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本立：文革回响录
敖本立，湖南岳阳人。1965年从部队复员后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前身）。适逢文革爆发，他积极响应，成为中央财金学院的学生造反派头头和国务院财贸口“造反组织”负责人之一。也因此在1970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四年。虽然1975年5月得以释放，但文革结束后，他仍因“历史问题”无法在北京容身，不得不南下深圳谋生。
作为文革运动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敖本立不仅有着澄清历史真相的“文革情结”，而且力图跳出个人得失、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研究文革历史、总结文革理论。
他在香港创办“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专注于文革史料的挖掘、整理。已先后出版《戚X禹回忆录》、《清华蒯大富》、《王大宾回忆录》，以及聂元梓的《在文革漩涡中》、孟祥勤的《学部文革亲历记》等高质量的文革史著，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他主导策划并全程参与整理的《戚X禹回忆录》，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政治价值，被誉为“文革史记”。受到海内外不同群体、包括左中右等政治观点截然对立者的一致重视。
敖本立在抢救文革史料的同时，自己也笔耕不辍。目前已完成《“亲历与思考”系列》。其中包括《周恩来要我批陈云》、《周恩来与财贸口“二月逆流”始末》、《周恩来与清查“5.16”运动》、《周恩来与文革抓叛徒》、《周恩来领导财贸口文革史料汇编》、《我与张G丽在深圳打官司》等书籍。
本文系敖本立对文革多年研究思考所形成的观点。很多认识引人深思，值得借鉴。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经作者同意，首发此文。（洪涛，2023年12月26日）
一、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毛泽东毕生追求解决的社会问题
1.吃饭问题中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是人类社会生存、演变、发展中的最大最根本的问题
人们追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是因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不平等、不自由、不公平、不正义问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早在1500年前唐代诗人杜甫的这句诗，就生动描述反映了社会中贫富对立、不平等、不公平的现象。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这个社会问题就有着深刻的感受。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影响他一生的一件事情。毛泽东说：“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
影响一生，终身不忘的这件事，就是当年湖南发生严重饥荒，成千上万人，饿饭的人，去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时，抚台傲慢地回应：“为什么你们没有饭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官府镇压穷人的事，毛泽东说：“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少年的毛泽东在分析他喜欢读过的中国旧小说和故事的内容时，说：“我发现歌颂它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西行漫记》109-1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12月第1版）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而吃饭问题中最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这就是影响毛泽东一生，终身不忘的问题。
2.毛泽东相信与实践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主张与办法
年青的毛泽东长沙求学，北漂求经、探寻改造社会，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的理论学说与办法。1919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毛泽东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读的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
毛泽东读了上述三本书，认为找到了解决终生不忘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的办法，坚定地认同、接受、信仰马克思的改造社会建立新社会的理论主张，即以阶级斗争的方法，发动、组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毛泽东在中国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中国化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91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第1版）
毛泽东说过：在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让步的。毛泽东在他主张与实践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两极分化、贫富对立问题的这一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由此引发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党内不同意见派别的分歧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3.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亦是现实主义者
目睹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对立现象，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平等、不自由、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问题，从古至今就有人企望建立一个大同和谐的理想社会。
生于公元前551年，至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孔子就在《礼纪·礼运》记述了他理想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清朝末年的改革家康有为写过《大同书》，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他心中未来社会的美景，他理想的大同世界。
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始的1966年5月7日，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批语，后被称为“57指示”的批语中，亦勾画出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顶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53-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8年1月第1版）
毛泽东亦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是思想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践行者。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毛泽东的志向不但要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为此，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是毛泽东的一生。
毛泽东斗争一生，无论是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还是党内斗争都是胜利者。毛泽东总结其致胜的经验要点就是几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争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军事斗争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政治斗争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党内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问题是什么时候打得赢，什么时候打不赢？什么时候大多数人觉悟要进攻，什么时候大多数人还不觉悟要等待？关键是主观想法、主观计划、主观的判断与决心要符合客观实际。而毛泽东就是最现实最讲实际的人。
全局在胸，目标方向坚定，稳步前进，正确判断形势，当机立断知进退，不盲动，又善抓战机、决胜于千里之外，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终生践行他信仰的理论与企望建立理想社会而奋斗的现实主义者。
（二）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接班人问题
1.毛泽东考虑他百年之后
毛泽东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毛泽东不能不考虑他百年之后，他的理想，他的事业的传承问题。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的事，不能不触动毛泽东对后事的思考。
