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人类历史上最难的事业，需要我们理解一种伟大
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不应该仅是为了缅怀、总结的他的丰功伟绩，更是为了指导我们的未来。
时代需要他的思想，未来需要他的学说，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历久弥新。
人民感谢他，怀念他，但他更需要人民理解他，把他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
人类历史上最难的事业就是人民的解放，比发展生产力都难，而他的一生就献给了这个壮丽的事业。这个事业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需要世世代代继承下去，才能实现。
那些看起来很难的历史任务，包括民族救亡、推翻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铲除敌特、消灭土匪和黄赌毒，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两弹一星、重返联合国......，这些用一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做到的事，他带领中国人民都做了。
他还有没做完的，那是真的无法用一代人或几代人完成。他曾不怕粉身碎骨，把更难的事也努力去做了。
他最苦恼的就是认为对的事，理解和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这种情况就出现过，他被否定最严重的后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红区力量损失90%，白区力量损失100%。
他寄希望于人民，但人民并不能总是能跟上他的步伐。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越到后来，理解他的人就越少。
这不是他错了，而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比其他人早看太多年了。
即使是现在，很多人也只是把他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他自然当得起这个评价，但这个评价对概括他的一生却很不完整。拯救民族于危难，恢复华夏于一统，这只是他一生贡献的一小部分，是他一生功绩当中的比较容易实现的部分。
官方对他诞辰120周年的评价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前面还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排在前面的自然是更重要的历史定位。
因为毛主席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最终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民的解放。
这一点很关键。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才能带领党和人民解决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都解决不了的民族救亡问题，实现了彻底的民族独立。
这里面存在一个经常被人忽视却客观存在的逻辑：共产主义者才能最彻底地完成民族主义的目标。
近代以来为救亡有各种思潮和派系，提出各种方案。从右往左，有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面对侵略时，做起了投降派。有民族主义者，其中的复古派主张去中华的古代文化里面寻找救亡解决方案，另外以国民党为代表，要学习德国，采用国家主义的方案。还有共产主义者，那就是以我党为代表了。
谁抗日态度最坚决？谁在同样的武器装备条件下最能打？肯定是共产主义者。
自由主义热衷于投降。代表人物胡适早年就反对过反对21条的学生，讽刺他们是“爱国癫”。“九一八”之后，又主张承认满洲国。看看现在的自由派恨国党的高浓度，就知道他们的底色一百年来没有变过。
民族主义者有不少是很有爱国热情和抵抗意志的，但他们无法发动群众，无法在武器不如人的情况下，从局部开始改变与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所以基本是以失败和撤退为主。
只有共产主义者，既有最强的抵抗意志，又有在武器不如人的情况下，一步步改变力量对比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这种方法是当时条件下特殊而且唯一有效的方法。
怎么才能发动起群众呢？就是用解放人民的方式，激发人民的伟力。这种方法论上升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上，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国民党靠抓壮丁补充兵员，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
为什么差别这么大？根据地无论是用打土豪分田地，还是后来用减租减息的方式，都让老百姓减轻了负担，看到了翻身的希望。所以，打败小日本，保卫国家就和保卫解放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生存空间一致起来。同一个时期，河南的老百姓把汤恩伯的军队给缴了械，因为觉得他们的表现比日本鬼子好不到哪里去。
解放区在党的领导下，从政治上解决了“抗战为谁”和“为谁打仗”的问题。这里面就体现了一系列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战争就是流血的政治。
同理，除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欧洲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扛得住纳粹德国的闪电战进攻。苏联军民的动员力是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没法比的。
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最有能力解决民族主义的历史课题。
继续以中国为例，我共可以进行全面抗战，而国民党只能走片面抗战。
片面抗战，改变不了“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的被动局面，无法弥补农业国家与工业国家的硬实力差距。所以，没有前途，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只有依赖外援，但外援没有义务帮助中国人赶走侵略者，需要中国人付出极大的代价进行交换。
美国的要价是要求蒋介石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按照这些条约，美国的商品可以对中国进行倾销，等于把中国的工业化封死了。苏联的要价是外蒙独立，加大连和旅顺港，还有中东和南满铁路的共同经营权。
