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谈《我本是高山》：不做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0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随之而来的成功救援，以及在救援中体现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力量，又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如何解释中国人民战胜灾难的能力？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简言之，灾难会让我们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进而影响到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当时已经尾大不掉的南方系，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地震发生仅仅10天，就炮制了一篇奇文《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点睛之笔是这样的：

　　“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

　　鉴于南方系词典中的“现代文明”，不言而喻是指“西方文明”，所以，他们试图把地震作为中国“转型契机”的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震痛”一文，激起了广泛的愤怒与不满。

　　道理很简单。汶川地震的成功救援，根源不在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在于中国深厚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来自于这一传统所秉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得益于新中国所建立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国家体制。

　　所以，从汶川“震痛”中，中国人得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要更加珍惜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绝不应该在所谓“普世价值”面前自惭形秽。

　　重提这件15年前的往事，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文化精英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耐心地、本能地，并且经常采用大众习焉不察的方式，用所谓“普世价值”来解释当代中国的一切成就，解释一切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动机，同时蓄意割裂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与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变成精神上的贱民，然后像驱赶迷途羊群一样，把我们引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拐点”。

　　关于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一切争论，都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看。

　　02

　　张桂梅，生于1957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刚好20岁。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可以说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基本定型。

　　张桂梅说过，她的榜样是江姐。

　　从电影表现手法的角度看，要处理好“江姐”和张桂梅的关系，一点都不难。

　　比如在张桂梅的书架上，插入一本小说《红岩》，或者在张桂梅宿舍的墙上，贴一张歌剧《江姐》的演出海报，或者让张桂梅在困难的时候，和同学们一唱“红梅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