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香港第一间国货公司 | 黄又光访谈（上）

　　导 语

　　七年前，黄老第一次接受采访，聊的话题是关于工业化养殖。他在加拿大养了二十年乳鸽，亲历了资本如何用激素、抗生素和基因改造把活生生的动物变成生产线上的零件。那篇访谈以《工业化养殖：管它“白鸡黑鸡”，能赚钱的就是“好鸡”》为题，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的荒诞逻辑。【点击文末“阅读好文”，可查看这篇文章】

　　七年里黄老和食物主权惺惺相惜，共同成长，这次再次与黄老交流，我们想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身上那种贯穿一生的对祖国的认同，究竟从何而来？

　　他的回答把我们带回到1955年的香港。那一年，他的父亲黄佩球开了一间七十平米的小店，名字叫“中建国货”（后改名为“中建国货有限公司”），专售内地产品。在此之前，市面上没有专门售卖祖国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的公司。在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的年代，这么做本身就带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一开始就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明里暗里的打压。1956年10月，英国殖民主义者更是有意放纵暗藏在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球触目的“九龙暴动”，店铺被砸烂抢光烧光。但黄老的父亲没有退缩，之后在国家的帮助下，店铺得以重建。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人谋生的故事，它还关乎在殖民地的夹缝里，普通人是如何理解“国家”的；关乎一种朴素的认同，如何在反动暴力和殖民主义者压制下，坚持为新中国做出贡献。

　　此次采访分上下两篇推送。上篇透过黄老的回忆，呈现他父亲黄佩球与中建国货公司的故事——在英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香港，一个爱国商人如何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下篇将讲述黄老本人回内地读书、下乡、参加运动的经历，探讨一个香港青年如何主动投身祖国，在那个令人难忘的年代中历炼，坚守着一份难以磨灭的爱国热情。

　　今天推出上篇。

　　受访人 | 黄又光

　　采访人 | 忍冬、侯Q、卓嘎、小蘑菇

　　责编 | 忍冬、卓嘎

　　修订 | 黄又光

　　排版 | 净怡

　　图片来源：香港太阳报

　　一、我的成长与家国情怀

　　我叫黄又光，1947年出生于香港。1965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内地，考入了暨南大学。那个年代，国家有一项特殊政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子弟可以回国读书、参加高考。我就是通过香港的学校——香岛中学组织，来到暨南大学参加高考的。当时，国家专门为华侨子弟创办的学校主要有两所：广东的暨南大学和福建的华侨大学。我的同学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华侨子弟，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印尼排华时期回到国内读书的。

　　大学期间，我因一年级下学期就停课，之后便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所以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不多。主要是学校组织我们下厂、下乡劳动，接受工人、农民的再教育。我们还自发地进行了两次革命大串联活动。

　　我的爱国情怀，其实从小就已经扎下了根。我父亲从青少年时期就非常爱国，所以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小学时就回到广州读书。我还有一个弟弟，母亲舍不得，我与弟弟两人就留在了香港上学。我和弟弟在香港就读的学校都是爱国学校，挂的是五星红旗，庆祝的是十一国庆节。其他学校的政治立场，有拥护台湾国民党的，也有拥护英国殖民政府的。

　　父亲一直希望我回内地读书，母亲则想我去外国留学。我自己没有规定自己的走向，甚至想好了：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香港的爱国工会学校教书。

　　二、父亲黄佩球与中建国货公司

　　父亲黄佩球1914年出生于广东东莞，抗战期间随人潮到了香港。在他成长的年代，香港市场上除了粮油副食品外，几乎全是外国产品，更没有专门出售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的商店。于是，父亲与几位同样怀有爱国热情的商人朋友决定合伙，创办一家只卖国货的公司。

　　香港现存的国货公司：裕华国货

　　图片来源：tripadvisor

　　（一）

　　创办初心：支援祖国建设

　　1955年5月1日，中建国货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这在当时是一件颇为轰动的大事，多份报刊纷纷做了大篇幅报道。

