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中册）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中册）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和理论基础辩正

　　前言

　　98年到02年的时候，就曾经有计划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和理论基础做个批判性的总结，只是后来由于个人条件的原因不得不长时间搁置了。不过现在想来，随后这十几年断断续续的一些思考，如商品效用方面的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思考、主体论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基本还是切合了这个方向的，再加上再早就已经大体完成了的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较深层次的一些思考，还包括与这些思考结论不相适应的二十世纪哲学方法论缺陷方面的思考，这样，到最近《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收官，准备最后结集《主体论》，突然发现这个批判虽然是变换了一种方式实际却已基本完成了。这样结集《主体论》，就要把原初的这个想法一块儿加续进来。

　　共产主义主体论是个大主体论。理论是主体论，实践也是主体论；哲学是主体论，政治经济学也是主体论；共同体建设是主体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更是主体论。虽然《主体论》还不是逻辑严密的系统性著作，从体例上还只是一个内容尚比较松散的文集，但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问题已经可以说明，这就已经足够。另外，这样的体例也还是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的。中国人的成书习惯，从来并不追求细节的逻辑严密，而是只求问题的简洁说明。

　　当今世界的两级，资本主义世界包括中国的资本主义，盛极而衰正在走向危机。这个危机，部分是一战二战那种形式的新老帝国间的矛盾危机，更深层次则是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系统性的衰败。这本来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另一极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还没有从自己二十世纪实践挫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资本主义不行了，共产主义现在也还依然尚不能够行。实际，共产主义现在只有完成了对自己二十世纪实践和理论的批判，才可以言它的行与不行。这是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人们的实践和它的理论认识是统一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经历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二十世纪实践的挫折不能只追究它实践的原因，实际还有它理论的原因。有什么样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这不能掩耳盗铃，也不能绕道而行，必须直接面对。换个说法，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理论还存在它自己的缺陷。一是哲学主体论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础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从主体论的新唯物主义退回到不讲主体论的旧唯物主义去了，并且还公式化最终被资产阶级复辟的运动钻了空子加以利用。也就是说，这种缺乏主体论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基础，不管它曾经起到过怎样的革命的历史作用，但归根结底是与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不相适应的，看过《主体论（上册）》就会知道，既与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也与社会建设政权建设不相适应。一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从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其它一些问题。二十世纪的唯物史观还不是建立在它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透彻的理解基础上的，这影响到了它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部分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二十世纪实践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还缺乏最基础的也是最必要的认识，还并不明了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实现路径，而缺乏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自觉组织进步，导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在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方面还大大的落后于同期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所进行的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进步（这不能只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是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可以解释），这严重的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生活的质量和实际感受，这是一个再怎么批评都不过份无比严重的问题。反顾前面说的二十世纪唯物史观缺乏人与自然联系深入彻底理解的缺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和它的政治经济学实际对工业革命方面的理解多数也还是流于表面的，它们实际也还并不能理解工业革命是追求人从自然束缚中最终解放的革命。而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又不过是人与自然联系的发展状况作为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的同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共产主义本应该是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的自觉组织运动中所体现的人从自然和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二十世纪实践所依据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自己缺乏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必要的理解，它还因为马克思的某些片言只语一直拒绝讨论效用问题。以至于这个政治经济学连最起码的自己产业政策调整方面的政策工具都没有，职能部门想运用这样的政策工具只能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寻找。由于此（没有自己的应用经济学）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连根被边缘化。

　　从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溯源，还是它所依据的方法论还存在问题。这就还要回到二十世纪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次不是主体论问题，也不是唯物史观有没有建筑在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透彻理解上的问题，而是列宁特点的非关系性存在的抛开事物与世界的矛盾（是真的当这个矛盾不存在）只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看事物的那种方法，既然只研究人的内部矛盾就行了，尤其政治经济学更是被看做只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那么还用着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外部联系及其发展路径干什么呢，所以二十世纪的实践从其理论基础上从根上对人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就不怎么感冒不怎么研究，其总根源就在于此。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犯了谨守本体论客体论没有了主体论的毛病，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一是其唯物史观不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彻底的理解基础之上，与新社会人们自觉组织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新的生产实践不相适应。一是列宁脱离事物与世界矛盾的事物认知方法阻碍了二十世纪理论和实践的进步。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上册主讲哲学主体论，中册主要是梳理政治经济学问题及与人与自然关系深度理解相关那个唯物史观问题。当然，不管主讲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三个部分实际是从来不曾分家的，划重点不过是为了需要的勉强。

　　这些问题是必须梳理的。不梳理好这些问题，就不会有未来超越二十世纪实践的新实践。

　　当然，看中册的时候，最好同时是把上册看做中册的前言看待。

　　所以，不管怎样，如果说上册是给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了主体论的补丁，那么中册主要就是给《资本论》打了个商品效用问题的补丁（《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做了基于公共劳动和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自觉组织工作的系统（《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同时还为唯物史观打了人与自然关系深度理解方面的补丁（《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下册则是通过对新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为曾经蒙尘的公共劳动正名，也是给党内外小资产阶级上的一堂历史课现实课政治课，下册最后对造成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学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理论原因，也就是列宁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哲学打了补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

　　要结合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批判和对未来实践的预判看待这些补丁。

　　本书体例并不完美。但只要能大体完成这个批判，体例本身的缺陷反而并不是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书写，只有完美的阅读，希望读者能前后结合着理解这个批判。

　　2023.01.16

　　目录

　　社会主义效用：资源配置理论的批判和构建

　　货币的本质和它的阶级性问题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恩格斯在学术上对今天的意义——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

　　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走偏的几个问题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

　　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社会主义效用：对资源配置理论的批判和重构

　　最近读了几篇文章，感觉有些话需要说。

　　但又好像不太好说，只能说着看了。

　　孙立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2020-05-21/143600.html

　　余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862.html

　　刘学梅 李明 丁堡骏：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理论的再认识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2020-06-05/144033.html

　　孙立冰立意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写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起码表达的是自己的一个立场倾向。我虽然比较赞赏这个立场倾向，但并不看好这种主观主义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因为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来讲，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经济机体本身。马克思主义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政治经济学反应的正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当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反应的就更应该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还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阶级意识。至于到底反应的是哪个阶级的，除非个别高人，一般人是不好判断。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社会也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相信本本了，或许也还真可能就是一种超阶级的意识。似我辈这等太愚钝的人可能暂时还看不透。

　　谈到资源配置。孙立冰说，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其研究对象，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有没有这个挑战呢？ 我认为有，但或许也没有那么严重。

　　看其它文章，比如赵磊、刘雪梅李明的文章，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没有自己的资源配置理论。不但有，而且很有，相当有。你看一个价值规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问题，不就是资源的配置问题吗？并且，还不止这点，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讲的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理论。你说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利润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剩余价值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资本对资源的配置也好，资本论讲的不就是这个吗？但结果呢，市场配置、利润配置、剩余价值配置、资本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渐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迅速的贫困化无产阶级化，就是为了争夺市场和利润盲目扩大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越来越迅猛的经济危机。

　　难道，这不正是《资本论》所讲的资源配置理论吗？

　　只不过，现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些最基础的ABC已经不怎么强调是了，是不是故意不强调不提不得而知，但一定会有人在故意不再提。所以，他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关键的落脚点并不在社会主义，而是在市场经济。他们也研究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看样子是早已把马克思说的资本配置、市场配置、利润、剩余价值配置的弊端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只能是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过程，在中国重新走上一遍了。并且，现在好像结果已经来了，现在不是已经经济危机了吗？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不是已经开始越来越靠信用卡负债过活了吗？

　　当今这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研究社会主义是不吃香的。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包括它的学，只研究怎么样从消费者的兜里往出配置钱，只研究怎么样少雇佣劳动力配置钱，甚至只配置现在的钱还嫌不够，它的中央银行配合着房地产行业，还要研究怎么样配置消费者未来几十年的钱，而却没有人研究大家怎么样一块“有钱”，这还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吗？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所以，我认为很多政治者和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是理解偏了。以后重点还是要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学，不就是为了要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来吗？不讲怎么样共同“有钱”，还是继续资本主义市场利润配置资源那一套，钱都配置到资产阶级手里了，群众拿什么消费？你怎么配置？

　　包括《资本论》的教学，实际也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教育问题。讲资本主义的不好，就要立社会主义的好，就要讲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怎么讲？是先搞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还是直接就来个特色。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一般，你这个特色特殊能讲清楚吗？大家对这个一般都做了什么没有？至于，是不是只有玩儿《资本论》才可以有话语权，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重点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经济，重点不在社会主义，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包括，最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实际根子上还是个要社会主义的以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还是要以资产阶级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的问题。你人民银行配合资产阶级圈地卖房发钞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往资产阶级口袋里装，如果人民币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财政手段，我无产阶级国家发行同样的钱把这些住房买回来，甚至在房产商困难的时候平价少花钱买回来，然后分配给已经需要结婚的进城青年住，广大进城适龄青年立即免费或少量租金得到住房，还避免了大量社会青年的贫困化，如果这样，我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要你个只为国内外资产阶级服务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所以，现在很多政治者专家教授，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怎么才可以社会主义的研究上，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是怎么回事研究过没有？如果像现在的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这么多货币，按照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能做多少事情，研究过没有？如果真那么做，全国还愁没有人敢生孩子吗?还会有人提恢复富人的多妻制生孩子吗?谁说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学比资本主义的落后？

　　在讲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才可以谈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挑战的问题。

　　这个挑战有没有呢？

　　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去讲的资源配置，主要就是讲的资本配置利润配置和剩余价值配置。它基本没讲按商品效用的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挑战实际就来自这里。

　　西方效用经济学认为，社会也是按照商品效用或说具体劳动的效用配置资源的。现在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判断，这个说法是不是实际存在。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个配置就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但是真的如此吗？如果效用问题完全是主观的，没有它的客观实在性，那就不存在它的挑战的问题了。既然承认是一种挑战，起码就说明效用问题不是完全虚妄的，它有它的实在性。

　　比如，这几年弄得沸沸扬扬的，移动通信领域的4G、5G问题。4G 和5G的区别，难道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吗？整个社会劳动（社会价值）通过部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一部门不同生产者的具体劳动，从而存在不同有用性差别的部门不同商品的供给结构的投入调整，难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搞明白的问题吗？过去说，不同部门的商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这个没错。但同一个部门内的同类不同劳动或产品，难道也没有办法比较效用吗？4G、5G,可以比较效用不能？如果同一个部门的同类产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那么在资本竞争中各部门内部产品是怎么样一代代改进的？又是怎么样形成效用竞争的？部门内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又是怎么升级的？我们身边所有可以接触到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从原始人那里发展到今天，它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今天的样子的吗？还是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是今天的样子了？它难道不是一代代改进到今天的样子的吗？难道从这里也还看不出效用和效用的历史进步的客观实在性吗？如果还看不出，那么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发展的决定，那作为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又何以可以发展？它每一次的发展，难道发展的不正是效用吗？

　　所以，完全的否认效用的客观实在性，在今天实际是很弱智的事情，简单看看移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最近三二十年这些童叟皆识的变化，就知道坚持这个论调的我们的理论家们捧着本本是何其的傻了。

　　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体系还是建立在竞争中的部门商品、部门不同具体劳动，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假设前提下的。是在这个假设前提下的体系描述。但如果现实中，尤其今天的具体经济运行确实存在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不同具体劳动的效用竞争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勇敢的承认它，解除掉部门内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本论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增补。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的挑战。如此而已。

　　除此真的并没有多少可以形成挑战的东西（不要错误的以为货币金融方面会有什么挑战）。因为，一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这哪里还会让西方经济学霸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讲台没完没了？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己没有这个东西，搞实际经济管理的人遇得到类似的实际问题，就要跑到西方经济学那里找解释的工具和办法，如果这样，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只能靠边站了，你天天反也没有。何况大多数人还是在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在反——马克思自己的资源配置论你不敢讲，或忘记讲，社会主义怎么共同“有钱”你不敢讲，或忘记讲，西方经济学还有些用处的效用配置论你又不肯用不肯讲。那你反又有什么用？所以，我说很多同志，天天拿着本本，不懂得自己的优势，也不懂得人家在哪个地方还有价值可以吸取。天天拿马克思当阿弥陀佛当经念，这是不行的。

　　所以，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才需要真正的纪念恩格斯老爷子。因为正是恩格斯老爷子，才明确留了一个部门效用问题的课题给我们来做。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的第二个说明，说明这个问题。

　　我在第二个说明中说：

　　受几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正是这篇大纲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反杜林论》中的另一段话：

　　“ 它（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按）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捶身其中。”

　　在这句话中有个角注，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言论中，最直接表明产品效用实在性和效用衡量问题实在性的两次表态。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的理论史部分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应该是有审定的。说明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意见，但没有反对。

　　结合《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实际就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贯之，好像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衡量问题都依然也还要存在，其地位都没有丝毫降低。这就要使那些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顽固对待效用问题研究的朋友注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不要效用问题的研究，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叙述侧重点的需要，以前没有充分的展开罢了。并且，效用问题又是发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阶段就好像仅仅从产品的合格与否来所体现的效用问题——合格的就可以买卖，不合格就不能买卖，来理解效用问题。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按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对效用比较来理解效用问题了，否则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在被互相比较权衡后按效用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其中效用的被比较权衡就不好理解（不同部门效用没有办法比较，只有同部门才有比较的意义）。共产主义生产计划的最后决定，起码是考虑了部门同类不同效用产品的“比较和权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所以，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作适当的研究是必要的。

　　看到没？恩格斯老爷子在这个地方，实际首先是肯定了产品本身所固有的效用的实在性的。然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还要用这个固有效用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互相比较衡量（同时包括生产它们的劳动消耗的比较衡量）中，最终确定生产哪些、生产多少。至于，到最后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办法衡量比较，则实际正是恩格斯老爷子给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了或进入过社会主义时代的后人们留下的一个历史课题。

　　所以，搞清楚了以上问题之后，也就可以搞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配置资源的真正的本义了。社会主义是研究怎么样让大家共同“有钱”的。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正是恩格斯说的用什么办法权衡各部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生产哪些种类，和各生产多少的问题。比如，如果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前就要衡量在移动通信领域是生产5G好呢，还是生产4G好呢，和各生产多少。以前有过指令性计划的衡量办法，但很笨。而现在就是市场配置的办法，本质上实际就是要消费者的效用选择决定各部门生产哪些、生产多少，然后部门变化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可以扩大到投资结构），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变动。这里边当然还有消费者生活量的赋予通过价值规律对部门供给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但是次一位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的真正的本意。最起码，必以此为基础。这实际就是对恩格斯社会主义生产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生产衡量问题的一个回答。而且是越来越接近真理性的一个回答。

　　我们一定要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和市场配置结合的这个本意。如果超出了这个本意，搞成让资本或市场配置大家的收入，最后让大众共同贫困，就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了。那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有的本意，大家别弄错了。包括对大领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如果大领导说的不错，如果大领导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他就一定就是指的恩格斯的那个意思。

　　所以，就一定要正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它的本质意义。它的本质意义，就是部门产品的不断效用更新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消费中的效用选择和消费赋予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部门产品的效用更新和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社会主义消费的功能，不简单只是消费，它还承担着引导供给结构的功能。社会主义一切的资源调动，必以此为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基于产品效用的完整的资源配置问题。

　　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本质，实际有没有市场就无所谓了。市场只是人的交往能力还必须有个商业市场中介存在时的一个历史概念。一旦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到商业市场中介交往没有了，人们间的普遍即时直接交往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直接交往实现了、甚至生产和消费重新统一了，那么有没有市场也就无所谓了。具有真理性意义的，永远是部门产品的效用更新和按需生产，按需生产中消费者的效用选择权，甚至哪天可能是消费者的效用创造权，引导下的生产。如此而已。即使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也必是如此配置资源。

　　2020.06.08

货币的本质和它的阶级性问题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前言

　　前段时间，本想借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就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问题写点什么，结果因为要写社会主义效用生产和资源配置问题的文章给耽搁了。好在以前有过这么一篇文章，再添个前言，算是补上。

　　1、其实多也不过是些旧话。如果有什么新意，不过是粗浅的谈下钱即金融问题的阶级性。

　　钱有阶级性吗？

　　当然有阶级性。就看整个社会生产、铸币权、货币发行权，掌握在那个阶级的手里了。尤其是信用货币产生以后，哪个阶级掌控了货币，整个社会生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比如，无产阶级掌控了货币，货币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调节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等人发展全面组织工作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在这里，货币只是为了工农联盟便于调节工农业生产和便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部类之间和各部类内部的交换，非农人口的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卫生，是可以接近免费的。起码成本很低。

　　而等到资产阶级重新掌握了货币，就和现在一样，同样的住房，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就要配合着资产阶级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再加上医疗、教育、吃饭，也越来越是市场或说利润在配置大家手里的钱（资源），实际就是群众普遍的贫困化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首要的一条就是对资产阶级金融货币权的批判。如果还是社会主义的运动，首要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重现的拿回自己的货币权。只有如此，整个的社会生产才真正会为所有的人民大众服务，资产阶级也才可以为大众服务。这也是前段时间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争论的真正的问题所在。现在的中央银行和它的商业银行体制，实际并不是真正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和越来越金融资本化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现在的财政部就有多么高尚，它当然还需要问一问自己还是不是作为工农联盟的或无产阶级国家的那个财政部。

　　所以，如果承认货币金融问题的阶级性，承认了货币金融权的阶级归属对整个社会生产性质的决定性的作用，就知道面对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最终的解决办法了。就是恢复工农联盟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对货币金融的重新掌控，让货币工具重新成为无产阶级管控社会生产和管控资产阶级生产的专政工具。你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发那么多的钱，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对国家资源的掠夺配置服务，我无产阶级国家发同样的钱，老百姓住房医疗都解决了，我要你中央银行体系干什么！

　　2、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应用问题，还要对文中劳动量和生活量问题做个注解。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一文中提出来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各自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为了说明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效用概念；为了说明交换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生活时间、生活时间尺度和生活量概念。人们劳动，是为了生活；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量，是为了生活时间量。这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商品社会，是因为人们在劳动中的生活时间消耗需要生活补偿，是因为劳动消耗，即价值，产生出的交换价值问题，所以才是劳动价值论。而交换价值实际正是劳动交换所得的生活量补偿——不管它是用生活时间尺度标示，还是用劳动时间尺度标示。

　　关于劳动量和生活量、货币和生活量的关系，我在《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理解走偏的几个问题》中有更加简练易懂的描述：

　　“今天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问题。一是货币问题。一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效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解。

　　应该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统一的角度，理解劳动时间问题。首先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实际是耗费的生产者的生活时间，这个生活时间在交换中是要消费者拿他的生活时间补偿的。人们劳动是为了得到生活，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只是在成熟的商品社会，人们劳动交换的这个生活时间量，反过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标示罢了。在交换中，每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必须耗费自己的劳动换取自己劳动的消费者的劳动量，作为自己的生活量。

　　这里，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互相衡量的转换上有这么个矛盾。

　　第二个问题：货币问题。

　　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一斤茄子的价值，就是这一斤茄子值多少钱。在这里钱:元角分，就是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买菜的大妈不糊涂，可有些有学问的人就糊涂了。当然，买菜的大妈不一定知道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必要关心。

　　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用劳动时间耗费量解释价值，也就是解释钱是个什么东西的学问。最起码这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很多人没有注意)。

　　钱是什么?钱就是过去了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劳动量。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钱作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所要交换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生活时间量——生活量。

　　每一款商品(劳动)卖出去，就会有一笔钱流进来;同时每一笔钱流出去，就会得到别人的劳动或服务。

　　所以，钱的流动，就是生活时间的流动，当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生活时间的流动（实际还有以生活时间为尺度的情况）。是这个东西在调度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易经开始，就是在矛盾对立中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按照中国人思维习惯，马克思的价值，实际没有那么抽象难懂。事情实际很简单。劳动生活，劳动生活。一边劳动一边生活。劳动是为了生活。即使劳动之间需要交换，劳动交换的目的也依然是为了生活。

　　为了便于解析和计量，我们引入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概念。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而且是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换取尽可能多的生活时间。一个马克思叫劳动量，一个我们新冠名为生活量。劳动量之所以叫劳动量，是劳动中消耗的生活时间量；生活量之所以叫生活量，因为是劳动（从自然或社会那里）换来的生活时间补偿量。

　　所以，劳动和生活的矛盾运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矛盾运动，本来就是社会生产或说经济生活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它本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才表现为通过社会关系表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它还是要重新回归到直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并且，即使是社会主义前期还需要商品生产，这时候由于生产目的的不同，交换价值，或说生活量的尺度，也已经直接就是生活时间，而不再是劳动时间。从而社会主义的货币，也已经直接代表的就是生活时间符号，是在这个基础上标示的劳动时间符号（交换的尺度已经是生活时间，不再是劳动时间）。

　　所以，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货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它直接的代表基本的生活资料。代表生活时间。人民币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比如一元代表一斤元粮。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这个经纬。与其配套，重建粮食管理系统。以前是粮食局。其它还有房管局等公共住房管理系统，控制基本生活物资，计划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社会主义的恢复实际没有那么困难。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价值。使用价值，就是要承认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承认使用价值在部门效用更新中发展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消费选择下各部门使用价值随效用更新推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发展。而价值，就是要抓住钱（生活时间），抓住群众的生活，抓住资产阶级的命脉。

　　由此看见，把社会主义货币依然形而上学的理解成金银，实际是错误的。资本主义货币到最后都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掠夺工具了，社会主义的货币怎么可以不是专政工具呢？它完全可以是工人对农民、工业对农业，全民对基础生活资料部门的负债——如此才可以交换，当然，也可以是资产阶级脖子上的一根狗绳。

　　其它，至于最近争议的农村地区的改革，实际完全没有必要急急火火地瞎折腾。在工农联盟中，只要农民根据自己的劳动生活习惯，能把农业搞好，不减产，能保障农业供给，国家提高粮棉价格相当于养活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人是了。反正补贴了农业，反过来，就是补贴了工业。

　　3、本文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货币金融问题，应该可以揭示出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它根据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质，来揭示社会主义金融的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金融管理经验，做了一定的总结，实际也正可以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的。本文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的一个章节，希望能给感兴趣的朋友一个帮助。

　　刘光晨

　　2020.06.27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1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价值生产的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在古代，直接用粮食的数量作为官员的薪资。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人民币，从它一产生，便是直接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思考题

　　1）在各种经济形式的比较中，要不要从价值的不同构成的比较中比较它们的不同？

　　2）还有哪些经济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性质和价值构成的比较，来进行研究？不同国别信用货币的比值可不可以？

　　2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我们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农村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

　　或者这也还要做如下补充理解：1、集体化以后，一开始，国家工业化总体上还是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先行，生活资料工业（民用轻工业）总体是滞后的。这时农村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就多数还要依靠旧时小生产效率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办法解决，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从根基上这时又遭到了集体化的破坏，提供不了足够的产品。这是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是农村的货币收入低和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同新兴起的社会化民用轻工业的矛盾。属于农村货币收入低造成的社会化民用工业运行不畅。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提高农村的货币收入解决。只要农民有足够的货币收入购买社会化的工业品，效率低下的家庭手工生产自然淘汰。2、由于生产资料和水利发展的相对滞后，提供不了足够好的化肥、种子和水利条件，公社化时期虽然是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粮食单产总产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增长率均比单干时期高），但总还是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发展轻工业。这进一步造成了轻工业一段时间发展的滞后。这种局面的改善直到化肥化纤业工业、杂交种子和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和投入使用以后。而这已经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80年代以前的经济管理，就既存在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还没有充足的实践条件来把这个问题理解到位的问题，总体是没有更好地或者没有条件更好的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情况就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取消农业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农民日子极苦。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也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出口导向固然是严重通胀后更加灾难性的过头金融紧缩政策愚蠢地搞死几乎所有全国竞争性地方国有集体企业造成的，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也不得不说是它的基础背景。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不管是剪刀差的运用失当还是灾难性的金融紧缩政策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说白了，如果没有那个愚蠢的灾难性金融紧缩政策，公有制企业就不可能全国性的全面死翘翘，如果农村的市场不坍塌，也不一定非要把整个经济都搞成今天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回想温铁军们所述八十年代初政策失当所致中央财政危机所进一步导致的一切社会主义破坏性改革，包括90年代的全面私有化，都与中央的财政危机和它背后愚蠢灾难性的政策金融措施有关。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为同国际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3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

　　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4

　　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国家通过对生产生活方式品企业和原料品企业的逐次利税，回收的是货币。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1.基础生活品部类 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 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 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 c4+v4+m4

　　1】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部类1的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然后，基础生活品，在社会上按需分配。

　　2】生活方式品部类2、生产方式品部类3，各自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

　　3】2、3两个部类所获得的资金，划分成利税、企业基金、消费基金。

　　4】企业基金、消费基金，继续在2、3、4内部消费循环，推动生产循环。

　　5】国家通过各2、3、4各部类企业利税逐次收回资金。

　　这样，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基础生活品的货币收购，补贴基础生活品部类。其它部类人员的基础生活品按需分配，补贴其它三个部类。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注：通过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财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共产主义的财政，不过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各类生产生活需要，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劳动的货币调度手段。购买产品或劳动，对应货币发行。对下游获得货币的相应企业的利税，对应货币回收。在这里收支的平衡，只是一个周转周期的长短问题，不存在绝对的不平衡问题。在这里，也不需要一个独立于财政之外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独立于财政目的之外的中央银行体系，并不一定能给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服务。

　　另外，从共产主义的经济运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永远独立于共有经济体系的问题。否则，只要允许私有经济长期脱落共有经济整体大规模无节制的发展，而不是逐渐吸收它，那么必然有一天会如今天一样，全社会头顶上出现一个随时可以决堤危害整个社会的资金堰塞湖的问题。

　　5

　　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部门间和部门内人们的劳动。但如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可能就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需定产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恩格斯在学术上对今天的意义——也谈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最近大家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也说两句。

　　革命精神上的纪念已经有人在做，我从学术方面讲两句。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需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需要再出发的时代。但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学术传统，就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不敢越前人雷池半步的传统，这对社会主义的再出发没有半点好处，需要进行批判。

　　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从学术上来纪念恩格斯，应该纪念哪些内容，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以前的人很少提到的。

　　比如，有人说要纪念恩格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不对呢？有道理，但光这样说还不完整。

　　因为从今天的角度讲，恩格斯还只是从认识论本体论从人类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角度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一直是人与世界的问题。这说明没有主体论的视野、只有认识论本体论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完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有如此理解才是完整的。进一步讲，纪念前人，主体论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主体论上的贡献并不是太大。

　　恩格斯在主体论上对于今天的意义，有一点是需要突出的，就是他晚年对人本质认识上的一个提升。

　　我们今天的人论及人的本质，基本都是依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言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或言人的本质是劳动。其实，大多都是依据马克思早年，大多都不明了恩格斯晚年在此问题上在方法论上相对马克思早年的进步。

　　马克思早年由于生物进化论还只是一种猜测，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还没出现，所以主要只是从人和动物的横向比较的方法上认识人的本质，而恩格斯晚年则已经是建立在真正的生物进化论，包括人从古猿来的，这个前提下，已经是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本质，说劳动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这就和马克思早年说劳动是人有目的的活动，而动物没有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并以此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质不一样了。恩格斯晚年根据科学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即使从最原始的原生质身上都可以看到有计划活动的影子，更别说高等的动物。这就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带来如下的启示：如果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社会性不光人类有；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在越来越发展的智能机器面前，劳动已经在不断地被减少消灭。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马恩的历史判断上刻舟求剑，而是应该继续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从人与自然世界的本质联系来考察人的本质，并从这个本质出发研究人类现在未来的历史。而这个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来自恩格斯。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再出发在理论上的一个前提。这个东西必须引起重视，而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学术界以前只会子曰诗云马列毛说那样把马恩的片言只语神圣化。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从我注六经的阶段发展到六经注我的阶段了。不如此，社会主义的再出发，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前人，学的就是他们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学会善于准确地辨别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恩格斯对主体论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个。

　　恩格斯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辩证法。他的自然辩证法融汇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哲学上最值得我们今天突出提及的，是他对事物动因问题的阐述。恩格斯尽可能完整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完整历史过程，他虽然没有特意涉及事物的辩证法，但关于事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已自在其中。关于事物的辩证法是列宁提出建立的。但列宁的缺点，是简单翻拍黑格尔，实际是脱离了事物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关系谈事物的自己运动——自相矛盾运动，这对后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带偏了方向，也带了紧箍咒的。而恩格斯则说，事物的动因归根结底在事物间的互相作用，实际是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事物与世界发展着的矛盾关系中把握了事物的自己运动。

　　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取法恩格斯，且只有恩格斯这个说法，才可以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传统和现代的系统论相一致，才可以圆满主席主要矛盾历史变化问题的学说，才可以支持到我们今天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方向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要社会主义的再出发，要继续革命，没有对自己过去理论的大批判精神是做不到的。

　　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前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一个是主体论的文化传统。我们中国过去的哲学，为什么只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套工具范畴体系老是分析不透，就是恩格斯总结的这套方法只是本体论客体论的，不是主体论的。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主要发展的是主体论，要用主体论分析，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唯心问题，而不是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唯心问题。当然，唯物唯心这些问题脱离了主体论本身也显得怪异甚至没了灵魂，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意义吗？中国古代的文化，核心都是围绕主体、人的自由之学，即道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由之道。它已远不是认识论哲学一个层级的东西。或说，相对于道学，源于西方的哲学这个概念的层级太低了。这或许，只有马克思的主体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才可以和中国人的道学做个互相通译。这反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添加一个主体论哲学，才可以形成真正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个可以补充的地方，在本体论，在辩证法。西方人追求世界的本原，总想弄个纯而又纯不可再分的原生的东西。比如古代追求原子（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原子，实际是一种原质），今天追求到夸克。而我们中国人虽也有过这种倾向，比如元气本体论，但并非主干，还不是原生的。在中国的原生哲学中（易经的阴阳哲学），一切事物都是两分的、两面的、可以矛盾分析的，都是对立联系的存在，“一阴一阳谓之道”。既然如此，追究最后所谓不可再分的质就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看到的都是联系，各层级的联系。所以，我说事物即联系——说世界是物质的，但这是个抽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事物，而看待事物主要都是依据联系，即马克思所谓关系性关联性的存在。这实际是另种本体论。除此，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整体讲求的也是把人事放在天地（中国人看到的世界）的大系统运行中考察（天地人三才世界观），实际是把事物放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这和列宁以来脱离与世界联系或矛盾关系的事物的自己运动论——主席也受此影响，是个鲜明的对比。把这些引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自有其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对我们今天在哲学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些。

　　恩格斯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有过不好的影响，就是在对资本论进行宣传时那个对唯物史观的偏近经济决定论的表述，它造成了第二国际以来经济决定论的公式化唯物史观观点的错误倾向。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恩格斯，恩格斯对此有过解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效用方面的坚持。

