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无问题，东进有条件——西路军失去东返良机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1]”

　　然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

　　洛、毛、朱、张：

　　一、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

　　二、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

　　三、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四、对西路军物资的帮助，当与杨、于设法处理。

　　周、博[2]

　　这事儿没办成。

　　18日，军委主席团再电徐、陈，指示他们“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并尝试与诸马谈判各自“划地为牢”。同时也再一次道出了那句很不中听却也很客观的冷峻之语：“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3]

　　而实际上，东进或东返，一直就不在“徐陈”当时的选择之列。

　　同一时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也曾向中央提出建议：

　　先速稳定西北抗日根据地，肃清甘、青、宁后方敌对势力，与新疆、蒙古打通，取得国际的物资援助。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4]

　　如前所述，这个建议显然是行不通的，也是有悖于当时形势和大局的。

　　关于这一点，徐向前也表示：“……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难免有不成熟和失当之处[5]”。

　　当然，像这类属于认识差距的问题，放在那个历史时期历史环境下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指挥河东红军主力的彭德怀、任弼时，在乍一听闻“西安事变”这个消息的那个当口，本能的反应也是“西进”——向西打击胡宗南：“压迫胡宗南西退，在运动中求得消灭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6]”，“乘胡敌退守时，在运动中截击猛追，求得消灭敌一二个师[7]”，“乘着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8]”。甚至在收到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南下靠拢张杨部队的电令后，还仍然割舍不下胡宗南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还在惦记着如何留下些人马乘机拾掇这个老冤家[9]，还在琢磨着“争取宁夏”，毛泽东还也不得不对自己这两位老资格的战友和同志作耐心点拨与说服：“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可能[10]”；红军主力“仍应向西峰方面行动[11]”；“不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自己主力变为对胡宗南的钳制队，应在战略主要方向，有决定的自主的施为部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