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年为何与陈寅恪断交

　　根据我们前面的考察得知：梁启超先生晚年和陈寅恪关系并不和睦，临终前半年几乎处于与陈寅恪断交的地步？为什么呢？起因之一就是王国维的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真正的“三百年来唯一见”的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出人意料地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这件事立刻举世震惊！

　　梁启超先生当时的震惊和感受见之于他在6月14日给梁令娴的信：

　　我本月初三离开清华，本想立刻回津，第二天得着王静安先生自杀的噩耗，又复奔回清华，料理他的后事及研究院未完的首尾，直至初八才返到津寓。现在到津已将一星期了。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

　　因此，梁启超先生对于王国维先生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

　　在处理善后工作中，王国维交代只是“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即由陈寅恪、吴宓二先生代为处理图书而已。按照中国文化传统，入土为安时的墓碑由谁来写，一时间成了重大的课题。吴宓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负责人，负责协调此事，并向清华学堂校方汇报。当时王国维家人和国学研究院初步定的人选是梁启超先生。

　　——即，最初《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铭》与陈寅恪无半毛钱关系。

　　但是，随着吴宓卸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国学研究院的部分实际工作就被陈寅恪主动承担了。他开始考虑给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而不是简单的墓碑、墓志铭，这是在1928年2、3月间才出现的提议。提议人当然是陈寅恪，他甚至带领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发起了全体师生的捐款行为。

　　令陈寅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而给王国维纪念碑捐款活动居然首先遭到了吴宓的抵制和拒绝！根据《吴宓日记》1928年3月23日记载的理由是：“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经费。且谓宓为昔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无礼，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寅恪，托其婉告彼等，言宓家庭担负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