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红旗，辨风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九六〇年二月）>第二十一篇

插红旗，辨风向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二十三日）

　　【题 解】

　　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的主要部分。据一九六八年武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1960.12）第80至84页收录。

　　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八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作的最后一次讲话，主要讲辨别风向问题；还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据《万岁》（1958.1～1960.12）第87至89页收录。

　　一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害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①

　　注①：这段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原注：“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做，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几，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裂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吴芝圃、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赛甫拉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得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 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地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复生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周扬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讲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

　　二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才，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哪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

　　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我今天要谈的，主要可以说是以后要注意辨别风向。大风好辨别，小风就难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义。他说，风就是一种风，对贫民一种态度，对贵族又是一种态度。“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风有小风、中风、大风。“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地，逐步逐步地。“溪”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②

　　注②：这段据《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