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明: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
【作者按】近期,在红歌会网看到网友们在谈论“马克思哲学”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马克思哲学”问题是传统教科书中所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传统教科书中从来没有讲述过“马克思哲学”,并且还错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误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述,既丢弃了“马克思哲学”,又降低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水准,造成了使几代人都不能全面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良后果。为了促使网友们的谈论能够达成共识,并有所提高,特发表此文,供研究参阅。
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
朱天明
内容提要:
本文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式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是应对吴晓明教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一文所涉及的重大学术问题:一是没有澄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二是没有认定马克思哲学及其基本范式;三是没有辩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是指称主要由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消灭”或“实现”。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实践人本主义是原创性的表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式。当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发生转变,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取代实践人本主义思辨范式的时候,马克思哲学也就随之转变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出发点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基本学术向度是“物质生产”,并切实以“改变世界”为永久性前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当代发展,我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最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范式进一步深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基本范式 学术向度 学术任务
节 次: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二、马克思哲学及其基本范式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
在传统教科书中,曾经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直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述。受传统教科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普遍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误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来对待,因此,不少学者既弄不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又不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基本范式,更辩不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
近读上海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一文(载上海《学术月刊》2008·7,第28~34页,以下简称为“吴文”),颇有感触。吴文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直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进行阐述,以至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哲学混为一谈,因此,吴文既没有澄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又没有认定马克思哲学及其基本范式,更没有辩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吴文竟借用西方学者柯尔施的话说:“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究其基本性质而言,毋宁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这的确令人感到惊讶!
吴文中虽然提到:“众所周知,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哲学之本质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却没有弄懂马克思命题的意义。吴文说:“由此甚至不难推论出:马克思的‘哲学’真正说来毋宁是‘反哲学’的,并且在同样意义上也是‘反学术’的。”吴文的这个推论事实上是不对的。
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我们能够懂得,马克思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并不是“反哲学”和“反学术”的,而是意味着马克思要把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的经院研究方式,彻底转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研究方式。把经院式的哲学研究转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研究,才能真正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不仅需要完备的哲学,并且还需要严谨的学术。马克思在思想史上所发动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是把经院哲学改造成现实世界观,使哲学由脱离现实的“科学的科学”转变成为深入反映社会现实的认知科学。
吴文中谈到:“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发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吴文的解释显示出“惊人的贫乏”。
我们应该说,马克思哲学的最高实现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也叫做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通过对马克思哲学形成和发展史的研究,我们能够得知,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马克思方从“青年马克思”提高为“成熟马克思”的。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所谓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主要就是指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既是对马克思哲学的实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消灭”。“消灭哲学”是马克思所提出的。“消灭哲学”并不是“废止哲学”或“拒斥哲学”的“任何一种图谋”。“消灭哲学”是要辩证地否定哲学,使哲学在对现实的研究中得到再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其他任何哲学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对“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因为“社会现实是任何人都能随便见到和随时触到的东西”。这种区别只在于如何对待社会现实。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表明了马克思已不再像哲学家们那样只是从头脑中想出支配社会现实的规律性,而是要在对现实社会的考察中通过头脑发现支配社会现实的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表明了马克思哲学已不再是“哲学”的本来意义,而只具有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了。
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7页,人民出版社,1995)“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同上第三卷,第364页。)这也就是说,在现代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哲学就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了。凡真正理解恩格斯话的学者,都决不会再象吴文那样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发现” 。
可以看得出,吴文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马克思哲学混为一谈,并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说成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伟大发现”,是由于吴文还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吴文虽然提出要追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结果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追而不究。吴文在学术上“是完全滞留于被遮蔽的晦暗之中的”。
吴文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按其基本性质来说始终不能于当下的社会现实须臾相失,因为维系这种哲学学术的根本之点就是时时将社会现实引入眼帘,并使其持之不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详尽地阐说了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始终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如果不是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又会是什么呢?总而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而言,除非它能够不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否则,它就不能真正持存。”吴文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的根本之点”设定为“就是时时将社会现实引入眼帘,并使其持之不堕”,那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其实,社会现实原初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具体表现,根本不需要哪种哲学去“不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
