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红军东征后，到底是谁陷入四面楚歌？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九、红军东征掀起民族革命大风暴
这一节的主题是：红军东征掀起民族革命大风暴。
毛主席领导红军东征山西大胜而归，之后又西征甘肃宁夏，巩固和扩大抗日后方根据地。这个精心策划的重大战略行动，不只是赢得了战场上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了全中国抗日救亡的民族革命大风暴。
马克思曾说：“一步实际行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1]就是不能只有想法，只发文件，要付诸扎扎实实的行动，才会产生改造世界的作用。
东征是落实瓦窑堡会议策略方针的一个关节点，对整个局势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看不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它的战略意义。在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投降不抵抗，全社会极度苦闷、无望和愤懑之时，红军全力以赴东征抗日破题造势，并声明愿意抛弃前嫌建立包含所有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无疑打在时代痛点上了。理所当然地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共鸣和连锁反应，尤其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进而形成了转变时局的强大合力，使抗日统一战线向着胜利的方面推进了一大步。[2]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毛主席、张闻天等在通报情况时列举的事实[3]，还有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来看，中国社会真的反应强烈，毛主席用“政治形势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4]来形容。
一是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等均有信来，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在东征第40天时，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茅盾发来贺信说：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抗日救国）政策的。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5]。要知道，鲁迅他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这是冒着很大风险的。鲁迅还曾明确表示：“中国的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6]作为中国文坛的领袖，他们的读者和追随者众多，思想态度对社会影响很大。
二是宋庆龄、覃振也来信表示支持。他们是当时几乎无人不晓的重要政治人物。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也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坚定捍卫者，尤其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她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选择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还有覃振，现在的人们不熟悉，他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他刚从监狱出来就组织革命力量打下南京，之后各省闻风响应，清廷土崩瓦解。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他是24个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毛主席是17个候补执委之一，当时蒋介石连会议代表也不是。覃振是国民党右派，参与组织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在毛主席之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长，曾任立法院代院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但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的反对派。后来在宋庆龄等人影响下追随进步潮流，支持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由反共骨干变成了共产党的朋友。重庆谈判时，他曾两次宴请毛主席，毛主席送了他一件黑色羊皮袍。儿女说他时常翻来覆去地抚摸，说这是一件红皮袍啊，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了。
三是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马相伯何许人也？他当过北京大学代校长，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都是他的弟子。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遗余力地为救国奔走呼号，连续发表12次国难广播演说，被公认是著名的救国领袖、爱国老人，红军东征时他已96岁高龄，依然为抗日救国呼吁呐喊不止。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夫人，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画家。国民党一大她也是24个执委之一。孙中山逝世不久，她丈夫廖仲恺就被国民党右派杀害。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职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她的女儿廖梦醒、女婿李少石、儿子廖承志都走上革命道路，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不抵抗导致山河沦丧，她两次给蒋寄去女人裙子，并附诗怒骂：“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我们这些）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表达对蒋介石的极端鄙视，成为一时的新闻笑谈。
【大师傅抱石与潘天寿一起观赏观何香凝先生作画】
【何香凝国画作品《虎》】
当她闻知红军高举抗日大旗东征，也是坚决支持。何香凝还将一套狼毫湖笔（浙江湖州所制，号称笔中之冠），一本廖仲恺诗集及自己的画集，送给陕北的毛主席。毛主席给她回信说：“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7]这斗争二字，讲出了何香凝和她的画作的灵魂。
【毛泽东给何香凝的回信。“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唯有斗争乃能胜利。”（标红部分）】
四是媒体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仅上海一地拥护我们主张的公开刊物就多至30余种，其中《大众生活》销数约达20余万份，突破历史总纪录，蒋介石无法制止。
红军东征结束当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来自全国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及十九路军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 明确要求蒋介石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还提出：废弃一切引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给人民以抗日的组织和言论自由。这个全救会在各地包括欧美东南亚华侨中迅速发展[8]，但过了不长时间，南京政府就以“危害民国”罪将其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逮捕并投入监狱，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救国有罪激起全社会公愤，宋庆龄、何香凝等自带行装自请入狱，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等2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郑重处理”，李宗仁、白崇禧请求无条件释放“七君子”，张学良气愤地质问蒋介石：“对待人民爱国运动这样残酷，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连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杜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多位国际知名人士，也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甚为不安”。
