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90年代：为什么会成为一段最残酷的历史？
提到90年代，我们能想到的是，一曲《重头再来》被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下岗”和“下课”贯穿于中后期，民众情绪被印成出版物火爆书市，中美贸易战断断续续进行时，《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各大书市排行榜冠军。
在这些表象背后，我们却看不清90年代的本质，哪怕它我们如此之近。
随着这些年关于大下岗的伤痕叙事不断被创作出来，我们终究才认识到，九十年代，是中国人的一个巨大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剧痛慢慢成了隐痛，但它从来没有真正愈合，不断折磨我们。
尤其是像《漫长的季节》这样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90年代的契机。
在那一段惨烈的历史中，整个中国社会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需要进行了重组，多少人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改变。
大家好，我是丰兄，今天给大家讲一讲90年代的历史。
崩溃，可以说90年代的基本常识。
首先是国企的崩溃，对于它的成员们来说，不仅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福利保障，也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和未来的希望。
工人阶级的凋零，丛林社会式的厮杀，让社会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一个个座山雕，再次来到新时代，比如沈阳的刘涌，哈尔滨的乔四，通钢的陈国君，曲婉婷的母亲张明杰。
进而是农村的崩溃，土地以极限承载力艰难地养活十几亿人，整个农村大地，几乎快到了油尽灯枯的状态，要是遇上了大病，就只能生死由命。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还需交公粮，家家户户推着小推车，把粮食运到站里去，农业税和“三提五统”，也是一笔承重的负担。
那个时代的社会的动荡程度，也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各种车匪路霸，几个人一把火药枪就敢把整个长途车的人洗劫一遍，在城市郊区，冬天清晨经常发现冻得邦硬的人头，也算不得新闻。
白宝山这种胆大心狠手黑的法外狂徒，在全国各地都有，广州的飞车党和砍手党，风驰电掣在大街小巷。
社会之乱，人人自危，一个不小心就会沦为犯罪分子的猎物，贫富分化，天公不语，弱者只能以草民的身份苟全性命于乱世。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被某种原因和某种方式进行了重组。
90年代，很多人期待着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出现所谓的“中间阶层”，于是他们把私营企业主的出现或“白领阶层”的扩大，都看作是体现这一趋势的苗头。
然而，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实演变却兆示着另一种趋势，即没有变成北美，而是越来越像南美。
社会中开始形成一个支配着政治经济权力资源的强势精英群体，他们决定着整个国家的走向。
精英阶层的资本聚积速度相当快，有些人几年内就从几万元起家而拥有了十几亿元的资产。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城市中出现了大批个体户，大多从事商业和服务业；90年代，这些个体户大多仍在从事原来的行业，而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极为有限，这被称为“长不大的个体户”现象。
由于精英过多地垄断了社会资源，原本可能由逐渐成长的中产阶级所占有的资源，多半被总体性资本所垄断，结果总体性精英不仅遏制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且侵犯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
因此，在拥有总体性资本的富裕阶层迅速暴富的同时，大部份农村人口以及部份城市人口沦为贫苦的社会群体。
体制外的商业精英，这个新阶层的出现，曾一度令体制内的精英们十分疑惑和惧怕，彼此之间难以对话沟通。
在那个年代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事实上与这种心态有直接关系。但在90年代，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彼此之间开始形成复杂的联盟式关系。
他们认识到，“不稳定”既不利于统治和权力，也不利于商业活动，保持稳定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因此“稳定话语”成了双方建立联盟关系的基础。
在电影《树大招风》中，有这样一段情节。
夜晚，叶国欢和他的兄弟在水面上祭奠死去的兄弟，轮船的引擎突突地响着。忽然，深沉的夜色远处驶来一大波的小船。他急忙从包里掏出他的 AK，并大叫船家。
船家跑了过来，说：没事没事，是“易发”的船。他不解，问：什么“易发”？船家给他解释：番禺“易发”，走私电器的！人家有靠山，拿牌照做生意。一部电视机，香港卖两千，大陆卖八千，一趟赚好几百万。
听到这里，叶国欢看了看手里的AK，若有所思，神色中透漏出一丝落寞。
于是，一代贼王叶国欢选择弃匪从商，化名为张大宝，他戴上了眼镜，刮净了胡子，西装革履，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面对满身流油的官员需要“花钱摆瓶”，面对海关科长的一个小秘书，需要连续送三天不重样的早餐和红包。
最后终于说好了在风满楼见面，临时又放了他的鸽子。见了面后，那个龙科戴着墨镜端着红酒杯翘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架子摆得超级大。
吃好喝好后，龙科醉醺醺地要去唱K，就在叶国欢拿着一堆名片在找电话的时候，龙科拍了拍他的胳膊，随之名片掉了一地。
这个小小的茶楼，却成为了90年代中国政商关系的一个缩影。
有这种权力的，当然不止一个海关科长。
《漫长的季节》里，宋厂长的权力很大，他可以决定谁下岗，谁分房这样关乎职工利益的命运大事，所以黄丽茹的弗洛伊德能不能分房的问题，只有在宋厂长这里才有答案。
接下来，红色高跟鞋就在走廊中踏出清脆悠扬的响声，女人在一片漆黑中走进了宋玉坤的办公室。
当“鞍钢宪法”被搁置，当厂长负责制卷土重来，宋玉坤几乎就成为了厂里的王，权力到达这种地步时，几千人的职业前途被系在一个人手中。
厂子的改制或者变卖都由一个人说了算时，国企的慢性死亡以及最后的轰然倒塌，也就成了必然了。
具体来说，这种超稳定联盟，是因为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变化。
在旧时代，官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了主要的社会群体。在精英与大众的结构中，官僚是社会精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大众阶层，知识分子位于最底层。
