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评《红毯先生》：“白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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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德华是资深“天王”，红了四十年了，他主演的电影，我看过不少。

　　总的印象是，“天王”不是那种天生的明星，比如姜文，一到了镜头前就如鱼得水。“天王”不是鱼，而是兔子，所以到了水里会感到不自在，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做为兔子，不仅学会了游泳，并且成了游泳冠军，超过了很多很多的鱼，这就了不起！

　　从表演的角度来说，《红毯先生》是刘德华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是最好的电影之一，所以票房不理想，讨论也不热烈，还是挺让人遗憾的。

　　“红毯”陷入窘境，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实际上是一部“白左”电影，试图探讨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但中国社会的民间情绪（尤其是网络情绪），主流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黑暗森林法则，这从《三体》中，罗辑、维德都远比圣母程心受欢迎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也就解释了，“红毯”中最令观众爆笑的桥段，是借拍戏的名义暴打投资人，在冯小刚最早的一部贺岁片《甲方乙方》中，也有类似的桥段。

　　02

　　关于白左，网上嘲讽的言论不少，但究竟什么是白左呢？

　　在我看来，“白左”的首要特征，就是自我怀疑、自我批判、接受“他者”的存在，令每个人都能够相互承认、平等相处。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逐渐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欧洲人自封“白人”，把非西方人称为“有色人种”，他们贩卖黑奴、灭绝印第安人、向中国输出鸦片……等等，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所以，今天西方能够出现“白左”思潮，不妨可以被视为一种进步。

　　但问题在于，“白人”（尤其是“老白男”）所以能够不平等地对待“他者”，是由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决定的。白左不去触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仅仅去改变“话语”，并且隐秘地希望，通过改变“话语”，让弱势的“他者”心悦诚服地认同、接受自己的强势地位，这无疑是一种虚伪。

　　《红毯先生》中，刘德华饰演的大明星刘伟驰，身上就颇有“白左”色彩，他自认有爱心、有责任感，却无法意识到，自己在本质上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比如，他在香港，住在半山豪宅之中，离婚的妻子伐倒了一个棵树，令他闷闷不乐，觉得破坏了环境，但是，做为当红大明星，刘伟弛每次出行，都至少四辆大排量汽车，他却视为理所当然。

　　刘伟弛与导演林浩（宁浩 饰）合作，拍一部农村题材的影，这不是因为他关心农村，想表现农民生活，而是因为他认为，“大棉袄”（即国际电影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更容易在国际电影节获奖。

　　实际上，刘伟弛根本不了解中国农村，更谈不上热爱了，他甚至连一个农村朋友都没有，拍戏找不到感觉，要去“体验生活”，也无非是一身名牌，开着豪车，到农村去转一转。

　　遇到和他人的纠纷，刘伟弛的处理方式是“用钱砸”。

　　在车库剐蹭了别人的车，不道歉，把一大叠钞票从车窗里塞进去；在拍从马上摔下那场戏时，不用道具马，而用真马，不用替身，自己亲自上——“因为莱昂纳多就是从马上摔下来，获得评委好感拿奖的”——结果马在奔跑中跌倒了。

　　马跌倒的视频上网后，引起网民不满，认为虐待动物，但刘伟弛死活不肯说“对不起”三个字，而是宣布捐200万元给动物保护协会。

　　骨子里，刘伟弛还是瞧不起“他者”——你们不就是爱钱吗？我用钱砸死你，这下总该满意了吧？

　　面对舆论的抨击，刘伟弛还非常委屈——我敬业，不用替身，为什么大家不理解？难道真相不重要吗？

　　但刘伟弛不明白，导演林浩也不明白，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精英和平民高度对立，壁垒分明的社会。精英垄断了过多的社会资源，永远都是人生赢家，平民则看不到希望，这种对立，绝不是用所谓沟通、交流就能够化解的。

　　这里，之所以采用精英和平民对立的概念，而不是用“阶级对立”的概念，是因为现在和十九世纪机器大工业时代不同，一些文化、管理、法律等等方方面面的精英，如刘伟弛那样，虽然没有像工业资本家那样有自己的工厂，但同样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分配，他们和传统的资产阶级共同组成了精英集团，高踞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属于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1%VS99%”中的“1%”。

　　03

　　《红毯先生》虽然对“白左”文化有所讽刺，但由于是从刘伟弛的视角展开故事的，所以，对“白左”更多的是一种同情。

　　影片中，刘伟弛公关失败，电影也半途而废，他意兴阑珊地回到香港，开始玩平衡车，暗喻真相不重要，平衡才是出路。

　　但是，平衡就能解决精英的困境吗？

　　显然不能。

　　“白左”政治，由于没有触及到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大是大非，所以注定是泡沫，精英和平民的对立，只会越来越严重。

　　至于出路，则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明的了，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文/郭松民，知名独立时评人，红歌会网专栏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