【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不要认为只是文化舆论界、国民党一些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地方实力派和军事实力人物也迅速做出反应。
一是李济深对红军东征发表拥护通电。他是粤军首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上将参谋总长、第四军军长。这个四军因在北伐中骁勇善战，获得“铁军”称号，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四军属下，后来，朱毛会师后在井冈山建立红四军，再后来抗战时期建立新四军，都与这个铁军的称号和荣誉有关系。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李济深与蒋是一起干的，但他很快就从反共变成公开反蒋，被蒋介石3次“永远开除党籍”。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丧权辱国不抵抗，粤军骨干部队十九路军先是淞沪抗战，后又发动震惊全国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是国民党军反蒋抗日的第一个兵变。但博古等人认为他们是“小军阀”，不愿军事上策应而错失良机，导致福建事变失败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围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突围长征。李济深逃亡香港坚持反蒋抗日，组织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得知红军东征抗日，通电拥护是很自然的。还专门派人到陕北联系，带来合作协定[9]。解放战争后期，他又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人士，一起创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任主席。新中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是主席，李济深是6个副主席之一。
【1927年，旅居武汉的粤籍团体在汉阳兵工厂铸造了一块铁质盾牌，表达民众的敬慕之情】
二是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他是西北军统帅，当过袁世凯新军的管带（相当于营长），辛亥革命时带领所部起义；北洋军阀时期，他从直系阵营中杀出，通过北京政变推翻贿选总统曹锟，邀请孙中山北上；国共北伐时，冯玉祥在北方与直奉联军作战，大大减轻了北伐军正面战场的压力。在部队几乎崩溃时组织五原誓师，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还要求共产国际和中共帮他，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提出的战略方针取得成功。邓小平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的第一站，就是在他属下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中共党组织书记、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几个月后国民党“清党”时离开。西北军最盛时，有9个方面军20多个军，号称50万人，是国民党4个集团军中兵力最多的，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宋哲元、岳维俊、石敬亭、刘镇华、鹿仲麟，还有马鸿逵、石友三、刘汝明、邓宝珊、李云龙、杨虎城、庞炳勋等都曾是他的手下。冯玉祥曾与蒋介石联合反共，但蒋介石不止屠杀共产党，还以裁军为名排除异己，反目成仇开始新军阀混战。蒋、冯、阎（山西阎锡山）、桂（广西李宗仁）大战失败后，西北军瓦解，冯玉祥失去了与蒋对抗的实力。他是国民党高层坚决主张抗日的。
还有，从蓝衣社（这是以黄埔系骨干分子为主，国民党内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后来演变为军统）、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治派别），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包括南京政府内部，也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正在斗争中。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红军东征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如果说，这些还是政治上的分化和站队，紧接着就是武戏出台了。
红军东征结束不到1个月，1936年6月1日，震惊全国的两广事变爆发。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高举起抗日反蒋旗帜，宣布成立抗日救国军进军湖南，北上抗日。粤军和桂军两大军事集团造反了，蒋介石急调军队阻截，大战一触即发。
【左起：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蒋介石倒行逆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一再对日妥协投降，不止与日本人合作反共，阻拦红军东征抗日，还处心积虑地消灭异己，即便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依然如此。当时两广是胡汉民主持，一直对蒋介石保持着半独立状态。胡汉民曾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不是蒋介石，而是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那两个是左派，他是右派，与蒋介石合作反共，蒋平时总说胡是他的老师、前辈。胡对蒋介石独裁不满，不断对蒋说，做事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蒋就翻脸把胡诱捕，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两臂两腿捆的都是血印[10]。1935年底当国民党主席，是国民党军名义上的最高职务，而这个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反共右派，发表的政见却是：“与其亡于日，毋宁亡于赤！宁斅挂红旗，不斅挂日旗！”说明在亡国灭种形势下，只要对国家和民族还有责任感，即便顽固反共领袖的思想也在转变。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病逝，两广顿失政治靠山。蒋介石要乘机收回西南权力，圆自己做总统的迷梦，向握有广东军政大权的陈济棠提出三条原则：一是中央协助广东出兵，彻底消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二是广东驱逐萧佛成等反蒋元老；三是广东维持原来局面不变。这让陈济棠大惊失色，蒋介石今天授意广东解决广西，明天就可以用中央军解决广东，便立即请李宗仁、白崇禧到广东共商对策，决定起兵抗日反蒋，蒋介石失算。这场兵变从6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9月底失败，蒋介石通过收买分化等手段，瓦解了两广同盟，最后以陈济棠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服从蒋介石领导结束。
【左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
两广事变是继福建事变之后，国民党军事集团中第二起大的抗日反蒋兵变，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第三起，此时两广事变仅过半年。这说明什么？不排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天下大势和人心所向，大家不愿同蒋介石一起当卖国贼与亡国奴，蒋介石不改弦易辙已经不能维持下去了。但在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不但没有汲取教训认清大势，反而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实为历史鲜有。表现得极其得意忘形。这样的错误认知，很快就给他带来几乎是灭顶之灾。
而远在陕北的毛主席却看得非常清楚，极具预见性地指出：蒋介石继续投降卖国，统一与停止内战已是不可能，全国必将继西南之后到处举起反蒋的旗帜。[11]