　　中国人子曰诗云的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重灾区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一方面至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承认这个经济的作用，而不承认人、组织起来的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共产主义的共同行动组织主体，共产主义共同体）的主体条件的作用，甚至有意无意中搞出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兄。另一方面，他们只知道劳动价值论，而不明白劳动价值论只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工具，不明白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除了这个深层的劳动价值构成的社会结构之外的表面的形式，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的意思。更不懂得商品的效用和效用问题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及其应用经济学建立的最终的意义。我们今天急需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不如此就完成不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批判。但是不承认效用问题，不承认商品产品本身使用性能的不断地改进这个效用问题，不承认随着效用问题的改进，各个部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地升级调整和它的经济学意义，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以前一切世代它推动生产力发展关键在它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生产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认识不到社会主义不如此就不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认识不到这些，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包括它的应用经济学是建立不起来的，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本身都是不完整的。而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的学术传统，对今天的最大的坏处就是带领大家集体困守马克思的片言只语，致使这个政治经济学一般和它的应用经济学一直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应用经济学至今一统天下，更有甚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能，社会主义在今天甚至反过来必须要借助资本主义才可以发展自己。但反过来想，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具备和超越资本主义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能力，又哪还需要资本主义这个发展自己的拐棍，以至于今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早已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效用问题上的理论根据，就是恩格斯。如果说马克思主要的是在批判庸俗的效用价值论，那么恩格斯从切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始至终就一直在坚持效用问题的经济学意义。这一点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样式的学术至今不曾认识到的。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效用在交换中的机制，它通过交换对产业革命的影响，对部门产业升级的影响，它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走向和机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和我们自己的应用经济学。

　　效用问题研究是基础性研究，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一般就没法建立。只有社会主义一般建立起来，才能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特殊——它当然也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但最终要解释各种特殊，还是要这个一般。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学术上纪念恩格斯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再次出发服务，为实际的理论斗争服务。我们的理论界至今在主体论问题上，在效用问题上还没有做任何回应，这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们。社会主义要再出发，社会主义要继续革命，这些话必须要有人说，早晚要有人听。

　　在对待导师的问题上，宜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首先他们本身也是学者，然后他们的人和观点，也都是历史的，并也要在历史中看待他们对今天的意义。不能再简单重复中国人把古人言语神圣化的传统。这个坏传统必须要改。

　　2020.12.05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辨正

　　文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其对唯物史观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不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联系发展深刻透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本文就是对这一理论基础的一个补充修正。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最终可以归结到对自身历史实践的认识上去，而人类的历史最终又必将是在对自身历史实践正确认识指导下的历史。这一命题是无可疑意的，它出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基础性或前提性的命题，即关于认识与实践统一性的命题——认识源于实践，并可进一步指导实践。

　　然而在十九世纪之前，即在人类产生以来几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认识对历史的这种自觉的指导作用一直还是谈不上的，因为这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还不是历史的看待世界和人的，既看不到世界包括人是一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又看不到世界包括人还依然处在一定的历史进程当中，也就是说人类的认识当时在总体上还没有达到能认清人自身历史实践的程度。既使如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试图历史的看待世界，并由人类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到神农氏到尧舜禹的发展中历史的看待人，也必然不可避免的由于当时人类实践发展的有限而使这种历史认识流于片段，使之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不了任何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总之在当时条件下，人们不是认为人和世界万物一样向来如此一成不变，就是把人和各种神灵联系起来，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水平。在这种状况下，认识对实践对人类进步大时间跨度上的自觉的指导作用就是无可想象的。人类的进步在当时就一直处在一种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因而是非协调的盲动的状态中（农业革命也可视做一种自发进步。自觉只与人对自身实践认识的透彻及以之为指导相联系），它不但必然要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干扰，同时主要的还时不时受到人们各自利益纷争的干扰。然而人类认识的发展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星云说（宇宙史），地质学（地球史），化学及后来的生物进化论（生物史）的相继建立，实际上已从现代的意义上（相对中国古代）第一次使人类真正历史的看待世界和人类，这样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在哲学上对认识的这一发展做出总结并初步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过程为止，人类才算能初步认识了世界和人的实践。使人们自觉组织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标示着人类的认识在总体规模上从此开始向着可以真正认识世界真正认识人类自身，从而有可能自觉的组织自身的发展的方向发展了,标示着人类进步非自觉的自发时代的即将结束和自觉时代的即将开始。马克思主义即是从人对世界及人实践的正确认识上讲的，更是从人们依据这一认识为指导自觉组织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产生，它就首先使现代的社会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所有先进人类的自觉活动。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说马克思开始了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正确认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这种正确认识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就可以一次性完成，或说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没错，但说马克思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可能就大有问题了。现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已经证明了马克思对人实践的认识还是很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在今天看来首先在于即使对其身后仅仅一百年人与自然联系的新的发展都还缺乏较准确的理解，最后它也还完整指导不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确实需要发展）。

　　二十世纪在人与自然联系的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纪。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个科学理论的世纪，那么二十世纪主要的则是人与自然联系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性进展的世纪（二十世纪也是个理论世纪）。它不是单单在科学的某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而是在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在这个世纪，人类已不单单是依赖化学能源，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驾驭了核的裂变和聚变；在这个世纪，人类也不仅仅是可以促使农作物产量成倍的增长，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人类实际上已可以把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自身的进化执于他的可控范围之内，让生物界为人服务，让人的生命尽可能延长；在这个世纪，人类也不仅仅是广泛使用了电力，并且还广泛使用了可以部分代替人脑的电脑和把电脑在世界范围内联接起来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不但是全人类的神经连接，并且是人类控制其整个全球生产工具系统的神经联接；在这个世纪飞机的发明不算什么重大事件，人类登上了月球，已开始了对外星生命的探寻，这才是有划时代作用的事情。

　　而所有人与自然联系这些重大发展又好象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源对人的束缚将趋于消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交往）；自人类产生以来就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劳动有可能要成为历史，并且它还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无论从延长生命意义上讲，还是从探索宇宙意义上讲，都在不断否定时空束缚的时代，一个与星际文明相适应的时代。如果说三个方面当中，所谓星际文明由于我们对外星所知甚少好象还遥不可及为时尚早，那么前两个方面则明显已在胚襁之中了，尤其人工智能机器发展对人物质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的消灭，从而其与人类现代一切生产工具系统结合所导致的对人类整个劳动的否定，这即使在一些闭起眼来故意不去看它的共产主义结果愚蠢平庸到极点毫无理论勇气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是什么历史秘密了，所有这一切都必将从根本上对人类的未来历史实践做出规定。

　　然而，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什么地方又稍微预见到过人与自然联系这些发展及其深远伟大的历史意义呢?(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虽然巳开始从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出发观察人及人的历史,但它对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对人与世界的整个现实联系，还缺乏真正深入透彻的理解。比如，以往的唯物史观把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简单的说成是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们对他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以往唯物史观由以解开社会史所依据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对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做进一步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只是由这种表面化了的理解出发,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困难了，如果说人与世界的联系是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是人们对其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哪一种动物乃至生命，其与世界的联系不是它们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它们对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呢？因此，从人与世界联系的这种表面化认识出发,我们是无从区别人类与其它生命存在的区别的。这种关于人与世界联系的泛泛的表面认识，还体现不了人之不同于其它生命的特殊的存在本质,由此可见,人的存在(即对人本质及人历史的理解)并不能从人与世界联系泛泛的表面化的理解中理解,相反的应该联系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理解,只有理解了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才能彻底理解人与世界的全部联系,也只有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实质才真正体现着人类实践或说人类存在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脱离了人与世界联系实质化了的理解,即使我们把要从人与世界联系出发观察认识人类历史实践的“经”念上千遍万遍,我们也解不开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及人存在的本质。而这也就是说，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不应当仅仅依据于它对人与世界联系“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表面化的理解，而应该进一步依据人们对于人与世界联系实质化了的理解。理解了人的本质也就理解了人的历史。

　　那么,怎么才能理解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呢？

　　其实，这种实质就体现在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历史变迁中。主要的是体现在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迁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是由于人与自然的联系及其变迁产生出来的。

　　上古的时候,人和动物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和动物一起生活在丛林中,它们还不会筑造房屋,因而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并没有有效的隐身之所,后来有个人类群体,看到鸟儿在树上做窝,受到启发,从而学会了在树上筑巢,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人类群体,把这个群体看做有大智慧大仁爱的圣族,称其为有巢氏。

　　那时的人类也还不会使用火,吃生的兽肉兽血及植物及其种子，关于烧熟的食品更好吃更易于消化的知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关于野火的经历中慢慢积累的,但如何人工取火没人知道。后来又有一个人类群体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从而给人类开僻了一个自己就能创造光热的时代,使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人于是又把这个群体看做是有大智慧,大仁爱,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的圣族对待,称其为燧人氏。

　　在大约一万年前的时候,由于人类种群的迅速繁衍及其活动的不断扩大,采猎资源相对减少,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瓶颈甚至严重威胁,这时又有氏族根据种子发芽成长最终长成果实和种子的规律,发明了农业。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僻了广阔无比的空间，到今天为止的一切有书面记载的人类文明历史,都是农业产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时人们于是又把发明农业的氏族，看做具有大智慧大仁爱对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的圣族看待,称其为神农氏。

　　其它的还如发明畜牧业的伏羲氏，发明金属冶炼的祝融氏等等等等。

　　我们所说的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性理解，就体现在人与自然联系这一连串的变化发展当中。

　　那么，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对自然条件束缚（其基础是物质运动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的否定，或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

　　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表面的可以理解成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其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人们又是在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自在作用条件下、即在否定自然条件束缚的条件下生产自己的。

　　这就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

　　我们知道动物界是依赖于自然条件生产它们自己的。树上长的果子,地上长的草木及各种生物等自然界物质运动自然产生的物质，是动物界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动物界是完全依赖于这些自然条件生产自己的。动物界依赖于这些自然条件,其实是依赖于世界物质运动在其身外的自在存在,当生活资料匮泛时,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能动的驾驭这些对其生活资料生产自在起作用的物质运动，自觉生产生活资料,因而在整个动物界那里，整个世界的物质运动是自在地对其生产起着作用的。动物界完全依赖于世界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的这种自在作用才能生产自己，这是动物与世界联系的实质。

　　诚然，动物能活动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生产合作,即社会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它们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能活动是对资源束缚及与之统一着的时空束缚的否定,产生了生产合作,即社会性,是对动物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的否定,这些都可以视做生命界否定的自然条件束缚的萌芽和开端。但总起来说，由于除了吃喝拉撒等本能作用外,它们对身外世界的物质运动丝毫谈不上驾驭,所以,能活动和产生了社会性最多也不过是动物界发展了它们对自然条件束缚的适应性而已。

　　而人则不同,人所具备的已不单单是他们的高度发展的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而是已否定着自然条件束缚本身了。自然产生的生活资料匮泛了,人类可以从事农林牧富渔等诸业。人的双手做为劳动工具局限了人的生产能力了,人类就发明出各种简单的复杂的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延长着其生产能力，否定着其局限性。

　　实质的问题是，物质运动在人类这里已不再是仅仅自在的对人的生产起着作用了,而是成了人类可以能动驾驭的力量，被自觉的应用于人自身的生产了。这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无论人与世界的联系有多么复杂,通过人不断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通过人否定自然条件束缚这个实质，都可以准确的理解。并且，也正是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人类才最大的发展着它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

　　而这样一来,一旦我们弄请了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即彻底弄清了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我们也就弄明白了人类实践即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的本质。

　　(问题的前提)当物质运动自在对动物和人的生产起着作用时,自然界和人本身是做为动物或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的,这是人一切的自然条件束缚产生的根源，也是做为自然条件束缚另一形式存在的社会条件束缚产生的根源。而当人驾驭了物质运动否定了它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时,自然界和人本身就不再做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了,而是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否定了。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首先是不断否定着自然界和人本身这两大自然产生工具的局限性,但其发展最终必将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做为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而一旦人本身和自然界不再做为人的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人也就否定了自身生产中除时空外一切自然条件（包括由于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所产生的社会条件束缚）对人的束缚了。那时在动物界就已产生的它们对资源束缚和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束缚的否定才最终在人类这里完成。当然,这时与人本身做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工具相应的，人对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束缚过渡否定形式的社会性，也就否定了。人们的劳动合作不存在了，以其为基础的人类整个社会组织也就瓦解了。

　　社会性是从动物界就已产生了,在人类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性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界，对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形式,是与动物和人做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否定形式,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做为另一形式的自然条件即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一起束缚着人们的。自人类一产生,它就既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又受到社会条件的束缚。因而，人最终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也就意味着人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中的双重解放,简称人的解放。而不断追求人自身从自然和社会条件束缚中的解放，也正是人从猿转变成人,又从古人发展到今人，这种历史实践发展的实质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人类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成为这种从自然和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了的人。而我们今天的人，还不过是正向着这个目标大踏步前进的发展着的人。而发展着的人要成为最终意义的人,关键就是要驾驭物质运动,最终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最终否定自然界和人本身做为人生产自然产生工具的存在。

　　因而从本质意义上讲,人类是一种能够从根本上否定自然条件束缚，或最终否定了自然条件束缚的动物。地球上没有第二种动物，能达到人类这种发展状态,这是人最根本的本质。

　　然而，这个结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得不出来的。马克思的缺点,马克思以来以往的新唯物主义的缺点,根本的可以说就是它们还没有能联系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这种彻底化了的理解观察认识人及人的历史实践，它们还没有最终彻底把人与世界的联系弄清楚。正象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马克思进而我们以往的新唯物主义多仅是把人与世界的联系理解成人与世界(包括人与人)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其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了。在以为新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时候,虽然他无数次的提到各个时代人的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即人与世界联系的发展变化(它以之为基础解释社会史),但它却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我们并不否认这点上马克思有过一些相当精辟到位的观点）,这样一来以往的新唯物主义无疑是把人与世界的联系理解表面化了,这种表面化造成了它对人本质实际上是对人实践运动认识的不彻底。

　　在它看来,人的本质简单的就是人的社会性(这是人与自然联系表面化理解的结果和实证)(。然而根据我们以上的探讨，根本地讲社会性倒是更象动物的特性，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人本身还做为生产工具时,即在发展着的人那里的特性,是种过渡性的特性。

　　社会性不单纯人类有,它在动物界就已产生了,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社会性既然是动物界为了克服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个体间的生产合作,那么它就是与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统一着的,这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和动物在社会存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它们各自与自然关系存在上的区别才有的。由于人与自然联系上，人否定自然条件束缚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就随之不断发展,而动物社会由于它们与自然关系上的一成不变却从来如此；人类由于对物质运动的驾驭，可以最终否定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从而它通过社会可以消灭社会,而动物由于不能最终否定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而最多只是通过社会重复社会；当人最终否定了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对人的束缚，从其中解放出来时,以劳动为基础人类社会也就瓦解了。而动物由于不能从与自然关系上有所发展，所以它们既不能跳出社会也不能发展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这个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是人对人类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的一种否定形式,但只是在人本身还做为生产工具时的一种历史的过渡否定形式。一旦人本身不再做为生产工具存在,即一旦人类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被人类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否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人类社会（以劳动为基础的）就会自行瓦解。

　　由此可见,我们以往的新唯物主义还只是简单的把社会性看做人的本质是何等的错误。如果把人的本质简单看成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的所有历史实践运动就好象是为着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着，或如有人所认为的是为着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着,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1)它没有考虑到当人从猿转变成人的时候,它们的目的绝不是为着某种理解的社会制度,而为着从自然条件束缚当中的解放；(2)它没有把社会看成是实现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这个目的的手段,而是直接把社会看做了目的本身了。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把马克思以来新唯物主义的某些错误倾向完全归罪于马克思,但问题的产生必竟是与发展了的历史需要与以往唯物史观一直停留在它初创时期的不够发展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相联系的。

　　由于以往的新唯物主义把人的本质简单的视为人的社会性,由于他把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放在人类社会上,于是唯物史观在今天就被解释成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就被描述成了一连串社会变革的历史。在这里人类实践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实践混淆了,在这种历史观中,我们看不到人类从自然条件束缚中不断解放的任何有意义的明显的线索(它应当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看到的却只是有点形而上学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划分法,看到的只是对新社会的信念,然而对新社会的理解，即对新社会的历史任务及实践的理解就一踏糊涂了,因而这种历史观对认识人类自身还是很不够的。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还不是依据于它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入彻底的理解(只有彻底理解了这一联系,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人类二十世纪乃至未来人与自然联系状况的任何发展),它就必然产生了以下缺点:唯物史观虽然应该解开人类实践即人类历史发展之谜,而在以往,却只是解释着社会,唯物史观虽然应该是新时代人类实践的指南,即把人的解放变成人的自主自觉活动的指南,而在以往却还只是证明着革命的必然和号召革命,因而以往或说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其正确性还只是与对旧世界的破坏相适应的,一旦新世界建立,时代的发展就必将会立即将旧的理论基础的不足显露出来.新社会以人们在深刻理解人解放的条件前提下,把人的解放变成人的自主自觉活动为其实践的核心,而旧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为这一实践提供完整的宏观的理论依据。

　　旧的理论基础的缺点，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缺点，在我们正确理解了人的本质后得到了克服。

　　一旦我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并以此来解释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的历史或实践就立即被我们看成了人不断从自然条件束缚和旧有的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历史,并且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在一个比较彻底的基础上理解共产主义了,即从人类整个解放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了。

　　在这里共产主义不再是被简单地看作某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平等劳动的理想社会制度看待，它首先是做为随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使人本身做为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即劳动的存在逐渐成为错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从自然条件束缚中即从劳动中解放的手段存在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因为是为实现目的手段才成为目的的。当然当共产主义做为这一手段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从劳动中的解放时,它本身也就做为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的理想社会制度存在了。但这种社会制度不是单纯与人们平等的劳动相联系,而是与劳动的正在消灭和已经消灭相联系,因而它本身必然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第二,这种共产主义必然的与人们在有知指导下，自觉的组织他们从资源劳动及整个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相联系。在人们自觉的组织其从资源劳动等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同时,必然的也就自觉的组织着他们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新社会的条件和历史任务，理解了共产主义革命了。而就以往新唯物主义或说马克思主义所达到的水平而言，这点它还是达不到的。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由于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缺泛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它也就往往不能把社会变革看成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社会表现,因而它也就是抛开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孤立的分析共产主义的,或说是单纯从社会角度分析共产主义的。在它那里由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平等问题被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发展。平等好象已经成了历史的根本的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由于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缺泛深入透彻的理解,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也就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与人们自觉的组织劳动和资源的消灭联系，而只是把它与人们平等的共同劳动相联系(抛开前者即抛开对劳动资源的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实际上这依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进而即使已有人意识到了新社会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不断的革命，也不可能明白这种不断革命是与资源劳动束缚消灭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自觉组织相联系的。而所有这一切就注定了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上的局限性。

　　这样一来，既然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明白人类整个现代运动的条件、实质和任务,这同时也就是说它还不明白它自身的条件、实质和任务,它的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必然的了。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人与自然联系的巨大发展,实际上标示着人类进入了它最后否定劳动和资源束缚的一个暂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先是蒸汽机,最后是全球一体化的智能生产工具系统)对人类劳动的不断否定,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的发展已在要求人们只有否定按劳按资分配的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旧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才能最终保证社会每一成员同时从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甚而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即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共产主义生产原则一经实践,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进程即劳动和资源消灭进程，在人们的生活目的之外的那种自在的自发的总之不是人自觉的发展方式，就失去了继续推动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存在依据了。并且由于人从自然条件束缚解放的由未知逐渐变成人们的有知,历史已必然要求人们以这种有知为依据自觉组织人解放的继续发展,把人的解放变成有知指导下人们的自主自觉活动。

　　这就是人类整个现代运动的条件实质和任务,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实质和任务。

　　而今天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条件和任务，共产主义经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最终走向胜利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2003年

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走偏的几个问题

　　今天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问题。一是货币问题。一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效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解。

　　应该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统一的角度，理解劳动时间问题。首先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实际是耗费的生产者的生活时间，这个生活时间在交换中是要消费者拿他的生活时间补偿的。人们劳动是为了得到生活，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只是在成熟的商品社会，人们劳动交换的这个生活时间量，反过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标示罢了。在交换中，每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必须耗费自己的劳动换取自己劳动的消费者的劳动量，作为自己的生活量。

　　这里，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互相衡量的转换上有这么个矛盾。

　　第二个问题：货币问题。

　　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一斤茄子的价值，就是这一斤茄子值多少钱。在这里钱:元角分，就是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买菜的大妈不糊涂，可有些有学问的人就糊涂了。当然，买菜的大妈不一定知道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必要关心。

　　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用劳动时间耗费量解释价值，也就是解释钱是个什么东西的学问。最起码这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很多人没有注意)。

　　钱是什么?钱就是过去了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劳动量。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钱作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所要交换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生活时间量——生活量。

　　每一款商品(劳动)卖出去，就会有一笔钱流进来;同时每一笔钱流出去，就会得到别人的劳动或服务。

　　所以，钱的流动，就是生活时间的流动，当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生活时间的流动。是这个东西在调度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

　　第三个问题：效用问题

　　马克思没有涉及到商品的效用问题。

　　有人由此结论，劳动价值论就不应该切入效用问题。我说这些人错了。

　　也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对，而只能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没有完成。

　　今天看来，马克思是假设了部门商品没有效用差别的情况阐述他的问题的。这么假设，非常的完全的必要，所有的学术问题，都只能在层层假设，然后层层解除假设的基础上，一个个解决。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后一个应该解除的假设，就是关于商品没有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从而恢复观察它不断变化更新的丰富差别的情况。

　　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只有在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比较意义上才有意义。不同部门的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效用的。如此，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就是部门同类产品在满足人的需求上的效用差别问题，是部门使用价值绝对效用发展中的为它开路的相对效用差别。在交换中，其价值实现情况——即其交换价值，表现为个体实现情况的不等，和部门整体实现情况的相等(假设总供需平衡)。

　　对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供需结构的经常性变动从而对部门商品的不间断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革命，做出解释，是劳动价值论逃避不了的历史责任。

　　20160902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

　　目录

　　三个说明

　　引言

　　一、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二、使用价值和它的效用

　　三、交换价值

　　四、生活量问题及其与劳动量的关系

　　五、效用劳动的价值实现

　　六、效用劳动的价值构成

　　七、交换一般

　　八、生活量的等价交换和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

　　九、工业革命的机制

　　十、成本及效用趋同化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

　　十一、市场价值与部门基于效用更新的商品结构变动

　　十二、四部类生产和不断地生产生活革命

　　十三、社会总财富和总效用递增

　　十四、工业革命的本质

　　十五、劳动价值论的要义与马克思的不足

　　十六、资本主义矛盾的新认识

　　十七、共产主义革命

　　第一个说明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层建筑领域没有能实现适应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持续地变革。一是社会主义的产品还没有表现出它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其背后，实际是社会主义生产相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方面的机制问题。前者保障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后者则保障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感受方面的优势，这是仅从这些国家主要的都是工业革命后进国家不完全能解释通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的优势，在于它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否则它就不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而这就要求我们往回看，回到马克思那里，重新探讨商品的效用问题。

　　然而，要研究商品的效用问题，首先会面临一些困难。因为长久以来，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还一直徘徊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之外。

　　只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不能把效用问题纳入在内，最起码我们就无法解释各部门部门内部，尤其工业各部门部门内部，其商品为什么会不断地更新换代的问题。比如，彩电为什么会代替黑白，数字电视为什么又会主导市场。再比如，移动通讯领域从BP机到大哥大、再到手机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另外，我们也解释不好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长足发展与使用价值的进步实际存在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效用问题的内涵体现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必然的要通过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物质结果本身的进步表现出来。

　　不单如此，实际效用还可以是一种生产关系。当产品的效用体现的是一个人满足另一个人的某特定需要的特定满足程度的时候，当它体现的是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一群人竞争着要满足某一个人的某特定需要的可选择的不同满足程度的时候，效用本身体现的就正是一种标准的生产关系。人们不过是在这样一种互相的生产关系中，共同地促进着他们同自然关系的进步。

　　在这里，效用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就一定不是无关紧甚至可以绝口不提的，而是非常重要必须要提的。只是，这就需要突破理论界一些成见，甚至马克思本人的一些成见，解除《资本论》关于部门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种假设，回复到经济现实中部门同类商品千差万别的效用差别的实际情况，补充上劳动价值论基于商品效用问题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完整描述。

　　有不少人依据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以及马克思批判耶利米.边沁的话，教条的认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把效用问题排除在外，否则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的话，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至多只是说明使用价值及其效用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还没有引起马克思的足够重视，因此不足以作为否定效用问题的依据。

　　至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那段话，实际马克思一整段话也只是在挖苦边沁看待效用问题的“幼稚”和“乏味”，认为边沁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太过浅薄，实际也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对效用问题本身的任何讨厌之意。非但如此，恰恰正是在这个地方，兴致所至的马克思实际上无意中为我们后人最终解决效用问题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马克思在批判边沁时说：“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 艺术批评是“有害的”，… 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204]，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资本论》第一卷第669页】

　　——许多人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这段话中，得出马克思反对讨论效用问题的结论。其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兴致之外正是在这里无意中流露了我们解释效用问题的一般钥匙——效用不是虚构的，它应该体现在“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中。

　　注：关于效用，《1844手稿》人本性力量的外化可以提供更深层更准确的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效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比较好理解，主要是历史本身的局限，当时效用的意义还没有足够显现。

　　然而，历史是发展着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各部门部门内部的竞争，已经使部门内各生产主体把基于效用的商品的更新换代，作为他们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各自利润率的主要的手段对待。使用价值基于效用的更新换代，在今天是如此频繁的影响着人们对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实际供给结构的变化，以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和推进工业革命。那么在这个时代，还要去怀疑商品效用的经济学意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就一定是掩耳盗铃了。关键已经说过，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的优点，正是它推进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否则它就不能真正的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最终的战胜资本主义。

　　如此，劳动价值论就要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进行研究，就要对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做出解释。既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部分，对部门内部竞争中不同效用同类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做出解释、在劳动价值论中补充上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部门同类商品的需求结构从而供给结构影响的解释，这实际是对产业革命规律的补充解释，也要对共产主义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和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出解释。

　　由此看，马克思限定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确实是不恰当的。如果不解决商品的效用问题和根据效用问题对资本论相关问题进行调整，资本论就还仅是具还原论的意义，就还做不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依据，也还做不了社会主义生产各部门产业革命规划管理的依据。

　　当然，既然是一个多世纪后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和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服务，旧理论的个别问题甚至基础性问题，就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第二个说明

　　受几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正是这篇大纲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反杜林论》中的另一段话：

　　“ 它（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按）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捶身其中。”

　　在这句话中有个角注，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的理论史部分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应该是有审定的。说明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意见，但没有反对。

　　结合《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实际就已经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贯之，好像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衡量问题都依然也还要存在，其地位都没有丝毫降低。这就要使那些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顽固对待效用问题研究的朋友注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不要效用问题的研究，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叙述侧重点的需要，以前没有充分的展开罢了。并且，效用问题又是发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阶段就好像仅仅从产品的合格与否来所体现的效用问题——合格的就可以买卖，不合格就不能买卖，来理解效用问题。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按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对效用比较来理解效用问题了，否则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在被互相比较权衡后按效用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其中效用的被比较权衡就不好理解。共产主义生产计划的最后决定，起码是考虑了部门同类不同效用产品的“比较和权衡”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所以，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作适当的研究是必要的。

　　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领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今天的某些政治经济学者，依然有着警示性的订正性的意义。

　　在批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以后，恩格斯总结说 “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

　　恩格斯在这个地方无疑是为从那时以来我们这整个时代的变革归纳了核心的命题，同时，实际也是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它的核心命题，就是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出道路。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领。

　　但一当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和解”纳入政治经济学考量，有些人把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成研究生产关系，就显得有些片面了，尤其一些学者甚至把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理解成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就更是片面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从来是浑然一体不曾分家的。在人的发展中，生产力——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基础，随着这个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随之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要为革命服务，当然要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核心。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脱离对生产力即人与自然关系进步的研究，如果不是把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在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这一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的基础上看，那么就不会得出私有制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的结论（《共产主义原理》）。也就是说，即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离开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更是如此了。共产主义时代，剥削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和解了，人们面对的直接已经是自然。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就要进入核心的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不能仅仅理解成人与自然关系从资本主义的自然关系中的和解那么简单，即使人与自然关系从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了，也还有人类史意义的那种人与自然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解决。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结束了人类发展此前那种盲动的自发的发展状态，这时人们间的生产关系也不是不再发展了，而是进入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发展为基础两类关系相互协调的自觉组织状态。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为人发展的这种自觉状态提供理论依据，但它必须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深刻透彻理解的基础上的。

　　最近，我还偶然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读之，感觉孙冶方把“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主要的理解成费用对使用价值量的关系，还是回避了效用问题的本意的。实际上是依然没有对使用价值进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作为预备阶段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在它消费阶段上，相比资本主义生产，依然并且更应该有利于节省人的劳动和发展人的自由生活。

　　第三个说明

　　这篇文章贴出以来，很多人可能看到题目就撇嘴，但如果马克思经济学至今对基于部门商品效用更新的部门供需结构之产业革命性变动视而不见，没有自己的效用商品理论、没有基于自己效用商品理论的部门供需结构产业革命性调整变动理论、没有基于此的价值价格理论、经济运行理论，遇到此类实际问题，就跑到资产阶级的效用价值论及其相关理论那里寻找依据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长此以往，那么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凭什么说能够有效指导自己的经济运行管理呢？本来的很多同志最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拐跑，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当宝，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

　　所以，要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管理问题，就一定要在商品的效用理论问题上，在基于此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产业革命机制问题上补充上一笔。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只是在解剖论还原论的意义上做着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它还没有来得及对部门商品的效用更新问题、部门供需结构的产业革命性调整问题、基于此的部门产品价值价格问题、基于此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做出分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我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马列的书也没读全，以后也依然可能读不全（这可不是态度不好）。所以，首先要对老祖宗说声对不起，如果有对祖宗误解曲解的地方，恕晚辈无知，还请祖宗们见谅！

　　其他人的书更是了解的不多。没办法，不一定有条件接触，另外世界上的书太多了，读不完，也不想读完。所以，虽是闭门造车自己搞出的一点东西，但要按照严格的学术标准卡，恐怕重复某些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学问人统统称“剽窃”,可能还是会有的。所以，在比较严肃的问题上,只有克服各种局限尽可能增加对相关领域的了解，才可能做到对前人的尊重。

　　当然,就一些已经近似生活常识性的东西，所谓剽窃，和说用祖祖辈辈发明的汉语汉字交流写文章属于剽窃，就没实质性的区别。所以，所谓学术标准，是不是也应该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随着电脑网络等新的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随着普罗大众查询和掌握资讯能力的增强，未来世代越来越多学术问题的突破，恐怕将不再是专家教授们的专利，而将越来越多就是普通普罗大众们完成的。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标准有，但届时是不是也要变化了。比如，大家各自独立完成的相同课题，就要看谁完成的质量更好。

　　引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沿袭前人,是从生产者与生产者分工交换的角度提出交换价值问题的。结论商品的交换价值最终应该归于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交换是基于等量劳动时间的交换（主要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整个商品交换史及其政治经济学，就是经由商品由此开端并展开的.

