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迁史的重要篇章。经典文献的编译和传播, 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 又是推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实现彻底变革, 从传统形态向现代科学形态转变的关键环节。回顾百年风雨历程, 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和途径, 认识前辈创业的艰辛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迻译;真理传播

　　在希腊神话中, 普罗米修斯是为造福人类而盗取天火、忍受千难万劫而目标始终如一的英雄。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序言中热情赞颂普罗米修斯是“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 并在数十年奋斗生涯中高扬普罗米修斯精神。近百年来, 这种精神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奋斗不息的中国几代翻译家身上得到了体现。这是一个前仆后继、默默奉献的群体, 一个肩负着历史重任、创建了历史功绩而又往往在历史的记忆中被忽略、被淡忘的群体, 正是他们用生命诠释了革命者的普罗米修斯精神。

　　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大家交流,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史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迁史的重要篇章。我选择这个题目, 还因为回顾和总结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百年历程, 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特定角度进一步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铭记前辈创业的艰辛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使命。

　　当然, 这个题目很大。如果进行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考证, 应当写成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今天我在这里只能对这项世纪工程的整体概况和发展脉络作一个勾勒, 希望对大家研读经典有所帮助, 也希望藉此呼唤更多的同志进入经典著作编译史研究领域, 以便从一个重要的视角去思考当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2

　　我想从经典原著与中文译本的关系谈起。

　　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瑰宝。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的转换。实现这种转换的关键, 在于研究和领悟经典作家的思想, 同时要辨析和判明中西文化的异同。因此, 这种转换的过程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层面。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多年来,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 以求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历来强调要阅读原著, 这是正确的, 因为只有在原著中, 我们才能看到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而又严谨的阐述, 才能具体了解这些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和逻辑进程, 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误读的危害和成因。恩格斯晚年在谈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方法时, 曾反复强调研读原著的重要性。1890年9月21—22日, 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 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31894年10月4日,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再次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 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 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4阅读原著无疑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途径, 这一点毋庸赘述;但是我们应当知道, 中国广大读者所阅读的原著, 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留下的著作文本本身, 而是在他们身后由中国人自己编译的各种中文译本。

　　我们知道,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用他们的母语即德文从事著述工作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文献遗产, 包括大量的专著、论文、时评、演说、笔记、批注、书信, 以及散文、诗歌、剧本等文学作品和为各种辞书撰写的条目, 内容十分丰富, 范围极为广博。现在,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 (IMES) 正在将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遗产编成历史考证版逐步出版, 总计为114卷, 如果全部译成中文, 总共约6000万字。在这些著述中, 约有65%是用德文写成的, 有30%是用英文写成的, 另有5%是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等其他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要使中国广大读者能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领会他们的思想和学说, 就必须对这些文献进行编辑、整理和翻译。

　　这项工作意义深远, 责任重大, 同时又十分艰巨复杂。中国和欧洲在历史、文化、心理、语言、风俗、习惯、传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给翻译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由于经典著作涵盖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广泛领域, 涉及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技、新闻、语言、文学、艺术、民族、宗教等各个学科, 这就要求编译工作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学术修养和语言造诣。仅就语言方面来说, 这项工作就对编译者提出了极其严格甚至非常苛刻的要求, 正如恩格斯所说:“翻译这样的著作, 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 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 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 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 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恩格斯还说:“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 不仅要精通德语, 而且要精通英语。”5当然, 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所涉及的语种来说, 编译者需要掌握的还不仅仅是这两种语言。除了外语之外, 恩格斯还要求翻译者精通本国语言, “必须具备用两种文字写作的经验”6。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必须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 因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判断、逻辑思路、概念术语关系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 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战略和策略, 因此, 编译者必须通晓经典作家的理论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 通过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反复推敲、字锤句炼, 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 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用恩格斯的话来说, 就是要使读者能够“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把握原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风格。这真正是一项“代圣人立言”的工作。对于编译者来说, 这既是崇高的使命, 又是严峻的挑战。

　　从20世纪初到现在, 中国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在肩负使命、迎接挑战的实践中艰辛跋涉、勤奋耕耘,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学说逐步介绍给中国人民。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7显然, 如果没有准确的翻译和认真的编辑, 十月革命炮声送来的科学真理就不可能为中国人民所认识和掌握, 就不可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切实运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 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 (主要是指现代汉语, 同时也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的转换。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他当年在延安就曾语重心长地强调, 编译经典著作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他要求中国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学个唐三藏及鲁迅”, 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 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从西方介绍到中国来。8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 毛泽东同志严厉批评了轻视翻译工作的倾向, 他指出, 如果没有翻译工作者的努力, “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9

　　确实,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程, 是推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实现彻底变革, 从传统形态向现代科学形态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伟大工程, 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 我们完成了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的一系列重大任务, 为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做出了贡献。然而, 这样的贡献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取得的, 因此, 在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概况之前, 我们不能不首先谈一谈新中国成立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的情况。

　　二、20世纪初, 中国人民开始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及其思想。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 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事业迅速发展, 真理之火在严寒和冰雪中燃烧, 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1848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在这一时期, 中国刚刚经历了鸦片战争, 中国人民在封建王朝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下, 开始在苦难和黑暗中为探寻民族复兴之路而进行艰难而又漫长的求索。19世纪下半叶, 《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已经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1888年, 恩格斯在《宣言》的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 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10恩格斯写这段话的时候, 正值中国的清王朝光绪十四年。那时候, 儒家学说在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被奉为经典, 中国人还根本不知道《宣言》及其作者的名字。这并不奇怪, 在那个时期, 中国还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业, 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马克思主义文献当然不可能在中国广泛传播。然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一批爱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积极地向西方学习, 以寻找救国救民之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介绍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时, 也不同程度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思想。

　　中国书刊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 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9年, 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发表了资产阶级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的《社会进化》一书前四章的中译文, 题为《大同学》, 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 蔡尔康笔述。文中首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万国公报》以宣传基督教为宗旨, 没有也不可能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进行认真的介绍,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

　　中国人最初在自己的著述中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 是在20世纪初。1902年9月, 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 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 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此后, 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一再提到马克思的思想, 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但梁启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不能解决未来的问题, 只有颉德的进化论才能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前途”。

　　1905年8月,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孙中山的影响下, 同盟会成员积极介绍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 其中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3号连续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署名蛰伸) , 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 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 并且提到了《资本论》。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对社会主义发展史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并对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他曾指出:“厥后有德国麦克司 (即马克思——引者注) 者出, 苦心孤诣, 研究资本问题, 垂三十年之久, 著为《资本论》一书, 发阐真理, 不遗余力, 而无条理之学说, 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11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卓越见解, 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工作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前, 中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团体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同时, 也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论著。他们出版的《天义报》陆续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一些译文。例如, 该刊在1908年1月第15卷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的序言, 这是在中国发表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恩格斯著作中译文。接着, 该刊在第16—19卷合刊上又发表《宣言》第一章《绅士与平民》 (即《资产者和无产者》——本文作者注) , 同时登载了刘师培 (申叔) 撰写的论述《宣言》写作背景和发表经过的文章, 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总之, 在20世纪初, 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资产界民主革命派以及无政府主义团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虽然他们的译介文字在理论上显得相当肤浅和片面, 在表述上也不够准确和畅达, 但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确实是“空谷足音”。当然,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 上述事实只构成了一段“前史”。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才真正开始奏响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传播的壮丽乐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特别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迅速引起中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向往。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还强调指出:“这时, 也只是在这时, 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 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2

