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历史疑案，依靠对大量史料综合分析与整理，而非望文生义——以“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研究为例

八十年代以来的国内社会出现的非毛化思潮之所以有市场，与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分析历史资料的思维能力、容易望文生义不无关系。毛主席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中，特别是在他还未成为中共核心领袖的时期，为革命事业考虑、为减小革命损失考虑，难免对组织、对上级做出各种形式上必要的服从。谁知当今社会竟有相当多望文生义者，不仅不懂毛主席在艰辛岁月的良苦用心，反而望文生义、给老人家扣“支持‘左’倾路线”的帽子......我们有必要像侦探破案一样侦破一系列必要疑案、为毛主席多说公道话。今天，笔者以“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为例，呈现侦破历史疑案的必要方法。根据当前公开的、零散的、较大量的史料，我们已经可以还原这一事件的基本脉络了。

(1)1930年8月23日，毛主席、朱德同志反对攻打长沙的意见被否决，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通过了再打长沙的决定。毛主席对攻打长沙持反对意见，这是《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承认的。笔者在之前文章都有引用。8月24日，主席致信中央，罗列了何健部队主力之后表示：“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红军亦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了保证，不过须付与相当的代价就是。”“明日即向长沙推进，大约经一度剧战之后即可占领”(《罗坊会议》，第17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罗坊会议》编写者们引用了真实文献，但是对文献做了望文生义的解读、污蔑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实际上，他们完全忽视了对这一资料和之前大量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分析以及对这一资料本身的全面分析，以至于给毛主席扣了帽子。

(2)早在1930年6月，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就传达了“立三路线”。“涂振农在报告中，指出现时长江流域反动统治非常混乱，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成了迫切的任务；要求红四军等进攻南昌、九江，‘先打下吉安，作为进攻南昌、九江的根据地’”(《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涂振农明确指出：红四军“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头一步要打吉安，发动赣南割据，再由赣西与八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威胁南京。”(《罗坊会议》，第131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从此，主席和朱德同志为避免遭到李立三中央的惩处而无法指挥朱毛红军，不得不在话术上注意和李立三中央保持一致。这也是主席在之后在8月19日、8月24日信中不得不说与之类似内容的原因。下达“攻打南昌”命令之后，并不同意李立三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09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面对红一军团不打南昌、不执行“立三路线”已成事实，主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不得不表示：“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像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罗坊会议》，第17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但是，从涂振农的报告来看，红四军的任务是先打南昌、九江再打武汉。现在南昌这边已经被对付过去了，为避免李立三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从昌北出发、沿南浔路攻打九江、夺取武汉，主席不得不在8月19日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新计划”：“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预计此时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向南浔，进取武汉。”(《罗坊会议》，第168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主席就在原定计划的“下一步”——沿南浔路“攻打九江、进取武汉”之前“插”了一个任务——先去湖南发展，绕道千里、由湘反赣之后，“再向南浔，进取武汉”。主席“插”一个新任务，显然是为拖延“进取武汉”的时间。同时，主席又不得不给李立三中央画“城市”大饼、打出了“进取长沙”的旗号。长沙虽然在李立三中央心中不如武汉重要，但是也算大城市。主席做出这样的“计划”，李立三即使看得出主席是在拖延攻打武汉，也不会过于反感。这恰恰是主席考虑的精细之处。但是，8月23日一三军团会师之后，由于主席和朱德同志反对攻打长沙的意见遭到会议否决，主席就难以像对付南昌那样对长沙也“鸣枪示威”了。