　　创业之初非常艰难。最初的店面只有七十多平方米，连店面、办公室和货仓加在一起也不过一百来平方米。但随着我们国家产品越来越丰富、质量越来越好，价钱更具竞争力，公司乘着祖国产品价廉物美的东风得以逐渐发展壮大，更在附近开了分店，总面积近一千平方米。而分店选在附近的原因，是父亲不想与其他国货公司正面竞争——因为当时香港已有不少国货公司了，最多时有三四十家。如今仍在经营的，大概只剩下裕华国货。而且，它也不是只卖中国品牌的产品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建国货公司开业之前，香港虽然也有一家中国国货公司（民国时期爱国商人创办），但那家店同时售卖香港、台湾和内地的各类商品。专门只卖内地产品的商铺，中建公司是第一家。

　　为什么会在1955年开这样一家店？抗美援朝胜利后，国家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当时香港的爱国企业华润公司（即现在的华润集团）找到我父亲，提议开办一家专门售卖内地产品的商铺，并承诺：开业初期如果内地货品供应不足，可以顺带卖一些香港本地产品作为补充。父亲便与几位商界爱国友人集资，开了这家小店。有意思的是，父亲坚持原则，最终连香港本地产品也没有卖，只卖内地产的纯正中国货。很多当时市面上少见的内地货品，父亲也会进货，以此试探香港市场。

　　中建国货公司还有一项开创性的做法：明码实价。这应该是香港第一家实行明码标价的百货公司。早年香港商铺习惯在商品上做隐秘记号，只有店员能看懂底价，顾客询价时随意抬价，双方反复讨价还价。父亲和股东们不认可这种经营模式，于是推行“明码实价”“童叟无欺”——标价就是售价，不议价，不扯皮，而且不因顾客是老人或小孩就欺骗他们。

　　公司拿货主要通过华润公司，华润是国内各口岸出口公司在香港的总代理。

　　（二）

　　在夹缝中坚守爱国立场

　　当时香港的政治势力分为三派：一派拥护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一派跟随英国殖民政府，一派亲北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解放时，我们这一派的爱国力量还很弱小，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壮大。

　　父亲在解放前就接触过内地一些朋友，开始靠近了共产党。他结交的朋友中有些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一直向他和母亲宣传党的政策。父亲能为国家做的，都尽力去做。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代表到深圳，父亲响应号召，组织人员到深圳劳军。国家公布第一批公债时，他也是积极认购。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公开做中国生意、公开表达爱国立场，是有风险的。

　　到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逐渐强大，与英国政府也多了一些往来，对国货公司的压制才不那么明显。更重要的是，当时国货产品又便宜又好，质量很高。举个例子：校服。那时不像现在有专门设计，一般学校的校服都是白衬衣、蓝或灰西裤，冬天加件学生外套。国货占了香港校服市场的百分之七八十，份额很大。我们公司每年开学阶段的销售量都不小。还有运动鞋，就是那种普通白布鞋，国货市场占比高达百分之九十。香港政府不敢轻易打压，因为市场太大，一旦打压会引起市民反感——毕竟大家都想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三）

　　父亲的生意与为人

　　除了国货公司，父亲还做过其他投资，先后办过有色金属挤压厂和玩具厂。

　　玩具厂的创建先于国货公司，与国货公司相邻，最兴旺时有三四十个工人、二三十台机床。当时香港玩具市场不大，产品主要出口到英国和欧洲——英国当时给予香港最惠国待遇，关税和贸易手续相对便利。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加上香港的轻工业渐具规模，市场也有能力接受一些较高级的玩具。我高中毕业那年，父亲构思出一款“轨道跑车”，样板都做好了，也接到了订单。但因国货品种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香港人欢迎，国货公司需要扩充店面，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资金。权衡之后，他关掉了玩具厂，把原来玩具厂楼上楼下200多平米的场地全部用来扩大国货公司，资金也都投入其中。

　　金属厂则是因为股东们觉得发展前途不大，比不上外国技术发展快。父亲与其他股东商议后，也将其结业。到了七十年代，他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国货公司上。

