

　　在利益关系下，指望着国民政府能调节各方利益共同发展经济，根本是不可能的。仅收回列强在华经济特权来说，几乎做不到。

　　上海海关大楼

　　我们仅以1929年关税改革为例。

　　自从1854年，英、美、法三国夺取上海海关行政权开始，我国就失去对国家海关的控制力。

　　在李泰国、赫德等欧美人士的把持下，我国海关仅作为财务部门存在，根本无法用税率手段保护民族工业。

　　1927年后，国民政府虽与列强缔结新的关税条约，但海关事务依旧被外国人掌控。1929年英国人梅乐和被任命为我国第四任海关总税务司，负责推进我国关税体制改革。

　　但在列强的干涉下，改革极为有限，民国进口关税始终处于相对意义上的低位。如1929年的棉纺织品，面粉及其他日用轻工业品等民族企业集中投资的产品，进口关税在20%左右。

　　民国时期香烟广告

　　乍眼一看税率似乎很高，但问题在于当时民国工业生产能力极为低下，产品综合成本高于进口产品。如果进口关税还保持在20%左右的“低位”，进口产品价格仍然低于国货。

　　本就质量堪忧，价格还比洋货贵，国货势必无人问津。这导致我国一步步沦为外国产品的倾销地，而民族企业也在“洋货”的不断冲击下，逐渐萎靡，无法茁壮发展。

　　其次，民国政府也无力凝聚国力发展重工业。

　　回想“五年计划”和改革开发，我们必须承认短时间要像发展重工业，必须要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苏联是这样，新中国也是如此。

　　而民国地方派系割据一方，虽说国民政府势力最大，但消灭地方派系完全统一很难做到。

　　民国军阀割据

　　自“宁汉合流”和“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全国统一，但有效控制范围仅仅是苏、浙、皖、赣、闽等南方省份。其余各地区事实上仍处于割据的状态。

　　阎锡山之于山西，冯玉祥之于西北，李宗仁、白崇禧之于西南中南，都是虎踞一方的割据势力。

　　这些人对中央政府“听调不听宣”，南京根本就无法高效地统筹各地资源和发展。

　　即便在统治中心内部，国民党也是四分五裂。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各成一派。政客团体与实权军阀与列强，相互勾结或者敌对。

　　从中央到地方，高强度的内耗使国民政府根本无心发展工业。

　　再次，国民政府忽视文教，我国文盲率奇高。

　　民国崇尚欧美式的精英主义教育，并不关心广大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平。

　　所以民国期间，平民教育水平较低，文盲极多。

　　截止到1949年，仅有21.8万人拿到民国大学的毕业证。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表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率约为80%。

　　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非但不能为工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所谓的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更是无从谈起。

　　印度民族工业一直发展不起来，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据经合组织统计，2022年印度识字率才达到75%，71%的成年人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可见教育水平对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作用。

　　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腐败。

　　蒋介石集团内部腐败十分严重，政府和官僚资本不断侵蚀民族工业。

　　蒋介石南京政府在本质上是“以军领政”的军事独裁政权。

　　国民党内部大量的旧官僚、旧军阀势力，使得政权日益腐朽。官员成体系贪污腐败，官僚资本肆意横行。

　　当权者上台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民生，而是组织武装，铲除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经济发展资金被一众政客无耻占用。

　　仅以政府外债为例。据统计，清朝对外借款13.1亿两白银，北洋政府15.7亿两白银，南京政府的欠款折合约45亿两白银。

　　但是，清廷将28%的借款用于经济建设，而南京政府则只占13%。

　　其次，国民政府缺乏经济治理能力，时常出台不利于工业发展的弊政。

　　如为了维持政府运转和“剿匪”，国民政府依靠高息债券和借款维持财政。

　　为缓解财政危机，国民政府多次超发货币，纵容金圆券、法币贬值，这严重损伤民族工业发展。

　　最后，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巧取豪夺，扼杀民族企业。

　　自掌权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对国民经济“上下其手”，成立或投资大量企业。

　　诸如大中华火柴公司、四川丝业公司、振华造纸厂、华丰和记织布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中都有“四大家族”的投资。

　　民国四大家族

　　依托着巨大的权力，官僚资本企业所到之处，大批民族企业破产或遭遇兼并。

　　最终，那些官僚资本渗透的行业，出现大量产品昂贵，大而不强，广而不精的企业，失去国际竞争力。

　　总之，由于自身问题，国民政府始终无法解决外国资本、官僚资本、贪污腐败等拖累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

　　这是植根于民国政权的恶疾，就是一百个“黄金十年”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唯有打破所有限制发展的桎梏，我国经济才能迎来真正的腾飞。这是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