　　然而,商品交换的开始是否就真的如此简单呢?仔细考察，其实不然。因为交换史的开端上还有开端，源头上还有一个源头。那就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在没有商品交换之前的世代里，人们就一直在生产生活。生产生活是自来的，生产生活是源，商品交换是流。如果有这么一个源头，那么我们考察商品交换问题，就应该从它的这个源头入手。

　　人们生产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人们对自然付出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一定的劳动时间叫做劳动量，而一定的生活时间我们给它取名叫生活量。其中，劳动量已经被大量的引入到经济学领域，而生活量则一直没有进入过经济学家的视线。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之所以为人向来就有的。可见，实质的劳动量生活量不是商品社会的内生关系，而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早已经存在了的。如果说交换关系中，劳动量生活量这些概念还依然要起作用，那只能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延伸。不管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还是在人与人的交换关系中，人们总要耗费一定的劳动量，获取一定的生活量，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活量。商品社会前人们耗费劳动向自然要生活量，商品社会中人们耗费劳动同时向社会要生活量，是把社会当自然来“耕作”了。也就是说，商品交换作为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是人与自然交换关系在商品社会关系中的延伸。这样，对一个劳动者来说，在商品社会中他劳动的价值就应该同时与他可收获的生活量的多少产生某种关系，或是在他的生活量与劳动量的某种关系中确定的，而不是仅劳动量一个范畴就能解释清楚那么简单的。这是从生产者个人的角度讲的。

　　当然谈到商品交换，必然同时就要谈到分工------首先是生产与消费的分工，然后是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分工。从不同的角度看分工，在这里同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交换价值问题。

　　而研究交换价值问题，必须要充分注意从生产与消费分工的角度分析，非如此就要犯很多错误。

　　一、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社会分工生产中，商品交换反映的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一种生产合作的关系，但具体到某一商品而言，最终就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一种关系。

　　在这里，生产者通过他的劳动为社会提供的是使用价值【本篇所说使用价值多泛指商品或产品】，但他需要的是他未来的生活；社会需要的是使用价值，但它又必须要对生产者的劳动，付出生产者所需要的生活。部门内部每一个生产者面对的都是整个的社会，而社会面对的又是部门内部众多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单个生产者，为社会提供的是特定效用的使用价值，而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众多不同生产者，为社会提供的则是众多不同使用效用的同类使用价值；同类使用价值因为对社会的效用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它们各自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对之于社会的效用的不同，而社会对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通过各自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不同效用的具体劳动,又必须要通过他的购买行为——他付出的生活的量的多少，来区别、评价和鉴定。

　　这样，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因为其具体劳动对社会的效用的不同，它们从社会那里所获得的回报就会不同。而在竞争性生产中，这就必然的要涉及到部门同类使用价值不同生产者间具体劳动的效用竞争问题。

　　如此，分工生产中，效用第一位的就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一种直接生产关系——标示生产供给方满足消费需求方特定需求满足程度的一种关系，又是部门同类使用价值不同生产者间的一种生产关系——实际是种生产竞争关系。

　　然而，使用价值的效用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使用价值的效用其实从始至终首要的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效用首先标示的都是物满足人需求的某种有用程度，而这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效用只是在一个人开始为另一个人劳动提供这种有用性的时候，才开始表现为生产关系。

　　二、使用价值和它的效用

　　研究使用价值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它的效用问题。

　　效用就是使用价值的有用性。使用价值的效用不光来自于人的劳动。马克思说，商品是“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因而，只要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自然物天然的就有它对于人类的效用。所以说，劳动效用之所以叫做劳动效用，并不是因为效用完全是劳动创造的效用，还是因为效用是劳动所拥有的效用。

　　当然，效用如果只是停留在自然物的效用上来谈论，就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今天支撑着我们所有整个现代生产生活的使用价值的效用，都是在自然效用基础上，人类劳动创造和积累了无数的新的效用的结果。铁本身不能蒸饭，做成了锅就能蒸了；土不能盛水，烧成碗便可盛了。我们谈论效用问题，就以劳动对使用价值效用的创造积累为基础。

　　使用价值的效用不是虚构出来的。大哥大就是比BP机好，而后来一代代发展起来的手机总比先前的大哥大更要灵巧功能也更多。所以说，研究效用问题，实际就是研究使用价值效用的历史发展趋势问题。至于怎么个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时候，实际已经告诉我们了，使用价值的效用，体现在消费它们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历史的变化发展当中【《资本论》第一卷第669页】。这和使用价值体现在它满足人特定需要的满足程度有同等的意义。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浅显一点说，人的一般本性就是要自由自在的更好的更方便的生活。只是要生活，就要劳动，劳动了才可以生活。要想得到更好的生活，就要更好劳动。要更好的劳动，就要减少更多自由自在的更好的生活。或者说人们需要的是，既要更好的生活，又要更少的劳动。

　　而在工业革命以前，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不可想象和在梦境中想象和在压榨别人中的想像往往是一回事。所以，这就成了驳论，人类几百万年没有走出这个驳论。

　　如果说今天这个时代，人的这个一般本性已经有了什么样变化的话，那就是通过200年的工业革命，人们突然有一天发现，本来头脑中那个镜像不单是可以在梦境想象一下，并且已经慢慢的部分变成现实了。从而，人的这个一般本性在今天就已经在人们头脑中进一步大体明确出来，那就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细节上，尽可能多地减少人们的劳动付出，和尽可能多地延长人们劳动外更随自己心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享受。

　　如果从人的本性这个理解出发，人们对使用价值进步的要求，不管是它们未来作为生产资料存在，还是生活资料存在，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效用，最终根本的就体现在它们可以实现的人们生产生活中劳动付出时间和强度的减少，和可实现的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能力上。

　　当然，我们也可以深一步理解人的这个‘一般本性’。

　　深一步讲，人的‘一般本性’就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就是要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界要束缚人，物质运动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表现为人本身和自然界作为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表现为劳动、资源、时空对人的束缚，那么人的这个一般本性，就是要对如上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就是要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工具的延长和替代，就是对劳动、资源和时空束缚的解放。这样如果从对人一般本性的这个深一步理解出发，那么使用价值的效用，就不仅是从劳动束缚中的解放，还包括了从资源时空束缚中同时解放，包括了人类文明的创造工具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工具的延长和最终替代。如果我们把使用价值划分为基础生活品、生活方式品、生产方式品、原料品，那么基础生活品的效用就体现在它维持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延长生命长度的能力上（食品）；生活方式品和生产方式品的效用则体现在它们减轻、否定劳动束缚资源束缚时空束缚的能力上；原料品由于与自然资源的连接，所以它就既有其作为使用价值本身的有用性的问题，即效用问题，又同时包涵有人类在否定资源束缚能力上拓展状况的问题。总体来讲，使用价值的效用，在文明创造工具的发展对人劳动、资源、时空束缚的逐渐否定，在人自由生活时间和质量的延长和提高。

　　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历史的发展着的。

　　工业革命之前，它的发展非常缓慢。工业革命之后，各工业部门的产品的效用更新递增才迅猛的发展起来，并带动着人们持续的生产生活革命。

　　使用价值的效用是绝对效用和相对效用的统一。

　　说商品或产品的效用有绝对性，是就部门同种或同类使用价值它们共有的有用性而言的。这些部门商品或产品共有的有用性，是此种或此类商品或产品之所以成其为此种类使用价值并且成其为各个独立部门的依据。我们把部门使用价值这部分共有的有用性，称作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也就是马克思商品的二重性中相对交换价值的作为使用价值的那个东东。部门商品或产品的绝对效用，作为部门商品或产品共有的使用价值，承担着人们生产生活一部分职能，同时代表了此部门商品或产品的效用在维持人类生存和否定自然条件束缚能力上的整体的发展状况，反映的是绝对的人与自然关系。

　　说效用是相对的，是就部门内部商品比较的意义上讲的。不同部门之间的商品无所谓效用比较。在商品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也只有在部门内部竞争的意义上，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另外，既然是部门同类商品的相对效用，就不是指它们之所以可以作为此部门商品的共有的那些有用性，即不是它们的绝对效用，共有的东西是不可比较的。而是指它们有用性中相对差异的那些部分，只有存在差异的部分才可以比较。

　　比如，大米能吃。按说作为主粮，大米是最有效用的商品了。没有食品人就会饿死，所以不能说效用不大。但能吃这个绝对效用作为大米的共性在大米这种商品的内部竞争中，实际上称不上效用。很简单，大米都能吃，如果没有其它特别之处就无所谓优劣比较。所以大米的效用就往往仅仅指口味。我们称道东北大米，宁可多花一些钱也愿意，就是这个道理。而当天下所有的大米口味都一样了的时候，口味就也失去了比较优劣的相对效用的意义而沉入大米的共性，即其绝对效用了。

　　其它种类或部门的商品也一样。

　　因而，当我们谈论商品的效用问题时，往往又仅指商品的相对效用，而不是指它的绝对效用。部门商品的相对效用，是指部门各商品在它们的生产竞争关系中，各自在满足人们否定自然条件束缚（劳动、资源、时空束缚）能力上相对的发展状况，是种相对的人与自然关系。

　　并且，既然是相对效用，对部门来说，它的商品就由主要效用商品、新效用商品、和过气老效用商品构成。对新效用商品来说，它应该是在历史地继承了部门商品主要的历史效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获得社会认可占领市场。对主要效用商品来说，它是已经通过社会检验获得了社会认可成功占领了市场的那部分效用商品。对过气老效用商品来讲，它即将丧失社会认可即将丧失市场。这也就是说在相对效用的竞争中，具体商品的相对效用，会随部门商品效用的更新不断地递减，直到被认为“丧失”效用淘汰出市场。实际这个效用不是丧失的，而是被“丧失”的。个别商品相对效用被失去了，也就意味着个别商品社会需求的丧失和被淘汰。可以以BP机为例。

　　当然，就部门而言，部门个别商品被失去的所有相对效用，实际是在部门新效用商品的效用中依然存在着。比如，我们不能说BP机的效用在移动通信工具领域真的就消失了，因为它实际依然在手机的效用中存在着。或说部门所有发展了的新效用商品，实际上它的效用都是在历史的积累了部门商品效用所有的积极的历史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效用实际是不断的被沉淀到部门商品整体之所以可以成其为此部门商品的绝对效用，而以部门商品整体绝对效用的面貌保留和存在的。部门商品或产品相对效用的竞争更新，总在为部门商品或产品整体的使用价值即其绝对效用的更新添砖加瓦和开辟道路。或说部门商品或产品的绝效用，总是在其相对效用的不断更新中向前发展的。

　　所以，我们必须从相对效用与绝对效用的这种辩证统一中，才可以真正理解使用价值的效用在减少人的劳动时间和延长人的自由时间上的这种历史的发展。

　　如果说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劳动、资源、时空对人的束缚，那么使用价值——不管它是要作为生产资料被消费，还是要作为生活资料被消费，其效用的意义，就在它对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中。

　　三、交换价值

　　商品的交换价值，表面的看是交换中社会对商品使用价值实际的评价鉴定和量度，是量度意义的相对的使用价值。但深一步看,由于一切使用价值都是各种不同效用的具体劳动创造的成果，因此，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归根结底其实是创造它们的人的各种不同效用的具体劳动的价值。我们以往看待劳动价值论，仅仅停留在交换价值是商品生产中劳动者所消耗了的生活时间即劳动时间的价值实现，来理解交换价值。而今天，我们则认为交换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实现，一定也是参考了商品或它背后的具体劳动的相对效用的，是根据具体劳动的数量（劳动时间消耗量）和质量（部门相对效用），社会对其在交换中的价值（劳动时间消耗）补偿性实现。

　　交换价值作为具体劳动或说效用劳动的价值实现，实际与效用优劣本身所产生的价值问题（劳动消耗）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效用优劣问题也是承载着一定的不同的劳动时间消耗问题的。产品的质量好坏总是与劳动者付出的时间精力、精神集中程度、技能水平、技能培训投入情况或多或少的相关，产品的功能多少也总是会与科技人员付出的科研劳动的时间多少或多或少地相关。但与相对于商品效用对其价值实现和市场占有的的巨大差别比，效用本身所产生的劳动消耗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就显得不那么完全重要了。起码光用劳动的消耗问题是不能完全解释通的。所以，为了研究方便，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就把效用对价值的影响问题抽除掉，仅仅把效用问题看作一个对价值的实现起作用的问题对待。

　　交换价值之所以是劳动价值，是就交换价值之所以会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讲的。劳动是为了生活。劳动的交换当然也是为了生活。所以，交换价值只能是根源于生产者的生活需要。没有生产者的生活需要，就不必非要有交换价值。然后，生产者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又只能依据于生产者的劳动——劳动的数量（按劳动时间——劳动中耗费了的生活时间）和质量。在劳动存在时代，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人们新的生活本身，从而交换价值最终只能根源和依据于生产者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的状况。抛开了人的生活需要和劳动，商品本身就不会衍生出交换价值，生产资料（包括机器）本身也更不会创造出交换价值。只有劳动着的人才需要生活，因而才需要交换价值。

　　所以,在劳动价值论者看来,所谓商品的交换价值,说是商品的价值,其实，并不是商品本身的价值。因为商品本身不需要生活。商品（包括作为原材料的自然物）本身的效用也不需要生活。只有一样东西需要吃饭花钱需要生活,那就是生产商品的人本身。商品的数量和使用效用，在这里其实只是社会衡量生产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可以补偿给生产者多少生活时间的生活费用的依据。

　　并且,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当然首先基础的与生产它们的劳动时间消耗量有关,但最终的却决定于此商品的相对效用，是在与其同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及效用对比中实现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实现，但这个实现也不是没有其它比照因素的实现，而是比照同类具体劳动的相对质量的实现。因而，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最终的确定者最终只能是社会，并且是在它最终成交的那一刻确定的。

　　这和马克思关于交换价值问题的思想实际并不矛盾：抽象劳动时间的多少产生价值问题，而具体劳动的质量则影响着部门同类商品各自的价值实现。具体如何实现将在本文第五部分《效用劳动的价值实现》中论述。

　　要搞明白交换价值，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生产本身所消耗的劳动时间量——劳动量（劳动中的生活时间消耗量），叫价值，这比较明确。而交换价值概念则有个演进过程，需要好好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首先被明确定义成商品所能交换得到的其它商品数量，比如，一斤棉能交换二尺布，二尺布就是一斤棉的交换价值；但有时又定义成货币量、劳动时间、社会劳动量，总之是散见在他的著述中显得有些庞杂混乱。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是否真的有些混乱呢？实际上并不混乱。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演进，马克思先是谈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交换所得的使用价值量，然后挖掘物质载体背后真正决定着交换尺度的商品所内涵的劳动时间量——价值——人们是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中的时间消耗量比交换的，然后是体现劳动时间的一般等价物——货币。在货币产生以后的时代，交换价值虽然还依然是要标示不同商品间交换比例，但这时的这个交换比例，却都已经是以各色商品与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换比例，作为它们与其它商品交换比例的标记了。而货币量如果抽除了它的物质形态，纯纯就已经是价值的量或说劳动时间的量了。所以，与其说是货币最终的作为一切商品统一的交换尺度，毋宁说是劳动时间（价值）作为一切商品统一的交换尺度。只有这个东西才是终极的真正的交换尺度（结合《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在普遍的W-G（W代表商品，G代表货币）形式的时代，既然G直接代表劳动时间（价值），交换价值就已经可以直接用社会劳动时间消耗量表示。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交换价值有时直接说成使用价值，有时说货币，有时又说社会价值（即社会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就是很正常的了。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把马克思的交换价值概念进一步明确一下：

　　商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叫商品的价值；商品通过交换得来的他人的劳动时间消耗量——社会劳动量或社会价值量——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量，叫做商品的交换价值（再强调一次，交换价值的这个规定最终显化定型在W-G时代，货币量G，作为交换价值，它直接的就是社会劳动量或价值量）。这样价值和交换价值对比，一个是商品自有的劳动时间量，一个是交换得来的社会的劳动时间量，二者是一个对应关系。

　　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交换得来的社会的或他人的劳动消耗量，实际就是效用商品的价值实现量——背后是效用劳动或具体劳动的价值实现量。

　　如此，作为价值实现形式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和它本身的价值，大多就往往并不是相等的（我们这里先不谈作为部门平均的社会必要价值问题，但考虑进去可以。马克思刨除了商品效用差别问题的所谓相等，实际是仅能就部门的总体和平均而言的，下面的章节我们会有论述）。并且，商品交换价值的多少，既然依据于商品本身的价值及其与同类商品的效用和交换价值对比，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往往与其效用成正比例关系。

　　进一步探究，交换价值在这里就同时既包含了社会对生产者抽象劳动消耗即其价值的成本补偿，又同时包含了社会对其具体劳动的效用奖惩两个部分。

　　马克思的缺点是只研究了前一个部分，虽然马克思也谈到了个别有特殊需求商品的交换价值确定问题，但由于对效用问题的尚缺乏思考，对于后一部分——即由于效用差别商品价值的实现问题，马克思实际涉及甚少。也就是说，由于还没有把效用问题纳入劳动价值论思考之列，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探讨展开，实际是还不够彻底的。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不对，而只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还没有完成。当然我们也承认，一当效用问题的经济学意义确立，伟大的马克思实际已经为后人进一步解决问题提供好了方案【可以参看《剩余价值理论》二册17页相关内容】。

　　关于交换价值，关键是要明确它的意义。商品生产中，既然社会需要的是生产者提供的使用价值，而生产者需要的又是社会回报给他们的一定量的生活，那么，所谓的交换价值，实际上就是社会根据生产方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际补偿和奖惩给生产者集体或个人按社会劳动时间的社会自己的一定量生活资料或费用（或其转化形式）。交换中,交换价值是商品可交换得到的买方所拥有的一定的劳动量或社会劳动量（或其转化形式）,但细究这个劳动量或社会劳动量，作为劳动量与生活量这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延伸，实际代表的却已是人们的生活量（或其转化形式）——先是构成买方的生活量（或其转化），然后转化成卖方的生活量（或其转化形式）。

　　交换价值不管怎么样由生产方可交换得到的社会劳动量所规定，作为生产供给方劳动的目的，最终都要表现为生产方的生活量（或其转化形式）对生产方才有意义。 实际上，这也正是生产方具体劳动的价值所在。具体劳动的优劣或说劳动效用虽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但却可以影响价值的实现；具体劳动的价值、效用劳动的价值，就是在具体劳动的质量或效用影响下此劳动最终可实现的生活量。具体劳动的价值最后总要通过它可实现的生活量的多少表现出来。而这里的生活量就是交换价值的量。在商品交换中最终演化成货币量，用G表示。

　　四、生活量问题及其与劳动量的关系

　　商品社会中，人们经验的是用人们每天大体相同的生活消耗或生活费用，作为具体劳动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一切使用价值及其效用、或者扩大一点——作为一切社会财富的最终量度尺度的。

　　生活量，作为交换价值可维持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时间上的生活延续量，作为生产劳动的目的本身，正是为了便于交换，人们对具体劳动在交换中的价值量度标准。我们看一商品或劳动在交换中到底价值几何，就要看它能够维持人们多长时间的生活量，或者在它的生产中它消耗了人们多长时间的生活量从而可以交换人们多长时间的生活量。

　　生活量是人们劳动所生产或换回的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时间上，新产生出来的可持续生活时间的数量。它的背后当然要也要代表一定劳动时间的数量。生活量的付出者是自然界【如，土地】、买方或消费者。

　　劳动量是人们在生产劳动时，在物质资料生产上所耗费了的过去了的生活时间的数量。它的付出者是卖方或生产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从一开始劳动量实际是受生活量规定的。劳动量是劳动中消耗了的生活量。交换中，劳动量之所以可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代表了劳动者在劳动中一定的生活量消耗，要得到这个劳动成果的社会，必须要对劳动者的生活量消耗进行新的生活量补偿才会有其意义。因而劳动量实际也还是生活量，是受到劳动规定的生活量。不过不难看出，从一开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已经包含了生活量和劳动量不等的因素。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本来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总是要向自然界付出一定的劳动量，才可以从自然界那里得到另定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量,所为的正是另多的生活量。这在商品社会和非商品社会是没有区别的。商品社会，人们付出一定的劳动量为社会生产和提供使用价值，所为的依然是从社会那里获取另多的生活量。在这里，商品社会的区别仅仅是在于，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必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才可以实现，即通过价值（即劳动量）与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劳动量的交换实现。现在的生活量已经不再是自然关系中自然的直接赐予，而是交换价值——社会劳动量，这么一种社会关系了。过去是生活量规定劳动量，现在已经是劳动量反过来规定生活量。其实，即使人与自然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背后都是受一定的劳动量支持的。

　　在商品社会中，人们能实现多少生活量，基础的取决于人们付出了多少劳动量，就这一条并且仅仅这一条，就规定了原先为生活量所规定的劳动量，反过来规定人们的生活量规定交换价值了。作为价值（劳动消耗量）标准，生活量规定劳动量；作为交换价值的标准，社会劳动量规定生活量。正是因为商品社会中，劳动量反过来对人们可实现生活量的这种规定作用，所以商品社会中，劳动时间从而劳动量就直接成了商品交换的尺度了。初期是生活时间生活量做尺度，逐渐的才是劳动时间劳动量做尺度。对生产方来说，他劳动的价值即使是社会劳动量了，也依然是他的生活量；但对高度分工的社会来说，为了更有效的组织好社会生产，社会劳动时间量作为社会必须补充生产方的生活量，已经作为劳动的调配工具获得了某种独立的发展。

　　在商品交换中，我们所说的生活量，在多数情况下就是指受社会劳动量规定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这个东东，就是交换价值。

　　直接以生活时间作为交换价值的基本尺度，只有在共产主义前期（社会主义初期）的价值生产中，才有独立存在和考察的意义（这个问题的论述，见《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因为只有在共产主义前期的价值生产中，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才可以重新摆脱掉它社会关系的意义真正恢复它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意义。

　　这段我们的重点就是要说明，在商品社会我们所要讲的生活量，是个什么概念，它就是交换价值，是社会劳动量。

　　生活量与劳动量的关系是有其历史演进的。

　　在社会生产中，生活量是与劳动量对应着的。生活量（包括它后来社会劳动量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作为自然或消费者对生产者的劳动回报，衡量劳动的整体价值。劳动量作为生产者的劳动消耗，衡量劳动的成本价值。二者统一于各自所代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生活时间上。劳动量消耗在劳动的过程中，生活量产生于劳动的结果中；劳动量作为劳动创造过程中的生活消耗量存在，生活量作为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效用成果，即生产者新的生活本身存在；任何一个生产者，都会消耗尽可能少的劳动量，去生产未来尽可能多的生活量；而任何一个社会，也都会以同样的生活量能否消耗尽可能少的劳动量，同样的劳动量消耗能否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生活量，作为其衡量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标准。

　　在商品交换的早期，或说分工发展的早期，生活资料部门（主要是早期农业）进入非生活资料部门（主要是各个阶段的早期手工业）的生活量剩余（这与生产率有关，但又不绝对有关。比如奴役剥削），直接就规定着非生活资料部类的劳动量。有多少剩余的量，才可以会有多少劳动量。各部门能分配到多少生活量，就规定着各部门可以容纳的劳动量。那时，可以进入交换的生活量，理论上就等于非生活资料部门所能容纳的劳动量。反过来讲，非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量，同时就等于它的生活量。在商品交换最初的那个阶段，非生活资料部门劳动的目的，直接的不过就是为了生活资料部门剩余的那个生活量。

　　后来，随非生活资料部门生产的目的，由获取生活资料部门生活量剩余的生产（主要是早期手工业），向以这个生活量剩余作为社会必要劳动量更多剩余劳动量的生产的转变——最终转变成资本的生产。这时的生产，虽然名义上还是为生活量的生产，但是，一方面这个作为目的的生活量的剩余，作为剩余劳动，已经不再是为了转化成群众实际的生活，而是为了转化为剥削者更多的资本积累或个人的豪华生活；一方面，这时生产也已愈益在远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地方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关系，作为交换价值，生活量也愈益以社会劳动量[以货币形式呈现]作为衡量的标准，而不再以生活资料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实现了生活量上面所说的转变。

　　过去，生活量本来是衡量生活资料的量，现在作为社会劳动量，则成为衡量一切社会财富的量。过去，生活资料部门【主要指农业】的生活量剩余，潜在地就是非生活资料部门的劳动总量。现在生活资料部类这个生活量剩余却只能是非生活资料部门的必要劳动量；过去，获取生活资料部类生活量剩余是非生活资料部类（早期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生产的全部目的，现在生活资料部类剩余作为必要劳动量，却只是创造更多财富即资本的条件；过去的生活量是个生活的实量，现在以社会劳动量为标准的生活量却已经只是一个生活的名义的量，因而和它本来的意义已经根本的不一样了。现在只有必要劳动量还代表着实实在在的生活量（还把非就业者排除在了生活之外），但却已是为维持必要劳动量的必要生活量，剩余劳动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表现为对更多劳动量【从而劳动力】的扩大了的支配权，即资本的积累和扩大生产。

　　五、效用劳动的价值实现

　　这时，排除共产主义的情况，在商品生产各部类生产比例协调的情况下，或说在供求平衡条件下，部门商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总量，与通过交换得来的社会投入该部门的社会劳动总量（总生活量）才是相等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它们必须相等，否则任何部门劳动消耗和社会补偿的长期不等，都会影响其它部门的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实际上，这是个假设条件。但这个假设条件很重要。它是下面所做分析的前提。

　　然后，通过社会劳动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配给，买方对卖方——对个别单位或部门所投入社会劳动量或劳动总量的增或是减，才最终调节着社会对它们各自所生产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从而实际供给量或总供给量。

　　有了上面这个前提，接下来，在供求平衡和不考虑部门使用价值效用差别的情况下，部门同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它们可交换的生活量，就是它的社会价值，即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这时，社会投在此部门的社会劳动总量[部门总生活量]，也就平均分配在这些同类的商品上，商品消耗了的劳动量——价值，和交换来的生活量（社会劳动量）——交换价值相等。

　　但这只能又是一个假设。因为，一挨到不管是供求的变化，还是商品效用的变化的条件，这种理想状态就立即瓦解了。我们这里只考察部门商品效用差别所引起的交换价值的变化问题。

　　在部门商品效用更新高低不同的情况下，它们各自的交换价值就近似的（注意：是近似的）随部门所获总社会劳动量[即总生活量]在各效用商品上按需求变化分配比例的变动和供给的情况而起了变化了。高新效用商品的社会需求和市场份额走高，但供给能力不足，所以表现为优质优价，交换价值就高；老旧效用商品的社会需求和市场份额减少，但供给能力一时又减不下来，所以就表现为劣质劣价，交换价值就低。这个价格差别与部门的总供求状况是没有关系的，而只与因为效用差别所引起的人们对部门内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需求供给结构的变化有关系。这样，在这个价格差别中，高新效用商品多得那部分生活量，近似的就是老旧效用商品所损失的那部分生活量。结果是社会劳动量近似的由原有对老旧效用商品的投入撤出来，向高新效用商品转移了。虽然部门获得的总生活量或说社会对部门的总劳动量投入不变，与部门总劳动量消耗依然保持总体相等，但部门各效用商品的具体交换价值却已经出现了千差万别的变化，高效用商品所获得的生活量，高于市场价值要远远超出它的劳动消耗量，其价值高额甚至超值实现；低效用商品获得的生活量则要低于市场价值，有些要低于它的劳动消耗量，其价值只能部分实现甚至不能实现。当期中等效用商品，按市场价值实现。由于社会劳动量投入分配的变化，这时部门高新效用商品供给能力增加，老旧效用商品供给能力开始逐渐减少萎缩，直到新效用商品占领市场，部分过于老旧效用商品被淘汰，高新效用商品价值向市值回落。

　　以上是就部门商品供求平衡的情况讲的。部门商品供求失衡的情况，只会延缓或加速部门商品效用结构的变动，但不会影响商品效用不同所引起的交换价值差别的状况。比如，供小于求的状况，社会投入部门的劳动总量增加，新老效用商品都不愁卖，高新效用产品总会实现自己相较低效用商品较高的价值。这种情况，至多只是延迟了部门商品效用结构的更新变动。而供大于求的时候，社会需求相对减少，老旧效用商品相对庞大的供给能力继续缩减，部分老旧效用商品价值注定不能实现，这时中等的老旧的效用商品为价值实现竞相压价，新效用商品为占领市场也要压价，由此需求偏好向高新效用商品集中，部门从中等和老旧效用商品撤出来的社会劳动量投向新效用商品。所以即使供大于求的局面，新效用商品实现的价值量依然较高。供大于求的局面，实际只是加速了部门商品效用结构的调整。对商品因需要差别所造成的价格差别不构成影响。

　　以上关于部门不同效用商品交换价值差别的这个解释，是个近似的解释。这个近似解释的前提是，部门商品好像曾经有过一个从无效用差别到有效用差别的过渡，我们必须立足这个过渡来解释效用商品的价值差别问题。但实际上，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因为部门商品自来就有它的效用差别，因而不同效用商品的价格自来就有其区别不等的位阶。效用更新中的各效用商品不过是不断的按其效用位阶不断的重新定位它们在价格位阶中的位置罢了。甚至于高效用商品所得社会劳动投入多得的部分，严格说来都不能说是从低效用商品那里抽调过来的，而是购买它们的社会一部分成员在消费的时候独自承担的，是这部分人缩小了对其它部门的投入或消费，独自承担了此部门效用结构调整的费用。当然，当这部分社会成员牺牲其它部门消费投入独自承担起此部门效用结构调整的时候，在这个调整中受益的一部分社会成员，他们在此部门因部分低效用产品减价减少了的对此部门的劳动投入，实际是向其它部门追加了，实际是加大了对其它部门的投入力度。也就是说，任何部门新效用商品的出现，实际首先影响的是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对各部门的投入比例的变化，社会总劳动对各部门社会劳动投入的大体固定和平衡，是个体聚合起来的总量固定和平衡，是社会成员对各部门个体投入变动中的大体的总量固定和平衡，是种开放中的动态的平衡。

　　六、效用劳动的价值构成

　　商品所代表的具体劳动，它的交换价值——即其交换得来的社会劳动量[生活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作为社会对生产过程中生产方劳动消耗的补偿c+v+m（代表为利润生产的情况），或c+l（代表非为利润生产的情况。l=v+m），这里显然c代表的实际依然是生产方自己的劳动消耗。一是作为社会对其劳动效用比之于同类使用价值的评价和奖惩u。前者是用于生产方劳动量消耗补偿的量，后者是奖惩给生产方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量（这里且不管它进一步转化的形式）。写作公式：交换价值=c+v+m+u或c+l+u。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c+v实际是被看做成本的；m+u本来是作为工人的自由生活量的（先假设一个简单再生产），这里却要完全转化成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转化成资本家的利润。m+u是剩余价值最终的实现形式,我们给它取个代号f【f=m+u】。

　　注意，u值根据商品效用情况可正可负。因而部门商品总价值中实际是不存在u值的，因为有正有负二者对冲掉了。部门商品的总f=m+u值,实际就是部门总m值。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公式c+v+m,实际是部门商品具体交换价值公式c+v+f平均化的表示，和部门商品价值的总值公式。

　　社会主义商品价值公式，可以记做c+l+u或l+u(l=v+m)。也可以记做c+v+m+u或v+m+u。在这里，m+u在社会主义时期叫公共必要价值，与v的个人必要价值对应着，不再叫剩余价值。不管是形式上如何划分，由于使用价值的社会规模的需求的大体固定，社会主义生产总会把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实际就是作为公共必要价值m+u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作为剩余价值部分的一部分，转变成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也是需要有积累的）。