　　这个崭新时期的到来以五四运动为历史契机, 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为重要开端。五四运动打开思想解放的闸门, 引来了汹涌澎湃的思想革命潮流, 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正如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倪邦文在《五四精神对当代青年发展的启示》一文中所说:“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总是以思想革命为其先导的。五四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思想, 冲破了中国数千年来教条和习惯势力的束缚, 是向封建专制政治、宗教家族制度和纲常礼教思想的宣战。可以说, 没有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 就不会有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3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这个论断。正是由于五四精神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马克思主义真理才有可能被寻求光明、探索未来的人们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工作才具备了必要的历史环境和思想土壤。

　　在那个时期, 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等杰出的革命先驱承担了这一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 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各种方式译介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 在1920年以前, 中国还没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译本。直到1920年8月, 由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发行, 经典著作编译史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宣言》像一道曙光投射到黑暗的中国大地, 在革命队伍和进步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共产党宣言》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性文献在问世72年后, 终于全文传播到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并把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定为全党的重要任务。自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翻译家李达同志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 并受命组建出版社, 为翻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努力奋斗。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 除了李达同志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以外, 我们党还先后成立了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昆仑书店、北方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在革命低潮时期, 在反动派发动的法西斯主义“文化围剿”中, 坚持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数十种重要著作;同时, 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进步刊物, 如《先驱》、《少年》、《前锋》、《青年周刊》等也陆续登载了一系列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些著述的翻译, 大都是在工作条件困难、物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仅如此, 在反动统治者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下, 翻译者和出版者还时刻面临被逮捕、被关押、被杀害的危险。

　　《共产党宣言》的译者陈望道同志就长期受到反动势力无休无止的迫害。1919年,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毅然回到祖国, 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学校, 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浙江一师流血事件”。事后, 陈望道深感没有科学真理的指引, 中华民族就不可能打破黑暗的牢笼。于是, 他从杭州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县分水塘村, 潜心研读革命理论书籍。就在这个偏僻山村的一间破旧柴屋里, 陈望道怀着追求真理的拳拳之心, 依据日文译本并参照英文译本, 在寒冷和饥饿的煎迫下, 夜以继日地翻译《共产党宣言》, 并于1920年3—4月间完成了这项伟大而又艰难的工作。经过无数周折, 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支持下,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于1920年8月正式出版。初版虽然只印了1000多册, 但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 在思想上启迪和哺育了整整一代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陈望道曾将《宣言》中译本寄赠鲁迅先生, 请求指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 称赞陈望道“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14然而从此以后, 陈望道同志本人却长期遭到反动当局的跟踪、监视和迫害。他后来回忆说:“在反动统治下, 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所谓‘公妻’、‘共产’、‘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 想以此扼杀马克思主义。”15

　　在传播革命真理的征途上, 遭到反动势力迫害的不止是陈望道同志。1930年11月, 江南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译本。此后不久, 译者吴黎平同志就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在暗无天日的牢狱中经受了两年痛苦的煎熬。1932年9月, 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思华、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当年12月, 侯外庐即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 其罪名是“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

　　但是, 真理是扼杀不了的。这里不妨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为例。这本书出版后一再翻印, 广为传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单是平民书社从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曾多次修订和再版。在国民党统治区, 为了避开反动势力的耳目, 出版者不得不将这本书“伪装”起来, 有时标题只写《宣言》二字;译者署名也一再变动, 例如把“陈望道”改为“陈佛突”。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 大批“伪装书”的出现是一个不同寻常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 它证明了反动派的凶残, 也体现了革命者的智慧。今天, 我们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仍可以找到这样的“伪装书”。这些书籍题为《世界全史》、《海上花列传》、《东周列国志》、《秉烛后谈》等等, 而翻开封面、目录和前言之后, 我们看到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确实, 真理的星星之火是扑不灭的, 它在严寒和冰雪中燃烧, 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三、在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亲自领导和部署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工程。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者不畏艰难, 不辱使命, 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 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高潮。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 延安成为马列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心。1938年5月5日, 是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马列学院在这一天正式成立。根据党中央的决定, 张闻天同志任院长并兼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主任。在编译部工作的先后有何锡麟、柯柏年、王石巍 (即王实味) 、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和陈絜, 参与编译工作的还有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吴黎平、王思华、何思敬、曾涌泉和曹汀等同志。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这个机构的诞生,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创举。

　　从此, 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开始系统地展开, 从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从1938年到1942年, 延安解放社陆续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翻译工作者在窑洞里, 在油灯下, 潜心思索, 相互切磋, 日积月累, 将一部部博大精深的马列著作字斟句酌地译成中文。出版工作者在缺乏印刷设备、缺乏油墨纸张、缺乏技术力量的情况下, 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 完成了马列著作的印制任务。今天, 当我们重新翻阅当年在延安出版的那些经典著作时, 我们透过粗糙的纸张、简陋的装帧和字迹模糊的版面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 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前辈的精神境界和崇高追求, 看到了真理的魅力和思想的光辉。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些质朴无华的书籍, 使千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获得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后, 为了适应全党理论武装工作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译事业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同志建议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翻译部, 大批翻译马恩列斯著作。1943年5月, 在毛泽东同志提议下, 党中央作出关于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决定, 要求重新校阅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并强调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这个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 毛泽东同志亲自审定了决定的内容。

　　1945年4月至6月, 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 毛泽东同志两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他反复强调这项工作对党的建设所起的重要作用, 鼓励党的翻译工作者努力工作, 进一步扩大理论视野, 提高译文质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 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 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 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 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 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16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发出号召, 而且亲自督促和勉励翻译工作者更加自觉地完成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在延安, 毛泽东同志经常与翻译工作者研讨经典著作的理论要旨和译文表述问题。他曾多次在油灯下与吴黎平讨论《反杜林论》的思想精髓, 并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对译文提出意见。吴黎平同志后来在《〈反杜林论〉中译本五十年》一文中写道:“毛主席早年看过很多翻译书, 像《天演论》这样的书, 他都看过。对于马列著作的译作尤为重视, 他手边的马列著作译本, 都是多次精读, 圈圈点点, 旁加批注。毛主席对这些马列著作译本非常珍视, 在长征行军中, 毛主席丢弃了好些衣物, 但马列著作译本却一直带在身边。”17

　　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经典著作翻译和理论研究, 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也反映了他自己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学习、树立崇高信念、掌握科学真理、指导革命事业的艰苦历程和切身体会。1936年, 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过自己年轻时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的情形, 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 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 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 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 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8

