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浮夸风的兴起与衰亡，看毛和刘的两种群众观
——读《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有感
一直以来，对1958年浮夸风的看法成为了左右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右派认为浮夸风是毛泽东的责任，左派则强调了刘少奇，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把浮夸风的责任全部推给毛泽东，无疑是右翼一贯以来的“毛-极左路线-灾难”的类似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申必思维模式。而左翼强调刘少奇，邓小平在其中作用的观点，虽然破除了上述的这一历史神话，但也很像是“毛-极左路线-灾难”这一历史神话的负片，都忽视了浮夸风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层原因：领导人及各级官僚的执行机制以及官僚与群众的互动机制。
本文也参考了《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一书对毛和刘两种群众观的分析框架，领导人个人的世界观也是值得考量的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划分为“好人”和“坏人”（事实上上一段所述的争论都是把毛填在一边，把刘填在另外一边罢了）
在《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书中，童小溪写道“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这一点，也能从他与李达辩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中看出。
毛泽东本人对浮夸风并不感冒，1958年7月3日，毛批示“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说“亩产10万斤，吹都吹不起来嘛”。
但当李达反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句口号时，毛也并不同意，认为“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事后，毛说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体现了毛重视群众运动的一面。
转折点在10月底~11月初，10月26日，毛泽东派吴冷西，田家英到河南做调查研究，调查的结果是1958年虽有不小的成果，但农村也出现了不少乱象：如修武县由于大炼钢铁，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兴宁人民公社公社干部布置“房屋公有”，男女老少住集体宿舍，群众意见很大。11月1日，毛泽东到达河南新乡，听取了当地干部耿起昌汇报了河南省官僚运动群众的实际情况（以反“潘、杨、王”运动为例，因为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全省总共写了16亿张批判潘复生的大字报）使得毛认识到1958年的形势并非是单纯的群众运动，而是各级官僚为了自身政绩“升官发财”“运动群众”的所作所为之后，第二天就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反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