　　七、交换一般

　　对社会来讲，同类商品的市值[后来发展成生产价格]永远是他可以给生产者的最高的成本价值补偿量k’。至于这个市值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商品生产中生产方实际的成本消耗量k【c+l或c+v+m】，这不是他可以关心的问题。用市值大体的作为成本消耗的补偿量，是社会必须先定的接受的量，然后，才是根据同类劳动的社会效用及其价值的比较，对此劳动的社会效用的评价奖惩的量[当然从来不可能存在主动地奖励，否则就不叫买卖了，一切都是通过讨价还价不得不接受的]。这虽然是个虚拟的过程，但却指导着交换的实际。

　　对生产者来讲，好的时候市值永远是他可以获得社会补偿的“最低”的量，尽可能的多要；坏的时候，底限实际是他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成本c+v，成本必要劳动量v都挣不回来就赔本了。然后，每一个生产者都会在自己成本c+v的降低主要是劳动的成本价值v的降低和劳动的效用价值u的不断的提高中，追求尽可能多的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价值量。

　　另外，生产者对商品价值的理解，还有其特殊的一面。就是对生产者来说：在交换价值量c+v+f中，只要是刨除了实际成本消耗量补偿的部分c+v，就都是他自己自由生活的量f。因而对生产者来说，既然有个大家必须接受的市值在那里，只要他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消耗c+v【降低原料成本和更新资本的技术构成】和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劳动效用【不断改善商品的效用】，他就可以尽可能多的得到自己自由生活的量。又因为在竞争中成本转移价值c相对的是一个定量（由于竞争必然的也在不断的降低），因而这最终就演变成了，只要生产者不断的降低自己的劳动成本价值（尽可能少的劳动量。用机器代替人实现），和不断的提高自己劳动效用的价值，就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生活量。而当众多同类劳动或使用价值的生产者都去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部门内部不断的产业升级革命。既不断地更新着部门的生产手段，又不断地改进着部门商品的效用。实际是从两个方向上同时推进着劳动节约的进程。

　　在这个地方，m+u不管是作为剩余价值，还是作为公共必要价值，为了维持u永远为正，而不是为负，人们就不得不无时无刻的处在各部门商品不断的效用竞争竞赛当中。

　　八、生活量的等价交换和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

　　以上都是就单纯的生产者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讲的，主讲商品W的价值实现和构成，至多涉及W-G的过程。

　　而就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讲，他们的交换就成了W1-G-W2的过程。很明显这是一个等价交换过程，即按社会劳动量标示的生活量G的等价交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1用他的具体劳动产品W1交换得到他所需要的生活量G，具体劳动W1的价值得以实现；然后生产者1又用他所得到的生活量G，交换来需要这个生活量的生产者2的具体劳动产品W2，W2的价值得以实现。两位生产者的具体劳动围绕特定的生活量G等价交换。

　　实际上这又是一个非等价交换过程，即两个生产者各自在生产W1、W2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即W1、W2的价值，实际不等。

　　如果我们把某具体劳动单位劳动量可生产或交换的生活量,叫做此具体劳动的单位价值,那么,处在效用不断变化中的各具体劳动的单位价值（既决定于商品的效用，又决定于单位时间使用价值的产出率），就往往各不相同,因而同等生活量的劳动者双方，它们各自所消耗的劳动量成本价值，就往往也各不相同。

　　九、工业革命的机制

　　在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中，劳动双方劳动量实现交换的比例，可以用对方劳动的单位价值(单位劳动量可生产或换回的生活量)与己方劳动的单位价值的比表示[在这里我们先假设c相等把它抽掉了]。而这个比例同时也就代表了此劳动对它劳动的一种支配能力。

　　因而，如果从生产者与生产者的关系看，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最终又不过是交换双方劳动，对对方劳动按劳动量的一种支配能力和比例关系。支配他人即社会劳动量的比例越高，也就意味着己方生活量的实现量越高。商品社会，人们生活量的实现，是通过对社会劳动及劳动量的支配实现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任何一个生产者他劳动的目的都是消耗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成本转移价值量可以看作生产者本身的劳动节省，因而也可以看作生产者的劳动消耗）生产换回尽可能多的生活量，从而创造尽可能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量。这就要求尽可能的提高劳动的效用和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商品产出量。

　　以上是就分工中生产方来讲的。就生产方而言,他具体劳动的更高的社会效用本身，就代表着社会必须要付出相对市值更多的作为生活量的社会劳动量，才可以得到这种社会效用，就代表他对社会生产力更高的支配能力。而对分工生产的另一方，即作为消费方的社会来说，虽然在供求大体平衡的条件下，它对某一部门的生活总投入基本是稳定的，但它可以把本来向某部门旧效用商品的消费转为对新效用商品消费。社会对新效用劳动的选择，和从旧效用商品那里挪出的相对同类劳动的市值给新效用商品多付的部分生活量，即为社会对该效用产品的消费性投资倾斜。

　　产业革命中，正是劳动的非等价交换，正是社会向部门新效用产品的不断的消费性投资倾斜，和生产主体间为争夺这种倾斜，才最终促成着具体劳动效用的或产品效用的不断更新递增和各部门不断的产业升级革命。

　　十、成本及效用趋同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

　　在理解部门内部劳动效用的竞争和不同部门劳动的非等价交换问题的时候，应当犁清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1.部门内部的竞争，最终会导致从效用到成本到资本构成的趋同趋势，和利润的平均化趋势。

　　2.部门间的逐利竞争,同时也会导致部门间从成本到资本构成的趋同趋势，和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

　　也就是说，不管是部门内部还是部门之间，各生产主体的成本劳动消耗和劳动价值，总是处在趋同的平均化的趋势当中，劳动的非等价交换与劳动的等价交换趋势是相适应的。关于劳动量的等价交换问题我们只有放在部门之间和从部门平均的角度才可以近似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在竞争中，我们也才可以理解商品交换中为什么生活时间尺度会演变成劳动时间尺度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趋势。并且趋势永远只会是趋势。生产主体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效用更新问题的存在，决定了这个趋势总是会不断地被打破。平衡是偶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趋同是趋势，趋反也是趋势；下降，也会不断地反升上扬。直到劳动消灭进程把商品社会推进到接近它终点。不过，在此之前，部门商品的效用更新，总体总是围绕这种趋同趋势所产生的市场价值或生产价格运行的。

　　十一、市场价值与部门基于效用更新的商品结构变动

　　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各自是部门内部竞争和部门间竞争的结果【可以完全采取马克思的概念】。效用竞争中市场价值基本与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效用商品的价值相同。市场价值一经形成，商品交换就围绕市场价值进行了【在生产价格形成后围绕生产价格】。这和马克思的论述基本是一致的。不过，在部门商品因效用的更新换代中，又有不同的特点。

　　在马克思那里，因为不用考虑部门商品因效用更新问题所产生的商品结构因而需求供给结构变化问题，所以马克思考察的多只是由于总供求变动市场价格围绕市场价值变动的问题。但在考察因效用更新所产生的部门商品结构变化从而需求供给结构变化问题的时候就不同了，在这里部门效用地位不同的各商品的价值因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处在一系列不间断的变动当中。市场价值在这里是部门商品结构变动中所有商品价值的参考依据。

　　它首先是与主导市场价值的成熟效用商品同类近似效用商品价值的确定依据，实际上近似效用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市场价值。

　　然后，它还是新效用商品交换价值确定的依据。新效用商品的交换价值总要高于市场价值交换。即使有新效用商品强行按照市场价值出售，或快或慢也必然要造成对市场同类落后商品价格的强行挤压下挫，和对市场的强行占领。这就如DVD代替VCD的过程，DVD刚上市的时候，价格远远高于VCD,而等DVD价格下调大量投入市场，VCD就成了地瓜价，再后来直接就淘汰了。也就是说在效用递增生产中，新效用商品的价值永远不应该等同或低于市场价值，而只应该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只能是一个参考量。

　　市场价值还是考察各商品在市场竞争在部门商品结构变动中所处地位的依据。比如,一商品的交换价值高于市场价值，说明此商品是新效用商品，市场需求向新效用商品转移，而同部门内部也就还处在更新换代的产业革命性调整当中。随调整进程的发展，此交换价值将持续下降，但同时此效用产品也将逐渐占领市场。如果其交换价值已经与市场价值持平，就说明部门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完成，同时此产品也已经占领了市场。此时，此劳动要想继续维持自己的效用价值，就只有大力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消耗。但这时，市场已经在随时准备着产品效用新的更新和调整了。

　　在这里要注意两种不同的情况：在不断的产业革命性调整行业——主要是工业，也包括作为农资的种子行业等，在这些行业，商品往往并不是因为没有了使用价值才退出市场的，而往往是由于竞争，一旦有了新的更新了的效用商品就主动退出市场的。在商品效用的竞争中，使用效用落后了，也就意味着早晚注定要在市场中淘汰出局了。这前面已经说过了。以上即使在共产主义产品经济阶段也是一样。另一种情况，是基础生活品行业，如粮棉，这类商品不存在大规模的效用更新问题，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它们的效用问题就往往仅仅是体现在供求的相对变化上，实际是体现在农业品相比工业品相互供给能力的变化上。产业革命性调整行业的生产效率和使用价值效用竞争，在农业类则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和单位产量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封闭的体系中，却因为生产资本的总必要劳动量对总必要生活量的限制（这种限制，可以体现在群众普遍的贫困化，体现在社会糟糕的人口增长率，甚至是负增长），根本无法使农业总产量增产至可以超出其满足受总必要劳动量限制的社会必要生活总量的某种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它的价值不是无法实现，就是要贬值实现。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要维持一定的农业富余供给量，就必然是需要对农业进行补贴的。因而，三农问题不只是资本主义化的中国的问题，其实早已是资本主义化的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靠资本主义本身不行。

　　注：关于农产品价格走向问题，马克思是从工农业产品生产率的对比中分析的，我认为，实际还要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受总必要劳动量限制的社会必要生活总量对农产品可实现总量的局限思考。

　　总之，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特定部门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总量是大体固定的，因而社会对特定时期特定部门的总生活量或说总劳动量投入就大体也是固定的。部门内部不同生产主体的效用劳动竞争，最终不过是对该部门从社会所分得特定总生活量份额的排它性争夺。

　　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曾经极大的推进了劳动价值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然而，马克思有一个不足，就是在他由浅入深诸多的经济学假设中，唯独没有设及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条件下经济运行的劳动价值论分析问题，始终没有把竞争中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作为一个有经济学意义的现象考察对待。而竞争中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又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客观存在。

　　实际上，只要承认了效用的实在性和商品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按马克思对价值价格问题的理解、解决这些问题实际是轻而易举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分析，在竞争中效用更新了的新效用商品，由于它相对旧效用商品更能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所以，社会对新效用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加大，社会投入部门的总劳动量中投入新效用产品的部分就会增多，如果供给量一时满足不了需求，价格就会升高；反之，由于社会对部门商品需求总量是固定的，劳动投入总量也是固定的，因而随旧效用商品需求量的减少，其价格就会降低。在这里，部门内一部分商品的效用高企，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效用相对下滑甚至丧失统一着的；一部分新效用商品的价格高企，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下滑相统一的；一部分新效用商品的抢占市场，是与另一部分商品的退出市场相统一的。总之，这些分析方法马克思实际上早就用过了。

　　当然，一旦按上面解释，总需求总社会劳动量在部门不同效用商品各生产主体间的分配变动，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货币偶然的流动即价格变动解释，而只能按买方或社会对自己价值根据商品效用的有序转移解释。这里就有必要重申明确一下交换价值及其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个工作马克思实际已经做过了，只是经常与价格问题纠缠在一起【有不明确的地方，需要梳理】，往往为人所忽略。

　　本文结合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看似复杂了一些，实际是更逼真地反应了商品社会的实际。而这实际已经是对马克思理论基础框架的一个补充和调整。这个补充调整正确不正确，只能以它对现实的解释力为评判标准。

　　要搞懂劳动效用价值论，还要分清马克思批判过的效用价值论和新的劳动效用价值论的区别，旧的效用价值论不承认价值是劳动的价值，分不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往往把交换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浅薄如此，这当然应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然而新的劳动效用价值论不同，它已经完全是建立在了前人（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成果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比马克思更加突出了部门内部不同效用劳动实际存在的效用奖惩问题和工业革命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各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变化问题，认为具体劳动的质量或说效用虽然不能创造价值，但可以影响价值的实现和人们对社会劳动的分配（而这一点，即根据效用决定生产计划，正是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生产所强调的）。这是马克思所不具备的。

　　关于劳动价值论向劳动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我们应该历史的看待这个问题,马克思及其以前的时代,产业革命虽然已经开始,但商品使用效用的不断的推陈出新更新换代和递增发展,还不是很明显的事,因而人们各自的劳动对之于社会的效用方面的差异就不是经常的事情,解决旧的劳动价值论框架尚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对不同效用劳动的评价机制的问题，在当时就不是经济学的很迫切的任务。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能明确涉及这一内容就是很正常的事.在那个时代即使所谓的效用价值论,也还不过是把效用理解成消费者的一种主观的感觉，肤浅得不值一提,这都是由当时的具体的历史实践决定的.

　　而今天不同了,彩电就是鲜明的比黑白好,大哥大就是比BP机强,节能灯就是比普通灯有效益,今天的社会,不同的劳动对于社会进步的效用就是明显的不同,所以在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必须对工业革命中,推动着工业革命发展的部门不同效用劳动的奖惩机制，和它影响需求及供给结构的机制做出解释,这是马克思的时代所始料不及的.因而今天的劳动价值论就应该发展成为效用劳动的价值论.即工业革命中,社会对部门不同劳动的对之于工业革命发展的效用的价值量度论,和在这种量度奖惩中不断推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理论。这是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价值规律之所以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一个前提。今天的时代再把劳动价值论仅仅按照以前理解已经成为错误.

　　十二、四部类生产和不断地生产生活革命

　　我们前面讲了使用价值的效用实质，及与效用商品价值实现有关的一些问题。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效用作为生产者满足消费者与自然关系状况的这么一种生产关系，它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发展，无非是通过劳动与生活资料的交换、生活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交换、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交换，以及生产资料与生产资料的内部的交换进行的。这样效用这种生产关系，就进一步涉及到社会生产的各大部类分工问题。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促进作用——人们的生产生活革命，最终是通过各部类的分工生产合作实现的。

　　我们假定生产生活革命能惠及每一个人。

　　马克思曾经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再生产。根据生产生活革命的特点，我们则把两大部类各自一分为二，把社会生产进一步分成四个部类研究：

　　1.基础生活品部类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c4+v4+m4

　　注：部类的总f=m，u正负对冲掉了。

　　在效用竞争中，其中1部类不断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基础生活品；?2.部类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提供物质条件，2部类商品效用的任何提高，都会转化成对人们生活中体力脑力活动的节约和生活效率生活质量的提高；3.部类为人们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供物质条件，3部类商品效用的任何提高都会转化成各部类生产中，人们对劳动的节约和生产效率的提高；4.部类不管是从生产范围上还是从资源利用方式上，不断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束缚。

　　在这个部类区分中，实际的交换是这样的：

　　【V1、m1、V2、m2】内部交换，1.2.部类的人既得到了基础生活品，又得到了生活方式品，不断实现着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

　　【V3+m3+V4+m4】与【C1+C2】交换，3.4.部类的人得到基础生活品和生活方式品，不断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同时1.2.部类得到生产方式品和物资原料品，不断实现再生产和生产方式革命；当然，通过1.2.部类对4部类资源的消耗和对原料半成品替代商品的选择性交换，这个交换还不断促进着人们对于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要求和发展。

　　【C3、C4】根据3.4.部类各自与1.2.交换形成的的定价内部交换，实际上既是完成物资调拨以继续生产，也实现了各自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同时也还促进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拓展范围的发展，总之是还促进着人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和发展。

　　除了从资源束缚中的解放，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最终是对人们总的劳动时间的逐渐地尽可能地缩短，和对人们总的自由生活时间的逐渐地尽可能地延长。考虑到人们总的生活量大体是个相对的定值，那么在每个人都和他自己的生产力统一着的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尽可能缩短和自由时间的尽可能延长，就是人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当然,在付出的劳动量规定人们的实际生活量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消灭同时也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m或f不但转变不成工人群众的自由生活时间，反而要进一步转变成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资料即机器对工人劳动的排挤，以及通过饥饿政策维持的对雇佣劳动制的巩固。劳动的消亡本来应该是人类解放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成了剥夺群众生存手段和群众毁灭的条件。

　　这样，资本主义条件下，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伴随，为了缓解阶级矛盾和为了生存，资产阶级和大众本身就还有个劳动的人为再造运动与之适应，我们可以循着惯例依然把它归于非生产性劳动之列。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在缩减，非生产性劳动就要有一定程度的扩展。金融赌博、扩军备战、洗脚洗头、色情卖淫、卖菜传销、服务、所谓第三产业，不管怎么个说法，虽然也不是没有有益的内容——人类总要发展文化服务事业的，但如果考虑到它的出发点基础的还仅仅是为了维持人的基本吃饭问题，就都不过是为了维持人类动物式的生存斗争，不得已的或反动的运动，从而延迟人类解放进程而已。而即使是这个不得已的实际反动的运动，劳动终结的进程都在不断的蚕食着它的阵地，让它无法安生！

　　关于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我将在我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文章中探讨，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的生产才可以完成劳动的消亡进程，从而实现人从劳动中的最终解放。非生产性劳动的问题，只有在那个地方，才有真正讨论的意义。

　　总起来说，共产主义是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生产，而资本主义则无法实现这种社会自由生活的生产，只能勉强维持社会必要生活（维持资本生产的必要劳动）的生产，并且即使这个必要生活都往往维持不了而发生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是利用基础生活品部类的剩余生活量，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必要生活量为资产阶级生产尽可能多的个人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财富再多，群众都只能为生存奔忙。人要从自然中得到彻底地解放，必须要共产主义才可以完成。

　　十三、社会总财富与总效用递增

　　一个社会，如果我们刨除了人口的骤升骤降因素，我们说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那个总生活量大体就应该是固定的。因而我们衡量这个社会的进步程度，就不是这个生活总量本身，而应该是这个生活总量的内容和刨除了同期大众总的实际劳动消耗量的剩余，即它可实现的同期大众劳动外总的可自由生活时间的量(当然,这个劳动外更多自由生活时间的量也可以转变成大众短时间内更好的生活,并且,我们姑且不用去管这个量在继续的生产和消费中如何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各自如何表现)。这个量越多，就说明这个社会劳动消灭的程度就越高，发展的阶段就越高。反之则越低。

　　又因为这个自由生活量的产生和增长,最终是人类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能动驾驭物质运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实现]，不断降低着人的劳动消耗提高着使用价值的产出效率造成的，因而我们又完全可以用此期的自由总量比上期自由总量增加的的量，来表示劳动效用递增的总量，并且，还可以用这个递增的总量与先期剩余总量的比率——总效用递增率，来表示工业革命中效用递增的比率。 这里，不管是一段时期效用递增的总量，还是一段时期的效用递增率，都是用来衡量同期工业革命劳动消灭进程发展状况的指标。

　　随着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人们总生活中总的劳动时间和总的自由生活时间的比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假设是劳动的消灭进程可以惠及每一个人，或是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这种变化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

　　假定总劳动日不变，这种变化就体现在劳动日内部劳动时间和自由生活时间比例的消长变化上；假定劳动日内劳动时间和自由生活时间比例不变，那么这种变化就体现在一定时期内总的劳动日和总的自由生活日比例的变化上。当然社会实际生活中，两种情况是可以有交叉变化的，与生产率提高联系着的社会总劳动量的减少，既可以表现到日劳动时间的减少上，也可以表现到总劳动日的减少上。与此相应，社会总自由生活量的延长，也既可以表现在日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上，也可以表现在总自由生活日的延长上。

　　但上述变化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会有的。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生活时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把社会总生活量看做是与社会总劳动量同等的。这里的社会总生活量，并不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那个社会总生活量，而是指社会总必要生活量，即支持社会总劳动量的那个必要的生活量（受总工资规定）。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量对生活量的规定作用，社会实际生活量理论上永远不可能超出剩余价值生产所需的社会实际必要劳动量。

　　当然，上面这个结论，与资本主义也可以通过发展一些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可以通过发钞票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搞一点再分配，通过让群众按揭未来劳动让群众提前消费，通过掠夺其它民族然后给群众分一点‘汤’喝以缓和延迟阶级矛盾爆发，并不矛盾。也与资产阶级可以对无产阶级做出些许让步（所谓福利国家），让无产阶级随生产率的提高些许提高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全社会生产率提高了，同样工资水平自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总雇佣劳动力数量也降低了），并不矛盾。非但不矛盾，而且正好是从反面证明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十四、工业革命的本质

　　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消灭人类劳动的革命。

　　社会生产的产品，除了人本身的机体，就是生产工具。社会生产的发展，除了人本身的延续，就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生产工具发展本质上就是用一种比一种更先进的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不断延长，直至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先是扩大人的劳动能力，最后是消灭劳动和资源，把人从劳动和资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参看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辨正》】。

　　更确切讲,工业革命是消灭劳动和资源的革命。

　　劳动，基础的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同时劳动也就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

　　第一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是以人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以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为目的，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在此规定性范围内的劳动，称生产性劳动，或原生性劳动。随人对物质运动驾御能力的充分发展，当人本身中与人的劳动功能相应那部分物质运动被人类驾御，人自身作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最终代替否定为止，此规定性的劳动即原生性劳动也即消亡。

　　第二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是在第一个规定性的基础上，即在原生性劳动的基础上,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最终表现为获取一定的生活量），人们一切符合规范的社会活动【比如抢劫不能叫劳动。在中国卖淫也不能叫劳动，虽然在欧洲可以。因为这都不符合中国的社会规范】。我们把此一规定性范围内的劳动称衍生性劳动。它在一定范围内与非生产性劳动重叠。而第一个规定性的劳动即原生性劳动一当消灭，人们的社会活动一旦不再以获取个人或集体的生活资料（生活量）为目的，第二个规定性的劳动就会还原成纯粹的社会活动，衍生性劳动即同时消灭。比如上网聊天，如果是以谋生为目的，就是劳动，如果不是以谋生为目的，就仅仅是社会活动。

　　关于劳动消亡问题，详细请参考《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的专门章节，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还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最终条件。

　　劳动的消亡过程是一整个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伴随着人们复杂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即共产主义革命。

　　劳动效用的更新和发展，除了人本身的更好的生产和前期对人们生产生活能力的扩大外，最终不过是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劳动的目的不是继续劳动，而是更少的劳动。使用价值效用的发展、劳动效用的发展，说到底，除了人本身更好的延续和生产,最终不过是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在延长和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工具上的发展，是人生产生活能力的扩大和最终从劳动、资源、时空束缚中的解放，是人逾多劳动外自由的生活时间和愈好的生活。

　　总之一句话，劳动或使用价值的效用，除了人本身的延续和更好的延续，在文明创造工具对劳动、资源、时空束缚的否定中，在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世界的自由当中。

　　十五、劳动价值论的要义与马克思的不足

　　由于以上探讨，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

　　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实在的，在竞争中是有其经济学意义的。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提供对部门不同效用劳动的社会奖惩问题的劳动价值论解释。这一方面是《资本论》以后要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进一步补充完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对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的需要。

　　而这就需要发展与商品的价值实现联系着的劳动效用价值论或具体劳动价值论，即具体劳动的社会效用的价值实现论。马克思从商品的价值如何产生这一生产关系开始，由微观到宏观逐层刨解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而我们则是通过商品的效用和它的价值如何实现这另一生产关系、及其所推动的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进一步阐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无可救药的自毁性。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证明了私有制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为共产主义革命完成了理论准备。

　　而马克思的局限则好像也正在于此，由于他把他的主攻方向主要的是放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上了，所以由于这个总目的的局限，使用价值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讨，就往往是适可而止，缺乏深入，甚至是避而不谈的。这样部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对工业革命的意义，及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对共产主义的意义，就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而少了这一块，甚至《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不能说是足够完整的。

　　再加上历史本身的局限——当时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人与自然关系还不足够发展。这样就共同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不能把工业革命理解成消灭劳动的革命，从而把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一定阶段联系，把共产主义与接下来人们对工业革命进一步消灭劳动进程的自觉组织相联系。我们对共产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解，就也还是有问题的，主要是缺乏使用价值效用更新这一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主要途径方面的基础知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衡量产品的效用来组织计划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就也无从落到实处。所以今天要研究共产主义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就要重新梳理。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马克思有什么不对。经济科学就是要层层假设。马克思假设在部门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条件下阐述他的问题是对的。不如此，就解剖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肌体。但科学又需要层层的解除假设。《资本论》最终就应该解除部门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在部门产品效用千差万别情况下进一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貌。

　　十六、资本主义矛盾的新认识

　　根据我们对劳动价值论新的补充，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也就产生了以下新的认识：

　　1.关于剩余价值生产马克思在谈到剩余价值生产的时候，已经谈到了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及降低个别劳动消耗提高生产效率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根据上述，他实际是忽略了资本家通过部门商品效用更新抢占市场份额，和利用商品效用更新，获取相对部门其它生产主体更高价值实现量所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问题。生产实践中，通过更新部门商品的效用，保持较高的价值实现量，或通过效用更新独占部门市场份额，已经成为资本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又一重要法门。

　　剩余价值的实质是:资本的所有者通过它们对资本的个人占有，巧妙的剥夺了集体劳动者所集体创造的劳动价值（价值实现量）中除用于集体劳动者劳动补偿量v外,所有剩余的用于集体劳动者自由生活或更好生活的价值量f，即【m+u】。这个剩余价值量的主要部分本来应该是所有集体劳动者的劳动外自由生活量，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永远也成不了劳动群众的自由生活量，而只会转变成资本家个人更多资本积累，为资本支配更多的社会劳动准备条件。

　　资本也从来都不是要发展社会的总生活量，而只是利用对雇佣工人的饥饿政策，维持着一个可以维持资本生产必需的必要劳动总量v的社会必要生活总量，为他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服务。

　　2.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资本既要借助劳动价值体系挣钱，又要尽可能的通过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挣钱。资本无论是尽可能的降低劳动消耗，还是尽可能的提高商品的效用，其最终的结果其实无不是指向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的尽可能的减少和否定。

　　而在劳动消灭进程中,这就必然要衍生出如下不可调和的矛盾：1）生产的日益的不可阻挡的社会化与落后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这是矛盾的表象。2）在劳动价值体系中，按劳按资分配的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与劳动消灭进程发展的矛盾，其实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从劳动中解放的障碍，从而也成为劳动消灭进程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进一步工业革命的障碍。并且不但成为了这样的障碍，它的存在甚至已经危害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存——不就业就没法活。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要制造多数人的失业。

　　如此社会或快或慢最终就要走向对按劳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否定,走向共产主义革命——把c收回集体公有.

　　因此，共产主义就不能仅仅被看做是为了实现社会每个成员的生存权。共产主义还是要废除旧社会仅仅为少数人的自由时间的生产，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而这同时也就是要求有组织地发展人们的真正的总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中那个生活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组织地发展社会的真正的总生活量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群众生活量的实现情况总是受到群众可以实现的资本生产的必要劳动量的情况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一边是物质的极大的丰富，一边却是群众生活的绝对或相对贫困。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虽然催生了工业革命，但它仅与工业革命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人类从劳动中的最终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以最终完成。

　　注：实现“充分就业”，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不是骗人的就是反动的。一方面如果工业革命不停止发展，劳动的消灭进程就会发展，所谓非生产性劳动也都要不断受到侵蚀。这样“充分就业”就不过是“男盗女娼”的普遍化；一方面，如果真的要强行实现充分就业，恐怕工业革命就要停止了---人类就要永远停留在这个人人为生存而斗争的落后阶段。

　　当然，如果说共产主义经济学也还要研究“充分就业”，那不过是研究如何合理的安排人们的自由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而已。

　　十七、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是与工业革命消灭人的劳动的发展相适应的，是劳动消亡进程中和劳动消亡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恩格斯说，现代无产阶级是产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的产物（《共产主义原理》）。这毋宁说，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开启的劳动消灭进程的产物。

　　共产主义革命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建立与劳动的消灭进程相适应的人们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革命.

　　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人们对农业从而农业剩余的共同占有，由于人们已经成为农业剩余的主人，人们才从生活手段【价值】对生活(使用价值)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从为生存斗争的经济关系中解放出来，才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时间用作资本的必要劳动时间，为资本生产导致自己生活手段【劳动】灭亡的条件。人们才可以从对自己生活的占有出发，从这个解放的前提出发，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生产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过去转化成资本（越来越先进的机器），是排挤蹂躏人们的劳动这个生存手段的条件，现在则已经成为了发展人们的劳动和人们从劳动中逐渐解放的条件。只有在这时，劳动与生活的交换、劳动量与生活量的交换，才逐渐摆脱掉它社会关系的外壳，慢慢重归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生产为什么会是人们共同的逾多劳动外自由生活的生产。共产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任何进步都在不断地缩短着人们实际的劳动时间和不断的延长着人们实际的自由生活时间。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是在拥有了自己的生活时间的基础上，自觉创造着自己更加美好生活。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是根据有知，把资源、劳动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的消灭，变成了人们自主自觉的活动.