通过认真看书学习我们就会得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详尽阐说的他的方法,恰恰不是“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而首先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抽象的规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是马克思在学术上所运用的“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移入头脑进行“抽象的规定”,“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使社会现实通过“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同时就是马克思哲学的现实运用。马克思哲学学术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使“思维着的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19页,人民出版社,1995)
实际上,不独马克思哲学,任何一种哲学的“根本之点”都在于“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如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等等。关键只是在于每种哲学所专有方式的差别。马克思哲学所专的方式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毕生注重政治经济学批判,目的就在于“消灭哲学”,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掌握社会现实,这是最难做的事。
马克思凝聚了好多年心血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运用马克思哲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专有方式的典范。正是《资本论》这一光辉著作,才使得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通过“抽象的规定”在学术上或者说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了“具体的再现”。但是,这种“具体的再现”,并不是如吴文所说的那样“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使当下社会现实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若果真如此,“马克思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批判家”了。这种“具体的再现”,就是用哲学学术的方法,把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最本质方面及其内在规律性揭示出来使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种再现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摄影”或“录像”,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透视”或“解剖”。
正是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才使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得以确立,从此,马克思哲学就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确立,足以表明马克思已经不再象哲学家们那样形而上学地或直观地看待社会现实,而是已经辩证地深入认识并能够揭示出社会现实的内在规律性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同马克思哲学混为一谈,那是很不妥当的。
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所谓哲学,原是指“爱智慧”的思辨的学问,它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曾被称之为“科学的科学”。所谓世界观,则是指对现实世界的最基本的看法,它深入到实证科学之中,是对实证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下面,我们将依照这种原来意义分别考察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二、马克思哲学及其基本范式
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其基本范式如何?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
过去,在传统教科书中曾经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直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述,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主要是由恩格斯所开创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是由马克思所开创和阐发,所以就有人把恩格斯哲学叫做“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哲学叫做“历史唯物主义”,并以此去看待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差异”。这样一来,无意中就把马克思哲学给遮蔽了。吴文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无意遮蔽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例子。吴文也始终没有说出何为马克思哲学。
后来,有学者曾依据马克思强调“实践”的观点,把马克思哲学称作是“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我国学术界还围绕着“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进行过大讨论。然而,“当年中国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本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和赞同,但正是由于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等似是而非的命题的介入而引发歧义,导致讨论的扭曲与变形,进而导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本身的停滞甚至夭折。这样的遗憾为其他研究提供了前车之鉴。”(见欧阳康《范式的哲学价值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维度》,载上海《学术月刊》2008·5,第27~32页)其实,“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的致命性缺陷,就在于把人由马克思所说的“实践主体”转换成了“实践本体”,这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哲学。
因为马克思是极力主张“消灭哲学”和“终结”哲学,并未着意撰写过哲学著作。马克思只把自己的哲学叫做“新唯物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5),且没有作过具体说明。所以,要想直接指认马克思哲学是什么,实际上是缺乏文本依据。我们只能根据马克思对其哲学思想的相关表述作出推断。
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使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78~579页,人民出版社,1995)据此来推断:黑格尔哲学是辩证唯心主义,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但决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也不是传统教科书中所讲述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1872年第二版跋》中曾明确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1~112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把“物质的东西”看做是第一性的,把“观念的东西”看做是第二性的,这段话足以表明马克思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在传统教科书中曾经讲述过,马克思哲学的形成是来源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它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伦理的唯心主义杂质,批判地吸取了它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这个基础上,又溶入自己的发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这至多是表明,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方面和费尔巴哈哲学一致,是唯物主义的,在方法论方面和和黑格尔哲学一致,是辩证法的。那么,马克思哲学是怎样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呢?传统教科书中从来都未讲清楚过。
事实上,处于唯物主义“江河日下”时期的费尔巴哈是最不愿提起“唯物主义”的,他只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后来,人们才把它叫做人本学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把人本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认为人是“导源于自然界的感性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体”。(转引自陈曙光《以认为本的人学沉思》,见《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第111页)为马克思所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最关注的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的问题。不少学者通过研究已经确认,马克思就是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才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巧妙地贯彻到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参阅吴学琴《正确评价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1;徐晓风、张艳涛《马克思哲学批判继承关系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然而,这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却少有欠缺。