世界此时也在关注毛泽东死后的继承人问题。美国当年国务卿杜勒斯公开鼓吹和平演变战略，将改变颜色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毛泽东说：“他的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的。”（《毛泽东传1947-1976（下）》10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961年9月，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他时，在座的熊向晖说：蒙哥马利对毛主席十分钦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从一些迹象揣测，他可能认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国不能保持稳定。
毛泽东回应说：“继承人”：这个名词不好。……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毛泽东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古代皇帝那样聪明。
毛泽东评论赫鲁晓夫这个人说：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斯大林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得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毛泽东年谱》第S卷22-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中苏分裂论战，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这年的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他。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决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2.接班人刘少奇
1961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武昌东湖客舍再次会见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年谱》第S卷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刘少奇成为毛泽东副手的地位，是在党内斗争中形成的。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单挑亮旗造反，毛泽东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的分歧与冲突，是非对错、挫折与失败教育了全党。善于总结的毛泽东适时发动延安整风，批评党内王明宗派集团与周恩来经验派别所代表执行的国际路线及脱离中国实际所犯错误，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在延安整风中支持毛泽东，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所起作用第一人。
刘少奇在1945年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成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7年3月，全面内战开始时，毛泽东留在陕北，刘少奇则转移华北，独立负责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高层分一线、二线后，刘少奇接替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直接控制了党务组织系统的权力。刘少奇的党内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知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另一面的人自然也认为毛泽东死后，刘少奇就是接班人。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这样回答蒙哥马利问到接班人的问题时，是自然的，必须的。
党的力量就在于团结。维护党的团结手段之一就在于执行党的纪律。内外有别就是党的纪律之一。党内高层关系就是党的机密。党内高层关系常有我们外人不知道的另一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毛泽东年谱》第六卷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内外有别”的党的原则与纪律，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另一面，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意的一面，被公开化了。
文革运动披露的材料，毛泽东早有对刘少奇思想言论错误的批评。刘少奇脱离阶级性讲人性的文章，不讲无产阶级专政讲共产党员修养的书等，都被毛泽东认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对刘少奇1947年代表中央负责全国土改工作时，提出过过激过左政策方法，引起严重后果被毛泽东批评纠正。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决心要干另一件大事，干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完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过程发生了。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有着完全不同于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的矛盾与问题。党内同志面临在认识与解决新过程的矛盾与问题上重新站队问题。
毛泽东对刘少奇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分散主义做法，不经他同意签发中央文件很不满意，公开签发中央文件批评制止。对他已经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思想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实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政策与言行很不满意，公开批评纠正。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曾经被捕关押的历史问题有疑。时至1967年3月10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时说：“个别人（指刘少奇）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毛泽东年谱》第六卷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冲突逐步激化、公开化。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与陪同人员谈话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毛泽东年谱》第六卷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
“斯诺（问）：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这个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173-1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3.毛泽东信任的高岗
前述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
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政权标志着新民主义革命胜利和转入社会主义新时期。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新时期初始，毛泽东即与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右倾思想与分散主义发生分歧、冲突。邓小平说：“老人家（指毛泽东）解放初期就对少奇。总理有意见。”（《高岗传》3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与不满意态度前已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意见与不满意态度，由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颁布修正的新税制引发。新税制由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签署，周恩来审核批准的。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对新税制提出严厉批评：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竟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今主管机关条举告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953年9月14日，陈云在论述新税制问题的讲话中，作出结论说：我们是以工人阶级，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上面所说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是带原则性的错误。（《陈云文稿选编》18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1版）
毛泽东说过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让步的，可见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初始时期的这场党内斗争，“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