　　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 一直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阅读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无论在长征途中, 还是在延安窑洞;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 博览群书、研读经典, 一直是毛泽东同志全部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几天不吃饭, 不可一日不读书, 是这位杰出领袖的人生信条。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紧张工作和生活中, 毛泽东同志密切联系斗争实际, 多年涵泳于马列经典的思想海洋, 这使他能够探骊得珠、把握神髓、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他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创立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 这绝不是偶然的。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和精心部署下,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不仅在延安和各个革命根据地, 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迎难而上, 不断推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夺取了政权, 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胜利中, 包含着许许多多传播真理之火的翻译工作者的心血。我们今天重新翻阅那些在革命和建设的峥嵘岁月出版的经典著作, 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曾亲身参与艰辛的编译工作。这支队伍真可以说是群贤荟萃、灿若繁星。在他们当中, 有在各个历史时期担任党内重要职务的领导者, 例如李大钊、瞿秋白、张闻天、恽代英、李立三、博古以及成仿吾等同志;也有在各个学术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家, 例如郭沫若、许德珩、周建人、侯外庐、于光远、朱光潜、季羡林和贺麟等学者。这个事实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工程以其深远的意义、巨大的魅力和无与伦比的挑战性, 凝聚了一大批中华英才为之呕心沥血、贡献智慧。正是他们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回的毅力、渊博深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通过翻译, 把一系列经典著作送到中国人民手中。有些重要著作的翻译, 历时数十年之久, 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才最终完成。

　　《资本论》的翻译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四、《资本论》的翻译过程是整个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缩影, 这个过程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工作者的崇高精神境界。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最重要的不朽巨著。恩格斯说过:“《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19恩格斯还强调指出:“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 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 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 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 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20

　　在中国, 《资本论》的理论观点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由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撰文作了介绍, 但在很长的时间内, 中国读者却未能看到这部名著的译本。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期, 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学者都曾立志从事《资本论》的翻译工作。郭沫若同志甚至准备为翻译《资本论》而献出生命。

　　郭沫若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抱定了全文翻译《资本论》的决心, 以便为中国人民洞察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提供科学的指针。1924年,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 不久就在上海制订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有人劝他放弃这个想法, 理由是这项翻译工程规模浩大, 艰巨复杂, 耗时费力, 日本学者高畠素之就是因为用了10年时间把《资本论》译成日文, 结果积劳成疾, 抱病身亡。面对重重困难, 郭沫若矢志不移, 他坚定地表示:“如果能为译完《资本论》而死, 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但是, 由于商务印书馆不敢承担出版《资本论》的责任, 郭沫若同志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然而, 这并没有改变他追求真理的决心。在险象环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郭沫若在30年代陆续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翻译工作, 此外还翻译了《神圣家族》的部分章节。这些译著的出版, 对传播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 郭沫若再次下决心翻译《资本论》。他的愿望虽然没有得到实现, 但他研究《资本论》的热情却格外高涨。1936年10月, 他撰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 此后又撰写了《再谈官票宝钞》, 这两篇论文以周详的考证为理解和翻译马克思这部巨著的有关内容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关于这一点, 我在下面还要谈到。郭沫若在他的话剧剧本《屈原》中塑造了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爱国诗人的形象, 这也正是他自己的形象, 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者的形象。

　　《资本论》中文译本开始部分地同中国读者见面, 是在1930年。这一年3月, 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 这是我国出版的最早的一个中文译本。译者陈启修 (豹隐) 是根据德文版并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文译本翻译的。陈启修的译本原计划分10册出版, 但在当时的艰难条件下只出版了第一分册, 其中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此后, 潘冬舟接续了翻译工作, 译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四篇, 分为两册, 即第二册和第三册, 先后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店出版。这是《资本论》中文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开端, 但中国读者仍然未能看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全貌。

　　1932年9月, 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思华 (右铭) 和侯外庐 (玉枢) 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 (第一至七章) , 以后又陆续出版了中册 (第八至十三章) 和下册 (第十四至二十五章) , 并于1936年6月将三册合并, 用“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为了完成这个译本, 译者前后奋斗了10年之久。侯外庐同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动情地写道:“我从事《资本论》翻译, 全然出于一种信仰, 出于一种责任意识。”21他说:“翻译《资本论》这部科学巨著, 对我来说实在是艰难。我以德文1928年第四版为依据, 找来英文、法文、日文译本为参考, 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着前进。若没有巨大的神圣动力, 一个从德文字母学起的人, 简直是无法坚持下来的。”22

　　在此期间,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另一个译本, 译校者是吴半农先生和千家驹先生。商务印书馆原计划将这部著作的三卷全部推出, 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压迫, 全书的翻译出版计划最终被扼杀。

　　《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全译本是1938年8—9月在上海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印行的, 译者是郭大力同志和王亚南同志。他们合作翻译《资本论》的历程,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1927年, 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完成大学学业, 翌年, 他们为生活所迫, 暂时栖身于杭州大佛寺。在那里, 他们一见如故, 追求真理的共同理想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拟定了翻译《资本论》的“大佛寺计划”, 并且立即着手在青灯古佛旁翻译这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后来, 他们辗转各地, 历经劫难, 忍受过贫困和疾病的折磨, 面临过反动势力的压迫, 遭到过整部译稿被日军炮火焚毁的灾祸, 遇到过翻译工作中成千上万的难关。但是, 这一切都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和信念。他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 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大佛寺计划”, 终于完成了《资本论》三卷的翻译工作, 并于1938年交付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当时, 处于秘密状态下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法租界总共只有两间平房。郭大力就在只有一张桌子的斗室里夜以继日地修订整理他和王亚南多年积累的翻译成果。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同志既做编辑工作, 又管具体杂务。在日本军警包围下的租界里, 译者和出版者总共只有十几个人, 大家齐心协力工作, 只用了半年时间, 就出齐了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资本论》三卷中译本,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同时也为后来编译出版更加完善的译本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从1960年到1974年, 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重新译校《资本论》三卷。1972年和1974年, 新的译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24、25卷正式出版。上个世纪90年代,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对第一版译文再次进行认真修订, 于2003年推出《资本论》最新译本, 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45、46卷。2009年, 这个译本编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6、7卷。

　　回顾历史, 重提往事, 我们百感交集。在中国, 《资本论》这部巨著从最初译本的问世到最新译本的出版, 已经走过近80年的风雨历程。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又陵) 说过:“译事三难信、达、雅。”意思是说, 翻译工作有三个难关, 一是语意要忠实于原文, 二是表述要顺畅通达, 三是文字要反映原著的神韵和风采。对于《资本论》的翻译来说, 要达到信、达、雅的标准, 真是难上加难。马克思为了撰写《资本论》,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读了1500多种文献, 其中直接引用的文献约800多种。他不仅阅读了当时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以及哲学、政治、法学、历史学著作, 而且查阅了大量的官方文件、法律条文、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 钻研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对《资本论》这部宏伟著作, 马克思像对待“一个艺术的整体”那样精雕细刻, 字斟句酌, 反复修改。以马克思生前出版的第一卷为例, 它不仅逻辑缜密、立论严谨、证据充足、分析透彻, 而且文笔优美而又凝练, 论述精辟而又生动。凡是仔细读过第一卷的人, 无不为他的辩证思维和艺术魅力所折服。要把这样一部著作译成中文, 准确地反映它的思想内容和词章风格, 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翻译家不仅必须弄通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哲学、政治、历史、法律、商业、财政、金融、贸易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而且必须一一查阅作者直接或间接引证的文献, 弄清书中涉及的所有细节。