　　2007.12-2017.1

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

　　1、我这个人并非读书人，所以看的书确实不多。毛的还行，马恩列斯的没看过全集，其它的就算没看。传统文化的也是只能抓个大略，谈不上细致。冯友兰只看过他的中国哲学简史。印象还不错。任继愈大体看过一点。相对而言，对冯友兰更有感觉些。任继愈只关注唯物唯心，从主体论上讲，总没有抓住中国哲学的核心，且过于拘泥于先秦典籍文字形成的时间看待古代思想形成的时间，这明显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专业者各掌典籍在部门内家族内师徒间代代传承，是历史所公认的。由此上推文字不成熟时期的口口相传，思想的历史要久远的多。所以，从书籍的流传时间看思想的形成时间就往往差之千里了。很多疑古之谈，比如怀疑黄帝言、怀疑姜尚言，也不足为训。现代考古，黄帝时期应该已经有了文字，即使不成熟，各种思想在贵族内部代代传承也一定是有的（黄帝铭、保训就是例子）。姜尚时期，贵族言论整理成册，就更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否则，礼记所载商周时期的贵族学校就不会有教学内容。很多少数民族的经典都是新中国才根据口口相传内容整理成册的，能说它的思想都是现代才有的吗？如果说文字成熟之前人类几百万年里没有知识的传承，反倒是不可想象的。

　　2、该啃的还要啃，我们多数人不过是困而啃之。

　　如果讨论主体论和本体论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后人的理解。西方人真正关注人走出本体问题争论是在费尔巴哈之后，中国人从易经天地人三才共参并立的世界观开始，就已经内涵了在主体论问题上的基本方向。所谓中国哲学的道德本位，也不过是个概括，凝聚的还是中国人比较关注如何在社会性中修养塑造人的一个方面。西方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时间太短，形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的，但在西方影响还是太小。西方主要还是与人的社会存在相对立的个人个性自由主义的东西。中国改开以后所谓人学的新启蒙也是学这个。而我们祖宗从易经开始，就已经要求人要与天地合其生生万物之德了，所谓圣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中国人的天下观，即来源于此，包括以礼为核心的圣贤教化之学，讲的就是社会存在中的德行。

　　3、搞社会主义的人研究资本论，我认为主要是搞明白几个问题的历史规律就可以了。1,明白现代的物质生产，是由一定的生产组织主体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的使用价值生产。这个组织主体，就如你们学校一样，是共产党的党委支部领导好，还是资本家的董事会和CEO领导好，这是你们所要思考的。2,扩大再生产要劳动积累，是要党委支部领导的公共劳动积累，还是要董事会CEO领导的私人资本积累，这也是可以明确的。其它，计划不过是按需生产和符合产业方向的政策管理。除此，你们的资本论研究还会有什么帮助，我真看不出来。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理解不到总是一定的历史的发展的人的主体组织形式，如党委支部的领导组织形式，在自觉组织生产，那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没有什么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理解不到只要有了党委支部的领导就可没有资本家什么事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没有什么用。

　　社会主义如果还有希望，就是要你们这些学界的左翼真的和民间的左翼有个联合，造成整个中国学界意识形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界多数是些粉刷匠，再恶心的政策再恶心的人，他们都能涂层粉红。蒋介石回来也一定被他们打扮成小粉红。这些人还把持着各种刊物论坛。学界的风向（意识形态）不改，政界不会改。

　　4、做学问就要有破立的勇气。用主体论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个启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其它学问也一样。任何的理论相对实践都会有不尽之意。所以总要在不断地批判中给自己给别人提出问题，然后解决之。关于资本论研究当然还有问题，就是给马克思提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的还是在搞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刨还原，但商品效用问题不解决，资本论就无法作为产业政策的依据。效用问题解决以后，各部门商品的效用更新才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企业组织、产业政策的依据。这我在ABC中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部分，也有谈。其它，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5、经济学思想史看个差不多了。暂时理解，多数人还是避开现实中实际的政治经济斗争做政治经济学的学问。从纯学术讲，王立胜前边讲的还差不多，后边只突出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特殊，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因为不理清一般，就讲不好特殊。今天的经济是新中国经济历史的发展。如果不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公共积累、工农科教文卫等人类发展的全方位的科学规划和组织这个社会主义一般及改开后它的向资本的转化，如果不从这个一般在今天对中国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残余影响，不从这个出发，是讲不清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个特殊的“优越性”的。难道要讲资本运营和个体私营的优越性吗？

　　如果我讲，就要学资本论先搞出社会主义一般，然后从一般讲特殊才好。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个人主义的个体生活和纯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已经失去其历史合理性了，社会主义就要以重建共同体生活和公共劳动作为人们共同的生存手段的历史合理性——这个社会主义一般开始，讲中国落后国家必须依靠公共劳动积累而非落后的私人资本积累，和党领导下人类发展的全面自觉组织和规划才可以迅速完成落后国家的赶超和中国人自身避免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道路的自觉组织发展，是在这个核心支柱中，讲个体私营资本运作对外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补充作用，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声，是要夺人的。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说些左话敲敲边鼓，只是警戒。都是希望新中国不至于被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倾覆。

　　6、西方经济学那篇文章，有个地方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资源配置问题。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阶级性配置不谈，马克思讲价值规律讲社会总劳动如何合理的在各部门分配，就也是资源配置。我讲的和恩格斯讲的，是部门内部劳动向部门哪种效用商品分配的问题。部门同类产品那么多，总要衡量产品效用和劳动投入情况调整部门劳动在部门内部的投入。

　　现在手机要普及5G了，这就是效用。如何衡量着5G4G现在各生产多少，就是资源配置。

　　直白说，讲效用就是讲配置。效用创新、产业升级，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总要节约劳动做最应当做的事。

　　7、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而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主义部分这些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应该做的。

　　公共劳动的形式不重要，重要是它要是公共劳动的形式。整当现在不存在条件。没人任何一个政治家是自由的，除非有相应的舆论条件群众条件。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好是为准备这样的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是苏联的情况，公共财产瓜分完拉到，国债那么多，用公共财产抵完债拉到——大管家上台的时候大约不就是这么讲的吗，而社会主义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界还照做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美国60_70%的人，拿不出四百美元。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靠信用卡信贷过活了。群众基础正在准备。

　　我们的任务就应该是补齐马列理论的短板（比如能不能和资产阶级抢资源配置的讲台），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声造社会主义的势。

　　8、我说了，心学实际是披上儒家衣衫的佛言而已，有发展主体论的内容，但它大体唯心主义。中国文化两个源头。一个易经八卦，实际是上古的天文历法，研究天地自然。另一个源头是修炼，讲人自身，但修炼中也不脱人与天地周遭心与身主与客的互动感应联系。中国文化，总是主体论的文化，相当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

　　9、中国文化制度影响欧洲走向近代人本人主体论——欧洲走向现代（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新的主体论文化），又影响中国——中国集主体论之大成再影响世界。

　　我们的古人能周游列国，以天下为己任，用天下的视角看问题做事情。今天的人，即使有点旧学，视野和眼光上也大大的打了折扣了。

　　10、其实对余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他把问题看的太死了。而太死，有些该发展的东西发展不了，对整个运动就有点可惜。比如说，领导都承认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性了，说明人们潜意识当中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自己这个东西，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什么影响,而如果说都是西方经济学的，那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了，与马克思主义何干。恐怕人们不说是了。

　　11、商品效用是不是客观的呢？按照主观论讲，它不是客观的。但我们身边每一件生产生活用品，从原始人那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它难道只是主观的吗？马列讲生产力决定，那生产力除了人剩下的物，难道不是在一代代的效用更新中才有今天的样子才可以作为生产力决定的吗？

　　12、唯物唯心问题，可以分层次看。一个是从世界观本体论看，这是个基础。近一步，就是从主体论看。一般的唯心主义者，都没有主客体矛盾关系的概念。不是以此出发看待人和人的意识。他们谈论心或意识，没有任何规定，或者无缘无故就蹦出来某种规定。实际是他们不能理解意识是主体意识，一有意识既是为我的意识，即主客矛盾的意识。

　　理解中国古代的术语，要懂些修炼学。心学，实际是受佛学影响的东西。佛学讲抹杀区别，包括抹杀主客区别，实际是受它修炼方法影响。今天看到的中国古代哲学很大一部分是修炼情境的描摹，但即使是修炼中，主客的区别也依然是存在的，否则粉碎虚空大地平沉物我为一天人合一都是谁看到的。

　　13、我对王阳明的评价，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对古人总要分析着看。心学者在世界观上把修炼中的一个观感哲学化，说心外无物，总还是有问题。但如果只是比喻心神的博大无所不包或主客统一，也无可厚非。

　　从本心出发（以与生俱来的与人为善羞于为恶之心，以圣贤先烈为自己的价值观之心）做人做事本身也没有问题。

　　任何学派的后学都会有唯物唯心理解和发挥的分野。

　　14、你说的对。过去的辩论，甚至有真正的论战，虽然少有过真正的高手，但还是丰富了自己对问题阐述的宽度。所以，我很感谢那些朋友和论敌。

　　和你们一块，主要是拓宽知识的深度宽度。我们不是专业的，宽度深度都不够。所以，你说把效用论要批透，那就是你们要下的的功夫了，像我现在做的，只能算是打通了几个关键的节点，细部的还要你们做。

　　我理解，过去西方的效用论，错误关键在以效用定价值。这是它的错误。但效用是存在的。我忘马克思在第三卷怎么说的了，但我印象里马克思好像也并不否认效用的实质性，当然他确实没有关注部门内部的效用差异，这个地方，如果马克思有讲，也应该是在资本竞争。但马克思应该并没有扩展到这块。而余则是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否认一切效用。

　　15、我认为余他们把对效用价值论的批判扩大化了。效用价值论以效用创生价值，当然是错误的，但在部门内部，效用关乎价值实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余他们对马恩话语的理解也存在问题。他提醒边沁那段話，但那段话，马克思也没有否认效用，恩格斯那段也一样。

　　16、

　　17、早晨看了迎春关于消费的那篇文章，很不错。你在资本论追根溯源，也是为实践服务。比如，讲产品生产引起商品生产，特殊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纬，并且溯它的源。这些都有它的方法论意义。

　　在社会主义前段，如果还不能一下子人为的取消掉商品交换，那就要把货币转化成无产阶级的国家专政工具。货币，交换价值是什么?迎春还是信守金银。实际不对。实际就是生活量，不管它是以生活时间为尺度，还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都不会改变它是生活量这个结果。所有人劳动都是为了这个生活量。这样社会主义货币，就要直接的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它直接的代表基本的生活资料。人民币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比如一元代表一斤粮。

　　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这个经纬。

　　18、应该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的研究作为一个课题。为此，可以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史作为一个课题，包括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包括经济史。

　　19、经济学教材编写，实际是个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一般到理论特殊、到具体应用（当然首先是一般，总要先有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还是直接就搞理论特殊的问题。王立胜直接只说特殊那个思路，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无法逻辑自恰。从正面进入，就是从理论一般进入，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正声，可以立论，可以批判，攻守兼备。

　　20、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应该有些成果，巫继学的自主劳动论要，算是之一，可以组织几个学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史，形成文字，我的ABC，可以算一个。

　　可以分成几个课题，比如，社会主义理论一般，社会主义金融一般，让学生们分组负责。定期碰头。

　　国内同样思路的，也可以研讨下分工。

　　21、昆仑策，何新的观点，紧紧抓住货币金融权，有些可取的内容。

　　马克思说剩余价值的分配分割体系，只提到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我早看着好像应该再分出个收割资本，靠买空卖空收割资本的资本。

　　22、上次他的文章大体看过了，有点绝对化。资源配置问题，当然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实际最终就是我们说的在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中，选择生产什么样效用的产品才更有利于最大化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产品消费阶段上人力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人自由生活时间或美的享受方面的延长和增进的发展。这同时也是节约了现有的人力或劳动时间做最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事。

　　23、我和余在十年前我刚刚搞效用问题的时候，有过一个交流。今天来看，他实际就是拿马恩否定效用价值的东西，来否定一切在劳动价值论中关于效用问题的探讨。其实，从发生学上讲，效用之所以不能产生价值，与它是不是主观性客观性的无关。效用即使是客观的，它也不能创生价值。价值只与人在劳动中的生活时间消耗从而它的需要补偿性有关。所以，即使马恩都用过效用的主观性否定效用价值论，在今天都是不能再以为据的。用马恩因为要否定效用价值论，所说过的效用的主观性，来否定效用问题在劳动价值论中的应用，就更是错误。当然，他现在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他还是那个基调。他只要否认效用的客观性，就是在否定效用问题的一切探讨。

　　当然，希望他能进步。

　　价值论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解决价格问题。

　　彻底解决，实际就是把生产生活，分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重新走一遍。我那篇文章就是这么做的。

　　24、所谓良师益友就是如此了。导师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你说的对。我劳动量生活量那篇文章，为了追求形式的简洁和因为内容的需要，对使用价值历史进步在经济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确实缺少一些必要的说明。我回头做做这个事。您提供的思路很不错。您如果对这部分感兴趣，你也来做做。

　　25、马克思梳理剩余价值理论史，是基于剩余价值论这个理论一般。现在就要确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个理论一般是什么。可不可以确定为公共必要劳动（即社会主义价值公式c+v+m中的m。它在资本主义价值公式中叫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价值公式中代表公共必要劳动）。还是包括个人必要劳动在内的整个公共劳动。或是，巫继学他们说的自主劳动，或者联合劳动。

　　这些地方，需要碰一碰。

　　26、效用问题上，审美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过去说，德智体美。

　　但总体还是要有主线（指效用基础反应的是产品消费阶段劳力的减少和自由生活的延长）。

　　好礼乐礼乐，乐总是要围绕礼（文艺为政治服务）。说书唱戏教育人。艺术总为一定标准的社会关系（规矩）服务的。这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与自己的与他人的一定的关系需要，总是塑造人的。

　　27、两方面问题。一是顶上实右，不可能让左发声，一是理论界本身多都是御用的，有点左的情绪也抵不住怕别人抢他们马克思主义的饭碗。所以，你们在体制内混也确实不容易。逢迎的话要说，自己的苗还要栽好。所以，我更看好你搞文化批判。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论批判，就批判了它负的方面，如果再谈到它正的方面，就全面了。

　　中国古代形式的整体主体性社会的形成比较早，周代后又最早形成了强大的主体文化氛围。这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早早倒塌，和形式上的人人机会平等的选贤任能制度的产生。包括政体形式都是很先进的，今天也还在用。这应该是优点。缺点是，古代文化没有发展出明显的阶级分析的认识方法。所以外表形式的整体主体性和机会平等，最终也不过是往往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体性，官，包括自我矮化奴化的官，就是其异化。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注入，就是要重塑这种主体性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体性。它首当其冲就要面对红色贵族和资本的联姻。中国的革命遗产，就是古代的贵族在被粉碎一两千年后在红色政权中竟然重生了，成了特权修正复辟的温床（只是说它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并不否认部分人还有老一代的人民情怀，但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和扭转局面，还要历史本身做出回答）。这是主体论批判的一个方向 。搞文化批判，总要为历史进步做点实际的事情。

　　做挖墙根儿的事情，你们做，完全可以做的既不像我们这样激烈，又润物无声而彻底坚定。

　　28、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体意识形成，还是有负面的作用。比如，是不是中国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形成就与整体主体的存在有关（文化原因）。当然主要的还是要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找原因。

　　29、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是共产主义的阶级主体论人民主体论（阶级统治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统治，而被统治的阶级则是无组织分散的，马克思从1844手稿就已经这么说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列宁扩大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实现了它）。文革的失败，意味着统治阶级阶级主体意识的重新胜利和无产阶级的人民的阶级的整体主体意识的被误导压制。所以现在不是教育界的问题，是有组织的恢复了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的问题，是“D”本身的问题。教育界，包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部分人是代表了文革失败后统治阶级联合的主体意识的，一部分大部分则代表了文革失败无产阶级意识人民意识丧失后的集体被误导和无意识。所以，核心还是治“D”。

　　30、（以前的文论）还是有些战斗力吧。现在看到的这些不少都是前几年在光明网论坛的论战，论战最后可能他们觉得论坛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吧，连同光明博客就一并关了。捌玖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反革命情绪很高，他们要“追求真理”，但最终还是证明他们的真理大不过他们的立场。整个这一代人要真正的资产阶级教育过才可以最终转变立场。

　　所以，你们的任务很重。抓紧教育能挑梁的新人。当然不要如以往政治经济学界尽出些机械唯物主义分子。要培养有主体论视野的新一代代替他们的位置。

　　31、先看了下资本研究回顾。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资金和资本的区别。资金不一定是资本。资金是中性的，资本不可能中性。

　　二，所谓两派的争论实际没有意义。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核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也不可能否认也要承认资本是生产要素是生产力。马克思并不否认人们包括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平常所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劳动价值论资本论，不过是研究内在机制。

　　三，他们所谓的资本研究，有多大程度是社会主义研究？

　　34、列斯毛开创的共产主义共同主体，核心在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在你的思想内涵当中，官应该由党来替代，或者还可以搞一搞党和官的流变。党同无产阶级，同官的关系流变归元。

　　35、还是要搞明白中国古有的主体类型和现代共产主义主体间的区别，最终还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学，不要搞什么中国经济学，那样把问题就搞小了。

　　可不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是保护小农小资产阶级的共同主体，过去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于此，但它没有前途。而新中国建立的则是保护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已经肇始的公共劳动的全民国家的全民共同体，新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也皆围绕于此。

　　39、所谓平台经济实际就是说，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已经达到可以消除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中介交往（市场）的阶段，已经重新可以实现生产或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直接交往。但这个直接交往又不可能是生产或供给者和消费需求者个体间的直接交往，它们之间还需要网上平台做中介的交往。这个事情本来可以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做的事情。比如房屋，本来可以你愿意在上海，在西安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居住的，只要公共住房平台在你想去的地方，有空闲房子。但现在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共同主体了，这就要被资本看到利润的空子。它们就可以构筑一个网络平台，私人住房想做房东的就可以入住平台，资本只拿租金。当然，能玩儿转这些东西，都必然是要产生垄断的。但就我个人的态度，我是支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垄断：一、就没有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二、没有千百万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破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不会为社会普遍的接受。

　　平台劳动（通过平台集合起来的私人服务，比方美团外卖集合的商家和外卖人员劳动），我在前段和你说过，实际可以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所用，以解决自由劳动和纪律劳动的矛盾问题。它可以以自由劳动的形式对纪律劳动形成补充。共产主义的平台可以涵盖住房供给，生活供给，公共劳动，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

　　好像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交往领域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需求的集中对未来各领域机器智能机器的普遍应用创造了条件。相应经济政策。二、人全面发展的问题。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从而个人的价值更容易发挥了。这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中会有意义。三，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深入到服务劳动各个方面，人们在纪律劳动和个体自由劳动间可以寻找平衡。平台社会主义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和实践。四，配置资源的实际还是资本需求和个体需求（平台资本主义），或者公共需求和个体需求（平台社会主义）。区别只是以前表现为市场，现在表现为平台，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最多就是资本配置资源的深度广度更延伸了些，对社会主义讲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更高效。或者可以从几个问题的互相关系，彼此对应看。社会成员个人的资源配置能力，马克思说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支配能力，潜在的加强了，我们知道这种技术手段对这种支配能力的加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可以真正实现，而这种潜在的加强本身就是人的更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交往能力的这个突破对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每个人大脑的充分发挥，个人价值创造性劳动的发挥，一是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用支配。

　　我在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好像讨论过这些问题。供求平台也就是效用选择平台，未来可能还是消费者肩负的效用创造平台。现在的效用都还只是生产者的事。未来可能是消费者的事。

　　40、关于内外部联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提纲》和对赵xx的那个批判都有谈。

　　一切书都是旧书，一切已经说出来的话都已经是旧话。所以，我对我以前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满意，它们总是围绕说明某个问题展开的，对其它的方面就可能缺少顾及。

　　总体来讲，我认为没有必要把问题搞的太复杂。既然是主体论，人本身就是人存在的核心。主是相对客而言的，既然是主体，就是以主人为本体，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外部联系的主人，也是自己内部联系的主人（不完全准确）。人的一切活动围绕人与自然世界的主客体矛盾及其解决（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展开，自然它的内部联系，即主体本身——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包括社会的组织形式，甚至身体的形成比如手脚分化语言形成，也是围绕外部联系的改变发展的。这就是外部联系决定论、内部联系反应论。自组织总是以一定的外部联系为目的的自组织。意识总是主体意识，主体对客体的自由意识，以主体的为我意识为核心，代表人的主体性。

　　当然，这是就历史过程讲的。反过来讲，内部联系当然规定人事物外部联系中的性质，石头与世界的矛盾运动形式当然就是石头的形式，人的形式就是人的形式。它们当然规定外部联系的性质，但动因还外部联系。就如xx固然规定xx外部联系的形式，但xx的动因还是他与世界的矛盾他与世界的外部联系。

　　大体这样了。

　　你说的将意识与自然同步的考察，我的说法是把人的行为放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的考察，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包括发展变化了的实践。这些都在主客体矛盾运动的范围内。

　　41、是的，本位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合适。主体论的基本前提，就是以人为本位，即人本。但主体论又不仅仅是人本论，人本只是主体论的基础、前提，主体论的重心在主体对自己对自己世界客体的主人论自由论。

　　42、列宁主席包括他们同期的作者再早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系统论还没有出来，还缺少系统看问题的习惯，还缺乏事物内部联系矛盾运动同其外部联系矛盾运动之间的依存关系，以致事物在其内外部联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思考。这是今天看这些书需要注意的。

　　43、主体的层次可以不同。可以由个体主体马克思说的现实的个人，上升到集团的阶级的社会的整体的主体，但主客体矛盾的基本规律表述不会变化。实践领域的主客体矛盾就是生活矛盾生产矛盾。生产关系的阶级的最后整体主体性的内容，属于主体的内部联系从而主体本身历史的发展的问题，它是随生活矛盾生产矛盾逐渐展开的。

　　44、所以，走出过去的书本，就没有人如何按放的问题，只有在在作为人类实践的主客体矛盾运动中，过去的书本如何按放的问题。主客体矛盾就是一把刀子，可以使过去的一切知识简单化。尽可能简单化，不要复杂化，只叙述简单的事实，不制造复杂的知识，或者这就是今天的述而不作。

　　45、主客体矛盾就是一把刀子。

　　用主客体矛盾这个工具分析，生产力就是人解决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能力。具体表述则随情境而变化。

　　或说，生产力就是主体自由的能力。它必须通过与自然的一定的联系和与之相应主体内部的一定社会联系获得。农业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小农，机器工业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全民共同体公共劳动。秦国建立的是小农社会，中国两千年的阶级斗争围绕此进行。新中国和前苏联建立的是全民社会，人类以后的阶级斗争也必绕此进行。实际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生产力（个人的主客体矛盾）进行。

　　——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在对自己生产力或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占有方式，是个体占有，还是共同占有，则要看人与自然联系的实际状况，在机器已经在逐步的消灭人的劳动的时代，必然是共同占有，然后共同体劳动。

　　46、我说过，客体世界要束缚主体，主体就要反过来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对客体世界的自由，是一切生命主体活动的核心，当然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人只有能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力，才是自由的，要以此考察辨别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过去和未来的阶级斗争。

　　新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路线的新中国新世界全民国家工业革命道路的塑造宣传，就是建设新中国新世界新人类。唯的是工业革命已经启动机器消灭劳动进程的物（外部联系），塑造的是全民国家的共同新主体（内部联系）。

　　自由是一个过程。

　　47、我有一个搞建筑的九零后小朋友，竟然能理解什么叫干活了才有饭吃和有饭吃再干活的区别，理解李嘉诚再富有也不过是个为生存斗争的经济动物也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活着就是为了创造新生活的人，而社会主义的工人天生就是天天在创造，一提到社会主义各种福利可以惠及包括资本家在内全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公私合营私企可以因此抱国家大腿就兴奋不已。社会主义可以惠及包括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每一个人，公私合营可以让私企抱国家大腿，这就是最大的感召力。

　　48、这样说，美学的内涵还是价值观，基础上理论还是要先能说服人。理论能说服人，就能构筑起美学的价值观内涵，外辅以革命美学。内有革命理论，外有革命审美，革命理性加革命感性，堪称完美。理论解决了，就是革命伦理、革命价值、革命审美革命美学，最终构筑共产主义的新礼乐。

　　49、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中群众联合的共同行动主体所走的道路。

　　50、原来苏联人已经开始有了唯物史观的主体论视野。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有些方面也写的还算深刻，对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也作为一个重点论述。

　　按我的理解，工业革命是消灭手工劳动的革命，它引发现代共产主义问题，并贯穿整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才不再受劳动、资源等自然条件束缚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束缚。

　　52、共产主义共同体当然是阶级的话语，但表述上一定是代表全民利益或说代表全人类意义的。这不光是策略，而且是质本身的规定，否则就不是共同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实际也就这么个意思。解放的是全人类，不是哪一个阶级。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都说自己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也不应该例外。这是从革命目的说的。

　　5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共同体的重建出发，这本身就是可以让社会主义者欢欣资本主义者惧怕的成绩，引起一定的的关注是必然的。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还是要从共同体、共同体公共劳动的一般和特殊才可以真正说明。

　　如果是我在你们位置的话，我就会由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要先搞出一般）阐明社会主义的各种特殊，包括你说的资本，而尽量不给现实贴各种标签，包括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标签，以为体质内部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服务。

　　主体劳动主人劳动这些提法我认为不太可取。个体劳动也是主体主人劳动。在不断发展着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中，共同体劳动的根本特征应该只能是公共劳动，其它个别特殊只是补充和变通。

　　54、公共劳动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当然是可以量化的，就是公共劳动时间。具体，如果说资本主义一般是剩余价值生产，社会主义一般就是除满足个人需要（个人必要劳动时间量或说生活时间量）以外的公共必要劳动时间或说公共必要生活时间量的生产。不分也行，不分，就是公共劳动时间或说公共生活时间的生产。在商品经济中表现为公共必要价值的生产或公共价值生产，公共必要价值甚至可以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表现。

　　55、你说公共域，我以前也说过用类似美团外卖一类的公共劳动平台使个体劳动转换成公共劳动，就是这个意思。

　　56、即使按市场经济，我说的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多也只是公共劳动独立核算单位的大小规模有所不同，但公共劳动的性质不会有变。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一般或本质性的东西了。

　　在社会主义也需要网络平台，也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搞平台社会主义。平台自来就有，一般菜市场或商店就是个平台，只是现代网络技术更便于把更多的小商贩厂商笼络到一块儿更便于把私人劳动转变从公共劳动罢了。社会主义的平台是产品商品展示交换的平台，当然也可以是个人劳动服务生活奖励的招揽统计显示平台。当然，那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东西了。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实际已经无关。

　　57、已经昭示了一种平台式社会主义的方向。比如，未来社会主义平台可以给个人的公共劳动贡献量计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自由生活享受——展开想象了，人们可以在公共劳动平台上选择自己想要参与的公共劳动，比如快递外卖，都可以打分的，觉得自己的某项厨艺不错，也可以申请为社会提供一个美食选项了。

　　当然，个体劳动总是补充性的，大部分人大部分劳动还是单位式的公共劳动，在这里总不能光干够自己的就行，总还是要以为集体公共必要生活的贡献多少计分，在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发展中，集体公共必要生活量的多少，总是人们共同从劳动中解放和各自自由生活的共同来源。

　　58、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是剩余价值生产，至于这个生产的具体形式是英国式的或德国式的日本式的美国奴隶制式的他暂时是不管的。我们讲公共劳动一般的时候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有个体小资产阶级生产，社会主义也一样可以有，但不影响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基本形态特征。我甚至认为，依据我们中国人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辩证哲学，我们也可以从阴阳的转化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稳定性，比如可以留一些资本主义的体验区，人不在海里灌几口水是不知道什么叫呛的，体验了资本主义生活危机的人，对资本主义才有切身认识。今天拥护资本主义最热烈的往往是吃社会主义体制饭的人，党校反党，教授反党。反之，也相反。别光喊，也亲自到资本主义的环境溜溜，也给喜欢社会主义的人倒倒位置。出来溜了就不反了。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可以自由来去，实现正常的阴升阳降在易经叫泰卦。

　　59、整个大面出问题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他们就是个鸡肋。他们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吗？特色是亲生儿子吗，亲生怕早被耶哪儿弄死了，所谓姓社不过是姓资的冒充。体现在马类教育上，必是不伦不类。现在的马类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当然，就你们这些教师个人而言也要反思，多数人自己都讲不清社会主义是什么，那讲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即使讲清了，鼓动学生造反？这就是两难。

　　60、所以我说，讲好社会主义是什么就行了，讲一般的同时也可以讲讲它真正的各种变化特殊，这叫述而不作，而不要随便给特色贴社会主义的标签，如果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了，那还搞理论斗争干什么。

　　61、在共同体中，公共劳动就是联合劳动，是共同体主体成员联合起来的公共劳动。

　　生产资金表现为资本的形式只是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公共必要劳动量（生活量）以剩余价值形式出现时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公共劳动或公共必要劳动是一般，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做为公共劳动的价值存在形式是次一级的一般，剩余价值的形式是公共必要价值里的特殊。

　　不产生剩余价值的资金就叫生产资金。产生剩余价值的就叫资本。基本可以这么分。

　　还是以共同体的重建作为起点较好。ABC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主体论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主体论形成以后，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刚要中说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就是群众共同行动主体的重建，这是共产主义一切工作的前提。这本身就已经暗含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也是共同体的重建。这个问题我ABC导言中先言共同体重建，后言公共劳动，也已经暗含。后来你就直接说了。差不多吧。没有共同体哪来公共劳动。有了共同体又岂无公共劳动。

　　62、理解公共劳动问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不要把公共劳动单纯理解成为为全社会的劳动。它是为全社会的劳动，但首要的也是为核算单位联合集体的劳动。

　　二是，既然以共同体公共劳动对应私人劳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就只是主要的形式，个人的工具就也可以参与公共劳动。比如原始共同体的渔猎活动，弓箭刀叉是自己的，但劳动性质还是公共劳动。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劳动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特征还是公共劳动。反面的例子，比如特色，很多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名义上确实是公有的，但却支持不到大众公共的必要生活，连群众的医疗教育都支持不到，甚至不知道往哪里用。这就不是真正的公共劳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当然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劳动的公共性，或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劳动都可以是公共劳动，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就并不一定是强调生产资料的公有，而是作为劳动成果的劳动产品的公有，是共有产品。这和公共劳动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统一一致的。

　　63、公共劳动量=个人必要劳动+公共必要劳动。个人必要劳动是满足劳动者个人生活的，公共必要劳动是满足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生活的。公共必要劳动体现公共劳动的性质，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性质对应。

　　我说的作为一般的公共劳动，其理解是以这个构成公式为基础的，以此解释它的各种特殊，包括剩余价值形式的特殊。

　　64、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存在什么劳动的总公式。马克思说的或马克思主义说的剩余不管是剩余劳动还是剩余价值，都只与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对应。在共同体中，它只是公共的部分。这里有质的差别。共同体劳动没有所谓的剩余部分，都是共同体成员公共的，也正因为此，才有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分配的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剩余。我们以前说剥削的产生条件的时候说，人们劳动产品有了剩余是剥削产生的前提。这个说法本身实际并不见的确切。关键，它并不确切是经济学范围内的话语。在经济学范围内，我的理解，剩余劳动是剥削现象的专有名词。

　　65、你说的是分配的内容了。我说过，这个划分本身只有生产管理学的意义，分配的时候，自然会首先考虑生产基金，公共事业基金，意外储备基金的情况，后面才是消费方面的分配。基本公式不用变。

　　或者说，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和在消费中的划分可以是两套东西。

　　66、前述公式是生产管理中的劳动构成。

　　我不知道你这里提有机构成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如果是衡量机器自动化智能化发展的程度，可以用公共必要和个人必要的比率表示。

　　67、不用太在意细部的东西，关键是从公共劳动一般出发考察政治经济问题的这个方法。

　　68、生产的技术构成确实是个伴随始终的问题，由其在工业革命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产生以后，它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它的意义实际反应的是物质生产中机器类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资料和人类劳动贡献比率的变化。这反应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价值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学意义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生产中，已经还原到它的本来意义，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二者对新生生活量的贡献率的变化，实际和解放比是一个意思。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人从劳动中的解放是在资本的自我实现中人被动实现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就是人自觉组织工业革命自觉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的解放。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生产的技术构成问题，主要是还原它是生产的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只是商品经济阶段的现象，都有生产管理学的意义。在共产主义生产中，M已经是公共必要生活量，不管它是以何种形态存在是不是剩余价值的形式，共产主义生产中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那种管理学意义自然消解。

　　69、生产的技术构成是个伴随始终的普遍性的问题，价值上反应的生产技术构成只是个历史性的过度性的问题。价值形式上两个比。C/V，M/V。都反应人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程度。M理解成新生公共必要生活量。共产主义时代，工业革命作为解放人劳动的革命已经被认识，共同体中公共自由生活量同劳动量投入的矛盾，也会倒逼生产技术构成的继续提高发展。这不管是否商品生产、存在不存在价值层面的构成问题，都是一样的

　　70、。看来M/V同C/V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阐明。M/V受C/V规定，M/V反过来推进C/V的发展。这是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这点上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你关于资本和公共有机构成的问题，拓展了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域，回头我会把我们的这个讨论增补进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从资本主义为追求剩余比社会生产自毁式的生产构成比的变化，也内涵了剩余价值生产向公共必要生活生产的变化剩余比向解放比的变化。