　　父亲与工人们相处相当融洽，经常与工人一起吃厂里提供的“大锅饭”，工作之余也与工人师傅们打“康乐棋”、搓麻将。厂里也会搞全厂旅行，去海滩游泳、去郊外野餐……，我们兄弟姐妹也经常一起与工人们玩。我记忆里只开除过一个工人，那是一位老工人，当时已经六十岁了。听母亲说，厂里本来是想养着他，能干多少算多少。但父亲几次发现，他明明把活做好了，该交给厂长或负责人，却故意拖着工件不交给厂里投入生产。父亲劝了好几次，他都不听，实在没办法才开除。不过，开除时给了他一笔按当时标准算是相当丰厚的补偿。

　　父亲对待工人的态度，本身就是对我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我至今仍不会看不起劳动人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有几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我课余时喜欢待在厂里，与师傅们聊天、向他们学开机床，常能听到师傅们在讨论时事。有一天他们在议论赫鲁晓夫要派军舰去古巴，保护古巴船只。他们热烈讨论苏联到底敢不敢去。后来赫鲁晓夫下令回航，工人们特别气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们很自然就站在国家立场。

　　还有一次，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上了天，工人们那几天都在议论，非常兴奋。我当时年纪还小，被他们感染喊了句“中国万岁”。他们纠正我说：“应该是‘祖国万岁’，你是中国人，该说祖国万岁。说‘中国万岁’，好像站在外人的立场上。”这件小事让我看到，他们的国家观念多么强，对我的影响很深。

　　（四）

　　坚守到最后一刻

　　中建国货公司一直经营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被外资收购的收购，冷藏的冷藏，连内地市场也被外国品牌侵蚀。国货及国货公司已失去其原有的意义了。到1997年，中建国货公司也在这种形势下结束了它的使命，而香港再也没有专卖中国货的公司了。其实当时公司有路可走——我们有自己的物业，完全可以改变经营路线，比如卖一些外国货等。但父亲坚持：不是国产的东西，就不卖。那时他已经快七十岁，便就此退休了。

　　还有一件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事。五十年代初，大概是1951年或1952年，他作为香港工商界代表受邀到北京参观学习。那天中午父亲贪玩，没睡午觉，跑到外面游览北京。结果恰恰是那个中午，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他刚好没能参加。当时接待人员突然通知有中央首长接见，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这件事让他遗憾了一辈子。

　　如今回想起来，父亲和他的中建国货公司，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普通香港爱国商人的坚守：不卖洋货，只卖国货；明码实价，童叟无欺。从1955年到1997年，四十多年风雨，他守着这份信念，直到退休。

　　1997年，父亲的国货公司结业了，但他的爱国事业并没有终止。在中央及各地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协助下，他把自己的养老金用作援建希望学校，重点是改建或加建那些已成危房、威胁着师生安全的校舍。父亲以70多岁耄耋之年，亲自在山沟沟里跑了几千公里，视察部分学校的具体情况，以确保把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虽然在香港他远不算有钱人，但在他2005年去世前，已为贵州及其他各省援建了70所希望小学。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近半现金遗产留给了希望工程，其余的分给五个儿女。而其中三个儿女，为完成父亲的遗愿，决定把父亲留给他们的大部分现金遗产再捐给希望工程。这些捐款最终完成了父亲在祖国援建百所学校的遗愿。

　　黄佩球老先生子女一行五人到黔南州福泉市第六小学举行“黄佩球助学之路陈列室”揭牌仪式及座谈会，左三为本文受访者黄又光 | 图片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贵州省委员会

　　三、两次风暴中父亲的立场：

　　1956年九龙暴动与1967年反英抗暴

　　公司1955年刚开业时生意比较平淡，开店初期，更多的是把内地产品尝试性地推介到香港市场，国产百货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然而，1956年的“九龙暴动”，不少爱国企业、学校、工会遭受暴徒重创。但也正是这场企图打击新中国在香港的爱国力量的暴动，意外激发了更多香港同胞的爱国热情，更多的国货公司开遍了香港各区。