当时，政治局开会研究两广事变及整个形势，周恩来作关于西南问题的报告后，大家讨论发言。毛主席认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12]
【胡适（1891-1962）】
为什么要坚决驳斥胡适呢？胡适的所谓民族改良主义，就是和帝国主义妥协的主义[13]。蒋介石的论调与胡适一致。日军侵占东北之后，胡适到处宣扬：反正东北已丢，我们又打不过，不如成人之美，将东北送给日本人，并承认伪满，如此便可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他给蒋介石提出的建议是：“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当时南京政府内有一大群汉奸掌握着实权，基本也是这样想这样做的，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提出批胡适的民主改良主义，就是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就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在思想政治上开道。
红军东征后，不仅牵动了华北政局，也牵动了南京政府及山西周边的利益攸关方，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政治上的各派势力，纷纷通过各种关系与中共中央秘密联络。
两广事变爆发后，几乎第一时间，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派人到上海和平津地区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在上海，王公度找到了冯雪峰，表示非常渴望与中共合作，两广方面反蒋坚决不会动摇，希望在舆论宣传、群众团体的策动与配合、军队的联络特别是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等方面一致行动。还派人到陕北与我联系，讨论统一战线及西南问题[14]。我们也派出重要代表南下联络，以做到互相配合。中革军委毛主席和朱德，还专门发表宣言表示支持，提出立即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派人与我联系。我们派张曙时、冯雪峰秘密去成都做刘湘的工作，签订了中共与刘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刘湘把反共政策改为“抗日、反蒋、联共、建川”的八字政策，还将一些重要情报送给中共，给了6万银元做活动经费。[15]
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已与红军密切合作，陕西省政府主席、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代理甘肃省主席新一军军长邓宝珊[16]，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都与我有联系，甚至派人到陕北[17]。山西土皇帝太原绥靖主任阎锡山被红军东征打过后，准备联共抗日。绥远省政府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也开始与共产党接触，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18]
主动与我联络的还有，打响抵抗日本人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淞沪抗战的粤军抗日爱国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甚至新疆王盛世才，也给中共代表团王明写信，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提出要加入共产党，要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五省变成中国革命的可靠根据地。[19]
还有，英、美、法等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更加趋向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较强硬的政策。共产国际和苏联积极支持中国对日抗战。[20]
出现这样众望所归的局面，到底是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出路了，还是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了？中国文化界领袖支持红军；进步的政治领袖支持红军；国民党重要将领和地方实力派举起抗日反蒋大旗，要与蒋介石直接刀枪相见；那些过去与蒋介石一起反共的重量级国民党元老，不但不再反共，还强烈的反蒋抗日；各地各派的军事政治人物，也纷纷派人联络中共和红军，要合作抗日。从一般意义看，中央红军到陕北之后，根据地周围强敌环伺，似乎无路可走。但在红军东征后，竟然出现了近似多米诺骨牌效应，民族革命的大风暴竟然掀起来了。尤其西北地区和北方的实力派，本来与蒋介石联系就少，并被蒋介石视为异己力量，现在都开始与共产党联系，表示抗日反蒋、联合抗日的意愿，再加上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态度变化，时局发展方向越来越与共产党的主张一致了。蒋介石为共产党和红军设置的包围圈，最后竟然把自己包围起来了。
东征刚刚结束时，毛主席就指出：红军东征动员了全国，军事上、政治上打败了阎锡山，政治上打败了蒋介石，推动了各派军阀的反蒋运动。我们的同志中，长征以后觉得自己小了，山西的胜利，扫除了这种观念。[21]
抓住抗日救国这个主要矛盾，掌握了政治、军事、舆论和人心上的主动权，改变了党和红军的被动局面，不但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还成为引领时局转变的旗手。蒋介石不承认主要矛盾变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对日不抵抗，搞得众叛亲离，最后几乎走到绝路，只能让命运牵着鼻子走。
由此想起，中学课文中曾经学过的孟子的千古名言：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诚哉斯言！古人诚不欺我！
注释：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 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280页。这个评价源自：1936年5月20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电报，1936年5月26日一方面军政治部《东征的胜利和目前的任务（讨论大纲）》。
[3]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5]任石平、郭宝主编：《数风流人物——1936年红军东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
[6]倪墨炎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234页。
[7]《毛泽东书信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
[8]李新：《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下）。
[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10]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1] 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八卷，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41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1页。
[13]金冲及著：《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1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15]王光远著：《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页。
[1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18]徐占权、徐婧著：《决策•存亡——长征中重要会议的解读》，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页。
[19]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133页。
[20]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21]任文主编：《东征•西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6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