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60、1961年毛主席领导我党整顿公社、彻底纠“左”的探索历程

　　序言：

　　1959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以来，由于苏联撤资、逼债给我国工业化进程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维系中国工业的发展以及偿还大量债务，毛主席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反右倾、维系集体公社。

　　1960年3月到1961年，毛主席为什么逐渐把工作重点从反右倾转移到整顿公社、纠“左”、稳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1960年、1961年、1962年，毛主席、一线中央领导同志们、多数地方领导同志们，分别都在纠“左”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两个问题。

　　笔者已经全部阅读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当笔者阅读1960年到1961年的毛主席著作的时候，笔者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理解：很多地方领导同志，都在积极的向毛主席反映“左”倾问题还没有彻底纠正的实际情况，而毛主席决定工作重点转移，和地方干部对于问题的积极反映密切相关。当时对纠“左”问题重视不足的，恰恰是其他中央一线领导同志，以至于毛主席亲自写信批评他们。

　　一、地方干部向毛主席积极反映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中，毛主席最早重视和纠正问题

　　（1）1960年3月3日，根据广东省委反映的问题，毛主席指出：“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和指示》）广东省委上报中央的《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必须及早引起全党严重重视，坚决堵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和指示》：注释“[2]”）可见，作为地方领导的广东省委在积极向中央反映问题，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2）1960年4月7日，毛主席在转发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的批语提到：“江苏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现将他们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的批语》）报告指出：“关于如何发展社有经济问题，也有争论。第一，关于发展社有经济的办法。前一时期‘一平二调’的现象已普遍露头，个别地方还相当严重。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是行不通的，它直接影响大队生产的发展，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社队干部之间的团结，助长铺张浪费现象，因此‘共产风’是刮不得的，但是共产主义风格必须大大发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的批语》：注释“[1]”）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就决定坚决、彻底进行退赔、彻底算账、纠正“一平二调”，并取得了重大成绩。1959年8月以后，由于国内外客观情况带来的工作重点转移，“一平二调”的尾巴还没有彻底迅速切掉。而江苏省委的报告反映了这一“切尾巴”任务有待完成的实际情况，无疑是比较及时的。

　　（3）10月10日，在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的文件时候，主席对李富春讲：“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两千多人(占总劳力百分之四十五)下去生产文件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转发湖北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批语》）可见，湖北省委也在积极反映真实情况。这无疑有利于加大毛主席对于彻底割掉“一平二调”的尾巴的重视力度。

　　（4）11月2日，在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的时候，毛主席指出：“请你们认真看一遍，吸取安徽经验，结合你们自己的情况，定出办法，迅速施行，越快越好。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内，开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并向中央都写一个报告，是为至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的批语》）安徽省委的报告指出：“由县委书记作报告，总结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某些社队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检查县委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的缺点，表示领导决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的批语》：注释“[1]”）可见，安徽省委也在向毛主席反映关于“一平二调”并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5）11月15日，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主席指出：“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和批语》）可见，毛主席起草这一批语、大力强调纠正“五风”，离不开地方省委例如湖北省委对问题的积极反映。而中央领导同志之中，毛主席决定纠正问题也是最早的。

　　（6）11月23日，在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简报的时候，毛主席指出：“发去四川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日简报一件，供你们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简报的批语》）四川省委的简报强调：“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拥护的重点各有侧重。少数人则表现出程度不同的顾虑和抵触情绪，大体是乘‘一平二调’之机手脚不干净，或在工作上、作风上有严重错误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地、富、反、坏等分子乘机破坏和富裕农民混水摸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简报的批语》：注释“[1]”）可见，四川省委也在反映“一平二调”客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遮遮掩掩。四川省委调粮过多加剧了四川经济的困难，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工作错误。但是，四川省委调粮实际上也是来自中央一线领导（当时毛主席在二线，对此并不知情）例如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等人的命令。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的回忆中提到过这一点。

　　（7）11月28日，毛主席在亲自起草的关于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甘肃省委在报告指出：“省委对中央政策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一)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二)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注释“[1]”）可见，甘肃省委不仅向中央反映了问题，而且比较真诚的做了自我批评。

　　（8）在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中央指示信的报告中，毛主席提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反映了浙江的实际情形，对各地有参考价值。”（《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浙江省委指出：“十一月十四日，省委常委开会，计论了中央指示，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深刻体会到‘五风’的严重危害。‘五风’屡反屡犯的根源是我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现阶段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两个根本问题理解不深，执行不坚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注释“[1]”）可见，浙江省委也在积极向中央反映问题没有根本解决的实际情况。

　　二、中央其他一线领导同志对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以及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和指导

　　当很多地方省委在积极向中央反映“一平二调”还没有根本纠正的问题并积极贯彻毛主席关于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指示的时候，中央其他一线领导同志对根本纠正“一平二调”的问题重视程度并不足。而且如前文所说，一线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关于调运粮食的决定，恰恰加重了一些地方的经济困难，而地方领导干部们无疑是必须按他们的指示办事的。

　　为了纠正一线中央领导对于根本解决“一平二调”的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1961年3月，毛主席亲自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五位同志。毛主席严厉批评说：“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前文已知，反映问题，很多地方干部比较及时；纠正问题，毛主席最为迅速、及时。而其他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彻底解决“一平二调”的重视程度是不如毛主席和其他地方领导同志的——这才是当时真实的历史！这就是给地方一定自主性的正确性的充分依据，这就是民主有理、过分集中有弊的真实反映！

　　毛主席纠“左”，不仅离不开地方干部对问题的反映，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很多农民群众，是被那些搞“一平二调”的中基层干部剥夺的被剥夺者。毛主席深知——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揭发出真正剥夺自己的人，才能解决那些个别人利用权力欺压人民的问题，才能避免剥夺者和剥夺者之间的相互保护，才能稳固公社集体所有制基础。所以，主席指出：“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关于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给邓小平的信》）“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通知和批语》）可见，充分发动群众，让受害者亲自发声，才能全面揭露问题。剥夺了群众果实的一部分人，自己获了利，是难以舍得自己主动向群众退赔的。这一点，主席看的最清楚。

　　为了全面贯彻让群众充分揭露问题、实现全面退赔、彻底纠正剥夺农民问题的指示，主席指出：“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转发张平化关于农村调查来信的批语》）这就是民主有理、集中有弊！

　　地方省委最早反映问题、中央除毛主席以外的其他领导同志对纠正“一平二调”的问题重视程度远远小于毛主席和地方省委领导；受到“一平二调”影响的农民群众是最直接的被剥夺者，他们最清楚自己怎样受到了欺压，所以主席主张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请他们充分揭发问题，从而彻底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观察大量史料，可以理直气壮的说：1960、1961年的问题，主要责任不在最早反映问题的很多地方领导同志，也不在最早重视问题并纠正问题的毛主席，而在于其他对问题重视程度不足的一线领导同志。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中央首先负责，而在中央，首先应由做具体工作的中央书记处负主要责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023年版）》：《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注释“[1]”）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