　　71、现在对用公共劳动做社会主义一般还有不通的地方没有？

　　剩余价值的形式可以作为公共必要劳动的特殊形式，但它必须能够转化成共同体的公共必要生活量，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公共劳动。

　　72、你通过通史研究再做结论的想法是有意义的。比如，你曾经认为公共劳动应该是联合劳动起步的这个想法，就可以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私人劳动产生之前的共同体劳动，甚至是现实的家庭内部劳动，真的可以定性为联合劳动吗？为什么古代共同体的劳动不强调联合，而现在需要强调联合了？到底公共是质，还是联合是质？反过来的结论，或许应该是联合劳动是公共劳动的起步。公共劳动自远古到现代，都应该是真正共同体劳动的质。现在强调联合，只是因为人们分散了个体了，只有重新联合起来，才可以重新走向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

　　历史研究包括古代史，也包括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新中国政治经济历史，都需要重新认真研究。在这方面，你们带学生实际是有优势的，可以分课题给感兴趣的学生搞，然后再汇总。共产主义者再搞个体户研究已经落后了。

　　73、共同体是群众联合起来的共同组织主体。共同体有主体性，它的劳动是根据主体成员的个体需要和共同体整体需要自觉组织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是多层次实现的，基层有基层的共同体，比如企业社队，高层有高层的共同体。

　　74、我们中国人做社会主义的学问，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多是农民出身，怕你我都是。这个缺点使得我们不管是从左的还是右的方面分析问题，多脱不了或多或少的用小生产者的眼光看问题。由其像你我这些70后，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生活缺少经历，做学者的没有工厂经历，甚至没有在私人企业打工的经历，眼界总是受限。我们要尽量转换角度改善这个问题。我上学是在集体村办的职校，考察过一些集体村庄，打过工经过商，能好些，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都是不断修炼才有些许进步。

　　75、确实应该重读新中国历史。这些东西我们这些民间的人左转比较快接触比较早，现在反而是你们这些体制内的人需要补课。我几年前在光明论坛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大跃进和公共劳动问题的论战（想整理还没整理完），那时候我就已经把大跃进中的问题定性为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问题。所以，你们在领学生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预防有学生会像你们的教授老师们一样由此就得出社会主义不行公共劳动不行的想法，主席也主要是谈公有制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否定公有制和公共劳动的方向，主席是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的。主席六零年左右有个十年总结。我总结，主席在六二年之前主要在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各项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人民公社条例，工业条例商业条例，实际都是主席亲自领导搞出来的。主席反反冒进鼓励大家干起来，然后反瞎指挥反左同时反右倾黑暗风最后根据群众实践形成各方面事业的规章制度，使新的生产关系使群众的生产生活走向正规。这是主席领导运动的方法。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婚姻法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也都是这种领导方法的杰作。主席找各大部谈话调研就搞出《论十大关系》，其它领导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搞不出经验的东西，非左即右也没有主席的领导方法。六二年以后制度建设告一段落，主席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事业的代际传承问题。

　　76、是这样，现代公共劳动是主体劳动的一种形式，它是工业革命消灭人劳动的结果，也与工业革命继续消灭人的劳动人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相适应。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公共劳动实际一直是人与自然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私人劳动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还不够发展时期一个短暂的现象。

　　党是群众自觉组织自身共同发展的主体的领导形式。

　　77、现在只能引导知识阶层做理论的或意识形态的风向引领工作。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主席已经把主要问题规定清楚了，就是走资派问题。可以讨论的是斗争的方式方法主席晚年实践的对错得失，但不用怀疑主席对问题认识的准确与否。

　　78、通过和士心他们的讨论，给我的帮助不小，拓宽了视野，理顺了一些思路。比如 西方人受中国人影响开始启蒙运动神本开始向人本转变，转变的关键节点应该在哪里？过去一直说费尔巴哈，现在看很多论题实际是从康德开始的。另一方面，看来要对马克思包括法哲学批判在内的早期作品做一个批判唯心主义主体论建立唯物主义主体论过程的审查。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不可以看做在新主体上对黑格尔反动国家学说的批判。。黑格尔谈论的实际是超越个人的作为共同主体的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当然他以此来为封建贵族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辩护做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就是胡扯了。马克思通过还原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的共同体揭露了黑格尔的反动性，但共同体整体主体性的思想还是要继承，这就是重建共同体。

　　79、主体论方面，你以前主要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寻找主体方法的补充从主客两方面来理解资本论，这虽然依然还没有理解到马克思本有的主体论特质，但相对国内只从客体方面理解问题的倾向已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不管来途上是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其结果都必然的指向共同体的重建。共产主义就是共同体的重建。所谓按劳分配，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谓联合劳动公共劳动，都必然以共同体的重建为前提。换句话说，有了共同体，就有了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就有了按劳分配，就有了联合的公共劳动。这是一条准绳。实际包括你说的身份生产问题，也必以此为准绳，有了共同体就有了个人的主体成员的身份主人的身份。所以，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抓住这一条准绳，提纲携领纲举目张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优点不用说，你已经在阐述共产主义的正题，就是重建共同体。如果说还有什么意见，有几点。

　　一、还是要注意：主体论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在批判黑格尔的主体论。黑格尔说国家、共同体是合理的，国王官僚统治阶级是因为共同体存在的，所以国王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说，共同体是人这个主体的共同体，国家是人这个主体的国家。从这个地方开始，导言开始言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的解放、1844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共产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联合共同行动主体、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共同体，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实际前期的工作核心就是建立主体论。

　　如果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的重建共同体就和马克思的重建共同体衔接上了。如果说我在主体论上对你的影响，实际是你原有的主体方法和马克思本有主体论的一个衔接，我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不多的能够大体说明白的阐释者。你如果能够明白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和马克思衔接的理论意义。

　　二、还是说重建共同体的这个准绳。个人身份的所有制的按劳分配的历史性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要以共同体重建为前提。

　　三、……再就是你开头把按劳分配看做很重的一个东西，我认为还是要从劳动的性质着手，有什么样性质的劳动以及它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才有什么样的分配。联合劳动，我们以前讨论过了。我还是认为公共劳动更能体现共同体劳动的质。你认为劳动的终极指向是联合劳动，我认为联合只是通向重建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的手段过程。原始公社的劳动不存在联合，因为人人的劳动生下来天生就是了公共的。我们家里的劳动，也无所谓联合，它天生也是公共的。联合劳动是分散了再走向公共的途径手段。

　　其它，文中你有一段讲主客体和谐那段，好像还是有主客不二的意思。但实际主客体矛盾是永恒的。

　　我还没有看完，看你的文章有点烧脑筋，看完看还有什么意见吧。

　　80、我们已经应该在方法论上多交流下意见。你多关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我们便于沟通。

　　主客不二，天人合一，实际是修炼的方法和境界问题。中国古代哲人多是修炼家，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也多与修炼中的体悟认识有关。但主就是主，客就是主客，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它们不可能真正合一。不二、合一只是个方便说法。实际修行，也是在心与身，我与世界（物）的主客矛盾中才可以实现。

　　对辩证法的理解很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我认为主要应该从历史过程的机制理解辩证法。

　　81、不用谦虚，你已经真正开始。现有的这些东西能够发表出去，都会让有些人惊掉下巴，让有些人羡慕加嫉妒怀疑自己白活。

　　包括主体论，中国自己的都要搞懂，但也要知道它的缺陷。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开始，优点是在天地的运行中考察人的运动，缺点是过于的强调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因而缺乏彻底的历史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辩证法没有历史感，我说过早期唯物史观实际还包括自然史观在中国最早就出现了，但仅是个初步，缺乏我们进一步分析未来走向的彻底化的东西。并且，我认为这即使在今天经过了马恩列斯毛也依然没有解决好。这或许需要我们解决。

　　82、这篇文章开头说的还是不错，但后来就又避重就轻避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建了。包括什么是共同富裕也还是解释不清楚，只好留给争论。当然，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效用的概念，也确实让他们无法讲清楚。首先，什么是富裕。富裕除了充足的消费品供给，就是丰富的越来越发展的高效用产品。

　　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初衷是什么？不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到西方世界甚至到第三世界看了看，发现人家的吃穿用度都已经太丰富、太先进被震撼了，回来才决定通过开放加强交往的办法赶快弥补这种差异吗———交往也是生产力。过去说我们中国人穷。就是方方面面的使用价值的效用太落后。今天中国人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效用上的追赶已经大部分的超越了世界了。5G6G，支付手段，网加共享，高楼大厦。从这个角度，中国人改开初期的那种穷就已经解决了。不但解决了，而且已经富裕的很。我们已经不穷了，谁说现在还穷呢？

　　但现在确实也还穷。现在的穷，穷在呢？穷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改革开放出发的时候，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当时在生产关系上我们不穷，我们富的很，我们当时穷的是物质因素。但即使如此，因为生产关系的原因，我们当时家家都敢十个八个的生。而现在呢，现在反过来我们物质上不穷了，现在穷的是不能人人共享，穷的是生产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沦落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现在的家庭连一个两个都生不起。

　　所以，我们今天提共同富裕，就是要重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重建各层级的共同体。私营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各种效用的进步还有用，所以对它们的支持就要真支持而不是喊口号。怎么支持？新形式的公私合营。国家在资金上在市场上对有进步意义的私企真的支持。同时也还解决了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83、小资产阶级共同富裕的办法不行。即使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把金融资本搞掉，也改变不了全中国多数小资产阶级被收割继续无产阶级化的命运。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斗得过资本。

　　84、真正的反对，就是做好时代课题的真学问。但这需要对时代课题的准确把握。把握了时代课题，还要梳理过去的理论，看过去的东西还存在什么问题，过去的理论是为过去的实践服务的，今天的理论要为今天的实践服务。这都要准确把握问题。但这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当然，人各有各的价值。比如，过去混学术江湖，尤其混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江湖，不混也不行，允许你研究真问题吗？莫论国是，D国不许！所以只能出一些用一些为资本论而资本论的人，所谓解释学。当然，即使不是如此，能准确把握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也是少数，多数也只能搞搞解释。即使好的东西，未来也还是需要这些人解释。这和政策解读不一样。有些混马克思主义学术江湖的热衷把上头的政策涂脂抹粉的解读，把黑屁股涂抹成黑里带紫的屁股，实际都是些很低能愚蠢的人，你又不是领导的秘书又不是人家的宣传部长，有你解读的份儿吗？所以，我们可以做些政策评论做些政策建议，但不搞解读。

　　85、中国是主体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的鼻祖。从易经根据时势的变化做事，从所谓十六字秘传中道中庸，到主席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既反对左又反对右、既可以左又可以右的工作方法，实际都是一脉相承一个东西，即在复杂的形势中掌控好自己目标方向的行动哲学实践哲学。

　　86、文革改革早晚都要总结。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都要总结。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研项。以我个人看，文革想抓根本矛盾却最终没有解决了根本矛盾，被老人复辟了。这才有你们这些体制内左翼谈文革色变的情况的出现。实际主席是提拔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的，这些新人是在公共劳动中成长起来的，从骨子里接受公共劳动，且是善于管理公共劳动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新领袖。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接受度理解度实际比那些革命老人要高的多。但可惜主席没有邓的办法让老人们回家养老，结果新人被老人都干回家了。从此开始了逐步解散集体解散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过程，直到大型国企股份化为止，现在连造币厂都股份化了，至此，公共劳动基本解决完毕。。。文革改革早晚要总结，苏联的教训早晚要总结，否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还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87、文革错在主席对老人的态度。如果主席对老人像邓一样决绝，直接撵回家养老，哪有文革失败的理。说文革中文革派不懂得团结老人，那也得看老人让你不让你团结。实际直到今天新老换届，依然有个永远的老人问题。新人永远没有老人的经验多，不管是工作的经验还是整人的经验，老人凭什么听你的。所以，今天对待老人依然不是团结的办法，而是养起来或关起来的办法——所谓反腐。所以，谁说四人帮因为不懂得团结老人就极左了，这个还不好结论，他们弄不过老人实属正常。今天的领袖们如果老人抓权不放他也照样弄不过。

　　近些年出了个叫猫腻的人，小说写的好，是个真正的思想家，《将夜》是融汇了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真正经典，应该翻译成各国语言向世界推广。他的《择天记》我建议也可以读一读，那里边就写新一代不甘被安排的命运，敢于挑战上一代，战胜上一代引领自己时代的杀伐精神。任何时候，新一代就应该有这种披靡古今的杀伐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不是跪着，也立不住。

　　88、你的感慨疑问，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别说培养，包括你自己，包括现人领导，都真的相信公共劳动吗？你们比不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通工人对公共劳动的接受度理解度和感情深度。这就像陈云并不相信经过二十年的实践集体经济已经发展一样，所以他改开后依然如大跃进时期一样要支持单干，但实际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支撑点都是社队乡镇集体企业。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不信公共劳动的党，不信公共劳动的教员，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接班新人不过是缘木求鱼。现在的D和它的知识分子队伍，至多就是个小资产阶级的D和知识分子队伍，而只要是小资产阶级，不管嘴上怎么喊，骨子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空、不现实。

　　89、人的批判和事的批判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多数人在资本积累中贫困化危机化的经济现实。人的批判就在于共同体和公共劳动的重建中。

　　主席曾有光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不好的设想。可以把所有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实际就是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不管多高的地位职位）扔到资本主义的环境十年二十年，比如你们中大多数在社会主义环境中的衣食无忧的党理论教育者党的领导者都可以，就十年二十年大多数就相信了。不经历资本主义的人不许教社会主义的书，不许当重要的领导。回来前要经过严格审查。

　　如果明白了这点，你就明白文革的必要性了。两点。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怎么会干社会主义的事呢？这点，改革的过程已经证明。二，打倒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方式方法当然可以商量，但必要性不容怀疑。看看你们自己的学术江湖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主席要老革命继续革命，江青直觉上对老人不抱任何希望，这是两人的根本分歧。从这点讲，邓小平和江青实际是一样的，都是对老人不抱任何幻想。邓更策略一点，软刀子硬刀子都有，多数革命老人高高兴兴放权养老放弃对未来改革或是继续革命的发言权了。江青没这两下子，主席也没有，也不让（或许是与苏联突然紧张起来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主席不得不重新依重老人，但主席确实对老人存在理想主义）。否则，你们今天就应该个个是高呼继续革命万岁的积极分子，而我们依然是要受你们的教育者。

　　主席有些方面没有江青看的明白，虽然是直觉的。

　　你们尴尬的立场使得你们思考问题给自己人为设置了太多禁区，这样就难达通透彻底的理解问题。老子谈得一，你们给自己设置禁区，就难以得一。

　　历史的逻辑，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还没有瓜分完毕产业资本还没有牢固，就跑步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网+结合，以指数级的速度套牢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劳动。所以刚刚瓜分完毕，人们就意识到社会已经出现巨大的危机了。

　　（领导只是看了个扶贫村，而不是集体村。这是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共富选择路径依然是扶贫式的共富。起码是个姿态。另或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是自由的。共富只是他们给历史出了个题目，答案需要留给后人来做，他们暂时只能做到这些）

　　90、消灭奴化和异化。你这个总结，比马克思更全面具体。

　　91、现代化这个题目，现在就不好做。以前的理论没有关涉效用问题，所以使用价值，即物方面的现代化，现在就讲不清。要讲清，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补充上效用问题。其它生产关系方面的现代化在特色中也讲不清。

　　我主张不做无用的题目。得一，就是要做历史性课题，不搞琐碎哲学那一套。

　　92、要素问题并非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

　　西经虽有效用，但也只是个范范的概念，也并不能真正讲清楚。讲清楚，必须历史唯物主义。

　　使用价值当然属客体范畴，属内化成人本质力量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化范畴，属主体自由的范畴。

　　93、大的历史课题当然是时代赋予的。小的学术的课题，就是看某一领域，前人已经解决了哪些，哪些还没有解决，或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历史性课题。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眼光能够看到。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效用问题及其对劳动价值论扩展解释的影响，就是个前人还没有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但你们不一定有敏感度理解到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重视，也不关心。真正的现代化，是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自觉组织状态。后者即效用进步的自觉组织。自觉而非自发，是新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新社会人主体性实现的必然表现，是主体论根本的东西。

　　94、这两天在家修整，粗略看完了1844手稿。别人看这个手稿，主要看异化劳动，我看，主要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失主体和共产主义共同体中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恢复。而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管是失主体还是恢复主体都与劳动者对他活动客体对象的关系有关。马克思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部分，把客体对象与恢复主体性的劳动者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论述，正好可以回答你这个地方关于主体的问题。客体是作为主体本质力量的客体，是主体的实现。实际这个地方，马克思讲的就是使用价值问题。包括私有制和需要部分讲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问题，讲的就是效用。只是马克思没有扩大深入到部门内部竞争所产生的效用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也仅是从主体的需要和满足主体的需要看效用，而没有深入到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的这个人最根本的本质力量讲透效用。不过，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为今天更进一步的讲透共产主义问题开了一个头，为讲透你的关于讲客体如何安置主体论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看了这个粗略的手稿，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要把资本论结合手稿的这个部分看。马克思关于效用的思路主要在这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对自己客体对象研究方法的一个背书。

　　看了这个手稿，我对我关于效用问题的那个《增补》更加增加了信心，它是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问题研究的一个延续，甚至可以说是完成，是对资本论体系必要的补充，是最终可以说明共产主义问题的必要基础。今天要说明共产主义问题，还要延续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路，当然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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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中国古代文化讲以圣贤真为目标的道德修身，讲避免偏离中道的实践（避免过与不及，不犯左的右的错误），已经远超人本范畴，实际已经算是主体论文化。主体论文化也是有发展阶段的。中国古代主体论文化虽然不超资产阶级主体论文化的范畴，但其深度广度却远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只有百年史的社会主义文化可比，需要好好对待。

　　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阶段上也是发展了自己的主体论的。现在则是为他反革命的目的服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多超不出为瓦解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文化方面的批判，以这方面的破立为核心才是有前途的。

　　98、不讲政治的经济批判，没有阶级分析的政治经济批判，不是政治经济批判，而是政治经济赞美。

　　中国有一类马克思主义曾经以某些领导人个人的东西作为他们的赞美对象。历史终不过证明他们只是些小丑。现在谁还把他们那些东西当回事。

　　有一些人活着的时候吃香喝辣，到死了才说句好像什么良心发现的话，比如卫兴华之流 ， 不过是些老贼。

　　不要学他们。

　　99、对吴宣恭获奖感言评判：

　　政企分开，政银分开，正是消解共同体的症结所在。抓大放小企业都送人了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政企分开政银分开又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地方政府为了弄钱就不得不开始卖地，全国的造城运动即开始于此。

　　抓大放小，“社会主义”的银行直接制造资产阶级瓜分国有集体。造城运动，“社会主义”的银行又在直接的制造资产阶级按揭全国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国家政权制造资产阶级，地方政府则必须和资产阶级搭伙过活。农村的集体经济废除了，农村教师的工资就发不出来。城乡把人和企业完全交给市场，所谓分开，原先的共同体就开始解体。

　　各级共同体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财权呢，没有财权就没有政权。没有财权的政权都是依附政权。美国的政权是资本的依附政权。中国的各级政府现在也差不多。

　　100、不管立场出发点如何，想要矫正改革的方向必须从这里开始。土地财政的危害早提出了，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上了那个道就要走那个道的路。不想走那个道又不想改，可能吗！

　　101、共同体是企业个人生产生活即公共劳动公共生活的协调管理者。一切交给市场，它自然没有用了。再怎么改革不能改没了共同体，改没了共同体实际就是反革命的运动。

　　我说的这些都可以做政治经济批判的原则方向。

　　102.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为了修正社会的未来走向服务。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批判上吧，想不破而立，哪有可能。包括现在的开始管控资本，说不定还是我们这些人批判的结果呢。

　　103、辩证法本来就是否定性的，当然也是肯定性的。马克思说个人在自外于他的市场或生产力面前无产阶级个人在资本面前过于无力，要重建共同体。新中国这样的共同体建立了，又被重新推向市场重新解体，今天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又是马克思当初说的困难局面。所以，今天的工作，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依然是重建共同体。那个写获奖感言的吴姓理论家，早晚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耻辱。政企分开，拆分共同体当时或许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在他那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了！真是无知的笑话。

　　包括党政分开问题，加上政企分开，作为解体共同体的核心环节，都要重做批判性的思考。

　　104、在内部也可以讲策略，就是讲改开过程中的右倾错误和它的调整问题。但不是搞辩护调和。

　　10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就是资本盛宴上的三陪，被肏了还要论证被肏的舒服美好合理。

　　106、中国的婊子界，婊子出体系婊子出高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

　　107、其实，不管是从对群众负责的立场还是从对“党”负责的立场，改革到今天把所有群众，包括我们的子孙完全的重新打乱打散抛向市场，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共同体完全的解散解除掉，都是有违马克思关于市场中从分散的个人重建共同体方向的。所以，怕社会危机动乱怕二次革命重提共同富裕，如果认真起来真的讲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重提重建共同体问题而已。当然，是在新的物质条件下的建立。我说过面对变化了的世界环境当初提改开主动的调整内部的主体组织机制是正常的，但把共同体完全的解体把人重新扔给市场而不是在变动的环境中重构从而加强共同体的作用则是原则性错误。这依然是衡量问题的标准。换句话说，改革最多是重构共同体，而不是单纯的解散共同体。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理论界重提重建共同体，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共同体思想搞个正本清源。这才是正事。

　　要不我们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能没有力量改变世界。那就看能不能帮助这个世界改变一些想法。

　　108、所以，很多事都要分析着看，比如这么多年来的讨论重建个人所有制，但结果呢，是需要重建共同体了。再比如作为改革借口的企业办社会，其实本来是社会办企业。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办企业也错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不由社会办由谁办？不过都是为资本化和适应资本化找借口。

　　109、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当然是认识的一个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史可以看做马克思由准备材料个别到最终完成资本一般的过程。但最终总还是要落到一般，即剩余价值一般本身。有了剩余价值论这个一般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拨云见雾。就此而言，你强调它材料准备的阶段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说过，资本论本身不管材料准备如何的由个别到一般，但只要开始叙述就好像是先验的了。这就是说，看似先验，和它本质的由个别到一般并无矛盾。公共劳动一般的提出也是一样。看似先验，实际也是以大量的个别作为它提出的材料基础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以一般为核心，建立一般和以一般再看特殊。

　　110、对批判实践和行动实践有意义的只能是一般。对革命批判有用的永远是剩余价值论、重建共同体论、公共劳动论。

　　111、<关于新中国历史的深度交流>在关键点上还是同样犯了愚蠢白痴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因素怎么可能完全的消除呢？与他的观点相反，社会主义能不能最后胜利，关键还是要抓好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的关键人物，也就是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篡夺了，就意味着整个党根本的变质。不是如此，不是为防止走资派篡夺党的领导权，主席发动文革为了什么呢？所以从这点讲，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永远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占据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清除出队伍。关键时刻的杀，也不是不可以做选项，坚定的群众路线绝不是靠群众自发，而是群众形成领袖和群众的有机组织主体。

　　这就要强调领袖即英雄人物的作用。当然同时也是强调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作用。就是强调走资当权派的作用和对他的斗争。

　　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加强自己的主体能力，打击削弱防止敌对阶级主体能力的形成，都是它工作的核心。擒贼先擒王，不断地迫害它领袖阶层的形成，当然是核心的核心。所以，这位作者同志虽然讲解其它历史还是不错，但在关键点上犯白痴病了。

　　112、对刘邓的态度我认为以前都不确切。这个问题，我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的一开始说过。他们作为执行组织的成员在自己而工作中可能是优秀的卓越的，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可以代表共产党的理论家战略家就可以代表党。共产主义组织内部人们的理论水平能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多数人在执行组织里做些具体工作还行，但以自己在执行组织中的资历威望就代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就走向了反面。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他们。

　　113、没有纯而又纯的组织。但组织核心必须追求纯而又纯。关键在建立确保核心纯净度的机制，建立有了不纯也能清除出去的机制。所以我说共产主义主体的组织机制需要改革，以此改善它的主体能力。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目录

　　导言

　　引言 重建共同体问题的提出

　　一、共产主义共同体

　　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

　　增补：反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三、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六、共产主义公共积累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九、共产主义产品的效用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十六、按需定量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十七、早期的价值生产和货币金融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后记：计划经济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

　　2022前言

　　去年年底疫情封控，所以有时间对《ABC》做了两处增补。一处是增加了一个关于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章节作为全书的开篇，一处是关于公共生产中有机构成问题的说明。平常也没有时间，主要是两次封控的时间断续做的调整，现在才比较满意，再一次贴出来，适逢十月革命105周年和二十大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算个献礼吧。

　　做共产主义共同体章节的增补，是引言重建共同体问题的必然的逻辑发展。除此，还有两件事最终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一是，在去年的一年中，虽然没有时间写作，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准备资料大体看完了《1844手稿》和部分的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使我最终确信，重建共同体在马克思那里也已经可以确立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逻辑起点。一是，2021年初以来，江西财经大学的许光伟教授虽然不算是从马克思重建共同体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他所认为的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人本位的国家共同体的角度出发，但也已经习惯性的开始把全民本位的国家共同体作为他研究思考新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前提起点。虽然除此其所言之共同体和我们所言之共同体好像还是很大的不同，但这样显然我在引言中只提实践中的重建共同体问题，就显得已经不够，就需要在理论上对重归后的共同体问题有个说明。另外有机构成问题，实际也是受许光伟教授启发做的一点思考。虽然我至今也不能够明白许教授所言 “ 土地有机构成” “国家有机构成”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但他天马行空式的思想还是给我带来一些启发和收获。

　　这次修整还穿插进我这几年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些言论，冠名叫《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目的是为了说明，理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公共劳动就是这样的理论一般，对阐明各种社会主义特殊的意义，对阐明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演化流变结果的中国当下经济，即所谓中国模式及其理论表现的意义，对于整个中国当下社会面社会主义教育不知所云的意义，对于进一步改革或革命的意义。同时，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我个人对平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现代化问题的一些思考。写书，章节体裁所限，丰富的内容有时不好表现，以相关杂帖形式作为补充，对问题的说明或有别开生面的补益。

　　刘光晨

　　2022.11.07

　　2020前言

　　2008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危机加速积累，现在好像正在接近某种临界拐点。尤其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为了缓解自己国内的危机，当然也是为了维持自己世界第一资本帝国的地位，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不惜对中国这个新生特色资本帝国、对试图联合起来的欧洲、东亚，发起贸易战、技术战、分化瓦解战、操控内政战、明战暗战，有没有病毒战就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中国当然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工人不养活世界自己也会没有饭吃——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就此问过一个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中国本身的商务革命，也渐成“网”中之鱼，也在面临危机。这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如果外贸出现问题，如果生活出现危机，城市留不下，农村正在加紧“流转”，大多也已经回不去。资本剥夺加速社会无产阶级化的历史逻辑，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中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一个很糟糕的境地。

　　当然，不光中国，在此之前，实际中国的资本和工人已经在让全世界的工人都已经面临近似一个境地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本来就是到处的经济危机、生活危机、社会危机，然后各国拼命通过外贸和对外转移人口（以前叫殖民）互相挤压着向外转嫁危机。最后，就看哪国倒霉危机转嫁不出去各种矛盾首先在本国被挤爆了。

　　当然，危机也是转机。不是别人的转机，是全世界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转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转机，人们最终能不能弃掉老路走上新路，总要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社会危机给群众提供契机，并且，资本主义的运动也总能提供这样的契机。

　　我在此文最后一章的最后说，由于世界新的资本帝国的强势兴起，由于老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的逐渐式微，各种危机已经有了首先在老牌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爆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世界革命的中心可能要西移。这可以看，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在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不断的群众运动。可以看此次新冠瘟疫会对美国和整个深陷危机的西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危机，也将给特色社会的中国人民自己一个转变的契机。过去中国人民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危机，现在身临其境应该已经可以理解其中的切肤之痛了。随着危机的深入，加上突如其来的新冠瘟疫，中国人民，首先是它的知识阶层，其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必将重新回归。虽然新冠瘟疫的世界历史性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显现，但通过它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危机的放大作用有一点起码是确定了，那就是它对全世界人民社会主义意识的加强，和对全世界人民资产阶级意识的空前的打击。

　　所以，现在就正是在当前条件下重新说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的时候。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未来两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也终将起到它当有的兜底性的或说最后一里程的作用。

　　刘光晨

　　2020.02.27

　　导言

　　看到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目，按照习惯性的思路一定有朋友会站出来指责：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怎么会有政治经济学问题呢！

　　这些朋友指责的或许没错，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或许确实应该不会存在政治经济学问题。所以，当我们说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是说它的低级阶段，即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

　　我们这个地方，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叫做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如下理由。

　　一是现实的各色社会主义太多了。只是这些社会主义从骨子里，已经是一些不怎么再赞成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他们那里不是或者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都可以装得下的垃圾桶。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恢复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一个阶段的本来面目，所以干脆就叫共产主义了。

　　一是因为长久以来，即使是还知道有个共产主义的人们，习惯性的也并不把社会主义阶段当做实际实现着的实践着的共产主义对待。不但如此，他们习惯性的还要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在他们心里永远都够不到摸不着的所谓理想——实际是幻想，对待。

　　我们这里改称共产主义，直接的就是要告诉这些人们，共产主义不是需要追求的什么理想，更不是遥不可及的什么目标，而是已经存在过的、或正在存在着的、实现着实践着的、实实在在的脚下的道路。虽然问题不少，但它已经开始，并且前途光明。

　　况且，如此称谓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这么做的，现在直接称共产主义，不过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本称谓罢了。

　　关于共产主义问题，我在2000年前后就曾计划写几篇系列文章对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个批判性的总结，但条件所限未能如愿，现在能整理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一文。

　　我认为，我们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这种理解），总体上还是脱离了人与自然的联系看待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问题的（人的本质问题恩格斯看的最深，但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理解）。所以，提出社会关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表现，人的本质愈于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当中，提出要同时从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角度理解人的解放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出现大规模机器生产（现在已经是智能机器系统）以来，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共同解放的必然要求，是人们共同从自然及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我以后的思考基本延续了这条思路，包括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这一人与自然基本关系问题的提出和它的历史的演进，包括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和消费选择引导下的产业革命问题，都是延续了人与自然联系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革命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的思路。

　　所以，《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这篇文章真正的序言，应该是集中了我以往有关这些思考的两篇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文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一是《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

　　本篇作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延续了上述思路，并力图把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看做人们自觉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自觉组织自己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行动指南看待。

　　资产阶级为了资本积累都已经在通过商品的效用更新和不断的工业革命——实际是通过产品的消费和生产过程两个阶段所各自体现的人力节约运动——它们不过是劳动节约的一体两面，来自觉地减少和消灭着人的劳动。共产主义的生产实践包括它的理论表现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就更应该把劳动的这种自觉节约运动——马克思说的人与自然交换过程中尽可能少的人力付出（争取大众尽可能越来越多的自由生活时间），历史的看表现为劳动消亡的组织过程，作为一项基本生产原则。如果共产主义不能在效用更新和工业革命上表现出它相对于资产阶级的优势，共产主义就不能最终的战胜资本主义。

　　效用更新和工业革命的自觉组织问题，再加上结合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对重建共同体问题、对公共劳动、公共必要劳动、公众自由生活的一些新的认识，对分配问题的一些新的认识，本篇实际上已经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版本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虽早已提出，但在我以往的话题中，不管是哲学的话题，还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题，都还不具备做终结性说明的条件。因为劳动消亡的问题，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其现实的意义，也才有其最终的讨论意义。所以在文中，我专门辟了一个章节探讨劳动的消亡问题。

