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教授陈寅恪居然放言“屈服日本乃上策”

　　作为历史学家的陈寅恪，他对现实一直有着浓厚的关注兴趣。尤其是对于日本。他先后两次旅日（而非留学），而后又长期阅读日文学术期刊，他对日本的依赖和感情可以略见一斑。那么，七•七事变之后，在全国人民磨刀举旗、准备杀敌决战的时刻，陈寅恪对日本侵华行为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借助于他的好友吴宓对他的真实记载，可以得知，见《吴宓日记•1937年7月14日》记载：

　　“晚饭后，7一8与陈寅恪散步。寅格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尤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请注意，陈寅恪居然主张：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这就是那个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两次跑到日本以“家族滞在”的签证去“留学”、去“东游”、去“附焉”——他的老爹陈三立先生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抗日绝食忧愤而亡的陈寅恪，作为中国知识精英居然却提出如此观点！

　　为此，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在《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一文中十分不满地感叹和无奈的洗地，陳寅恪“他自己也以民国遗民自居。陈寅恪是世家子弟，极为重视门第，门第氏族也成为他历史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视角，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陈寅恪可以称得上最顶级的民国范儿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吴宓在日记中记下了陈寅恪对中日战争的看法：‘寅恪谓……屈服乃上策……’陈寅恪和吴宓自比顾炎武，他们把亡国视为必然。……他们在根本认识上却像周作人一样，看不到中国潜在的力量，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从而陷于消极绝望。”且不说，所谓“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说就是对当时国民政府和华北地区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各种抗日运动的抹杀和污蔑！这里，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战斗在第一线的29军的抵抗行动，看看究竟是否存在“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之现实！

　　1937年7月26日晨1时，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下令驻屯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驾驶四十辆日本军车，装满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由天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北平。大队长广部带兵于凌晨5时30分从天津出发。当天下午2时左右到达丰台。他迅速和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商讨进入北平城内的方式，决定假冒北平日本大使馆卫队出城演习归来，由广安门或前门开车入城。最后觉得还是从广安门入城比较容易。40辆车队中，扣除物资和弹药之外，实际列入进城车队的是26辆车队的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