(4)但是，正如朱德同志所说：“毛主席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准备好转弯的步骤。”(《朱德选集》：《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主席在8月24日给中央写的信最后提到的“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罗坊会议》，第17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完全以主席在信的前文提到的“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了手了。红军亦大大扩大了，夺取武汉就有了保证，不过须付与相当的代价就是。”(《罗坊会议》，第17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也就是红军“攻克长沙”为前提，并非鼓励李立三中央无条件下达进攻武汉的指示。早知长沙根本攻不下的毛主席，实际是在向中央传达这一意见：消灭何键主力、打下长沙、扩大红军，夺取武汉才会有保证、才是他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的前提，而且创造这一“保证”的过程要付出相当代价。可见，一方面，主席不得不以类似于李立三中央的话术、强调长沙“可以打下”，以争取李立三中央信任;另一方面，主席巧妙地用长沙“绑架”了武汉、引诱李立三中央做出“先拿下长沙，再夺取武汉”的指示。一旦李立三中央“上套”、也把“消灭何键主力、夺取湖南政权、扩大红军”为夺取武汉的“保证”并作出相关指示，主席就能以打不下长沙为由拖延攻打武汉，这就有利于前线指战员接受他的意见。据郭化若同志回忆：“对红军第二次打长沙，毛主席是反对的，做了许多说服教育工作，把部队从长沙撤下来。”可见主席为劝前线指战员接受他的意见是出了很多力的。主席的这封信中，也能看出毛主席在这封面的考虑。这封信的字里行间，体现了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毛主席已老谋深算。

(5)1930年8月28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命令：“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健部队之目的,决于明(二十九)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艺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命令第一军团于，十九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之线。”(《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这些都是在长沙外围攻克敌人相对薄弱地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命令，而非强攻长沙的命令。29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命令：“据悉.故军主力昨今两日陆续移向易家湾,似有以少数部队农长沙近郊阵地之工事牵制我军,而以力利用铁路出易家湾向我军侧击之企图。方面军决于明(三十)日先歼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袭长沙。”(《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军事年谱》对这一电报的引用并不完整，以至于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主席和朱德同志在这封电报还表示：“如所歼灭之易家湾敌军非其主力时，则三军团只应进至石牌岭、老店、石人冲之线，第十二军则进至洞井铺、燕子岭之线，第四军只进至许家冲之线，总部及总预备队在龙家湾大道上等地停止待命。”(《罗坊会议》，第192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就表明，这封电报并非强攻长沙的电报。主席和朱德同志真实的意图：能在野战中、在易家湾消灭敌军主力，才能乘胜袭取长沙;如果在野战中无法歼灭敌人主力，就不能夺取长沙。之后，8月30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发布“诱敌”命令：“敌军确企图以奇兵袭我之侧:方面军拟先诱歼该出击之敌,然后乘胜进攻长沙”(《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29页。广西人民出版社)8月31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同样发布“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命令，都与强攻长沙无关。这样，内心抵触攻打长沙的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从8月24日到9月1日，将“强攻”的时间拖延了九天之多。

(6)9月1日，主席和朱德同志下达了2日总攻的命令。从当前公布的资料来看，主席和朱德同志之所以在拖延很久之后下了这一命令，是为了在当时条件下促进指战员觉醒。此前，朱毛还做了有利于尽可能减小损失的准备。承前所述，主席和朱德同志知道猛攻长沙不行，所以采取了诱敌方针。“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朱德传(上)》，第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九月一日午后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二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朱德传(上)》，第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这次强攻的目标包括争取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从后来的效果来看，这一目的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当时“从长沙南郊的猴子石起，直到北面的捞刀河止，数十里内，用岩石、竹钉、高压电网共修筑三道防线，防线内布满密集的堡垒群。企图凭坚固的工事，死守长沙。”(《罗坊会议》，第13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据何德全回忆：“经过详细侦察，得知敌人早已做好了各种工事。在1000多公尺进攻正面上设置了三道坚固的工事。第一道是巨型鹿砦；第二道是密布的竹子；第三道是成排的高大电网；工事后面，敌人的碉堡群象蜂窝一样一个挨一个，探照灯光不停地扫来扫去，照得如同白昼。”(何德全：《何德全忆红军第二次玫打长沙》)《彭德怀年谱》记载：9月1日，“遵照红一方面军向长沙总攻的命令，指挥红三军团向杨家山、五里排、湖迹渡一带猛烈进攻，并组织持大刀、长矛的敢死队乘夜连续冲锋。经过三四天激烈战斗，红军虽突破了敌人第一道、第二道工事，但终未完全突破敌人阵地，逐渐形成胶着状态。”(《彭德怀年谱》，第50页。人民出版社)《彭德怀年谱》的记载存在一定问题——把下总共个命令的时间误解为了总攻的时间。主席和朱德同志下达的“总攻”命令全部规定总攻时间是9月2日而非9月1日，《彭德怀年谱》却记为9月1日，与命令原文不一致。但是，《彭德怀年谱》指出了一个事实：由鹿砦、竹子构成的前两道工事，被红军成功突破了。之后，对最危险的电网的冲击，由于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在8月28日的重要准备，红一方面军主要动用的并非人力。