新时代重新进行了资源分配，虽然政治话语依旧被官僚垄断，但经济和文化权力，开始与知识精英、商业精英共享。
这种分配的过程，叫做私有化，而在私有化过程中的赢家，被称为新时代的精英，其它人则是局外人，说得好听点，叫新时代的大众，说得不好听点，那就是社会底层。
由于精英团体扩大，并吸纳了更多其它身份，这种结构比过去更加稳定，后来的人也称之为官产学媒，这是一道强有力的阶级屏障。
1993年的电影《站直啰，别趴下》，在三个家庭的微缩关系中，完成了对当时中国新结构变化的影像复刻。
改开背景下，中国北方滨海城市，新搬来的高作家两口子，成了刘干部和地痞张勇武的新邻居，随着张勇武的发迹过程，三家人之间邻里关系也暗潮涌动。
以刘干部为代表的人民公仆恪尽职守、安分守己，生活上勤俭朴素，作风正派，在高作家看来，刘干部对张勇武的挑衅不卑不亢，对他是有好感的。
但随着女儿的高考落榜，刘干部逐渐开始心灰意冷，而张勇武经商养鱼，成功发迹为大款，更是令他越来越焦虑。
他派自己的女儿搞地下工作，想办法揭发张勇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张的秘书工资，竟然比自己还高，斗争思想瞬间就动摇了。
小小的时代震撼，让他跟张勇武化干戈为玉帛，搞起了“国共合作”。
怯弱迂腐的高作家，内心本来是站在刘干部这边立场的，但在张勇武的恩威并施下，最终还是向金钱低头，住进了张勇武承诺的一所新房子。
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来在新时代，势不两立的敌我关系会被共同利益化解，清高的知识分子会被商人轻易收买，世道人心发生了一些令人难以捉摸的微妙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时代的弄潮儿自然是积极拥抱，而追赶不上的人就会被无情抛弃。
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权力老人与资本新贵握手言和，知识分子成为了马前卒和打手，他们共同认可了崭新的时代逻辑，那就是金钱至上。
强势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常常为这个群体所左右。在基层，强势群体主要是利用“关系”和行贿等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
而在上层，强势群体对决策过程的左右往往是获得制度保障的。
例如，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现象，政府不得不实行经济紧缩方针，结果大量的房地产投资被套牢。于是，各地相继召开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主题都是主张放松银根。
一些经济学家在会上大声疾呼，当时的经济并非过热，政府应当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许多这样的会议都有房地产商赞助或参与，这就是民间经济力量试图影响国家决策的一个迹象。
与此同时，社会上形成一个数量急剧上升的弱势群体。
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整体上变成了贫困者，乡镇企业涣散，农副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受益越来越差。
1978年，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1983年缩小为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这一比例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
当然，城乡差距并不能遮蔽贫富差距。
在90年代后期，遍及中国城镇的突发性、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2000年8月，从国家经贸委传来的消息更令人不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非常沉重，国有企业中的冗员仍然高达三分之一”。
70年代末，城市劳动年龄内妇女的就业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而在90年代下岗人员中，女性却占大多数。
据中国劳动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数据显示，这一比例在2000年达到57.5%。同期，社会上又刮起了一阵“妇女回家”的风潮，女性再就业比率远低于男性，仅占再就业群体中的38.8%。
女性工作的意义逐渐从“劳动光荣”、“自立自强”下沉为“养家糊口”。对比第一期和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调查”数据，1990-2000的十年之间，为维持家庭和个人生活而工作的女性上涨了13.6%， “经济上自立”、“充实生活”、“发挥才能”等动机全部呈负指数下降，“为社会做贡献”一栏甚至从40.1%跌落至5.8%。
与此同时，2000年，有37.3%的受访女性认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甚至于许多当过领导、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赞同此种说法。
从此，自由恋爱越来越从婚恋关系里消失，门当户对这样的字眼则频频出现，结婚与金钱对等的关系，到今天已经基本定型。
这种社会保守化是阶级固化的现实反馈。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
根据当时的调查，全国五个城市，贫困家庭每星期吃肉的天数平均在1—2天，武汉、天津和兰州，都有4成到6成的家庭不沾荤腥；8成以上的家庭的副食都是以素菜（蔬菜）为主，并且总是买最便宜的蔬菜吃。
而就在1999年，愚人节这天，《福布斯》的“编外调查员”胡润，在上海公布了首个中国财富榜，众多富豪的名字及其资产被呈现在公众面前，财富榜也成为中国人榜单生活的先行者。
上榜人半遮半掩避之不及，看榜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中国成为美国之外唯一被《福布斯》专门设立财富榜的国家，市场地位不言而喻。
世纪之交的2000年，《富爸爸，穷爸爸》成为又一本指导中国人经济观念的教科书。罗伯特·清崎的亲生父亲和朋友的父亲，对金钱的看法在中国同样大有市场，每个人都忙于吸收富爸爸的建议：让金钱成为我的奴隶，让金钱为我工作。
告别了意识形态亢奋争论的中国人，开始了他们漫长而坚定的生活方式变革之旅。只是，得到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却没有人再提起了。
扑朔迷离的90年代，注定无法被清晰解读，答案是因为太近了，越近的东西越难描述。
哪怕是亲身经历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在野蛮生长和光阴的滤镜下，同学的哂笑、老师的冷眼、身上的旧衫、父辈的穷困，通通都被淡化了。
时代大震荡展开了一种迂回反馈，延迟到二十多年后夏日的尽头，时间再一次停止，停驻在生命的长河，一代人几乎又要重复上一代人的命运。
年岁上去后，回望历史，观照现在，突然就多了一份美丽新世界的忧伤，这时候他们才明白，过去的一声响指，其实已经震碎了遥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