　　1956年九龙暴动 | 图片来源：网络

　　（一）

　　1956年“九龙暴动”事件的背景

　　1949年解放以后，香港的爱国力量不断壮大。大概从1952年开始，每一次国庆庆祝活动的规模都很大（我记忆中大概有五六年，我父亲为全香港最大的一幅庆祝国庆的宣传画制图、指挥工人挂画，前前后后忙上几十天，过了国庆节，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英国殖民主义者看到我们国家在香港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心里开始害怕。国民党反动派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勾结，企图用暴力来压制爱国力量的发展。

　　1956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那天，他们导演了一场“苦肉计”。

　　当时香港殖民政府规定，不论是亲大陆的香港人庆祝10月1日，还是亲台湾的香港人庆祝10月10日，都不能在政府建筑物上钉钉子、涂胶水，也不可以把宣传海报贴在墙上。在我们家后面有一组廉租屋叫“李郑屋邨”，租给一些比较贫穷的市民，居民们的政治立场很复杂。一些亲国民党的“居民”故意把海报和国民党党旗贴在墙上、钉在墙上。殖民政府的人前来阻止，他们便趁机与政府发生冲突，在10月10日那天，借势掀起了一场大暴动。

　　国民党纠集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中不少是台湾那边出钱，谁参加谁就能拿钱——冲击政府的村屋管理处，殴打管理人员。冲突规模越闹越大，最后蔓延到街上，暴徒开始时似是无目的地四处打砸抢。到了10月11日，就明显地针对庆祝10月1日国庆，挂五星红旗的爱国公司、学校、工会了。

　　（二）

　　有预谋的袭击

　　10月10日晚上，我们住的地方已经能看到暴徒，殖民政府也宣布戒严。我们就住在父亲国货公司的楼上——公司在地下与阁楼，我们住在四楼。那天晚上还算平静，但到了10月11日上午八点左右，街上已经满满都是人。

　　我们在楼上看得清清楚楚，这些人看似是趁火打劫的群众，但实际上这场暴动是有人指挥的。有一个女人拿着鸡毛掸子，在街上指挥暴徒冲击我们的公司。大约半个小时，公司大门被砸烂撬开了，暴徒们冲进屋内大肆抢掠。父亲当时被困在公司内，幸好他平时和街坊邻居关系很好，便混在人群中逃到了隔壁的店里，店员开门收留了他。

　　为什么我们知道这是有计划的阴谋？因为父亲工厂里有一位会计，身材和父亲差不多。当时那位会计走到街上，拿鸡毛掸子的女人指挥大家打他。打了几下之后，我们在楼上就听到有人喊：“不是他，他有手指的！” 因为父亲有一个特征：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因厂里的生产意外断了，只有半截。这清楚地证明，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要来冲击我们公司、甚至企图加害我父亲的。

　　当天黄昏，我们越过天台的围栏到了邻居的天台上，才离开了那里。

　　（三）

　　爱国工会遭难

　　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损失还只是经济上的。最悲惨的是爱国工会的干事们。

　　那些爱国工会——每年10月1日都会挂五星红旗的工会——在这次暴动中遭到了严重迫害。据说有近百名工会干事被毒打甚至杀害。暴徒们从10月11日早上一直闹到10月13日。香港殖民政府本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可以镇压，但有材料揭发，他们是故意拖延，迟迟不采取行动。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件事后，紧急召见了在北京的英国代办（相当于大使级别）。周总理说：如果你们两天内不解决，我们就派军队过来。这话一说，香港殖民政府马上出动警察，迅速平定了暴乱。这说明，英国殖民主义者是有意放纵国民党反动派纠集的人，对我们的爱国机构和爱国人士进行迫害和破坏的。

　　这次暴动对社会的伤害面很广。我就读的香岛中学因为是爱国学校，当时也被冲击了。嘉顿公司——做面包和饼干的公司——传说，只是传说叶剑英或其家属有份，整个大楼都被暴徒捣毁了，还放火被烧了。还有好几家国货公司，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除了这一次大规模的暴力冲击外，很多亲共产党的香港学校的校长、老师，也曾遭过英殖政府的政治迫害。我听老一辈同学说过，我母校香岛中学及另一爱国学校培侨中学的校长，就被英国殖民政府以政治理由“驱逐出境”，回到了内地。还有爱国学校中华中学因为宣传爱国思想，被殖民政府封锁了主校舍，当时全香港爱国学校的学生都去集会抗议，我也参加了。