　　为了说明问题,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涉及《资本论》中一条注文的翻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写道:“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 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 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 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23在这段重要论述的结尾, 马克思加了一个标号为“83”的脚注, 其中开头几行涉及中国清代币制改革的一段史实:

　　Der Finanzmandarin Wan-mao-in ließ sich beigehn, dem Sohn des Himmels ein Projekt zu unterbreiten, welches versteckt auf Verwandlung der chinesischen Reichsassignaten in konvertible Banknoten hinzielte.Im Bericht des Assignaten-Komitees vom April 1854 erhält er gehörig den Kopf gewaschen.Ob er auch die obligate Tracht Bambushiebe erhielt, wird nicht gemeldet.“Das Komitee”, lautet es am Schluß des Berichts, “hat sein Projekt aufmerksam erwogen und findet, daß alles in ihm auf den Vorteil der Kaufleute ausgeht und nichts für die Krone vorteilhaft ist.” (“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Aus dem Russischen von Dr.K.Abel und F.A.Mecklenburg.Erster Band, Berlin 1858, p.54.) (MEW, Bd.23, S.141; MEGA II/10 S.118)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这位名叫“Wan-mao-in”的中国清代财政官员到底是什么人?注文中叙述的那一场涉及币制问题的争论是怎样发生、如何了结的?弄清这些问题, 关系到对马克思在正文中表述的观点的准确理解, 也直接影响到中译文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日本译者没有查考史实, 在对“Wan-mao-in”其人其事懵然无知的情况下, 杜撰了这个官员的姓名:河上肇博士译为“王猛殷”, 高畠素之先生译为“王孟尹”。中国译者起初也不明白事情的原委。陈启修未能查明文献依据, 只好暂将马克思笔下的“Wan-mao-in”译成“万卯寅”。

　　郭沫若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指出了《资本论》日译本和陈启修中译本的错误。他查阅了《东华续录》, 用历史文献无可辩驳地证明“Wan-mao-in”其实就是清代咸丰年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大臣王茂荫。1936年10月, 郭沫若撰写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初步说明了咸丰时代的货币政策和王茂荫针对时弊提出的改革主张, 并对如何翻译《资本论》中的注文提出了意见。例如, 马克思注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一词, 日译本和陈启修译本均译为“帝国纸币”, 郭沫若认为应译为“官票宝钞”, 并根据文献记载指出:“这‘官票宝钞’是一种不兑换纸币, 是由政府强制使用的。这大约是近代意义上的纸币之在中国的开始, 但是毫无信用。”郭沫若当时身居海外, “因为手中书籍缺乏, 于所悬拟的问题不能周详”, 所以他对自己的考证并不满意。他声明撰写此文的目的只是为了“刺激一下研究近世经济史的学者们, 希望他们有资料之便的, 多多做点整理工作”。24

　　果然,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后, 张明仁先生随即撰写了《我所知道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 王璜先生接着又撰写了《王茂荫的生平及其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一文。两位作者查考了《清史稿》、《续碑传集》、《碑传集补》等文献, 访问了王茂荫在安徽歙县的后裔, 阅读了王家珍藏的王茂荫奏折和行状, 根据大量的原始资料对郭沫若的文章进行了补正。

　　这两篇文章使郭沫若受到启发, 他进一步探讨了咸丰年间铸造大钱、发行官票宝钞的问题, 写成《再谈官票宝钞》一文25, 对王茂荫补偏救弊的主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 并据此提出翻译《资本论》注文的新方案。

　　1937年3月, 吴晗响应郭沫若的建议, 写成了《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一文26, 对王茂荫的生平事迹以及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据吴晗考证, 王茂荫为清安徽歙县人, 字椿年、子怀, 1853年出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反对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 指出“官能定钱之值, 而不能限物之值”, 铸大钱必然造成物价上涨。1854年, 王茂荫又针对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的贬值现象, 向清廷呈上《再议钞法折》, 力主将不兑现纸币改变为可兑换纸币。这一主张与统治者搜刮民财的目的相抵触, 因而受到咸丰皇帝的严厉斥责。吴晗在文中不仅讲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注文中提到的历史事实, 而且对注文中的相关译名提出自己的意见。例如, 马克思注文中的“Assignaten-Komitee”一词, 高畠素之和陈启修都译作“帝国纸币委员会”, 郭沫若译作“钞法核议会”, 吴晗认为都不正确, “因为在有清一代, 并没有这样名称的机构”;“所谓‘帝国纸币委员会’或‘钞法核议会’都是指交王大臣议奏而言。清制国家大政和臣工条议照例由皇帝交王大臣议奏, 审核其可行与否, 将意见贡献与皇帝作最后决定”。27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穷源竟委的稽考, 我们才清晰地理解了《资本论》中那条注文的内容及其与正文的联系, 并且依照持之有据、信而有征的原则, 修订和确定了这条注文的中译文。陈启修当年的译文是:

　　中国的财政官万卯寅【原文是Wan-mao-in, 我曾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 现在还无结果, 这里姑译为“万卯寅”, 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日译本译成“王猛殷”或“王孟尹”, 那当然是因为日人不知道中国的罗马字拼音法的缘故, 却也未免差得太远了。——陈】暗暗地立了一个计划, 想把大清帝国纸币变形为银行兑换券, 打算把那个计划, 奏请皇帝裁可。他在1854年三月的帝国纸币委员会的报告当中, 大大地碰了钉子。不过, 他到底因此受了照例的笞刑没有, 却还没有明白的消息。在那个报告的结末里面, 这样说着:“本委员会把他的计划详细研究过, 才发现, 这个计划的一切都是以商人的利益为目的的, 没有一点为着皇帝的利益的。” (“俄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关于中国的研究”, 阿泊尔博士[K.Abel]并麦克伦堡[F.A.Mecklenburg]从俄文翻译的译文, 柏林, 1858年, 第一卷, 47页以下。28

　　修订后的译文是: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 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 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 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 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 1858年柏林版第 1卷第 47页及以下几页)29

　　这短短的几行译文, 凝聚着多少学者的心血和智慧!30正如郭沫若在《〈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结尾处所说的那样:“翻译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像《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 竟连半截注脚, 都是须得费一番考证工夫的。”31

