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一个令我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去年年末的某天,在网上看到一个题为《老贼和小贼》的小故事,令我“啼笑皆非”、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故事是这杆的:
一个老贼带着一个小贼,偷偷蹓进了一位局长的办公室里行窃。刚准备动手翻箱倒柜找东西时,便听见门外有了响声。
小贼惊慌了,对老贼说:“不好,局长回来了,快跑!”
“慌什么?坐下。”老贼边说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还拉小贼也端端正正生好了。
局长一步入办公室,看到两个陌生人坐在沙发上,大惊失色地问:“你……你们……”
老贼神色威严地说:“我们是省纪委的,在这里等你好一会了。有人举报你收受巨额贿赂,赃款就藏在这办公室里。是你主动交出,还是让我们来搜?”
局长一听,脸色顿时变得特青,立即两腿一弯“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我全交待,交出赃款。”接着,他就走到保险柜前把柜门打开了。
老贼说:“看在你认罪态度好的份上,现在允许你回家一趟,向家人作个交待。我们在这里等你。”
局长走后,老贼和小贼提着巨款,大摇大摆走出办公室,蹓之大吉。途中老贼对小贼说:“当今社会,做贼也要懂政冶,这他妈的学习太重要了。”
听众在听这个故事时,连续发出一次又一次笑声。或许我受到了感染吧,也不由发出过笑声。这不奇怪,因故事真的太可笑了,就是笑星大师侯宝林演的小品,也不见得有如此令人捧腹的笑料啊。
按理说,盗贼偷偷摸摸蹓进别人家里去偷东西,何况还是一位局长局办么室,心里会像吊着一个水桶,七上八下的,感到极不安宁,犹如那偷吃的胆小老鼠,会左顾右盼,躲躲藏藏的。然而,这个老贼带着小贼到这局长办公室里行穷,居然毫不心虚,一点都不恐惧,还威严地坐在沙发上,冒充省纪委工作人员办案。一下子吓得局长丢了魂似的,跪到地上求饶,主动把保险柜门打开,让盗贼把巨额赃款大摇大摆地提走了,还边走边说一句“做贼也要懂政治”的话。本来应该是堂堂局长表现得雄赳赳气昂昂,理直气壮,那盗贼心虚胆小,向局长下跪求饶才对呀,怎么是非颠倒了呢?然而说怪又不怪,因为当今社会“口言善”一一“要讲政治,要清政廉洁”,而实际上却“身行恶”一一贪污受贿严重的腐败分子太多,到处都有,连盗贼都知道用“恐吓之术”可以吓倒局长了。所以,盗贼才敢如此狗胆包天,胆大妄为。这是多么具有讽到意味的故事呀!这样风趣幽默的故事,能不让人忍不住发笑吗?
然而,当我回过神来一想,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出现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怪象时,我也就笑不起来,而是想痛哭一场了!
我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毛泽东时代,从上到下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是多么清正廉洁的呀。那个时候,不说是贪污受贿,就是搞点特殊化、多吃多占都是少见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国家集体半点便宜”,成了广大公职人员的信条。大家一心想的是为人民服务,把本职工作搞好,为国家社会作出贡献。那时一个干部被人家评议为“他(她)这个人个人主义严重”,他(她)就会在群众中抬不起头,哪敢贪污受贿、违法犯罪呀?
我记得,毛主席说过“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话。他对贪污受贿是持“零容忍”态度的。他铁骨铮铮地表示:谁搞贪污受贿,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若贪污受贿,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毛主席是说话算话、说到做到的人。1952年“三反运动”中,他把对革命有功、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杀了。刘、张两人的贪污金额虽然巨大,但比起当今的这些动轧贪贿上亿、几十亿甚至更多的腐败分子来,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毛主席没有放过他俩,说“杀了他两个,可以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干部”。毛主席看得多远呀,这才是对党员、干部的“严爱”、真正的爱护干部呀!
正是毛主席对党员、干部这样从严要求,才培养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我是1951年参加工作的,亲眼见过那时的干部(包括领导)的思想作风是个什么样子的。我写过一篇题为《五位对我思想作风影响特大的老领导》的文章,讲述了让我终生难忘的小故事。我就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和当时成千上万的党员、干部一样,真的做到了“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讲个真实的小故事吧:
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一个县级市的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当副主任,主持工作(计委主任由市委副书记、市长兼任)。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计委工作很重,权力也很大。一些紧俏物资,比如钢材、木材、水泥等等,都由计委管理。没有计委的指标或批条,谁都买不到这些东西。当时的物质紧张呀,尤其是木材,因为我们市里有火柴厂、玩具厂、家具厂,都是需要大量木材的单位,我说他们是“三个吃木大王”,加上其他部门、单位也或多或少需要木材。所以,木材也就非常紧张,我们市计委掌控的有限指标,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他们(特别是那三个厂子)便天天派人来找这个“当掌柜的”,要求增加指标或批临时用材的条子。我无论是在办公室办公,或是下班回到家里,甚至是在街头巷尾遇到了他们,都会被纠缠不休。我在七八个单位工作44年,要说最累的,就是在计委工作的那3年。
有年轻朋友听我说起这些,就说:“好呀,说明你手中权力大,求的人多,自然油水也多呀!”这朋友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当今时代猜想那个时代。然而,那个时代是学雷锋、学焦裕碌,是提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国家集体半点便宜”的时代。加上我这个从小受过爸爸严格教育(检到别人的东西都不能据为己有)的人,不贪财,因此我没有半点以权谋私的思想,自然也就没有这样的行为。我说一件小事吧:
我任市计委工作期间,有一次,武汉市一个马戏团到我们市里演出。他们需要木材打演出的戏台子,也就找到了我。我批了3个立方米木材指标给他们,他们感谢我,在演出时就送了有百多张戏票给我。我想起焦裕禄当县委书记时教育儿子退免费电影票的故事,也就觉得自己也不该去看那免费的马戏团的戏。于是我把这沓戏票全部交给了管生活的下属,对他说:“你把这些戏票分给市直单位,我一张都不要。”后来,孩子们闹着要去看“马呀狗呀演戏”,我自己掏钱买票给他们看了。
有了这样的亲身经历,在听了《老贼和小贼》的故事时,我能不为社会由那样变成这样而想哭泣吗?
【文/欧植竹,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附作者简介: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