　　另外，虽然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认识，但由于个人能力和精力的有限，以及现有所能掌握材料的同样的有限（只能依据中苏等已经有过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大家知道这些国家都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发展过来的，从蓝本上就是一个缺陷。且即使这些有严重缺陷的蓝本，我们所能掌握的材料都依然是极其有限的。所有这些，也就决定了这篇文章的缺陷），在此也无意写什么大部头的东西，实际上我也确实怕那样做，即使条件充分，因为一部《资本论》就已经弄得即使是一些真正的理论者研究几十年都要一头雾水了。我认为对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解和宣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做。所以，这里只是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有关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简易读本。因而，定名《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当然，这样做又好像不能体现这个读本相对以往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或许只能取个大概了。

　　这篇短文参考了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以社会主义劳动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起点构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的思路（巫继学把社会主义劳动定性为自主劳动，我则定性为公共劳动），并稍有改进，实际是扩展到了以共同体的重建为逻辑起点。

　　文章同时参考了巫继学关于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范畴的论述。当然，两个范畴的提出者，实际也不是巫教授本人，而是更早的卓炯。

　　在工业革命的发展中，以共同体公同生活公共劳动的重建作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应该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资本论》以商品为逻辑起点，实际是以商品背后被市场隔离着的分散的个人的个体私人生活私人劳动——资本主义的个体私人生活私人劳动，作为其逻辑起点，然后展开揭示资本主义剩余劳动的生产、分配，和资本主义生产下人与自然联系发展和人与人社会联系的深刻自毁式矛盾。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其政治经济学上承《资本论》，应该直接以超越了市场隔离阶段的作为资本主义个体私人生活私人劳动对立面的共产主义共同体生活和公共劳动——这一共产主义一切生产关系的基础，作为其逻辑起点，直入作为所有社会成员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物质基础的公共必要劳动或说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以对应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样做，也是伴随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劳动方式发展的客观历史本身的必然反映。

　　此外，再早阳和平就建议用共有制概念代替公有制概念，以彰扬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对新社会的主人翁地位。本文接受这个概念。

　　本文是个初步勾勒，对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朋友，也算提供一个参考，大家共同进步。

　　2014.03

　　引言 重建共同体问题的提出

　　我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那篇文章中说过：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从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当然，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绝不是要割裂世界革命的统一性，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尚未进入、或尚未深入工业革命地区的革命排除在世界革命体系之外。实际上，这些地区也只有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和公共劳动积累的办法，才可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围攻和在各无产阶级政权的互相援助中，迅速为本国本地区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提供物质基础，进而推动本地区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革命(以中苏为例)。真正的马列主义者都是自觉的革命主体论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机械唯物主义唯条件论的等待论者，不可能忽视和反对工业革命落后地区社会革命的自觉组织和进步。

　　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人类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随生产力发展人类各个时代不同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占有方式的历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所以要被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并不简单是因为已积累起来的先前劳动(生产资料)的少数人个人占有制(私有制)，以及与生产资料分离了的劳动者必须要与别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结合才可以生产自己，这一普遍苦难的社会生产条件。

　　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奴隶制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中间人类不知经历了多少的缓和的暴虐的阶级斗争，但终不能导致现代共产主义的结果(孔夫子王莽们的理想和实践——井田制)，这不是领袖人物个人能力的问题，更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问题，这是工业革命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必然。中国历史上的不断的农民革命够彻底的了，但也至多只是达到土地的重新分配、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小农基础上的重新结合而已，也不可能真的恢复到井田制及其之前的状态。原因就在于此。

　　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替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持续不断地否定。实际，这也正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时期所一再表达过的观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时期就反复说，为什么在奴隶制时期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在封建制时期也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只有在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时期，才可以彻底消灭私有制。

　　这也就是说，现代的社会运动现代的无产阶级运动要历史性的消灭私有制要现代共产主义，是有条件的。现代的无产阶级运动现代的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的产物。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说明人类现代运动的历史条件。它和积极的革命主体论并不矛盾。革命主体论讲革命的人的主体组织条件。没有一定的革命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再充分革命也不会发生——如当前欧美的情况。历史唯物主义是讲革命的作为人类活动客体对象发展状况的客体条件的。没有一定的发展了的物质客体条件，社会革命就没有它的前提背景，更别说它的发生。所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积极的革命主体论并不矛盾，不但不矛盾，它还是这种积极革命主体论的历史依据和理论背景。

　　共产主义的依据就是机器生产的发展对人类劳动的坚定地持续不断地否定。今天，随着智能机器生产，及其与人类新的互联网交往能力、物联网技术、卫星导航技术、大数据、平台经济的结合的发展，随着它们与一些新的生产技术【如最近刚出现3D打印技术在工业生产上的应用】的结合的发展，这个问题实际就更加明确了。

　　这些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中无论是在生产性劳动还是在非生产性劳动，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地减少和智能工具系统对人类劳动的逐渐地替代和否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社会已经越来越是以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为基础的，越来越不再是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了。在这个条件下，如果还依然要采取资本主义的按劳按资分配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分配劳动果实——无产者不得食，不劳者不得食（这时的不劳，实际已越来越是因机器的排挤无劳动机会的不劳），那么恐怕大多数人就真的要没有讨饭吃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时候，共产主义的法权就必然的要提出来，不但生产资料这些已经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劳动不能个人占有，并且与愈来愈发展着的机器智能化生产结合着的正在进行着的活劳动本身，也要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时期的看似社会劳动实则私人劳动的半社会劳动形态，上升到完全的社会公共劳动形态。这样，在机器智能化生产被社会有计划的自觉组织发展的条件下，在按需分配不断的增长的条件下，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简单的不劳者不得食，而是根据需要不断扩大的不劳者也得食。既然这时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已经开始瓦解了，那么过去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必然地要被以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所取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不劳者不得食”这样的口号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那也不过是说，处在劳动消亡自觉组织工作中的人们，也还依然需要考虑在社会成员中如何公平合理地有效地分配社会需求已经愈来愈少的必要劳动而已，在劳动趋于消亡的条件下，其最终的目的，实际已经是实现所有人最终的不劳而食，实现所有人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的最终解放。

　　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要求。

　　这样的社会要求，实际从世界上开始有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它不是从今天才开始有的。我们中国近现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那场社会革命，本身就是这个世界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来是再明确不过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之所以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不过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还太落后了，包括它的领袖精英阶层，多数人农民出身，根本没有经历过工业革命，也体会不来毛老师为什么谆谆教导我们要共产主义的道理。然而今天不同了，今天我们自己用了四十年时间亲身重建了一个资本主义，甚至把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的商品和资本输出国，已经是世界最主要的工业机器人消费国、世界最主要的电子商务和人工智能技术、手机支付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技术（5G、6G）、大数据和平台资本主义经济应用发展国，包括它的金融资本，由于直接嫁接摧枯拉朽的网+，它搜刮整个中国社会的广度、深度和指数级的发展速度，已经成功地赶超了西方一众资本主义先进国，我们现在已经逐渐站在了全世界工业革命和资本发展新的制高点上，我们现在完全已经可以有条件通过切身体会转回头来重新审视为什么要共产主义的道理了。当然，这也是现实逼迫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看似古老而实则依然还新的问题。

　　这本身也是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新中国前期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曾经有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已经丢掉了哪些东西，有哪些东西还需要重新寻回来。这不光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它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切身的前途命运。我们在新中国的前几十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自觉组织工业化和合理安排群众生活的原因，大家的工作生活是绑在一块儿的，这让很多人感觉不自由。我们在新中国的后几十年，人们的工作生活终于彻彻底底的分开了，自由了，再也没有人管得着了。但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在迅速和资本主义世界接轨且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我们却发现，我们身边每个人每个家庭的生活成本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甚至开始无法承受且一天也停不下来了。资本加智能生产和摧枯拉朽的网+，同时伴随的却是生活的不稳定和经济危机的常态化、商业和工作机会竞争危机的常态化，加上本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的房贷医疗教育，使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身处生活危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再也回不到社会主义时期那种让人内心平静祥和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了。

　　在当前，这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危机。实际，它本就是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人民的危机。苏东人民的情形，也不过是和中国人民一样一起身临其境重新体味这个危机罢了。

　　而要根本的跳出这个危机，就需要人们社区的地区的教育、养老、住房、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社会救助、工农联盟等公共生活的重新回复，不能一切都交给市场物业都交给资本，不能一切都讲钱。要组织社区的公共生活、公共服务，甚至需要重新恢复群众曾经共同的集体经济组织，要社会主义的回归、共产主义的回归、公共劳动体制的回归。不如此，不管高层多么热血慷慨的扶贫计划和富民承诺都是没有用的，在无处不在的资本收割面前都最终会化为泡影沦为笑谈。

　　这样，人们就会发现，人们最终还是要在社区、在地区、在国家，组织自己各层级的共同生活组织主体，把服务于各种各层次共同生活的各级党委、支部和它们领导下的各种群众服务组织、经济组织、金融组织、政权组织重新建立或激活起来。没有联合起来的以实现群众自己共同的生产生活目标为目的的群众自己的联合组织主体——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体，光凭被市场重新打散的松散如沙的群众个体，什么样的目标都只能是口头上的，都实现不了。

　　实际，人们重建自己的共同生活组织主体，重建自己的公共生活，不光只是可以实现自己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个人的一点点简单的经济目标，它实际最终还可以替代在现代智能生产和人与人直接交往能力条件下（互联网，网络平台）已经发生严重自毁式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直接实现让所有这些现代的生产和交往条件为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共产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否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们始终主要只是为资本服务的。

　　联合组织起来结成和完善自己的共同生活组织主体、重建群众自己的共同体生活，是智能生产和劳动消亡进程中群众战胜资本建成共产主义直接的条件、方法和手段。

　　思考题

　　看完这一段，大家可以思考

　　个人主义是不是对资本有利的一种意识形态？

　　对抗资本，要个人主义，还是群众联合起来的集体主义？

　　如果重建社区的公共生活，把物业撵走，社区、地区在党委支部领导下重建自己环境卫生的、医疗保健的、幼儿园小学教育的、养老的公共服务系统，甚至重建基层的集体经济组织、经济互助组织，重建基于公共体生活的社区公共劳动（可以充分发挥和挖掘离退休赋闲人员的作用和价值），能不能普遍降低群众的生活成本方便群众的生活？

　　如果重建地区的工农联盟，联合主体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掌握住粮食的收购和消费，能不能普遍的降低群众的生活成本和工业的劳动力成本？

　　在资本主义的个人生活已经不能完全的满足群众的个人生活、群众普遍的趋向于贫困化的条件下，从解决具体的问题出发，重建社区的公共生活，解决群众普遍的带根本性生活矛盾的经济需要，能不能成为当前条件下群众重新组织起来重建自己联合行动主体的前提条件？

　　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金融工具，能不能成为有效地管控资本和有效组织群众生活的直接手段？

　　这种从上而下的公同生活联合主体，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同其社会关系自毁式矛盾的最终的解决？

　　提示：1922年9月，毛泽东在安源创办了“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个群众经济生活合作组织。毛泽东对安源工人的组织领导，就是从组织工人群众的共同生活合作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普遍实行合作化，在城镇和乡村组织成立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新中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是从组织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开始的。

　　可以说，建立群众的共同经济生活、解决群众个体生活解决不了的诸多实际困难，是组织群众走向联合的必要条件。实际上，共产主义生产就是从组织群众的公共生活开始的。这也是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

　　注：这些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显露出来，却苦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实际，重建共同体同时可以解决土地财政后未来地方政府财政改革走向的问题。

　　新中国各级政府本来是无所谓财政危机的。新中国本来建立的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全民国家共同体。它的各级政府本来作为各级社会共同体的管理者统一管理着各级共同体的公共劳动，根本无所谓财政危机。但这个共同体后来被解散了。公共粮食系统和集体化道路的放弃，政企分开，政银分开，银企分开，财政和银行分开，甚至还要党政分开（这个现在不提了），实质最后是解散了这个共同体，也解除了地方政府本有的事权财权和财源。退一万步说，本来地方政府是有大量国有的集体的企业来执行它的工作计划并可以在市场经济中给它挣钱的，但后来抓大放小这些企业都私有化送人了。从此，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来源就只能靠和资产阶级联姻售卖社会主义时期留下的公有土地涨抬地价和全国范围的房地产造城运动过活，为了卖房地方政府什么幺蛾子都想的出，没有了房地产现在的地方政府甚至都活不了了。这就是土地财政。现在看到了，不管是从破坏中国有限的农地资源讲，还是从土地财政对房价至今无法摆脱的畸形的推高作用对群众贫困化的恶劣影响讲，土地财政都必然是无法持续的，它急需转型。而解决这个问题终极办法就是重建共同体，重建共同体的公共劳动体系，包括执行它的任务帮它挣钱的自己的企业。

　　一、 共产主义共同体

　　下面是关于重建共同体，即共产主义共同体问题的几点说明。

　　1、共同体之所以需要重建，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共同体或说剥削阶级的共同体，都是以剥削群众为目的的虚假共同体，且这种虚假共同体与工业革命减少消灭人的劳动结合，致使纯依靠劳动过活的大多数劳动群众没法再活了。因而，需要推倒重建。

　　或者说，人们曾经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共同体，但后来没有了——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历史上的人们曾经经历过，但后来没有了；又比如，苏联和新中国这样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人们也经历过，但后来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是因为被修正主义者被共产主义的叛徒总之被资产阶级颠覆的原因，或是因为改革改没有了的原因，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总之，群众又重新沦落到在市场中在工业革命中被资本重新收割贫困化无产阶级化的境地，因为此，现在需要重新来建。

　　哪种情况都需要重建共同体。

　　哪个说法的共同体重建都行。

　　这个重建的共同体，就是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有几个方面的意思。

　　一 、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虚假共同体，是指被市场无限分割被资本无休止收割的分散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个体同资本之间的虚假的共同体。重建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指消灭了资本和市场分割奴役的，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从而绝不允许生产力争夺再起阶级分化再起的的公共劳动基础的社会共同体。

　　二、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作为人对自己生命生活的那种自主性的主人主体地位，才可以真正回归，人才可以真正的自由。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工人自己的劳动不再是自己的了，工人劳动的对象也不直接再是为自己的了，工人自己的人——它的生命都不是自己的都不能自主了，他只有在有机会可以作为别人生财手段因而可以劳动的时候才可以活，并且即使这么个生存条件还要被机器不断的排挤。这就是说，在市场中，工人作为人已经奴化了异化了，他的劳动、他的活动对象都异化了，他已经失去对自己对自己活动的自主的主人主体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即使资产阶级分子自己也不是完全自主自由的。他们是金钱的奴隶，作为资本的部分，在总资本面前，在自发形成的自外异己于他不受他的支配反过来反而要支配他的扩大了的生产力即市场面前，在与其它资本互相收割的生存斗争中，他们也谈不得对自己多大程度的自主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人们都是些不得自由的经济动物，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人们的生产力总和，即市场，总是作为一种异己于每一个个人的力量统治支配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都失去了对自己活动、对象、生命的自主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都是扭曲的异化的。钱成为每个人同自己生产力之间的唯一纽带，成为衡量人自由度的唯一尺度。不是人在支配物，而是物在支配人。不是人是物——生产力的主人，而是物——生产力成了人的主人。

　　共产主义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一条，就是人从这种被异己支配异化地位的回归，人重新做回物——自己生产力的主人，且是在共同体个人的联合中，每个个人做回全部社会生产力总和的主人。如果说旧社会从原始的共同体开始到阶级社会，人是一步步地失去自己的主人主体地位的，那么在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则是人主人主体地位的一次性回归。只有在这里，在人重新成为生产力主人的时候，人才重新成为自己劳动（马克思说的活动）的主人、自己客体对象（劳动对象、自然世界）的主人，自己生命的主人，自己和他人关系（社会、人类世界）的主人，人才是自由的。自由从来都只与共同体联系。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每一份劳动付出才是直接为创造自己的也是为他人的新生活的，而他人的每一份劳动付出，也才同时是为我们大家的也是为他自己的新生活的。共同体中，一切人是一切人自由的条件。

　　三、只有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主体和整体主体、整体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利益，才是统一的；个人主体创造和整体主体创造、整体主体创造和个人主体创造，才是统一的。个人生来就是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生来就是为个人利益的存在。在这里，人生来就是为创造，而非如旧社会那样的只是个经济动物——旧社会再成功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只是些经济动物。李嘉诚就是个经济动物。只有在共产主义共同体中，人才真正进入人的生活状态。

　　四、这个共同体是实践的，从而是在历史上进步发展的。我们不能本本主义的把它仅仅理解成某个理论家，比如马克思，所述的未来的某种理想状态，而是应该理解成所有曾有的现有的共产主义实践曾有或现有的实践形式。比如，大层面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形式，曾有的现有的集体经济的形式，其他的公有企事业单位的形式，过去交往能力和技术条件的形式，未来交往能力和技术条件的形式，互联网物联网的形式、平台的形式。

　　五、这个共同体是一种革命的共同行动组织主体。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的共同体，理解成未来某种理想的静止的符号，它就在无产阶级运动产生以来，尤其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世界人民的共产主义实践中。这个共同体在内核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群众建立的革命和建设联合行动组织主体。

　　它一经建立，就如任何的个人、组织一样，是有自己独立的革命的生命主体性的。它要根据各个时期群众面临的具体主客体矛盾组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组织群众新的生产生活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共同体的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共产主义的共同体只要有了它的领导核心替代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可以做到资产阶级所可以做得到的做不到的所有的事情。而作为共同体的个人，也只有依托人民群众这种统一的联合行动组织主体在统一的行动中，才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战胜一切原先看似不可战胜的资产阶级敌人战胜资本。

　　六、这个共同体，建立的是一个包容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组织主体。

　　两个重点。

　　1、它是为共同生活的。共产主义共同体只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组织好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才可以真正战胜资本主义。

　　2、它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的。

　　是为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就不能是只为哪一个阶级的生活的，从而最终才可以是消灭一切阶级的。

　　共产主义共同体内核上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的话语，但表述上一定是代表全民的利益或说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包括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当然是代表他的长远利益。代表小资产阶级也是代表他的长远利益）。这不光是策略，而且是质本身的规定。否则，就不是新的社会共同体。策略上讲，只有如此说，才可以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走到一起以更好的瓦解自己的敌人。从质的规定讲，新的社会共同体本来就是要团结所有那些愿意走到一块的、可以走到一块的、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不得不走到一块的所有这些人共同建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新社会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实际就这么个意思。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都说自己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也不能例外。新的社会共同体当然是要接收下从旧社会可以接收下来的所有的人的。它当然要代表所有这一切人的利益。方其如此，才可以顺利打碎整个旧社会改造所有的人成为新社会的新人。

　　七、这个共同体，如历史上所有新生的革命组织主体一样，还负有防止旧的对它来说具体就是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历史任务。

　　如果说中国的秦代开创的是一个小农的国家，旧中国过去两千年的阶级斗争史，都是围绕这个小农国家的打破和重建展开的。那么新中国建立的就是一个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或说人从劳动中解放的进程在世界上已经开始，全体中国人民为了赶上世界的这一历史进程而组织的一种新型全民国家共同体，新中国建立以来，它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代的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必是围绕这一全民国家共同体的维系——搞不好就是围绕它的打破和重建展开。

　　扩大一点说，十月革命以后，包括苏联在内，所有曾经的、现有的、未来的共产主义共同体，都必是如此。

　　八、这个共同体，是多层次、多层级、有机的、整体的。

　　一个企业、一个农庄、一个单位，是一个层级的共同体。党领导的整个国家政权是一个层级的共同体。互相援助的各无产阶级国家之间，也可以组织更高层级的共同体（曾经的共产国际、苏维埃联盟）。所以，共产主义共同体是多层面的。但它总体由进行着共同体生活生产的众多基层单位，和领导、维护、服务于基层共同体生活生产的上层国家构成。

　　九、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再自发地而是自觉地组织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自觉地组织人从劳动束缚中共同解放的共同体，在它的高级阶段上，才应该是一个不再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人人都已经从劳动中从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解放出来的真正自由了的人的联合体。

　　新中国所曾经建立的大体就是这样一种共同体，一种全体中国人民都已经从所有类型的旧的阶级剥削压迫制度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了的人民的全民国家共同体。我们今天所需要重建的大体依然是这样一种共同体。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如果说新中国再早所曾经建立的那个共同体是个历史的正题，改开搞对它的解体和随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是个历史的反题，那么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重建的共同体就是个历史的合题。这是历史的发展本身给中国人民提出的题目。共产党中央近年重提共同富裕，其内核本质上就是这个合题。

　　共产党如果还是共产主义的党，它共同富裕的解题办法标配当然是重建共同体，小资产阶级扶贫式的办法，资产阶级慈善式的办法，当然可以做重建共同体的补充办法，但都不是共产党标配的办法，除非它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党。

　　而重建共同体，就要对共产主义共同体的经济特征有个基本的了解，就需要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首要研究和说明的是共产主义共同体生产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它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导航图，有了这个导航图，共产主义建设的方向大体不会错。它也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一般。只有能说明这个理论一般，才可以讲透它的各种演化流变和特殊，比如，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经济演化流变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特殊。也才可以给基本不知所云的社会主义教育界立一个社会主义教育的标高，否则他们为讲资本论而讲资本论，连讲资本论讲资本主义的不好属社会主义教育，是为讲社会主义的好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

　　而公共劳动就正是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最基本的理论一般。

　　二、公共劳动

　　1、共产主义劳动，是共同体中为所有共同体成员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公共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

　　像以往的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虽然以共产主义劳动为主，但也同样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之外的其它形式的劳动。如一定程度的个体劳动，一定程度的雇佣半雇佣劳动。因为那些劳动并不代表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以忽略不计。

　　共产主义劳动有点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在家庭里，每个人都是家庭主体成员主人的身份。财产——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都是家庭成员共有的，消费资料各取所需，生产资料共同使用。而劳动呢，不管是生产性劳动（比如在外面挣钱的劳动，或在自家田地里的劳作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如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动），对整个家庭来说，不管意愿如何，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高兴的还是不高兴的，它都是公共劳动，不是单为自己个人的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共有制。当然，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作为共产主义劳动成果的消费资料首先要作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成果的公共占有，然后在它的消费阶段上才成为个人的东西。

　　古代公社解体以后的劳动，基础的是私人劳动（具体当然这还要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但基础是私人劳动）。发展到商品社会，才成为一种为个人才为他人生产的社会劳动，当然重心依然是在社会劳动中所体现着的私人劳动。

　　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而是人人为私的虚假的共同体生活。这种虚假的共同体生活，不单体现在生产主体内部劳资之间，也还体现在通过商品交换链接起来的所有社会成员之间。

　　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是为社会就是为自己的劳动，是主体成员间联合起来的集体公共劳动。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当各主体成员联合起来为大家为集体公共劳动的时候，他的劳动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了。所以，建立在公共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其生活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不管是生产主体内部的还是彼此之间的以主人身份参与的主体成员间的关系，才可以是真正平等的同志式的关系。

　　2、公共劳动曾经广泛的存在于古代以各个阶段氏族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公社或共同体中。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当时人们还不得不以联合的集体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作为他们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古代公社或共同体生活解体以后，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虽然还依然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晚近家庭（它的基础是个体小家庭）内部找到它的残余，但在愈来愈发展起来的更大范围的家庭间的交往中，劳动和生活就愈来愈表现为私人个体的了。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只有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达到一定的程度，私人劳动和他的个体生活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个阶段上已经无法保证个人的生存，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时，它的公共性，也就是公共劳动和共同体生活，才在它们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失去其历史合理性的这个条件下，重新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相对古代氏族公社共同体更加广泛的扩大了的范围内重新回归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时，原本意义的共同体才同时恢复，但这时的共同体也已经是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是劳动消灭进程中（最后是劳动消亡后），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适应的，以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古代是氏族家庭内部的，而现代的则是地区意义、国家或人类意义的了。

　　这也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和共同体公共生活，在它的典型意义上，是以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普遍发展着的机器生产为前提的。正是这个不断发展着的机器生产，它的超高生产率和它持续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把资本主义的大量劳动人口排挤为社会多余的人口，才迫使资本主义的私人劳动和私人个体生活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起，失去了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并重新确立了劳动、生活、生产资料的公共性作为生存手段保障每一社会成员生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上面这个前提下，还是与人们进一步自觉地深化机器智能生产，自觉组织好劳动的进一步消亡进程，自觉地组织好人们从劳动中的进一步共同解放相适应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要线索矛盾，总要有个解决。它们不是自发的解决，就是自觉的解决；过去是自发的解决，而在公共劳动重新恢复以后，则是自觉的解决。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间社会矛盾的自觉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

　　由此可见，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实际自始至终都是与人类联合起来共同同自然的斗争和联合起来共同从自然中的解放相联系的，古代的是因为生产力的不发展，现代的是因为生产力的足够发展，但不管哪种情况，公共劳动公共生活都是人类同自然斗争和从自然中解放的终极手段。而与此对立的私人劳动和分散的个体生活，则至多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又不够发展时期，一种历史的阶段性的过渡性劳动和生活形式而已。

　　3、有人可能会怀疑用公共劳动作为共产主义劳动本质特征的准确性。比如，他们可能会把联合劳动作为共产主义劳动的质的规定看待。但他们忘记了，在人们作为失去对自己主人主体地位的人，在它主体地位的重新“回归”中，他“回归”的是人类古代就曾经有过几百万年历史的那种共同体，而在已经有自己历史的成熟的共同体中，人天然就是共同体存在物，他的劳动天然就是公共的，或说集体的，这里无所谓联合，因为它不需要联合也是作为统一共同体整体的公共性的。即使是今天的家庭共同体，人天然的都是家庭的共同体存在物，在这里人的劳动天然也是公共的，也无所谓联合。难道不说联合，家庭劳动就可以否定它在家庭里的公共性吗？实际上说联合，反而破坏了共同体劳动作为一种共同体存在不可分割的统一性。所以，所有真正的共同体都一样，它们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它们的劳动都是公共劳动。说集体劳动，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我们这里不说集体劳动，是因为集体只适合代表小规模的小区域的范围，而公共劳动则同时可以适合标示现代大规模广域的范围的劳动。

　　人们之所以会误认为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劳动是联合劳动，不过是因为现代共同体是旧社会分散了的个人重新联合而来的共同体，它一开始确实需要这个联合劳动才可以达到共同体劳动的目的。但这个联合实际却只是重归为共同体及其公共劳动的一个手段，而并非其质。为了重建共同体，或者是在现代共同体刚开始的阶段，说大家的劳动是联合的劳动，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么说并非代表联合劳动就是共同体劳动的质，共同体劳动的质只能是公共劳动。

　　可能也还会有人坚持以自主劳动为质。再早巫继学就是以自主劳动为质的。有这个判断的渊源，不过是对应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旧社会因为异己力量而异化的劳动或说非自主劳动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自主劳动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或非自主劳动的一个对应的说法，它就不可能作为共产主义劳动的质对待。因为共同体中，人对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劳动，天然是处在主人地位的，这反而导致身处其中的人们再去强调这个主人自主的地位已经没有意义。比如，假如我们生活在古代的某个共同体中，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共同体的劳动是自主劳动，有意义吗？没有。再比如，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我们说我们家庭的劳动是自主劳动，有意义吗？也没有。当然，这并非就表示在共同体里在家庭里人们的劳动不是自主性的，而只是说用自主劳动称谓这个劳动没有意义。所以，劳动的自主不自主，只有做资本主义分析的意义，一旦身处共产主义共同体之中不再需要这种比较分析，就没有了它的意义了。而公共劳动则不同，它代表的是主体成员个体与共同主体之间、或者反过来共同主体与主体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性规定，所以始终有它作为共同体劳动质的规定而存在的意义。

　　不能把自主劳动作为共同体劳动的质，从另一方面分析也是可以的。资本主义前的小生产性质的劳动，也不能说不是自主的。如果以自主劳动定义共产主义劳动，但难道说自主劳动的回归不首先应该回归成小生产性质的劳动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既然自主性同时也是小生产的一种特性，或说，自主性作为小生产劳动和共同体劳动的共性，那么它就不是共产主义劳动独有的质。共产主义劳动独有的质，只能是公共劳动。

　　4、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的领导组织者，是共产主义的，或说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先锋队组织，在现实中，是共产党的各级党委支部。

　　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生产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特定的主体组织形式，奴隶制有奴隶主领导的主体形式，封建制的有封建主领导的主体形式，资本制有资本主领导的主体形式。共产主义亦然。

　　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产生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根据工业革命消灭劳动、摧毁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这个有知，自觉组织工业和社会革命，自觉组织人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自从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条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还是对于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必然都是适用的。尤其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迅速赶超人类的总体进步，要想在这个过程中同时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多数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就更要组织起来，更要在唯一可以达到人类自觉共同进步的公共劳动中，在共产主义先锋组织的领导下，共同规划和组织自己工农业的科教文卫的人类发展的全面的进步。

　　——这一条是有根据的。《资本论》所揭示的物质生产过程，不过是根据需要，劳动力的组织和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那样的自发性社会，是资本家做了劳动力的主体组织力量，并通过资本来调度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如果这点没错，那么如果在落后国家产生了比资本家更有组织能力的劳动力主体组织力量——比如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来组织劳动力，它就照样可以组织生产活动。并且因为公共劳动调度劳动力突破了资本调度劳动力的束缚，更便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所以，它发展生产的广度、规模和速度，就也都是私人资本和私人劳动所无法比拟的。这已经有十月革命以来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所证明。

　　可以说，共产主义力量的产生，就代表着人类进步自发时代的结束，和自觉时代的必然的开始。

　　5、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劳动（从十月革命算起它现实的已经存在了近百年了），他们质疑共产主义劳动的积极性和现实性，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劳动场所就是劳改营，人们的劳动不是懒散的，就是强迫的。

　　实际上，正如上面所言，这些人只要好好分析一下他们自己家庭的或上学时班级的共产主义式劳动或生活，就知道了。

　　共产主义劳动当然有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人本身还必须要作为劳动者参与到物质生产——这一自然必然性，及与其有关的社会必然性历史的消亡以前，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任何阶段任何形式的劳动都必须要有的。没有劳动的组织性纪律性，任何社会组织形式都无法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点上共产主义社会和以往的社会是一样的。质疑共产主义劳动的纪律性，最好先去看看阶级社会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条件下劳动的纪律性。不愿受共产主义劳动的纪律性约束，那就感受下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条件下劳动的纪律性约束。不愿给公共集体劳动，那就要体验给地主资本家劳动。

　　当然，共产主义劳动最重要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共有制下的劳动，因而总体是处在主人翁地位的联合劳动者在自己联合主体中一种集体自觉的劳动，是在为集体提供公共劳动成果的同时实现自己自由生活的劳动，是在集体价值的实现中实现主体成员个人自我价值的劳动，是讲义务的劳动，也是讲奉献的劳动(在家庭中，父母的劳动不是一种自觉的讲求奉献的劳动吗?)。这种劳动在苏联的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存在了六七十年，在朝中古越至今也还存在着或部分的存在着。只是这种公共劳动，只要是非身处其中的人往往孩提时代理解，长大了就不理解；做学生时理解，毕业了就不理解；在家里理解，出了家门就不再理解。主要是不身临其境就不好想象。