在这场斗得很厉害的党内斗争中，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支持与执行毛泽东的意见与主张。邓小平说：当时毛泽东“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传》33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在这场党内斗争中，高岗是毛泽东倚重和信任的人，是可以和他私下议论刘少奇错误的人，是可以叫他查看当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时的敌伪档案的人。而这场党内斗争的结局是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出局，刘少奇做了检讨，对外宣布党的团结退场。为何会这样？我想以个人文革亲历的经验来分析与理解这一历史事件，也许能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者提供一个研考的新视角，亦为文革历史的研究者、理解毛泽东与掌控文革历史过程提供一个参考比较的案例。
要理解、搞清楚高岗事件前因后果，首先要知道，前述社会革命时期初始，党内高层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产生矛盾、分歧、冲突、斗争，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右倾思想、分散主义不满意。在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问题时，毛泽东是否考虑与准备有可能变动刘少奇、周恩来的职务？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毛泽东是有两手准备的。
《矛盾论》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在《矛盾论》论述“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一节中说：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深思熟虑的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不预测，他和刘少奇、周恩来的矛盾“也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情况。他必须为可能的破裂做准备。
首先是人事安排的准备。1952年中、53年初先后调高岗、饶漱石、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进京，对刘少奇掌控的党权系统，周恩来掌控的政权系统掺沙子。
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提出批评意见，将党内分歧矛盾在党内公开化，作舆论准备。
对高岗吹风打招呼，并让他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高岗在他写的反省检查中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刘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刘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1949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高岗在北京》43-44页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高岗还说：“有些事，我不能说呀，说了别人饶不了我，主席也饶不了我，对你们也不好。”（同上，15页）
当形势反转，高岗受到批评判，高岗给毛泽东写信，想当面向毛泽东检讨时，毛泽东却拒绝与高岗见面，也不复信，而是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高岗传》338-33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
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的矛盾分歧发展，在1953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公开化与公开交锋。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不指名地对“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对其“资产阶级思想大加伐斥”。但斗争遇到党内很大阻力陷入僵局。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都已向毛泽东认错与检讨。杨尚昆回忆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休假期间是否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上是“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态度。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主持工作。“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探使他泄了底”。（杨尚棍《追忆领袖战友同志》2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9月第1版）我认为毛泽东的“测试”不是“测试”高岗的态度，而是“测试”多数人对刘少奇的态度，以评估力量对比。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在多数人没有支持变动刘少奇职务的形势下，毛泽东必须有节，斗争转为团结。如何保护自己，处理擅自冒进、被对手抓住辫子的高岗，就是毛泽东必须面对与其切割的议程了。由此决定高岗悲剧的结局，已成为后人记述与研究的历史一页了。
高岗犯错，从已披露的史实可认定以下几点：
A.误判毛泽东，把毛泽东预测与准备可能破裂的想法，误认为毛泽东已经决定破裂。于是高岗认为：“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高岗在北京》44页大风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
B.基于上述误判，高岗未经毛泽东同意，独自游说进行倒刘活动。
C.向对手与他人泄露了毛泽东还未下最后决心变动刘少奇职务的想法，是犯了大忌。高岗说：“其实，‘反对’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同上，46页）
D.与陈云私下议论刘少奇职务变动后，党内高层职务的安排，多设中央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而关于‘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高岗说：“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同上51页）
与陈云的议论，设中央副主席事，陈云揭发高岗说的而指控高岗有野心。高岗说这是陈云先提出来的。现已死无对证。但当时却成为指控高岗为野心家，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不管谁先说、私下议论中央职务安排就错了，授人口实百口难辩。
E.高岗私生活腐败。
F.高岗两次自杀，最终自杀身亡。
历史上的大人物难免都有对错两面。斗争形势逆转时，对手抓住高岗的错误一面，欲除之后快。政治斗争的无情是历史常见的，高岗事件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只要有斗争就有失败可能的思想准备。不要埋怨别人，高岗误判，自己作出的选择，引发悲剧后果，只能自作自受。
反思文革，毛泽东说是从发表姚文元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江青在1967年4月《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过，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经毛泽东同意后才做的。且姚文元文稿经毛泽东两次修改才定稿。但这篇文章毛泽东修改的文字始终未标明何处是他修改的，而许多毛泽东修改过的文章都照例都会将毛泽东修改的文字标明的。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阿尔巴尼亚•卡愽、巴卢库等人时却说：“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
谈话时，周恩来、叶剑英、康生等人都在座。
为何毛泽东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形势还不明朗时得留有退路，毛泽东发动文革也是准备两手的。
4.毛泽东看好过的邓小平
比高岗大一岁，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应是毛泽东心中考虑过，看好过的接班候选人之一。
在汉口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回忆，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十分平白清楚，明确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观点，引起了他的注意，认识了毛泽东。而毛泽东是否在这次会上，注意到了做记录的邓小平，事后他从未向人提起过。
1931年8月，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毛泽东创建的中央苏区后，未见有毛泽东与邓小平交集共事的史料记述。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几年，认同执行毛泽东的路线做出成绩，而遭受到左倾路线批判、打击的经历，是为著名的“邓、毛、谢、古”事件。为此毛泽东视邓小平为“毛派”，对邓小平这次站队支持执行他的路线铭记不忘。文革运动批判刘、邓路线，毛泽东始终将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对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事件后，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时，为邓小平说话，第一条就讲到：“他（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头。”（《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1972年8月14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有人说毛泽东是个记仇的人，也有人说毛泽东是个记恩、记着他人好处的人。章士钊的慷慨赞助，徐海东的雪中送炭，毛泽东都是终身不忘的。