　　（四）

　　殖民政府表面公平，背后纵容

　　英国殖民政府在香港的治理，表面上看是很公平的。比如，10月1日我们亲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可以庆祝国庆，可以搞大会，可以在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挂五星红旗；亲国民党的那边，也可以在10月10日搞他们的庆祝或纪念活动。悬挂旗帜时，殖民政府要求必须与英国旗一起挂，不能单独挂。公开来说，英国殖民政府允许所有政治势力办自己的学校、搞自己的活动、组织自己的团体。

　　但这次九龙暴动暴露了实质：英国殖民政府害怕亲北京的势力在香港发展壮大。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政权，他们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始终怀有警惕。所以他们暗中放纵亲国民党的人发动暴力行为。英国殖民主义者最擅长的一招就是：用当地人斗当地人，自己在背后放纵、指挥。

　　“九龙暴动”事件过后，香港爱国人士的家国情怀反而被极大激发，组织义卖筹款，帮助受暴徒破坏的店铺、学校、工会重建，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受破坏的爱国单位很快重新站了起来。

　　父亲的店铺被砸后，几个股东凑钱重新装修。香港的国货总代理华润公司，把货赊给我们，并延长结算期。国家对香港爱国力量的支持力度和帮助真的很大。我们对国家的情怀，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的。当时我才12岁，年纪虽小，但感受极深。

　　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扶持，再加上暴动事件反而让香港民众更关注国货，令国货在香港市场不断发展壮大。

　　（五）

　　1967年反英抗暴事件

　　1967年，香港发生了“反英抗暴”事件。起因是香港一家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待遇、加薪。开始时只是一场和平的示威——工人在工厂内集会、讲话、喊口号，要求加薪。但据说那家工厂的老板（后来成了世界级富豪）要求香港政府派出警察来驱赶工人。当时工人们也许受到内地群众运动的影响，被警察驱赶后情绪激动，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下子激怒了香港所有的爱国人士、学校、工厂和工会，纷纷起来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并呼吁停止对工人的镇压，调查那位工人的死因。

　　但港英政府不但不回应爱国群众的诉求，反而加大了暴力镇压。这就激起了爱国力量也采取了一些激烈手段，比如制造炸弹（不过这些炸弹只针对警察，对一般群众只带来不便，没伤害到群众），还烧死了一个做反动宣传的播音员林彬。

　　总的来说，1967年的反英抗暴运动是“以暴易暴”，以群众的暴力对抗英殖的暴力镇压。按照现在的说法，有些行为是违法的。但在我们看来，这本质上是一场工人组织起来向资方要求合理工酬的和平请愿行动。这在西方国家常有发生，英国殖民政府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大的暴力去镇压工人们合理的、和平的行动。这也是英国殖民政府反华反共反人民的一次暴露。

　　支援港九同胞反英抗暴示威游行 | 图片来源：知乎

　　反英抗暴运动时，我已经回到内地，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我们一批在广州读书的港澳同学，为了让内地群众了解这场群众运动，在政府某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通过香港爱国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在广州的办事处，摘要一些有关运动的新闻，办了一张WG独有的小报，名字就叫《反英抗暴》，向大陆人民介绍这场斗争。报纸销量曾高达4万份，每份2分钱，若不是纸张难求，应该可以加倍印行。

　　这场斗争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在此之前，香港的一切都由英国殖民者控制，甚至连经济核算都是由英国人完成的。但反英抗暴之后，英国政府的态度变得柔和了一些，开始比较注重维护香港的名声，不敢再那么露骨地反共、反华了。并委派一些专注民生的官员任“总督”，把注意力较多地转向香港人民的民生了。