如果可以肯定黑格尔哲学是辩证唯心主义,其表征的基本范式是“精神现象学”,费尔巴哈哲学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表征的基本范式是“人本学”,那么,马克思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所表征的基本范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最值得研究并必需解决和确认的重要学术问题。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经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把“感性的人的活动”即“人的活动本身”当作“实践”即当作“对象性的活动”去理解。马克思同时还指出:“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就表明,马克思所要做的首先应是依据“实践”’、依据“感性的人的活动”,去揭示和阐明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的方面”。
其实,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是这么做的。马克思曾根据工人的劳动实践,把黑格尔所阐述的“绝对精神”理解为人的能动意识,并把人的感性活动本身看做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同时断定:“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6页,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就把费尔巴哈所说的导源于自然的作为物质实体的人,理解成了能够改变自然的已是行为主体的人。马克思哲学所谈论的人,就是指“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以“证明自己”的能动主体(同上)。据此可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所表征的基本范式就是实践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原汁原味的原创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表征范式。
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概念,最根本上是指人所能动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活动即劳动,用这种实践活动来解释人本身的唯物主义,才被称之为实践人本主义。马克思正是借助实践,借助人的能动的感性活动即劳动,才把最合理的方法论——黑格尔的辩证法加在了它永久性的本体论——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从而使哲学本身达到了其最完备的程度。这犹如西方“布洛赫哲学”的形象说法:“发生了一场极其可怕而富有成果的婚礼:一个名叫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高贵姑娘嫁给了一个名叫唯物主义的粗壮小伙子,这曾是一次绝妙的婚姻。”(参阅梦海《恩斯特·布洛赫哲学体系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3,第110页)这预示着全部哲学将以此而归于终结。马克思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作为最终的哲学,要想把它在纯思辨领域中正确运用已成为不可能的了。青年马克思的代表作《手稿》就是最好的文本依据。
马克思原创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人本主义的思辨范式为表征。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比较,实践人本主义已经把“绝对精神”理解为人的能动意识;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相比较,实践人本主义已经把人由自然的物质实体理解为能动的行为主体。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学说虽然都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尚未成为切实的科学思想。这就是说,实践人本主义作为思辨范式已经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不相称了。这种思辨范式必需被抛弃!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直接把黑格尔阐述的“绝对精神”理解为人的能动意识,并把人描述为从劳动物化、外化(本质验证)——到劳动异化(本质丧失)——再到劳动自由化(本质复归)这样一种自我生成的辩证过程,因此就不能彻底摆脱“先验”唯心主义的约束。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虽然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且强调“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但是又直接把人看作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能动主体,把“整个自然界”都看作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或“劳动的对象”,因此就不能完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局限。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定会被已经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马克思所发现并实行解决。事实上,马克思就是遗弃了实践人本主义的思辨范式,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对于现实社会和现实世界的研究之中,进而开创了切实再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范式的。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
马克思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最根本的就在于马克思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开创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实际所指的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学术向度。
马克思从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形成到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开创和阐发,中间确实发生过一次最根本的学术思想转变。但是,对于马克思所发生的此次最根本的学术思想转变,我国学术界普遍都没有予以审慎对待。
在国外,早就有学者把马克思的此次学术思想转变作为“卡尔·马克思问题”来研究。举世供认 ,能够反映马克思此次学术思想转变的代表作是《手稿》和《形态》。依此,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曾提出过“认识论断裂”说,认为马克思是由“意识形态”转向了“科学时期”;日本学者广松涉曾提出过“逻辑转向”说,认为马克思是“从异化论逻辑转向物象化逻辑”。(参阅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四个问题》,载上海《学术月刊》2008·3)我国学者孙伯鍨也曾提出过“两条逻辑”消长说,认为马克思是从“抽象的批判线索的不断退却”到“科学的批判线索的不断增长”。(参阅张一兵、唐正东《孙佰鍨哲学思想方法论源起和内在逻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其实,以上三种言说是小异大同。说大同就在于三者都忽略了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发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因此也说不明马克思学术思想转变之根本。
吴文中曾经谈到:“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决不囿于现代形而上学,因而也决不囿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立场(以及两者之任何一种‘比例’的混合),那就必须使这一点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得到最深刻的说明。鉴于这一点迄今为止在很大成度上是蔽而不明的,鉴于当代哲学对此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是晦暗混乱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对话应当切近地深入于存在论的根基处,以便使一种寻根究底的学术阐释能够通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意义的敞开状态。”吴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令人遗憾的是,吴文虽然想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存在论的基础”或“存在论的根基处”,但是并没有真正发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得以创立的现实基础,因此也弄不清该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通过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在《手稿》中和在《形态》中运用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只是由于马克思所运用的起点不同,学术向度不同,才表现出了根本性的差别。这也就是说,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并不是发生了哲学思想的根本转变,而是发生了人学思想的根本转变。事实上,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已经抛弃了“实践人本主义”的纯粹理论批判的思辨表征范式,进而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进行现实考证的科学表征范式。学术范式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从《手稿》到《形态》之间发生思想转变的最基本特征。
大家都知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但是,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却不是自觉地以“改变世界”作为认识前提,而是相反地不自觉地以世界“改变”作为认识前提。例如,青年马克思曾经是以“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作为认识起点的,这是由于青年马克思没有认识到(以工人劳动为参照的)人的能动意识,是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逐步培养而形成的,因此错把人的能动意识误当作了人的生命活动的固有属性。实际上,意识是一切动物生命活动的本能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和动物一样也表现为本能意识,而非自觉的能动的意识。由于认识起点的错误,所以,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就不是主张要人通过“改变世界”去培养自己的能动意识,反而是想要求世界成为人的能动意识的表现。结果,其虚幻的理想便是:“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第82~83页,转引自牟成文《马克思恩格斯人的工具特性思想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2,第45页)