　　另一个例子涉及《资本论》中提到的制造业工艺流程的译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 马克思在讲到钟表手工工场时列举了制造钟表的各种分工。由于现代的钟表工厂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分工了, 所以就连钟表技术人员对书中所说的情况也不明白。为了弄清原委, 确定译名, 翻译者不得不四处寻找修理钟表的老师傅和熟悉钟表技术发展史的专家, 才把这些分工的确切称谓翻译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你举的例子只涉及《资本论》中的细节。是的, 处理细节问题尚且如此繁复, 解决重大问题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况且, 《资本论》中并没有无关宏旨的细节;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全书逻辑链条的组成部分, 而《资本论》作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正是由无数精微的细节构成的。因此, 翻译者不仅要在宏观上领悟这部巨著的重要观点和科学结论, 而且要在微观上极其准确而又生动地再现作者通过大量史料、实例、文献、数据进行推导和论证的过程。这里需要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精髓, 更需要细针密缕、剖毫析芒、具体而微。正因为如此, 朱光潜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以经典翻译与经典研究相比较, 前者对学养、学力、学识、学风的要求更严。朱先生的这种真知灼见来自他的亲身经历和实践, 因为他既是一位卓越的研究者, 又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事实表明, 研究工作要求的是“得其要义”, 而翻译工作除此之外还要做到“纤悉无遗”;撰写论文可以“扬长避短”, 而从事翻译却绝不允许“避难就易”。在经典翻译工作中, 单是译名的确定和统一, 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严复谈到他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苦衷时说过:“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意思是说, 为了确定一个译名, 往往要反复思考1010天甚至一个月。《资本论》中数以千计的中文译名及其体系的确立, 何止“旬月”;在过去的80年中, 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付出了无数艰辛的劳动。在编译过程中, 我们为了确定一个词、一句话的含义和译法, 或者为了编写一条注释、一个索引条目, 常常需要查阅大量文献, 进行反复讨论, 有时还必须写出详细的考证文章。

　　《资本论》的翻译过程只是一个例证。其他重要经典著作, 例如《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的翻译和修订过程也都长达数十年之久。这些著作中译本的编译史, 是中国的几代优秀学者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成的英雄史诗。全国解放后, 这种光荣传统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传播领域得到了继承, 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而中央编译局就是这个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阵地。

　　五、中央编译局的成立,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表明我们党从执政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国之本。六十多年来在这里出版的各种经典文献,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信念和文化理念。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 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文译本已经达到530余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已经有了中文译本, 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从整体上看, 经典作家的遗著中仍有大量文献尚未翻译介绍;已经出版的译本质量参差不齐, 有的在准确性和可读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有的则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由于各种译本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译者之手, 因而文字风格很不一致;尤其是经典作家使用的大量范畴、概念和术语, 以及经典著作中提到的历史事件、组织机构、报刊文献、人名地名等等, 在各种译本中译法不一, 没有形成规范严谨而又前后统一的译名体系, 这就给深入学习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许多困难。经典著作的翻译要求各种专业的学者共同切磋、取长补短、集思广益, 因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 郭沫若就强调这种翻译应当采用“集体的方法”。32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 这个合理的意见很难付诸实施;即使是在延安时期, 由于战事紧张、生活艰苦、专业人才稀缺、文献资源匮乏, 真正充分和有效的集体研究也在客观上受到了限制。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 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同时也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9年上半年, 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前夕起草了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的决定。1949年6月, 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此后, 中央又在中宣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1月29日, 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 中央决定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 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以便有系统、有计划地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此前, 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政治书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0年12月, 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 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候, 新中国刚刚成立, 党中央在百业待举、政务繁剧的情况下作出这一系列决定, 可见我们党从执政之始就把理论建设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 决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中央编译局的成立,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马列著作编译和研究中心, 一批编译工作者长期为科学真理的传播事业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地工作。六十多年来, 在这里编译出版的马恩列斯全集和选集以及其他各种读本, 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信念和文化理念, 推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话语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央编译局的主要任务, 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 并加以研究;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介绍到全世界, 并加以阐释。六十多年来, 编译局的几代同志为完成这个使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实现了前辈们“用集体智慧编译经典”的夙愿。

　　下面, 我对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先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这是根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版翻译的;1956年开始出版, 1985年出齐50卷 (总计3200余万字) , 前后用了30年时间。其中第1—22卷是论文、讲演、专题著作等;第23—26卷是《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第27—39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信件以及他们给别人的信件;第40—50卷是补卷。再说《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这是根据俄文第四版编译的。翻译工作从1953年启动, 1963年出齐39卷 (总计1500余万字) , 前后用了10年时间。其中第1—33卷为论著, 第34、35卷为书信, 第36卷以下为笔记、书信、补遗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中文第一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后首次在中国出版的比较完整的中文全集译本。中国共产党人以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翻译出版工程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民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 将继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科学理论指引下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但是, 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 这两个版本还存在不足之处。《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所收文献很不完整, 译文和资料部分也亟待修订。为此, 中央编译局的专家学者从1975年开始筹划编译《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经过不懈的努力, 于1984—1990年出齐60卷。其中第1—43卷为著作卷, 第44—53卷为书信卷, 第54—60卷为笔记卷。这部全集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 总计约3000万字, 是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2001年以后, 中央编译局又根据1991年以来新发现的文献编译了两卷《列宁全集补遗》, 目前已出版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基本上是以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 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由此造成的一些缺陷。一是《全集》收文不全, 许多有价值的文献特别是新发现的文献 (包括论文、手稿、书信、笔记等) 未能编入这个版本。二是《全集》收文有误, 因为俄文版编录了若干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文章。例如第一卷第二篇文章《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 经考证不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在其他卷次中, 也有类似的情况。三是译文需要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译文是经过集体研究、反复推敲确定的, 在整体质量上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种译本。但是, 在整部《全集》中, 除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重点著作以外, 大多数文献都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用的语言文字直接翻译的, 而是从俄译本转译的。这就使中文版《全集》难以避免俄译本存在的那些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问题。况且, 转译也容易在语义和风格的把握上造成新的偏差。四是资料不够翔实。许多著作题注语焉不详, 甚至没有题注, 读者难以弄清原著的写作背景;一些注释涉及的历史事实缺乏确切的考证和介绍;在人名、地名和文献索引中, 也有若干不够准确的地方。

　　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上述问题, 中央编译局决心编译一部收文更齐全、编辑更合理、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新版本, 并且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齐《全集》第一版前后, 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制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编译原则和具体计划。1986年7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了这个方案,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工作全面启动。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中, 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为蓝本, 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 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在版本方面, 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有过多种版本的著作, 均以他们审阅过的最后版本为准;不同版本中文字表述存在差异的地方, 编者加脚注予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的著作, 例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 编者参考国外编辑出版的最新版本, 依照原著的逻辑顺序加以编排。按照编译方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总计为70卷, 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第1卷到第29卷, 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外的全部著作、演讲、手稿和写作提纲, 共计29卷。

　　第二部分从第30卷到第46卷, 包括《资本论》及其手稿, 共计17卷。

　　第三部分从第47卷到第60卷,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共计14卷。

　　第四部分从第61卷到第70卷, 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笔记、摘录、批注等, 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历史、政治、科技、艺术、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 共计10卷。