(7)早在主席和朱德同志的8月28日命令中，就提到“并没收土豪之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障碍物。”(《罗坊会议》，第18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主席和朱德同志深知红军根本没把握突破敌人的工事、障碍，于是向红军战士们表明：一旦遇到危险障碍，人千万别顶上、要让牛顶上去。这也是主席和朱德同志并不同意强攻长沙的重要依据。“水牛”何时得到红军动用?据《朱德年谱》记载：9月2日，“红一方面军各部冒雨对长沙发动总攻，被敌电网所阻，虽采取了‘火牛阵’的方法，仍未奏效。”(《朱德年谱(上卷)》，第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罗坊会议》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描述这一过程时，都强调红军攻击电网防线的时候是先出人、后出牛，但是从《罗坊会议》收录的毛主席和朱德同志下达的总攻命令原文来看，主席和朱德同志根本没有先出人、后出牛的部署。所以，当前公开的资料只能表明：1、主席和朱德同志深知红军根本无法攻克敌人工事，提前准备了水牛、要求红军遇到危险的时候就让它们当“挡箭牌”，以尽可能减少红军战士的损失;2、红军面对最危险的电网工事之时动用了水牛，此时主席和朱德同志也并无“先出人，再出牛”的部署;3、这次主席和朱德同志下总攻的命令，不仅是要尝试去迫使何键派兵出城，而且有用水牛群的结局来教育红军指战员特别是红三军团指战员认清现实的意图。即使是上帝视角开天眼，对于主席和朱德同志来说，这也是当时条件下促进大家觉悟并尽可能减小损失的唯一正确办法。

(8)9月3日，主席和朱德同志“迫敌出击”的战术初步奏效。于是，“三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其中陶广师的两个旅由猴子石出击”(《朱德传(上)》，第25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于是，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在长沙城南铁路线上与从猴子石出击的何健部两个多旅作战,把敌赶至湘江边,毙敌约八百人,俘敌一千余人。”(《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红军在运动中成功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4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再次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以诱敌出离阵地围歼之于工事外之目的，明（五）日仍位于现在地（左自杨家冲沿桃花瑕、廖家冲、柏竹塘，右亘于螽斯港之线）诱敌接近,然后以集结之兵力围歼之。”(《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这就停止了2日以来的“强攻”，继续改为“诱敌深入”。按照《彭德怀年谱》的记载，“激战”是“三四天”。但是从前文引用的1日、4日电报资料和《毛泽东军事年谱》、《朱德年谱》中对于2日、3日的战斗信息记载来看：红一方面军2日发动总攻并及时停止于电网工事之外、3日在运动中歼敌、4日又改为“诱敌”。严格意义上，“激战”只有两天。《彭德怀年谱》之所以提“三四天”，一方面是把总攻命令发布时间完全算为了“总攻”的一天，另一方面是由于编者不确定4日是否存在战斗，所以打了“三四”这一模糊牌。