所以，国民党领导片面抗战的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是抗战的胜利方，但又丧权失地，胜利中带着苦涩。而且，日本走了但美国来了。如果不是国民党被推翻，他们会把中国从日本占领下的显性殖民地变成美国控制下的隐形殖民地。
共产主义者，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救亡问题，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
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把人民解放作为奋斗目标；谁能推动人民的解放，谁才能发动群众；谁能发动群众，谁才能找到力量解决民族救亡问题。
这个公式，蒋介石看不懂。即使看懂了，也不会去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答案解题（虽然老蒋也曾伪装过左翼，还担任过共产国际的名誉执委）。
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是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地主和大买办，所以蒋介石在“九一八”爆发之前就提出“亡于日本，能为亡国奴；亡于共党，为奴亦不能。”这就足以说明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抵抗的根源。
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国共两党对待抗战的不同态度，说到底是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决定的。
其中道理很简单：中国如果亡了国，承担主要成本的是工人农民，所以代表工农利益的军队，抗战最坚决。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和大资本利益的这种阶级属性，即便中国亡了，他们仍然可以找到生存空间，继续做人上人，所以，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抗战是一种犹疑的态度。
抗日意志不坚决，又不能发动群众改变与侵略者的力量对比，所以，国民党的民族救亡路线不可能成功。
代表其他阶级的政治势力，也就是中间力量，也无法解决民族救亡问题，因为他们的方案同样无法推动人民的解放，也就同样无法发动起群众。
对我党来说，只要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用推动解放人民的方式，解决民族救亡只是个小目标。而且，因为他们坚决地反帝反封建反买办，决定了他们领导人民实现的民族独立才最彻底。
中国人应该庆幸，不但有了共产主义的政党，而且这个党里面还有个毛主席，让这个党快速走向成熟。
所以，今天我们面临着民族复兴的课题，爱国的人们不要满足于只做一个民族主义者。
一百年前，共产主义者用推动人民解放的方式解决了民族救亡的课题。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应该用推动人民解放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
现阶段，人民解放的阶段性目标最起码是在经济上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在政治上完善当家做主的权利。
这需要在制度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实现路径上，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
在意识形态方面，把爱国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底线，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高地。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件利器，对付西方的那个什么“普世”价值。西方的这套体系本来是被共产主义死死压制的，服务于资本的价值体系，当年搞不过服务于劳动者的共产主义。
用推动人民解放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把民族复兴作为人民解放的阶段性目标，实现人民更高程度的解放是长期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是最终目标和最高纲领。方向感有了，发展的动力更强了，人心更齐了，阻力也小了。
这就要求从根本上要坚持毛主席那代人帮我们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特别是伟人的思想。
对伟人的纪念不应该只是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追忆，而应该作为继承的一种方式，所以，完整地理解他老人家的思想和实践，非常重要，特别关键。
尤其是现在，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蒸蒸日上，我们主要的外部对手实力出现严重衰退，但我们内部的主要对手作为美国的同盟军，力量还是那么强。特别是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还有着特别强势的力量。
国内舆论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只是这种博弈的舆论表现。
这些内部的力量最近在诱导我们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国企私有化方面，明显加快了节奏，增大了力度，非但主张实行货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且用“不再区分所有制”和“国有企业是民营的补充”“市场经济就是民营经济”等命题，想修改宪法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动我们的国本。
这怎么能忍？
美国对我们发起的主战场是经济，他们的同盟军也重点要从经济方面打开我们的缺口，主要使用的是思想战的手段配合美国的经济战，帮助美国实现经济战实现不了的目标。
在此情况下，光用民族主义进行反击，是不够的。需要用马列和伟人的思想对他们那些或明或暗的主张进行X光扫射。
我们多次说过，思想战是最后的战争，也是最难打的战争。思想战与金融战不同，面对强敌，最好的战术就是进攻，进攻才是最后的防守。思想的攻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中间状态。
毛泽东思想用好了，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当年就是用这套思想体系作为指导，创造了那么多人间奇迹。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众号“明人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