　　这个70卷本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重大工程, 从一开始就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同时也受到国内理论界和国际学术界的密切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中文第二版编译工作, 都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行的。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编译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视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为了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 中央编译局在集中力量编译经典著作全集的同时, 还将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编成选集。1972年和1995年, 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 均为四卷集;1960年、1972年和1995年, 先后出版《列宁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 均为四卷集。除此之外, 我们还编译出版了经典著作的一系列单行本和专题文集。与此同时, 中央编译局在斯大林文献编译方面也取得了大量成果, 其中最重要的有《斯大林全集》 (13卷) 、《斯大林文选》 (上下册) 、《斯大林选集》 (上下册) 和《斯大林文集》 (1卷) 。

　　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为此奋斗了50余年。一批立志为传播真理而献身的同志长期在这个领域焚膏继晷、辛勤工作, 从青春年少直到满头飞雪。在他们的熏陶下, 年轻一代成长起来, 继续推进前辈开创的事业, 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没有陶醉于已有的成绩。他们面对时代提出的紧迫任务, 对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着深入的分析和思考。就马恩著作来说,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的出版进展较慢, 同时由于编译工作难度极大而专业力量不足,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工作进度。这部70卷本的《全集》从1995年起陆续问世, 至今只出版了21卷。况且这个版本规模浩大, 卷帙浩繁, 很难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95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选文比较精炼, 译文也根据原文作了修订, 但因篇幅有限, 未能完全涵盖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代表作。

　　至于列宁著作, 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共计60卷, 内容宏富, 篇幅很大, 不可能作为广大读者使用的普及读本。1995年编译出版的四卷本《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 对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选集》中的全部文献是按照年代先后编排的, 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迫切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际, 采用新的视角, 编选一部具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性的列宁文集。

　　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得到了及时的、圆满的解决。

　　六、在新时期新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生命工程、灵魂工程。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是理论工程的重点项目和重大成果, 必将在新形势下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的形势下, 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结构更合理、规模更适中、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 以适应我们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需要, 这是时代的呼唤, 是群众的要求, 也是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的愿望。

　　早在2003年, 中央编译局就提出了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精编本的思路和方案。鉴于70卷本的中文第二版要经过多年努力才能逐步出齐, 我们考虑在近期内先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论著的译文加以审订, 编为十卷, 及时出版, 以满足社会各界对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 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抓住关键, 围绕重点, 集中力量, 攻坚克难, 积累经验, 改进方法, 全面推进和早日完竣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程。

　　我们的设想和计划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2004年,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时, 中央将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确定为工程重点项目, 同时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的现实需要, 要求我们编辑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一并纳入理论工程重大课题的框架。为了完成两部《文集》的编译任务, 中央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 全部工作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中央领导对两部《文集》的编译工作高度重视, 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 亲自审核批准两部《文集》的编辑方案, 并在实施过程中给予直接指导。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在重要批示中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为我们确定了奋斗目标, 指明了努力方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就编辑方针、审订原则和出版质量提出明确要求, 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认识, 增强了信心。课题组和编委会时刻铭记党和人民的嘱托,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以赴投入这项重要工程, 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地做好篇目遴选、文献汇辑、译文修订和资料编纂等各项工作, 努力使“准确性”和“权威性”的要求真正得到落实。在大量艰巨复杂的工作中, 老专家发挥了中坚作用, 一些年逾七旬的同志奋力坚持工作, 有的甚至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一批优秀的中青年骨干勇挑重担, 迎难而上, 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攻坚任务。同志们在共同的目标下齐心协力, 相互砥砺, 专心致志, 埋头苦干, 度过了六个难忘的春秋。

　　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正文约580万字, 各种资料约190万字, 总字数约770万字。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正文约120万字, 各种资料约30万字, 总字数约150万字。同以前出版的马列著作相比, 这两部《文集》的编译工作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品格和创新意识。

　　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特点, 一是选文精审, 内容完整, 既全面反映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 又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文集》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同时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二是体例新颖, 结构严谨, 既反映经典作家理论创造的历程, 又突出重点著作的地位。《文集》首次采用按年代编排与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编辑方法。第一卷为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时期的著作;第三卷为第一国际成立至马克思逝世前的著作;第四卷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资本论》;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最后一卷即第十卷为书信专卷, 全卷选收马克思恩格斯从1842年到1895年写的280封书信。这种新的编排方法,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同时又突出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三是精心修订译文, 认真统一译名, 既保证理论上的准确性, 又增强表述上的可读性。我们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使译文更加准确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这一明确要求, 选择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作为审订依据, 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 采纳理论界的合理意见, 对收入《文集》的全部译文逐字逐句进行严格审订, 努力使译文做到忠实确切而又明白晓畅。四是各类资料详备, 贴近读者需要, 既为学习研究原著提供必要的辅助材料, 又对把握理论精髓起到引导作用。《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以及人名、文献和名目等各种索引, 最后一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年表。所有的注释和索引都根据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修订, 努力做到考证严谨、内容翔实。我们还为文集所收的108部著作重新编写了题注, 简明扼要地概述各篇著作的主要观点, 帮助读者领会这些著作的理论要义。同时, 在对各篇文献写作出版情况的说明中, 我们增加了对重点著作中译本的介绍, 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的特点, 一是采用全新的编辑思路和框架结构。《文集》分专题编为五卷, 即《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和《论无产阶级政党》。五个专题构成的总体框架, 把系统反映列宁主义科学内涵同密切结合新时期理论武装工作需要这两个要求有机地统一起来, 既注重反映列宁毕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 又着眼于适应干部群众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二是体例新颖, 收文精当。各卷以文献选编与重要论述摘编相结合的形式, 从60卷《列宁全集》中精选115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同时从本卷未收的著作中摘选与本专题有关的重要论述, 编成《重要论述摘编》, 作为对所收文献的补充。这种新的编辑体例有利于反映列宁重要理论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同时又体现了收文“少而精”的原则。三是资料更丰富, 题注有创新。各卷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索引。为了帮助读者掌握各篇著作的理论主旨, 我们在每篇文献前面都加上了导读性题注, 言简意赅地介绍有关著作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

　　两部《文集》的出版, 对于实现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战略目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十卷本) 和《列宁专题文集》 (五卷本) 的编译过程中, 我们始终恪守恩格斯提出的原则。恩格斯强调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 这是我们在审核和修订译文时念兹在兹的座右铭。

　　两部《文集》出版以后, 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两部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 成了理论界和社会各界讨论的重要话题;而马恩著作译文修订和译名统一的情况, 则是许多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常常有来自各个领域的同志问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的译文有哪些更动?为了准确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对译文修订的情况进行梳理, 并将以适当方式向大家介绍。由于演讲时间的限制, 我在这里只举两个简明的实例。

　　第一个例子出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谈到感性、感性意识以及思维和语言问题时, 马克思写道:

　　Das Element des Denkens selbst, das Element der Lebensäußerung des Gedankens, die Sprache ist sinnlicher Natur. (MEW B.40, S.544;MEGA I/2.S.396)

　　在过去的译本中, 这句话的中译文是:

　　思维本身的要素, 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 即语言, 是感性的自然界。33

　　这句译文令人费解, “语言”怎么会是“自然界”呢?将“语言”与“自然界”划上等号, 这是不合逻辑的。造成这个误译的原因, 首先是原译者没有全面理解“Natur”这个名词的内涵。“Natur”一词既有“自然”、“自然界”的意思, 又有“本性”、“禀性”、“性质”等含义。其次, 更重要的是, 原译者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笔下的“sinnlicher Natur”是第二格, 而不是第一格。在德语中, sein+形容词+Natur (第二格) , 表示主语具有某种性质。据此, 我们将译文修改为:

　　思维本身的要素, 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 即语言, 具有感性的性质。34

　　修订后的译文语义比较清晰。这一改动对于哲学和语言学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另一个例子出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第一编 哲学》中, 恩格斯指出“否定的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 他写道:

　　Wenn ich von all diesen Prozessen sage, sie sind Negation der Negation, so fasse ich sie allesamt unter dies eine Bewegungsgesetz zusammen, und lasse ebendeswegen die Besonderheiten jedes einzelnen Spezialprozesses unbeachtet.Die Dialektik ist aber weiter nichts als die Wissenschaft von den allgemeinen Bewegungs- und Entwicklungsgesetzen der Natur, der Menschengesellschaft und des Denkens. (MEW B.20, S.131-132; MEGA I/27.S.336)

　　原译文是:

　　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 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 我是用这唯一的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 正因为如此, 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35

　　译文中出现了“否定的否定”是“唯一的运动规律”的提法。这显然不符合恩格斯的本意, 因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包括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原译“这唯一的运动规律”的德文原文是“dies eine Bewegungsgesetz”, 其含义是“这样一个运动规律”, 恩格斯的表述是十分准确的, 据此, 我们对译文作了如下改动:

　　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 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 我是用这一个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 正因为如此, 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36

　　在审核和修订马恩著作译文的过程中, 我们回顾和整理了中国学术界历年来对中文译本所提的意见, 并逐条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凡是合理的意见, 我们都在译文校订中认真考虑、积极采纳;而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我们则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

　　例如,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37原文为:

　　In diesem Sinne können die Kommunisten ihre Theorie in dem einen Ausdruck: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zusammenfassen. (MEW B.4, S.475)

　　有些同志认为, “消灭私有制”的译法不妥, 应该改为“扬弃私有制”。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原文中的“Aufhebung”虽然在“大众日常用语”中具有“废除”、“革除”、“消除”、“消灭”的意思, 但马克思恩格斯在此处所使用的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 意思是“扬弃”。这些同志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 是表明要“发扬私有制中的积极因素, 抛弃私有制中的消极因素”, 亦即“扬其精华, 弃其糟粕”。

　　恩格斯说过:“《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 它“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38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 《共产党宣言》是为千百万工人撰写的, 目的是为了“争取欧洲无产阶级, 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39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明确地说过:“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 只向‘学术’界吐露。”40因此,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表述《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时, 不是使用广大工人所能领悟的“大众日常用语”, 而是刻意套用只有“学术界”才懂得的“黑格尔哲学术语”, 那是根本违背作者初衷和历史事实的。

　　事实上, 要理解“Aufhebung”一词在这里的确切含义, 并不是一件复杂和艰难的事情。只要平心静气地读一读《宣言》中与此相关的整段论述, 而不是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 答案就会一目了然。恩格斯曾经告诫我们说,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必须注意上下文的联系;如果“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 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41现在, 就让我们花一点时间, 来看一看“消灭私有制”一语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上下文”:

　　废除 (Abschaffung) 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 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 法国革命废除了 (abschaffen) 封建的所有制, 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 (Abschaffung) 一般的所有制, 而是要废除 (Abschaffung) 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 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 (Aufhebung) 私有制。42

　　很清楚, 最后一句话是对上文的概括。这句话中的“消灭” (Aufhebung) 与前面几句话中的“废除” (Abschaffung) 是同义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此,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从这段话中, 我们不可能得出对私有制“应当发扬其中的积极因素、抛弃其中的消极因素”的结论。

　　在整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和本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批判了资产阶级为私有制辩护的种种论调, 而“消灭私有制”正是从这种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中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历来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体现着天然合理的永恒法则”, “包含着永不泯灭的理性精华和历史进步要素”。他们有时也承认这种所有制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毛病”, 但他们坚持认为“瑕不掩瑜”。他们的说法是:对于私有制, 可以“补苴罅漏”, 可以“去芜存菁”, 可以“扬长弃短”, 而万万不可以消灭;一旦消灭了私有制, “社会大厦就会坍塌”, 灾难必将接踵而来。所以, 资产者对于《宣言》中的旗帜鲜明的论断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们在《宣言》中这样写道: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 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 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 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 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 你们责备我们, 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43

　　在这段话中, “消灭”一词共出现三次, 均为“aufheben”44。如果这个词的含义不是“消灭”, 而是“扬弃”;如果这里表明的不是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 而是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 使之永世长存, 并臻于完善, 那么《宣言》作者的立场就同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主张不谋而合了。那样一来, 全世界的资产者都会对《宣言》表示欢迎, 还有什么必要感到“惊慌”、表示“抗议”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 我们仔细地查考了与《宣言》直接相关的马恩著作。

　　1847年, 在《宣言》的重要准备著作——《共产主义原理》中, 恩格斯曾反复论述“废除 (Abschaffung) 私有制”和“消灭 (Aufhebung) 私有制”的主张。1850年, 在《宣言》发表两年后,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指出:“对我们说来, 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 而只在于消灭 (Vernichtung) 私有制, 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 而在于消灭阶级, 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 而在于建立新社会。”45请注意, 此处的“Vernichtung”只有一个含义, 那就是“消灭”。1882年在《宣言》俄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消灭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原则, 他们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 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46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发表前后所作的这些重要论述, 十分清楚地印证了他们在《宣言》中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主张。

　　应当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论述, 并不仅仅反映在《共产党宣言》以及与《宣言》直接相关的著作中;在《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以及许多重要通信、手稿和笔记中, 马克思恩格斯也系统地表述了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深刻思想和鲜明立场, 并且全面地论述了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目标的条件和途径。他们明确指出, 消灭私有制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私有制彻底消灭的基本条件;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 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 才能废除私有制”47。总之, 从《共产党宣言》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整性。160多年来, 以德语为母语的德国人, 无论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马克思学说, 都从未对《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一语的真实含义提出质疑;他们只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 对《宣言》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表示不同的态度。这也证明, 《宣言》的文字表述是清晰的、明确的, 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误读和曲解的空间。