(9)主席和朱德同志又尽可能拖延强攻时间，并拖延了很久。主席和朱德同志在5日发布命令：“据探悉，敌有以一部准备偷渡袭我侧背之模样，一部有依长沙城沿大道向我出击之企图。方面军决先诱歼此两路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入长沙。”(《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第3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同日，主席和朱德同志又发布了待机歼敌的命令，并表示“如明日易家湾、大托铺无敌，则第四军应由田心桥向易家湾方向布置宿营，第三军在姬竹庙、白马冲一带布置宿营，第十二军在楼狄塘、钱塘坡一带布置宿营。总部在钱塘坡、田心桥附近宿营。”(《罗坊会议》，第21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可见，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部署，还是围绕着“诱敌”和“歼敌”而非“总攻”的部署。从9月4日到9月10日，长达七天的时间，红军并未发动一次总攻。

(10)令主席和朱德同志遗憾的是，9月2日水牛们的结局还是没有让很多红军指战员觉醒。所以，尽管主席和朱德同志拖了很久，到了9月10日，主席“在诱歼敌军不能实现的情况下，鉴于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同朱德发布红一方面军强攻长沙的命令，定于当晚八时向敌人阵地进行总攻击。红军向敌军连续多次发起攻击，前仆后继，激战至十一日拂晓，仍未能突破敌军阵地。这次总攻，红一、三军团都遭受较大损失。”(《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如果说9月2日的总攻是主席和朱德同志希望通过“牺牲”水牛来教育红军指战员并尝试迫使何键派兵出城而主动做出的决定，这次9月10日的总攻则对他们来说是“违心同意别人”的“迫上梁山”。但是，为了充分在实践中推动身边的红军指战员特别是红三军团指战员觉醒，主席和朱德同志除了在9月10日下达命令以外，没有其它任何更好的办法。

(11)不可否认，也正是这次主席和朱德同志“迫上梁山”的抉择，使其他红军指战员开始初步觉醒。于是，主席之后的因势导利是基本顺利的。9月11日，“在强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主张撤围长沙。当时获悉驰援长沙的国民党军李宗仁、张发奎部已到湘潭，红一方面军总部立即开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9月12日，主席“和朱德发布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等处待机的命令，第二次围攻长沙遂告结束。”(《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313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面对长沙打不下已成既定事实，红三军团指战员初步觉醒。于是，支持主席、同意撤离长沙的总前委成员成为了多数。

(12)不过，也正如朱德同志后来所说：“长沙打不下，我们又实事求是，冷静地估计敌我力量，准备折回江西。但中央不准，有些干部也反对回江西，还要我们去打武汉，打九江。红三军团大部分同志亦不同意折回。”(《朱德选集》：《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见，很多红三军团的同志即使当时同意了撤离长沙，也不同意主席“折回江西”、向敌人薄弱环节进攻的战略意见。据滕代远同志回忆：“毛主席提出退出长沙......并说服了三军团部分干部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9月，我们占领了袁州，在袁州开了一天的前委会。会上，毛主席提出先打吉安的主张，但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却提出了不打长沙就去打南昌。”(《罗坊会议》，第356-35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我们从中可见当时主席领导革命力量的艰辛、不易，也可见彭德怀同志当时的重要贡献——如果没有彭德怀同志当时尽可能压住三军团很多同志的不同意见、要求三军团也在毛主席指挥下打第一次反“围剿”，就很难有后来的第一次反“围剿”大捷。也正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次大捷，使他的威信在红三军团也开始根本树立了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只有系统分析、整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彭德怀年谱》提供的资料信息与《罗坊会议》中收录的军事命令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参考各位当事人的回忆资料，从而在尽可能全面占有材料同时将这些材料系统整理成完整的时间线，才能比较完整的还原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的历史真相，并得出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当前公布的这些资料足以表明：即使是上帝视角开天眼，我们也找不出比毛主席在当时职权范围内、面对立三路线时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更好的选择，我们也必须承认毛主席在立三路线统治我党时期并没有犯任何“支持立三路线”的错误。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结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