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观及“剥削有功论”

　　一九四三年六月，刘主席给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写了一封长信，专门论述“人性”问题。毛主席读后，在信稿上写下了六十六处批语，并致信刘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这场发生在延安窑洞里的哲学辩论，看似是抽象的理论探讨，本质却是触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毛主席与刘少奇展开了深刻的思想交锋。而这一分歧不仅决定了两人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的不同判断，更与建国后的“剥削有功论”等政治路线之争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刘在信中提出，人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自然性与社会性。他认为人“是物质的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和“一般的动物性”。同时人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具有“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他把人的自然性界定为先天的、从人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包括“体质、聪明、本能等”，而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二者“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在刘看来，人既是“自然人”，又是“社会人”，两种属性并存，共同构成了人性的全部内涵。这一表述看似很全面，但其实陷入了二元论而不自知。对此，毛主席给予了尖锐而系统的批判。在批语第二十条中，他写道：“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这段批语是理解毛主席全部观点的钥匙，其坚决否定了将人性割裂为自然与社会两个并列侧面的做法，认为这种划分本身就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为了批判刘的二元论，毛主席从多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当刘说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时，毛主席批道：“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他指出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甚至有感情、记忆和推理能力，思想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只有社会性的生产劳动才是将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的根本动力。当刘说“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时，毛主席批道：“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当刘认为人的体质、聪明、本能是先天的自然属性时，毛主席在批语第四十二条中进行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阐述：“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这一论断将社会性贯彻到了人的存在的每一个方面和细节之中。即便是看起来最“自然”的食色之性，毛主席也明确指出：“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刘将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视为人的动物性表现，毛主席则批道：“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

　　毛主席之所以如此坚决地反对人性二元论，是因为他看穿了这种理论的阶级实质和政治后果。承认人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永恒不变的自然性，就等于承认了在阶级社会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抽象的人类共性，就等于为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保留了最后的避难所。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他们把本阶级的私利包装成普遍的人性，把被压迫阶级的反抗污蔑为违反人性。刘虽然也批判了这种虚伪，但他承认自然性的存在，就在理论上为这种包装留下了空间。毛主席在第五十二条批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这个后门一旦打开，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抽象的道德说教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就会被稀释和消解。

　　刘的人性观点中的另一根本缺陷，是缺乏彻底的、唯物的历史观点。他在论述中大量使用静止的、非历史的范畴，比如将人的思想当作一种既定的、完备的属性来讨论。对此种观点，毛主席多次指出其非历史性：“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在毛主席看来，不仅人的体质和本能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史中形成的，人的思想、理性、自觉性同样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原始人与现代人不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不同，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与没落时期的剥削阶级也不同。刘笼统地谈论“人是有思想的”、“人是有理性的”，却没有把这些特征放到具体的历史阶段和阶级关系中去考察，这必然导致一种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人性观。毛主席在最后的总评中一言以蔽之：“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而这句话是对刘的全信乃至其哲学观点和政治路线最精准的诊断。

　　那么，这场关于人性问题的哲学争论，与后来刘提出“剥削有功论”等政治主张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联呢?表面上看，前者是抽象的哲学问题，后者是具体的政策主张，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深究起来，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清晰的逻辑链条。既然承认人性中有一个与社会无关的自然性，既然把人的发展理解为某种自然属性的展开过程，那么社会的演进也就容易被理解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生长的、不可跨越的阶段论过程。

　　刘在建国初期反复强调，中国生产力落后，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为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他在天津讲话中公开说资本主义剥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警告“不能过早消灭资本主义，如果现在消灭了，将来还得请回来”。这种观点的哲学底色，正是一种机械的、线性的发展观。它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简化为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认为只有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变革生产关系。这恰恰是毛主席在人性论争中所批判的那种缺乏辩证历史观点的方法论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延伸。与之不同，毛主席则始终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创造中的巨大作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当刘认为必须先工业化才能合作化、批判山西试办合作社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时，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到了农民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张通过合作化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取向，根源于对“人”的不同理解。刘看到的是需要等待生产力自然发展的、带着浓厚自然性的人，而毛主席看到的则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改造自身、创造历史的、彻底社会性的人。

　　进一步，承认人性中有自然性的一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为“剥削有功论”提供了潜在的哲学辩护。如果人的食色之欲、竞争之性都是自然的，那么资本家的逐利行为、剥削行为似乎也可以被解释为某种自然性的流露，而非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刘在致续范亭信中说“人的自然性……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毛主席立即批驳：“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这一批判的逻辑延伸便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什么“人类共同的自然性”需要“保护”，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压迫不是什么“自然性”的表现，而是特定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造成的。因此，对待剥削的态度，不能从抽象的所谓历史必要或自然阶段出发，而必须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出发。毛主席之所以坚决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之所以在一九五三年后加速推动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因为他从彻底的阶级论和历史辩证论出发，认识到不能坐等生产力“自然”成熟，而必须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来推动历史前进。

　　毛主席关于刘的人性论观点的六十六处批语，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他拒绝任何形式的二元论，拒绝任何形式的抽象人性论，拒绝任何形式的机械发展阶段论。在他那里，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就是阶级性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表现。这一哲学立场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彻底的、革命的人性观——相信人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相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相对的，刘的观点，因其哲学根基上的不彻底性，最终使他在面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时，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一九四三年那场关于“人性”的哲学论争，犹如一颗深埋的种子，二十多年后长成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的参天大树。历史已经证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任何一点理论上的动摇和折中，都可能在实践中被放大为方向性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世界观的最深处保持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因为一切政治路线的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歧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