　　除了对经典文献进行全面的考证以外, 我们还查阅了马恩生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译本。《宣言》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翻译原文的依据。《宣言》英文版是由赛米尔·穆尔翻译的, 恩格斯亲自校订了译文并增加了注释。《宣言》法文版是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翻译的, 译文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这两种版本都是经《宣言》作者认可的权威版本。德文“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一语, 英文版译为“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法文版译为“abolition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英文“abolition”和法文“abolition”的含义均为“革除”、“废止”、“消灭”, 这就为中文版里的“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经过考索和研究, 我们决定保留《共产党宣言》中的原译文, 不作改动。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介绍上述情况, 只是想说明, 我们是怎样审核和修订经典著作译文的。有些同志提出的意见尽管没有被吸收, 但由此引起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这对于研究和编译经典著作大有裨益。为了进一步做好这项工作,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听取读者的宝贵意见。

　　刚才我们提到了《宣言》的英译本和法译本。这自然会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对翻译工作提出的要求。恩格斯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他曾亲自物色翻译人才, 亲自校改别人的译稿, 亲自联系出版事宜, 亲自动手迻译马克思的著述, 并对翻译工作进行了许多精辟的论述。1885年10月, 恩格斯撰写了《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一文, 强调翻译马克思的著作是一项“真正老老实实的科学工作”48, 他告诫译者不要望文生义, 不要主观臆测, 不要随心所欲地“诠释”马克思的学说。他指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 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地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49因此, 他要求译者提供的必须是“一个准确的译本, 而且读起来要像原著一样”。50近百年来, 恩格斯倡导的这种科学精神一直被中国经典著作翻译者奉为圭臬。恩格斯的教诲是我们在编译两部《文集》的过程中始终恪守的原则和时刻铭记的目标。

　　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必须与时俱进, 不可能一劳永逸。展望未来, 我们任重而道远。

　　回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百年征程, 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它使我们受到鼓舞, 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深思。对于这部历史, 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探讨, 不仅要研究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而且要具体阐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特征和作用;不仅要考察重要的版本、事件和人物, 而且要深入探究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问题, 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译名体系形成史, 经典著作译本的比较与分析, 经典著作翻译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相互关系, 经典著作译本对大众思维方式和现代汉语的影响, 经典著作俄文译本和日文译本对中文译述的影响, 经典文献编译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进程中的地位, 经典翻译中的语义辨析和语言哲学问题, 经典著作翻译中的重大疑难问题探析, 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对马列著作解读和接受过程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关系问题, 等等。我认为, 这些研究一方面将推动编译工作不断发展, 另一方面将在理论和学术上促使我们扩展视野, 开阔思路, 获得崭新的认识。

　　在中国历史上, 经典编译和注疏从来都是清苦和寂寞的事业。汲汲于名利的人不会涉足这个领域, 也不可能具备胜任此项工作的才识。只有立志为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献身的“素心人”, 才能长期沉潜于其中而乐此不疲。正因为如此, 毛泽东同志才标举古代的玄奘和现代的鲁迅作为这个事业的代表人物, 并反复强调这项工作的“无量功德”。是的, 为历史做出贡献的人, 历史终究不会忘记他们。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清人龚自珍, 他曾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就这个问题抒发过感慨:“荒村有客注虫鱼, 万一谈经引到渠。终胜秋燐亡姓氏, 沙涡门外五尚书。”51诗人用冷峻的对比和警策的语言告诉人们, 什么才是真实的、恒久的价值。

　　今天, 马克思主义经典编译工作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两部《文集》出版座谈会上, 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充分肯定了编译工作者的使命意识和奉献精神, 同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也要与时俱进, 不可能一劳永逸。”确实, 经典编译工作必须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步推进, 这是一个不断探求和认识真理的过程。目前在经典著作编译工作中, 还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现有的译本也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同时, 在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领域, 特别是在经典著作导读、基本原理阐释、重要文献考证、专题文丛编纂和通俗读本出版等方面, 也有大量工作亟需展开。展望未来, 经典编译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我们将牢记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继承和发扬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光荣传统, 以两部《文集》的出版为新的起点, 继续为党的理论事业奋斗不息。

　　作者附识:在起草本文时, 我常常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张仲实、姜椿芳、林基洲、岑鼎山、周亮勋等前辈的风范。我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长期得益于他们的教诲和启发;发表此文, 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在本文修订过程中, 顾锦屏老师提出了宝贵建议, 徐洋同志帮助我核对了有关资料, 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2010年11月22日记于北京万寿书轩。

　　注释

　　1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12页。

　　2这个领域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这就使已经发表的一些专著和论文弥足珍贵。我所见到的重要论著有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李兴耕等著《第二国际研究》 (第15章《第二国际与中国》) ,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央编译局马恩室胡永钦、耿睿勤、袁延恒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曹鹤龙、苏爱荣、张育平等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9年9月,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东教授、陈有进编审和贾向云同志合著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 这是中国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最新收获。目前, 从翻译家的具体实践来研究和论述经典著作编译历程的工作, 还有待我们深入进行。

　　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页。

　　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6页。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66、267页。

　　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46页。

　　7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8参看《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1页。

　　9参看《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8页。

　　10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3页。

　　11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页。

　　12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1470页。

　　13见《北京教育》 (高教版) 2009年第5期。

　　14参看邓明以:《〈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 载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15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载《陈望道文集》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4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页。

　　17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19恩格斯:《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页。

　　20恩格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79页。

　　21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 载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9页。

　　22参看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页。

　　2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9页。

　　24参看《沫若文集》第1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8—34页。

　　25同上书, 第50—58页。

　　26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10页。

　　27同上书, 第186、187页。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 陈启修译, 昆仑书店1930年版第193—194页。

　　29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9—150页。

　　30目前这段译文已经可以说是经过反复锤炼的文字, 但即使是这样, 仍然存在争议。马克思注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一词, 现译“官票宝钞”, 这是采纳了郭沫若的意见;而在吴晗看来, 这个译名不能成立。吴晗在《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一文中指出:“原文中的‘Reichsassignaten’日本高畠素之译本第一卷页九六译作帝国纸币, 陈启修译本作大清帝国纸币, 郭译作官票宝钞, 都是错的。前两个当时根本无此名词;郭译错了一半, 对了一半。因为官票和宝钞是两种东西, Reichsassignaten指宝钞而言, 并非官票。” (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第186页) 对于吴晗的意见, 我们需要继续深入研讨。这也说明, 经典著作的翻译必须以严肃认真的研究为前提, 这是一个在学术争鸣中渐臻完善的艰难历程。

　　31见《沫若文集》第11卷, 第34页。

　　32参看上书, 第50页。

　　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29页。

　　34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4页

　　3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84页。

　　3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48—149页。

　　37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

　　38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1、13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39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33页。

　　40同上。

　　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6卷第67页。

　　42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5页。德文原文见MEW, B.4, S.475。

　　43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页, 着重为引者所加。

　　44见MEW B.4, S.477。

　　45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92页。德文原文见MEW B.7, S.248和MEGA I/10 S.258。

　　46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

　　47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85页。

　　48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1卷第276页。

　　49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05页。

　　5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83页。

　　51龚自珍《己亥杂诗》 (第二十三) 。作者自注:“逆旅夜闻读书声, 戏赠。沙涡门即广渠门, 门外五里许有地名‘五尚书坟’。五尚书不知皆何许人也。”

　　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06):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