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躲闪闪和故弄玄虚：这是学术界对陈寅恪学术的真实评价

　　陈寅恪的如此学风和放料，加之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虽然深厚而其长期无视同僚的正规教学，早就引起了学术界同仁们的不满和非议。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的霸道作风和陈寅恪留德、留美同学势力范围，极大地压制了任何负面评价的生存空间。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钱穆为何看不起陈寅恪。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师友杂忆》一书中曾回忆他和陈寅恪认识的经过如下：“余又因锡予获交于陈寅恪。锡予寅恪乃出国留学前清华同学。寅恪进城来锡予家，常在余所居前院书斋中聚谈。寅恪在清华，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悬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值颇不易。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但是钱穆曾对陈氏有如下评定：“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穆前读弟讨论陈氏所作关于《再生缘》一文，甚为欣赏，当时即觉弟不仅能发表陈之内心，即弟之行文，亦大有陈氏回环往复之情。然此种文字，施于讨论《红楼梦》、《再生缘》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体各有當，殊覺不適。”

　　此说首见于1960年5月21日钱穆致余英时的信中。

　　这里可能存在这钱穆对陈寅恪史学研究的个人偏见。杨树达在《积微翁回忆录》一书中记载：1934年5月16日，陈寅恪对他说：“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又见《师友杂忆》一书中：“《国史大纲》稿既成，写一引论载之报端，一时议者哄然。……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后此书印出，余特函寅恪，恐书中多误，幸直告。寅恪答书，惟恨书中所引未详出处，难以遍检。余意作一教科书，宜力求简凈，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今乃无可补矣，亦一憾也。”

　　可见，至少陈寅恪对钱穆的学术评价是很客观的。相反，钱穆却不认可陈氏。不认可的原因就是对陈氏当时发表的研究论文从对史料的使用和结论的导出等皆不以为然。在《錢穆與陳寅恪——以相互間的學術評價為中心》意文中,作者分析了钱穆此信的含义:

　　提及陈寅恪《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但是，他仍明确认为，用后者此种文字“施于讨论《再生缘》、《红楼梦》一类，不失为绝妙之文，而移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