毛泽东执掌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后，邓小平即受到毛泽东的信任与重用。1936年5月起先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129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书记、七大中央委员；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中央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先于林彪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为安排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宣传宣传”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毛泽东全集》第三十六卷505页润东出版社2013年10月1日第一版）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高调宣布这个运动他挂帅，副帅邓小平。一些人不理解毛泽东宣布副帅为邓小平，那把刘少奇置于何地？这是否为毛泽东对刘少奇1956年反冒进的不满，对欲以邓小平取代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一种试探？
邓小平经历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思想转变为消极。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开会离他远远地坐着不发声。到1962年邓小平赞同陈云分田单干的主张，转向刘少奇的思想路线。1965年中央开会讨论起草二十三条文件时，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参会，令毛泽东大为恼火。毛泽东失望了。
5.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
1967年9月18日、10月7日，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核心”问题说：
“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核心是在斗争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同上131页）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经过24年的斗争实践，1945年召开的中共党的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当核心，毛有最后决定权，由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五大书记组成的领导集体。由此这个领导集体接班人的问题、升职递补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拍板选定的。
七大产生的稳定的中央领导体，核心成员、五大书记的年龄，朱德1886年生，毛泽东1893年生，刘少奇1898年生，周恩来1898年生，任弼时1904年生。
七大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年轻一代的年龄：彭真1902年生，高岗1904年生，陈云1905年生。
七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中，邓小平1904年生，林彪1907年生。
按年龄结构，任弼时、彭真、陈云、高岗、林彪、邓小平应是七大领导集体核心和毛泽东认同准备递补的第二梯队。任弼时因健康问题40年后期已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任务。到1950年仅46岁的任弼时就去世了。
1945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防不测，毛泽东建议在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950年任弼时去世后，陈云即递补为书记。
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离延安赴重庆，10月11日返回延安。在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9月1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领导抢占东北的斗争。毛泽东回延安后，又决定增派高岗去东北工作。1945年10月22日，高岗等人离延安奔赴东北。
在与国民党争夺抢占东北，创建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彭真与高岗、陈云、林彪等人发生分歧，激烈冲突。
1946年5月，罗荣桓去苏联治病前，与林彪、陈云、高岗4人联名致电中央，一致认为彭真对东北局的工作领导不力，建议对东北局领导人的分工进行调整，林、罗、高并力举陈云担任东北局副书记。毛泽东、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1946年6月16日发出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高岗兼秘书长。1948年8月18日，中央同意林彪去前方作战时，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1949年初，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高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彭真认为在任东北局书记时，领导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如果有错亦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始终不承认自己犯错。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彭真犯了“路线性错误”。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很清楚，但彭真不服。高岗、林彪、陈云与彭真在东北的分歧、结怨始终未化解消除，以致直到1987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彭真与陈云双方又重“开战”，争得不可开交。虽然说1956年八大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而彭真未能进入常委，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小平出任，此时毛泽东的心中，陈云、彭真都已不在他的接班候选人之中了。
1949年后，党内争夺毛泽东身后接班人的暗斗，虽不为外人所知晓，但客观事实上是始终存在的。高岗出局后，1956后召开八大，邓小平当选常委，出任总书记，不久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与林彪应互视为竞争对手。
毛泽东最终已下决心拿掉刘少奇，重选接班人。毛泽东决心将党内矛盾、党内斗争公开化，大乱天下，在一场发动亿万群众参与的政治大革命中，识人选人，在公开的斗争实践中形成新的核心，选出接班人。
毛泽东说：“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毛泽东年谱》第六卷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一版）毛泽东说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新概念
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只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依据马克思的道理，以毛泽东为首的造反派组织中国共产党造反28年，在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造反派，造反的政党变成了执政党后，将会出现什么新情况，发生什么新问题？已经掌控高度集中权力的执政党会发生演变吗？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还适用于执政的共产党造反派吗？
历史的经验常是毛泽东思考未来的参照。观今宜鉴古，以史为鉴。造反派农民领袖李自成率领造反大军占领北京，逼得明朝崇祯皇帝上吊身亡。而李自成造反成功之日，却亦是他败局开始之时。造反派领导层造反胜利后的迅速腐败变质是为主因。毛泽东用李自成的这个生动案例，教育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在望，即将进北京赶考的全党同志。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报告中只是估计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上进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又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会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此时，毛泽东不能预估到执政后的共产党，不只是一些共产党人的腐化堕落问题，而是在党内会形成产生一个新的阶级派别问题。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是在1949年后党内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195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德热拉斯（现译名为密洛凡·吉拉斯）写了一本书《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
