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看电影《父亲在远方》有感

　　姜万富1966年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17岁，当年我19岁。我们这代人是遵循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来培养的。因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是我们的政治方向；“有文化”是我们的基础和重点；“劳动者”是我们的本质属性。

　　无数上山下乡的知青都是像姜万富那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用白求恩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要求自己，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靠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做出了在城市里不可能做出的成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们在穷乡僻壤之地，在冰天雪地之中选择了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了奉献，也就选择了崇高。姜万富吃了那么多苦，但收获了民族团结。他奉献了那么多，所以人格崇高。这是古今中外，连宗教都认可的。然而有些知青只看到自己吃苦，没有看到收获了农民的亲情。不懂得否定了当年自己的奉献，就否定了自己行为的崇高。

　　《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刊登的李砚洪在《赤脚医生》一文说到，1978年，中国农村大约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在每个生产大队中有3个赤脚医生。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专门考察了中国的赤脚医生运动，提出了专题报告，其中有一句话，在世界广泛传播：“国际上无论左、中、右，无论懂医不懂医的，听到‘Barefoot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会发亮。”1980年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20世纪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的90％；“合作医疗”(制度)与农村“保健站”(机构)及数量巨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人员)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今天农村卫生事业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前农村卫生事业“曾经的辉煌”。

　　赤脚医生制度之所以受到如此好评，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规模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当地的青年，自然成了初级医务培训的首选对象，短期培训后，成了赤脚医生，他们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担当起了农村初级医疗保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