　　四、三种学校：爱国学校、

　　亲台学校与殖民政府学校

　　香港的学校基本可以分为三种政治立场。

　　第一种是香港政府开办的官立、津贴、补贴（简称官、津、补）学校，这类学校数量最多，影响力也最大。

　　第二种是台湾、国民党资助的学校。

　　第三种就是我们爱国力量创办的学校。

　　（一）

　　爱国学校的艰难与坚守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政上根本没办法给予扶持，所以爱国学校基本都是爱国资本家出资创办的。比如我们学校的董事长，本身从事建筑行业，是位老资历爱国人士。培侨学校也是同样情况。这些学校都属于私立，由爱国人士合资兴办。

　　我们学校没有任何政府经费拨款，但校内很多老师的专业资历都非常过硬，有些老师还有海外专业资历。如果去政府学校任教，薪资能比在我们学校高出3到5倍。但他们都愿意留在爱国学校教书——这一点，到现在我们同学回想起来都十分感动。

　　那时候，爱国学校的办学财政一直很紧张，各项开支都依靠爱国商人和爱国团体资助，殖民政府完全不管不顾。整体来看，当时爱国体系的中小学、大学生人数，大约占香港学生总数的20%左右。因为没有政府资助，我们的学费定价偏高，但也设有助学金，对一些贫困生减免学费，也接受一些学生当课余校工以获学费减免。

　　当时香港政府没有统一规定课本和课程。后来推行会考——类似现在的统考，全香港初高中毕业生统一参加考试，课程也就慢慢趋于统一。虽然我们爱国学校经费有限，但教学水平和学生整体素质都很不错。我高中时参加过戏剧比赛、朗诵比赛，经常拿到奖项，会考成绩也都在中等以上水平。不少科目尤其是数学、语文的教学质量，完全不输甚至优于政府学校。

　　讲到校风，爱国学校肯定是香港大部分家长的首选。

　　（二）

　　殖民政府的收编

　　国民党背景的学校和我们亲共产党的爱国学校之间，没有特别尖锐的矛盾，但学校之间、学生之间基本没有往来。那时候大陆和台湾的敌对情绪比较浓厚。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所台湾资助的学校，两方学生在路上遇见，一般都不会打招呼，但也没有冲突。

　　爱国学校平时会举办固定的爱国活动，但限于环境，不会大规模公开开展。政治色彩浓厚的内容不会全面宣讲传播，只面向核心进步学生开展。当时我们一批思想进步的同学，会在课余时间学习相关内容，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学到了不少毛主席诗词及革命歌曲，也就是现在称为红歌的。

　　但这些爱国学校后来被香港殖民政府一步步收编了。

　　英国作为老牌殖民主义者，手段很老练。大概在我毕业不久的七十年代，他们就开始整合各类私立学校。殖民政府不直接给我们学校拨款，而是采用“买位”的方式——简单来说，学校有1000名在校生，政府就按名额购买部分学位，核定单个学生的学位费用。买下学位后，政府就可以把统考招录的学生分配到学校就读，相关费用由政府承担。就这样慢慢发展，到八十年代，几乎所有学校都被纳入殖民政府的财力管控和行政管辖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爱国学校的校长应该与内地某些部门有联系，只是身份没有公开。现在这情况怕已不存在了。

　　（三）

　　五六十年代细致深入的工作

　　五六十年代，国家针对香港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例如，有几位长辈，其中有我同学的父辈，开办小规模的小学，班级一共只有十个左右。这些学校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既不亲近北京，也不依附国民党，只想争取英国殖民政府的经费资助。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应该也是国家派驻的），便主动深入这类学校，婉转宣讲国家理念和爱国思想，最终争取到不少学校挂上五星红旗。

　　后来内地形势变化，相关工作慢慢放松。到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工作就没有了。香港回归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爱国学校、国民党背景学校都已经不复存在，都统一由特区政府统一管理，但仍允许教会、社会团体在行政、教学上有部分独立性。

　　回归后，香港不可以再悬挂除国旗及特区旗以外的政治旗帜了（可以挂公司、企业自行设计的旗帜，但一般都须与国旗及特区旗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