青年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虽然孕育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但是却发挥不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当马克思改变了其认识起点,转换了学术取向,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范式来表征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时,马克思也就走向了成熟。
在《形态》中,马克思才真正是以“改变世界”为认识前提。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的存在,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地物质生活本身。”(同上)“因此,我们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同上,第78~79页)马克思同时还认定:“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同上,第81页)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范式在《形态》中已初见端倪。在《形态》中,马克思已不再是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出发考察人,而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考察人,这正是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从实践人本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点。正是由于马克思人学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转折,其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就能够被充分表现出来了。马克思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消灭”或“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对此,中外学术界普遍都没有观察到。
我们应该深深懂得:当马克思从实践人本主义的思辨范式转换成实证考察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以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才进一步提升为社会科学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中,马克思把辩证法贯彻到了“物质生产”,贯彻到了劳动的具体实现过程和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物质基础。这样,黑格尔所揭示的“辩证法”就被马克思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到它永久性的现实基础上了。人类要永远与动物相区别地生存和生活下去,就必需永远地进行物质生产。物质生产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感性的人的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正是“物质生产”才造就了并决定着人和自然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人类就是在物质生产的现实基础上才能以主体的身份社会地而非自我地辩证发展着,并因此才形成自己的历史。
范式的转换,取决于学术向度的转变, 同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表征,实践人本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表现出根本性差别,原因就在于其学术向度有根本性差别。马克思早已指出:“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页,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说这话虽是批判“德国哲学”的,但同时也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实践人本主义在学术向度上的根本性差别,因为马克思说这话不仅仅是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并且也是为了“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所以才说,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创立以后不再有哲学,而“只是世界观”了。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过较系统表述。其中有一段话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式的概括,这一切实的科学范式就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其他表述则是依其向度对这一基本范式的展开,这里不再赘述。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范式的创立,不仅表明了人类社会内在地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并且也确证了辩证法的规律正是人类社会的内在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必然反映。
这里我想 ,如果吴文能够抛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这种不确切说法,真正深入地考察考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定会获得有益的成果。
在此还必需澄清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主要是依马克思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命名,但是恩格斯也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和阐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1995)在19世纪50年代前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同开创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50年代以后,他们作了分工,马克思主要担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和阐发,恩格斯主要担负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研究和阐发。因此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应该包括主要由恩格斯开创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基本范式为“自然辩证法”)。
吴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突出地表述为三项“对话”——“与经典著作对话、与当代哲学对话、与时代状况或时代课题对话”,显然是没有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身的当代发展。我们要想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当代发展,那么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并不是什么“对话”,恰恰相反,而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范式进一步深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这就需要我国学术界能够为此付出艰辛的理性化劳动。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身就具备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品质和贯古通今联结未来的学术向度。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主要由马克思初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还仅仅是以人对自然的关系为认识视角,仅仅是以“人化自然”为认识范畴,这既是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的主要优点,同时也是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的根本缺点。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是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考察人,这没有错。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是以人类的“物质生产”为最基本的学术取向,并切实以“改变世界”为永久性前提, 这也没有错。那么要问: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究竟错在哪里呢?从根本上说,初创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的不足之处,就是在于仅把“物质生产”片面地归结为生产方式,片面地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还没有把“物质生产”全面地归结为主客体关系,全面地归结为人和自然的矛盾,因而是不彻底,不完全的。
我们通过缜密的考察研究可知,“物质生产”不仅仅是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存在同一性,并且同时还体现着人和自然之间的存在差异性。初创历史唯物主义范式过于看中了人与人的关系,而轻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说,要使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范式进一步深化,重新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为认识视角,要使历史唯物主义学术向度有新的拓展,重新把“人化自然”同“外部自然界”联结起来作认识范畴,进而较为全面地揭示人和自然的矛盾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支配作用,较为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境界豁然开朗,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贡献,这将是我国学术界共同面临的最为基本也最为迫切的学术任务。
当今时代,“汶川特大地震”已经显示了大自然对人的无情制约和人对大自然的奋勇抗争;“北京奥运”已经验证了人对感性活动极限的追求还得靠理性实践成果的支撑;“常娥奔月工程”已经展现了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完美结合;……要深入认识不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社会现实,还得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正确引导!
2008年8月完稿
【文/朱天明,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