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再谈《我本是高山》:不做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


  01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但是,随之而来的成功救援,以及在救援中体现出来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力量,又令全世界叹为观止。

  如何解释中国人民战胜灾难的能力?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这关系到我们应该继承什么,抛弃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简言之,灾难会让我们突然领悟到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进而影响到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当时已经尾大不掉的南方系,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地震发生仅仅10天,就炮制了一篇奇文《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其点睛之笔是这样的:

  “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

  鉴于南方系词典中的“现代文明”,不言而喻是指“西方文明”,所以,他们试图把地震作为中国“转型契机”的用心也就不言自明了。

  “震痛”一文,激起了广泛的愤怒与不满。

  道理很简单。汶川地震的成功救援,根源不在于西方的“普世价值”,而在于中国深厚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来自于这一传统所秉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理念,同时,也得益于新中国所建立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的国家体制。

  所以,从汶川“震痛”中,中国人得出的正确结论应该是:要更加珍惜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绝不应该在所谓“普世价值”面前自惭形秽。

  重提这件15年前的往事,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文化精英中,确实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耐心地、本能地,并且经常采用大众习焉不察的方式,用所谓“普世价值”来解释当代中国的一切成就,解释一切英雄模范人物的行为动机,同时蓄意割裂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与中国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人变成精神上的贱民,然后像驱赶迷途羊群一样,把我们引向他们梦寐以求的“拐点”。

  关于电影《我本是高山》的一切争论,都应该放在这一背景下来看。

  02

  张桂梅,生于1957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刚好20岁。

  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可以说人生观,价值观等都基本定型。

  张桂梅说过,她的榜样是江姐。

  从电影表现手法的角度看,要处理好“江姐”和张桂梅的关系,一点都不难。

  比如在张桂梅的书架上,插入一本小说《红岩》,或者在张桂梅宿舍的墙上,贴一张歌剧《江姐》的演出海报,或者让张桂梅在困难的时候,和同学们一唱“红梅赞”……

  这样的方式,可以很好地解释张桂梅的行为动机,也不会让观众产生“生硬”、“拔高”的不适感。

  但在“高山”中,做为一个精神、文化符号的江姐,完全没有出现,一点痕迹也没有,似乎在张桂梅的精神世界里,从来没有这个人。

  这样浓墨重彩的“空白”,就把张桂梅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

  张桂梅与丈夫董玉汉的互动,更值得做一番辨析。

  两年多前,张桂梅在参加央视节目“朗读者”时,曾对主持人董卿回忆起这样一个温馨的场景——

  有一次,学校(即董玉汉担任校长的大理喜洲一中,张桂梅是学校老师)放假前开联欢晚会,老师们热情地起哄,“董校长,你拉一个二胡!““张老师,你唱一个!”

  盛情难却,丈夫董玉汉用二胡伴奏,张桂梅唱起了《毛主席来到咱农庄》——

  “麦苗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呀,好像那春雷响四方。”

  在《朗读者》节目中,64岁的张桂梅再次轻轻地唱起这首歌,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甜蜜地笑着,眼睛里闪烁着明亮的光,好像一下子变年轻了。

  她对董卿喃喃地说,“那是我们唯一一次(指合作演出),也是最后一次……”

  毫无疑问,这一幕,是张桂梅心中最美好的记忆。

  从张桂梅的回忆和她出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许多很有价值的信息:

  第一,张桂梅与董玉汉之间,夫妻恩爱,琴瑟和谐,非常美满;

  第二,他们深受同事的尊敬与爱戴;

  第三,和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许多青年一样,他们都有文艺气质、文艺才能;

  第四,张桂梅演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意味着她对毛泽东时代有深厚的感情与美好的回忆【注】

  第五,董玉汉使用的二胡,是典型的中国民间乐器,发源于中国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最迟在唐朝就开始出现,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总之,这一场面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新中国的红色文化,既是亲切的,又是热烈的,既是小家庭的,又带有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集体生活气氛。

  这一幕,对刻画张桂梅的人物性格,交代其身世极有价值,可以说胜过万语千言,不知道“高山”的编导为什么弃之不用?

  摈弃了这一幕,导演反而臆造了张桂梅与亡夫董玉汉跳华尔兹的桥段,传递的信息就截然不同了——尽管张桂梅与董玉汉都是八十年代上的大学,会跳交谊舞,并非没有可能。

  一来,这一桥段给观众的印象是,张桂梅最温馨的回忆,要借助某种西方文化符号才能实现;二来,交谊舞是个人主义的、排他的,这与前述的张桂梅夫妇晚会上的表演截然不同。

  简言之,“高山”的编导用一种人为建构的“蓝色记忆”,悄悄地置换了张桂梅的红色记忆,由此,阉割了张桂梅的主体性,把“张桂梅”诠释成了一个张桂梅自己也不认识的人。

  顺便说一句,从形象的角度来看,董玉汉长得“很中国”,他额头很宽,脸比较圆胖,不知道为什么,导演不肯选一个形象接近的同类型男演员,而选择在外形上截然相反的胡歌?

  胡歌当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他长得“很西方”,有一个希腊式的鼻子,面部轮廓清晰。选择外形欧化的胡歌饰演外形中国化的董玉汉,是不是和舍二胡选华尔兹同样的考虑?

  把“时代楷模”张桂梅的事迹拍成电影,目的应该是增进的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但如果影片反而摧毁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把我们变成精神的无家可归者,那,我们就不能接受了!

  【注】《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由张士燮填词、金砂谱曲,主题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四川省郫县红光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故事。

  这首歌,曲调清纯优美,风格亲切质朴,音乐语言口语化,有浓郁的民歌风味,契合了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心心相印的情感,表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中国农村欢快、愉悦的新生活。这首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千家万户,并一直流传至今。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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