这本书1957年在美国出版。1963年2月，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内部发行。该书提出考茨基曾经论述过的一个问题：夺取全国政权后掌控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部国家权力的共产党组织成员是否会演变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新阶级的特权、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剥削程度，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是超越过往旧的统治阶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的呼应，国际上掀起了反共热潮。《新阶级》一书更是被反共的专家评论为：这本书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基础炸得粉碎的“一颗定时炸弹”。对于这个关系共产党生死存亡的现实与理论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思考，不能不予以面对。
毛泽东是不同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全盘否定的，更不可能同意德热拉斯《新阶级》一书对共产党掌控全国政权后，必然蜕变与否定马克思理论的论述。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这时将批判斗争的矛头指向修正主义者，被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修正主义者上台，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泽东此后经常告诫全党防止修正主义者夺权上台，发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1958年，毛泽东还思考与议论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滋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
张春桥写了一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毛泽东很是赞赏。
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公开分裂论战，毛泽东在九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提出“苏联特权阶层”的概念，指出“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劳动人民，过着寄生、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这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毛泽东在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就已经提出如何防止夺取政权后掌控国家权力机器的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
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实践，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马上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现实，促使毛泽东思考，夺取全国政权后支持初心的共产党人，如何面对和防止一部分共产党人蜕变为社会主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成为新的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但“修正主义者”、“特权阶层”、“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些概念，还不能准确、鲜明、直观地概括表述这部分共产党人的本质，让人民群众易懂好记。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性质的争论中，主持起草“二十三条”文件中，首次公开提出了“走资派”的概念。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革命对象。
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陈云提出他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恢复发展农业的办法，即分田单干的主张，得到党内高层刘少奇等多数人的赞同。毛泽东坚决反对陈云分田单干的主张，说：“中央有些领导人支持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这是走集体道路口号，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是在面对困难问题作出解决问题办法的决策时，所依据的出发点是考虑长远利益，还是短期效应？毛泽东考虑的是分田单干必然出现两极分化，刘少奇、陈云等人想的是分田单干能迅速见效恢复经济。毛泽东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1966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时与陪同人员谈话中，说了他为何反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主张：“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社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毛泽东年谱》第S卷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批评单干风，将“分田单干”的主张定性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
（四）文化革命引发为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毛泽东从此要干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革命亦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条重要战线。《共产党宣言》提出，在与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同时，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重视意识形态、思想战线的斗争，常抓住个别代表性倾向问题就发表批评意见。
如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加写的话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在电影《清宫密史》的评价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作出了根本对立的评价。
同时毛泽东还不断向全党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
1953年8月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8月12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就强调：“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又强调：“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
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严重，并逐渐激化、公开化。这种分歧，不同的思想倾向或明或暗地反映在当时的报刊杂志、文艺作品中。对此，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先后两次批示给予严厉的批评。1964年，中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彭真出任组长。自称为毛泽东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哨兵的江青，此时被毛泽东启用，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策划了对许多文艺作品的公开批判，同时在上海组织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江青并积极组织参与京剧革命。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元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后，毛泽东支持的江青，与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分歧冲突激化。彭真组织起草强调学术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发出。1966年2月，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央军委报中央，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966年4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分歧冲突已经公开，阵线已经分明。文化革命已经引发为政治斗争。毛泽东认为不动不清洗中央高层的反对派，排除阻力，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不可能取得胜利。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于5月16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撤销《二月提纲》，宣布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标志着一场政治大革命，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写道：“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1968年4月，毛泽东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4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