　　当然，当我们说共产主义劳动的总体自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在家庭里、在班级里、每个人时时刻刻就都只能如机器一样的干活、奉献，就不可以偶尔开个小差，刷个小懒。反过来讲，既然家庭成员班级成员可以出现个别不积极的不主动的甚至偷懒的现象，那么在总体自觉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它的社会成员就也可以出现个别人或个别时期的不积极不主动甚至偷懒的现象。不自觉的甚至偷懒现象，实际是任何社会劳动形式都有也都可以容纳了的，个别人个别时期的不积极不主动不自觉，和联合劳动者总体的自觉并不矛盾。当然它也要在一定的劳动纪律的束缚之内，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也有自己的劳动规范。共产主义劳动作为自觉劳动和纪律劳动的统一，实际同时受到自觉和纪律的双重保障。所以说，说搞共产主义人们都不干活，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观察的主观的臆想。

　　另外，实际上任何团体、单位、任何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是一部分积极分子带领宣传群众包括非积极分子进行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封建社会，地主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及其依附者是积极分子。剩余的被剥削的劳动大众则多是非积极分子，是作为积极分子的剥削阶级用皮鞭和饥饿政策加宗教愚民，带领作为非积极分子的劳动群众搞生产。

　　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青年突击队、是劳动模范、是以人民群众的认可作为最高荣誉的社会先进力量，是共产主义新人。是这些积极分子用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辅以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塑造，用奖状和荣誉带领群众生产。

　　6、十月革命以来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是发生在工业革命比较落后的国家，它们无疑都是在群众的联合主体中，主动地运用了公共劳动的办法，作为它们工业革命和人的全面发展自觉组织工作的手段，一方面避免了资本主义劳动及其积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逼迫多数群众无产阶级化的痛苦保障了群众的生活，一方面自觉地组织了它们各自生产生活手段面向未来的进步。当然，由于这些国家总是从工业革命前期的状态起步的，这样在这些经济体中，私人劳动甚至私人经济成分就也不是没有它们一定的历史进步空间，在公共劳动还涉及不到的领域，为保障供给，就也不是不可以发挥私人劳动一定的补充作用。但正因为此，在这些国家，就更应该强调公共劳动和共产党的领导对落后国家人的全面发展方方面面规划和组织的核心和支柱作用这个共产主义一般。且永远不能忘记、也不能脱离这个一般。是在讲这个共产主义一般的基础上，再讲补充作用的特殊。

　　所以，这些以跨越赶超为其首要目标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也一定是以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意识形态为先行的。即政治挂帅。在社会进步的自觉组织工作中，这是这些经济体保障公共劳动实现跨越赶超发展的前提。

　　思考题

　　用世界的眼光看，为什么在所有的落后国家中，只有共产主义的经济体，才可以既完成工业化，又能突破帝国主义的控制，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为什么放弃公共劳动和共产党领导的那些曾经的共产主义经济体，最终又失败了？

　　新中国发展到今天，由共产党的各级党委支部领导的中国各行业、各企业各事业各方面的全方位的人类进步，比西方的资本家董事会领导进步的差吗？试在工农业生产、科教文卫等各个方面讨论。试讨论哪些方面已经世界先进，哪些方面本来还可以更好？

　　试讨论，什么叫组织主体？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组织主体是什么？公共劳动有了自己的组织主体，它相对资本主义的组织主体如何？

　　注1：公共劳动是共产主义劳动的本质特征。在这里，既然是以共同体公共劳动对应私人劳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就只是主要的形式，个人的工具就也可以参与公共劳动。比如原始共同体的渔猎活动，弓箭刀叉是自己的，但劳动性质还是公共劳动。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的公共劳动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比如手机电脑是自己的，但它可以参与公共劳动。所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还是共同体生活和公共劳动。反面的例子，比如某些特色社会，很多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名义上确实是公有的，但却支持不到大众公共的必要生活，连群众的医疗教育都支持不到，甚至不知道往哪里用。而这就不是真正的公共劳动，不具有共产主义或说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这就是说，公共劳动虽然以生产资料的共有制为前提，但生产资料名义的共有制，并不一定会产生出共产主义生产的实际性质。而公共劳动公共生活不同，不管生产资料是否全部共有，只要它是公共劳动，支持的是公共生活，它的生产性质，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的。

　　所以，公共劳动公共生活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真正的质。

　　注2：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巫继学教授说是“自主劳动”，有些朋友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说是“自由的劳动”，但我认为“自主”、“自由”这些修饰词，在这里实际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在人本身的活动还要参与物质生产——这一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结束以前，或说劳动消亡以前，由于物质生产的自然和社会纪律约束，说劳动的“自主”“自由”“乐生”，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应该强调的还是公共劳动。

　　增补： 反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前面讲共同体的回归。

　　然而，要重归共同体生活，却首先要面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首先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候，它从小资狭隘的个人本位出发，以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不现实、空，作为它对待反资本主义运动和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预设和态度，从而阻碍或破坏着群众的联合。

　　然后，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固然在反封建的初期时代，曾经起到过一个短暂时间段的启蒙作用，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就越来越走向历史的反动了。现实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以愚弄群众和不断收割群众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它利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小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心理，培养整个社会有利于资本收割的环境，当然，这本身也是资本生长的原环境。小资产阶级本身、最好再能有小资产阶级的工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职员、小资产阶级的市民，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总之，只要整个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化程度和小资产阶级情绪越高涨，小资产阶级的鲜虾嫩蟹越鲜活越生猛，资本的罗网撒的就越欢，资产阶级就越高兴越兴奋。

　　然后，这种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一种以瓦解、涣散无产阶级的联合意识为目的的反共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联合是经常的有效的，而无产阶级的联合却从来都要遭到禁止破坏。破坏不光有强力的破坏，还包括意识形态的破坏。而个人主义，或者说它的变种——自由主义，正是资产阶级用以瓦解破坏群众的联合意识、瓦解破坏群众的联合主体的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已经造成了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一百年间群众不能联合起来革命战胜资本的条件。这种意识形态在东方，则起到了实在地破坏涣散已经联合起来的群众联合组织主体的现实作用。因而，不管在西方还是东方，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本，首先就要战胜这种意识形态。这个任务在西方显得尤为重要，西方社会缺乏群众彻底联合的传统，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已经重现革命的历史条件，西方社会也产生不了为革命而联合的人的主体的条件。诚如此，西方社会的群众就永远也无法摆脱被资本奴役收割的命运。这个任务，在东方，则是要让群众重新认识联合对抗资本的意义，让群众认清所有那些新生资本新生资产阶级比它的祖宗十八代并无二致的贪婪可怖无耻丑陋的面目，认清资产阶级所散布的个人自由主义对群众联合事业的负面作用。

　　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在哲学上的表现是个人主体论，宣扬的是无整体主体意识的纯个人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主体论也仅止于此了。它在中国的早期表现包括用市场主体对共同主体的否证作用，包括后来形成的所谓的人学，总体不过都是为怎么样瓦解群众社会主义的共同联合主体服务的，因而，总体超不出资产阶级主体论资产阶级人学的范畴。虽然它们也往往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却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是共产主义的主体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走向联合的意识形态，是倡导共产主义共同体生活的意识形态、是号召群众重建重归共同体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超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体论的社会整体主体论的无产阶级阶级主体意识。在资本的收割已经无处不在的时代，在资产阶级依然或者重新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无产阶级需要联合或重新联合，所有那些被压迫的劳动阶级（实际主要指小资产阶级）也需要联合或重新联合。非如此，就产生不了群众重归共同体最终或重新战胜资本的条件。

　　所以，当理解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每个人就要经常性的问问自己，在互相间无休止的生产力争夺中，在后来无所不在的资本收割环境中，在随机器的发展整个社会工人的生存空间、小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已经在被愈益压缩的时代，个人奋斗的前途在哪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满足个人的生存，孤立无援的分散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还可以成功改变自己不被收割的命运，是要个人主义环境中无休止的无边无涯的生产力争夺或说生存斗争，还是要共同体公共劳动公共生活中大家互相支撑的共同新生活创造。是要个人主义，还是要集体主义。要个人奋斗，还是集体奋斗。

　　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就更要问问自己。

　　小资产阶级往往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往往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在事业上升的阶段，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他们个个都是追星族，他们的偶像是李嘉诚、比尔盖茨，是马云……　”。小资产阶级“只有在频临破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谁。”

　　对股票内行的人可以讲讲，庄家们是怎么样一遍又一遍的剪小资产阶级的羊毛的，活该剪!谁让给你老想学庄家制造的明星们发财呢!不剪你的羊毛，资产阶级发谁的财去!”

　　股市只是个特例。实际资产阶级在各行各业（看看房地产和医疗！）时时处处地一茬茬地剪着小资产阶级的羊毛，小资产阶级也痛并快乐的被剪。直到剪无可剪，羊排也一块贴上。”

　　马克思在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几乎没有讲一句资产阶级怎么样剥削无产阶级的，而是从头到尾的讲着资产阶级怎么样残酷无情地剥夺小资产阶级(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羊吃人)。”

　　…

　　“明白了这些如果还要有人嘲笑社会主义，那就要请闭嘴了!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最终不过是有房子住、有饭吃、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做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当今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完全凭个人奋斗，能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者，十不足一。而区区这么个目标，社会主义的工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人人做到了。”（《小资产阶级问题》）

　　对于已经以共产主义者自居的朋友来讲，就也要经常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在共同体的公共劳动中和大家互相配合着为群众共同的新生活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个人思想改造和是否共产主义新人的衡量标准。在共同体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发自灵魂深处的持续地自我改造。

　　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重建共同体过程中和重建共同体后想当历史阶段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

　　附文：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上）

　　1、我这个人并非读书人，所以看的书确实不多。毛的还行，马恩列斯的没看过全集，其它的就算没看。传统文化的也是只能抓个大略，谈不上细致。冯友兰只看过他的中国哲学简史。印象还不错。任继愈大体看过一点。相对而言，对冯友兰更有感觉些。任继愈只关注唯物唯心，从主体论上讲，总没有抓住中国哲学的核心，且过于拘泥于先秦典籍文字形成的时间看待古代思想形成的时间，这明显是有问题的。中国古代，统治阶层、专业者各掌典籍在部门内家族内师徒间代代传承，是历史所公认的。由此上推文字不成熟时期的口口相传，思想的历史要久远的多。所以，从书籍的流传时间看思想的形成时间就往往差之千里了。很多疑古之谈，比如怀疑黄帝言、怀疑姜尚言，也不足为训。现代考古，黄帝时期应该已经有了文字，即使不成熟，各种思想在贵族内部代代传承也一定是有的（黄帝铭、保训就是例子）。姜尚时期，贵族言论整理成册，就更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否则，礼记所载商周时期的贵族学校就不会有教学内容。很多少数民族的经典都是新中国才根据口口相传内容整理成册的，能说它的思想都是现代才有的吗？如果说文字成熟之前人类几百万年里没有知识的传承，反倒是不可想象的。

　　2、该啃的还要啃，我们多数人不过是困而啃之。

　　如果讨论主体论和本体论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多关注后人的理解。西方人真正关注人走出本体问题争论是在费尔巴哈之后，中国人从易经天地人三才共参并立的世界观开始，就已经内涵了在主体论问题上的基本方向。所谓中国哲学的道德本位，也不过是个概括，凝聚的还是中国人比较关注如何在社会性中修养塑造人的一个方面。西方人思考这样的问题时间太短，形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的，但在西方影响还是太小。西方主要还是与人的社会存在相对立的个人个性自由主义的东西。中国改开以后所谓人学的新启蒙也是学这个。而我们祖宗从易经开始，就已经要求人要与天地合其生生万物之德了，所谓圣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中国人的天下观，即来源于此，包括以礼为核心的圣贤教化之学，讲的就是社会存在中的德行。

　　3、搞社会主义的人研究资本论，我认为主要是搞明白几个问题的历史规律就可以了。1,明白现代的物质生产，是由一定的生产组织主体以社会的需要为出发点的使用价值生产。这个组织主体，就如你们学校一样，是共产党的党委支部领导好，还是资本家的董事会和CEO领导好，这是你们所要思考的。2,扩大再生产要劳动积累，是要党委支部领导的公共劳动积累，还是要董事会CEO领导的私人资本积累，这也是可以明确的。其它，计划不过是按需生产和符合产业方向的政策管理。除此，你们的资本论研究还会有什么帮助，我真看不出来。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理解不到总是一定的历史的发展的人的主体组织形式，如党委支部的领导组织形式，在自觉组织生产，那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没有什么用。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果理解不到只要有了党委支部的领导就可没有资本家什么事了，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没有什么用。

　　社会主义如果还有希望，就是要你们这些学界的左翼真的和民间的左翼有个联合，造成整个中国学界意识形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学界多数是些粉刷匠，再恶心的政策再恶心的人，他们都能涂层粉红。蒋介石回来也一定被他们打扮成小粉红。这些人还把持着各种刊物论坛。学界的风向（意识形态）不改，政界不会改。

　　4、做学问就要有破立的勇气。用主体论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个启蒙，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其它学问也一样。任何的理论相对实践都会有不尽之意。所以总要在不断地批判中给自己给别人提出问题，然后解决之。关于资本论研究当然还有问题，就是给马克思提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的还是在搞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刨还原，但商品效用问题不解决，资本论就无法作为产业政策的依据。效用问题解决以后，各部门商品的效用更新才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企业组织、产业政策的依据。这我在ABC中共产主义劳动的质量部分，也有谈。其它，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5、经济学思想史看个差不多了。暂时理解，多数人还是避开现实中实际的政治经济斗争做政治经济学的学问。从纯学术讲，王立胜前边讲的还差不多，后边只突出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特殊，这个地方就有问题。因为不理清一般，就讲不好特殊。今天的经济是新中国经济历史的发展。如果不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公共积累、工农科教文卫等人类发展的全方位的科学规划和组织这个社会主义一般及改开后它的向资本的转化，如果不从这个一般在今天对中国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残余影响，不从这个出发，是讲不清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个特殊的“优越性”的。难道要讲资本运营和个体私营的优越性吗？

　　如果我讲，就要学资本论先搞出社会主义一般，然后从一般讲特殊才好。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个人主义的个体生活和纯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已经失去其历史合理性了，社会主义就要以重建共同体生活和公共劳动作为人们共同的生存手段的历史合理性——这个社会主义一般开始，讲中国落后国家必须依靠公共劳动积累而非落后的私人资本积累，和党领导下人类发展的全面自觉组织和规划才可以迅速完成落后国家的赶超和中国人自身避免资本主义两极分化道路的自觉组织发展，是在这个核心支柱中，讲个体私营资本运作对外开放，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补充作用，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声，是要夺人的。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说些左话敲敲边鼓，只是警戒。都是希望新中国不至于被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倾覆。

　　6、西方经济学那篇文章，有个地方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资源配置问题。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关系，资本的阶级性配置不谈，马克思讲价值规律讲社会总劳动如何合理的在各部门分配，就也是资源配置。我讲的和恩格斯讲的，是部门内部劳动向部门哪种效用商品分配的问题。部门同类产品那么多，总要衡量产品效用和劳动投入情况调整部门劳动在部门内部的投入。

　　现在手机要普及5G了，这就是效用。如何衡量着5G4G现在各生产多少，就是资源配置。

　　直白说，讲效用就是讲配置。效用创新、产业升级，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总要节约劳动做最应当做的事。

　　7、现在，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而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主义部分这些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应该做的。

　　公共劳动的形式不重要，重要是它要是公共劳动的形式。整当现在不存在条件。没人任何一个政治家是自由的，除非有相应的舆论条件群众条件。搞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好是为准备这样的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是苏联的情况，公共财产瓜分完拉到，国债那么多，用公共财产抵完债拉到——大管家上台的时候大约不就是这么讲的吗，而社会主义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界还照做着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美国60_70%的人，拿不出四百美元。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靠信用卡信贷过活了。群众基础正在准备。

　　我们的任务就应该是补齐马列理论的短板（比如能不能和资产阶级抢资源配置的讲台），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正声造社会主义的势。

　　8、我说了，心学实际是披上儒家衣衫的佛言而已，有发展主体论的内容，但它大体唯心主义。中国文化两个源头。一个易经八卦，实际是上古的天文历法，研究天地自然。另一个源头是修炼，讲人自身，但修炼中也不脱人与天地周遭心与身主与客的互动感应联系。中国文化，总是主体论的文化，相当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

　　9、中国文化制度影响欧洲走向近代人本人主体论——欧洲走向现代（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新的主体论文化），又影响中国——中国集主体论之大成再影响世界。

　　我们的古人能周游列国，以天下为己任，用天下的视角看问题做事情。今天的人，即使有点旧学，视野和眼光上也大大的打了折扣了。

　　10、其实对余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说他把问题看的太死了。而太死，有些该发展的东西发展不了，对整个运动就有点可惜。比如说，领导都承认资源配置问题的重要性了，说明人们潜意识当中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了自己这个东西，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个什么影响,而如果说都是西方经济学的，那就只能是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了，与马克思主义何干。恐怕人们不说是了。

　　11、商品效用是不是客观的呢？按照主观论讲，它不是客观的。但我们身边每一件生产生活用品，从原始人那里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它难道只是主观的吗？马列讲生产力决定，那生产力除了人剩下的物，难道不是在一代代的效用更新中才有今天的样子才可以作为生产力决定的吗？

　　12、唯物唯心问题，可以分层次看。一个是从世界观本体论看，这是个基础。近一步，就是从主体论看。一般的唯心主义者，都没有主客体矛盾关系的概念。不是以此出发看待人和人的意识。他们谈论心或意识，没有任何规定，或者无缘无故就蹦出来某种规定。实际是他们不能理解意识是主体意识，一有意识既是为我的意识，即主客矛盾的意识。

　　理解中国古代的术语，要懂些修炼学。心学，实际是受佛学影响的东西。佛学讲抹杀区别，包括抹杀主客区别，实际是受它修炼方法影响。今天看到的中国古代哲学很大一部分是修炼情境的描摹，但即使是修炼中，主客的区别也依然是存在的，否则粉碎虚空大地平沉物我为一天人合一都是谁看到的。

　　13、我对王阳明的评价，也不一定完全准确。对古人总要分析着看。心学者在世界观上把修炼中的一个观感哲学化，说心外无物，总还是有问题。但如果只是比喻心神的博大无所不包或主客统一，也无可厚非。

　　从本心出发（以与生俱来的与人为善羞于为恶之心，以圣贤先烈为自己的价值观之心）做人做事本身也没有问题。

　　任何学派的后学都会有唯物唯心理解和发挥的分野。

　　14、你说的对。过去的辩论，甚至有真正的论战，虽然少有过真正的高手，但还是丰富了自己对问题阐述的宽度。所以，我很感谢那些朋友和论敌。

　　和你们一块，主要是拓宽知识的深度宽度。我们不是专业的，宽度深度都不够。所以，你说把效用论要批透，那就是你们要下的的功夫了，像我现在做的，只能算是打通了几个关键的节点，细部的还要你们做。

　　我理解，过去西方的效用论，错误关键在以效用定价值。这是它的错误。但效用是存在的。我忘马克思在第三卷怎么说的了，但我印象里马克思好像也并不否认效用的实质性，当然他确实没有关注部门内部的效用差异，这个地方，如果马克思有讲，也应该是在资本竞争。但马克思应该并没有扩展到这块。而余则是直接不分青红皂白否认一切效用。

　　15、我认为余他们把对效用价值论的批判扩大化了。效用价值论以效用创生价值，当然是错误的，但在部门内部，效用关乎价值实现，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此，余他们对马恩话语的理解也存在问题。他提醒边沁那段話，但那段话，马克思也没有否认效用，恩格斯那段也一样。

　　16、

　　17、早晨看了迎春关于消费的那篇文章，很不错。你在资本论追根溯源，也是为实践服务。比如，讲产品生产引起商品生产，特殊交换价值货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纬，并且溯它的源。这些都有它的方法论意义。

　　在社会主义前段，如果还不能一下子人为的取消掉商品交换，那就要把货币转化成无产阶级的国家专政工具。货币，交换价值是什么?迎春还是信守金银。实际不对。实际就是生活量，不管它是以生活时间为尺度，还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都不会改变它是生活量这个结果。所有人劳动都是为了这个生活量。这样社会主义货币，就要直接的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它直接的代表基本的生活资料。人民币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比如一元代表一斤粮。

　　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这个经纬。

　　18、应该把加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的研究作为一个课题。为此，可以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史作为一个课题，包括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包括经济史。

　　19、经济学教材编写，实际是个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一般到理论特殊、到具体应用（当然首先是一般，总要先有社会主义的“资本论”），还是直接就搞理论特殊的问题。王立胜直接只说特殊那个思路，不管他的出发点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无法逻辑自恰。从正面进入，就是从理论一般进入，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立正声，可以立论，可以批判，攻守兼备。

　　20、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应该有些成果，巫继学的自主劳动论要，算是之一，可以组织几个学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史，形成文字，我的ABC，可以算一个。

　　可以分成几个课题，比如，社会主义理论一般，社会主义金融一般，让学生们分组负责。定期碰头。

　　国内同样思路的，也可以研讨下分工。

　　21、昆仑策，何新的观点，紧紧抓住货币金融权，有些可取的内容。

　　马克思说剩余价值的分配分割体系，只提到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我早看着好像应该再分出个收割资本，靠买空卖空收割资本的资本。

　　22、上次他的文章大体看过了，有点绝对化。资源配置问题，当然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实际最终就是我们说的在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中，选择生产什么样效用的产品才更有利于最大化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产品消费阶段上人力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人自由生活时间或美的享受方面的延长和增进的发展。这同时也是节约了现有的人力或劳动时间做最有利于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事。

　　23、我和余在十年前我刚刚搞效用问题的时候，有过一个交流。今天来看，他实际就是拿马恩否定效用价值的东西，来否定一切在劳动价值论中关于效用问题的探讨。其实，从发生学上讲，效用之所以不能产生价值，与它是不是主观性客观性的无关。效用即使是客观的，它也不能创生价值。价值只与人在劳动中的生活时间消耗从而它的需要补偿性有关。所以，即使马恩都用过效用的主观性否定效用价值论，在今天都是不能再以为据的。用马恩因为要否定效用价值论，所说过的效用的主观性，来否定效用问题在劳动价值论中的应用，就更是错误。当然，他现在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他还是那个基调。他只要否认效用的客观性，就是在否定效用问题的一切探讨。

　　当然，希望他能进步。

　　价值论问题解决了，才可能解决价格问题。

　　彻底解决，实际就是把生产生活，分工，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重新走一遍。我那篇文章就是这么做的。

　　24、所谓良师益友就是如此了。导师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你说的对。我劳动量生活量那篇文章，为了追求形式的简洁和因为内容的需要，对使用价值历史进步在经济史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确实缺少一些必要的说明。我回头做做这个事。您提供的思路很不错。您如果对这部分感兴趣，你也来做做。

　　25、马克思梳理剩余价值理论史，是基于剩余价值论这个理论一般。现在就要确定，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个理论一般是什么。可不可以确定为公共必要劳动（即社会主义价值公式c+v+m中的m。它在资本主义价值公式中叫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价值公式中代表公共必要劳动）。还是包括个人必要劳动在内的整个公共劳动。或是，巫继学他们说的自主劳动，或者联合劳动。

　　这些地方，需要碰一碰。

　　26、效用问题上，审美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块。过去说，德智体美。

　　但总体还是要有主线（指效用基础反应的是产品消费阶段劳力的减少和自由生活的延长）。

　　好礼乐礼乐，乐总是要围绕礼（文艺为政治服务）。说书唱戏教育人。艺术总为一定标准的社会关系（规矩）服务的。这是中国人的老传统。与自己的与他人的一定的关系需要，总是塑造人的。

　　27、两方面问题。一是顶上实右，不可能让左发声，一是理论界本身多都是御用的，有点左的情绪也抵不住怕别人抢他们马克思主义的饭碗。所以，你们在体制内混也确实不容易。逢迎的话要说，自己的苗还要栽好。所以，我更看好你搞文化批判。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主体论批判，就批判了它负的方面，如果再谈到它正的方面，就全面了。

　　中国古代形式的整体主体性社会的形成比较早，周代后又最早形成了强大的主体文化氛围。这必然导致贵族政治的早早倒塌，和形式上的人人机会平等的选贤任能制度的产生。包括政体形式都是很先进的，今天也还在用。这应该是优点。缺点是，古代文化没有发展出明显的阶级分析的认识方法。所以外表形式的整体主体性和机会平等，最终也不过是往往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体性，官，包括自我矮化奴化的官，就是其异化。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注入，就是要重塑这种主体性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体性。它首当其冲就要面对红色贵族和资本的联姻。中国的革命遗产，就是古代的贵族在被粉碎一两千年后在红色政权中竟然重生了，成了特权修正复辟的温床（只是说它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并不否认部分人还有老一代的人民情怀，但他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和扭转局面，还要历史本身做出回答）。这是主体论批判的一个方向 。搞文化批判，总要为历史进步做点实际的事情。

　　做挖墙根儿的事情，你们做，完全可以做的既不像我们这样激烈，又润物无声而彻底坚定。

　　28、中国古代的整体主体意识形成，还是有负面的作用。比如，是不是中国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形成就与整体主体的存在有关（文化原因）。当然主要的还是要上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找原因。

　　29、马克思主义主体论是共产主义的阶级主体论人民主体论（阶级统治从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统治，而被统治的阶级则是无组织分散的，马克思从1844手稿就已经这么说了。所以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列宁扩大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实现了它）。文革的失败，意味着统治阶级阶级主体意识的重新胜利和无产阶级的人民的阶级的整体主体意识的被误导压制。所以现在不是教育界的问题，是有组织的恢复了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的问题，是“D”本身的问题。教育界，包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部分人是代表了文革失败后统治阶级联合的主体意识的，一部分大部分则代表了文革失败无产阶级意识人民意识丧失后的集体被误导和无意识。所以，核心还是治“D”。

　　30、（以前的文论）还是有些战斗力吧。现在看到的这些不少都是前几年在光明网论坛的论战，论战最后可能他们觉得论坛的存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吧，连同光明博客就一并关了。捌玖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反革命情绪很高，他们要“追求真理”，但最终还是证明他们的真理大不过他们的立场。整个这一代人要真正的资产阶级教育过才可以最终转变立场。

　　所以，你们的任务很重。抓紧教育能挑梁的新人。当然不要如以往政治经济学界尽出些机械唯物主义分子。要培养有主体论视野的新一代代替他们的位置。

　　三、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

　　1、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最终要转化成人们的公共劳动产品和公共的私人的社会生活。

　　共产主义的劳动产品在分配之前是公共占有的，在分配之后总体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当期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这是个人或家庭消费的部分，如米面油等。一是需要社会留存的公共产品部分。

　　社会成员当期消耗的个人必要产品部分，又可分成两部分：一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个人按需定量分配的部分，一是对参与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两类劳动者)的个人奖励多得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一开始分配，就同时包含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两个方面的基础消费。随着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在一个阶段上社会总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此刻是劳动者，彼刻是非劳动者。为了公平，实际是二者间的轮替。随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当期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缩小，当期非劳动者的人群会不断扩大，与之伴随的是人们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

　　我们这里说的非劳动者，已经不单纯是指失去或尚无劳动能力的老人儿童，主要的已经是指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减少和为劳动力的分配公平起见，在劳动的计划调配中当期已经不再需要参加劳动的那部分劳动者。在共产主义社会，各个时期当期非劳动者的数量及其生活总量，一定程度代表着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和人从劳动中解放发展的总体状况。

　　公共产品部分，也分为几个部分：一是再生产所需的部分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公共积累部分，一是公共事业或必要交往所需的部分，一是应急不测所需的必要的公共储备部分，对企业单位而言，则同时还要兼顾国家所需的部分。

　　2、共产主义各个地区各个时期，具体的和历史的条件不同，实际的需要不同，公共产品在划分和分配上的先后侧重，就也可以不同。

　　比如也可以像巫继学教授(著作《自主劳动论要》)那样，把公共产品中的个人必要分配，仅仅看成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必要分配，实际那只是说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是划进了公共必要分配部分罢了(巫教授尚未涉及非劳动者这个范畴)。巫教授这个划分，在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管理上是必要的，但在分配上如果考虑到劳动消亡进程中非劳动者的发展和分配顺序问题，就要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至于分配中安排顺序的先后，体现的是各个时期社会关注重点的不同。比如照样以巫教授的为例，就实际反映了优先考虑劳动者利益，鼓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一种需要。当然，意愿归意愿，实际工作中，公共产品的分配因为它已经是公共产品，人们往往还是优先要考量公共利益的(包含了社会成员按需定量分配的整体的必要基础消费)，然后才安排鼓励劳动者积极性的，不管是生产队、集体农庄、全民所有制工矿企业，都会是这种情况。再比如，各国工业化初期，为了保障高速工业化或说扩大再生产，也都是把公共积累看做重心，同时考量消费的。这些都会因为时代主题而不同。

　　共产主义公共产品分配划分方式的不同，只有从共产主义经济史当中考察，这不是此篇短文的任务，所以不做具体论述，只做个总括。

　　四、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1、共产主义生产在它的典型的意义上，当然不会是价值的生产，但既然共产主义是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自觉组织，那么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消亡前的各个时期，劳动的调节和节约，就依然是需要以人们在劳动中的时间消耗作为统计学依据的。一定时期，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量和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量，集体公共劳动时间的总量和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总量，各部门劳动者劳动时间与其劳动成果所可以支持的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比率及其互相关系，是衡量劳动消灭进程的指标和合理调配劳动的依据。

　　为了便于劳动消灭进程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虽然也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但划分方式与公共产品在分配中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

　　注意，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与前面从分配角度讲的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已经不相对应。这里的个人必要劳动仅指满足生产性劳动者个人需求的那部分必要劳动——依然可以用v标示，在这里满足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需求的部分劳动，已经划分到公共必要劳动中去了——可以用m标示。共产主义劳动这个划分，完全是为了组织生产管理和为了理解它的需要。同样，为了便于组织管理社会劳动和为了便于对它的理解，总公共产品中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的划分，相对上面从分配角度出发的那个划分方法，也就要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个人必要产品中现在仅留下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劳动补偿部分，而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个人消费部分添加到公共必要产品当中去了。

　　这样一定时期内，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既然是与个人必要劳动或产品对应，那么当期作为并不是生产性劳动者的其余所有社会成员——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就是与生产性劳动者劳动所提供的社会公共必要劳动部分相对应的了。或者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或说公共必要生活时间，是与人们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必要劳动部分相对应的。这样便于理解以最终产品形式体现着的公共必要劳动同公共必要生活即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的关系，也便于考察人们自由生活时间(自由生活量)总体的发展状况，或说劳动消亡进程总体的发展状况。

　　2、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的划分，在劳动的有组织地消灭进程中具有劳动的组织管理学的意义。

　　首先，人们在参加联合公共劳动的时候，其劳动时间总不至于仅够生产自己所需的产品，他总要拿出一部分时间为联合集体生产一部分公共必要产品。其次，人们也总要根据参加劳动者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在按需定量分配之外对劳动者的劳动进行必要的奖励，以鼓励生产。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这个划分就没有什么其它的意义了。因为公共劳动的性质，集体的利益不过是通过人们的社会联合所体现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利益而已，个人和集体在这里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当然，在更早期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残存价值生产中，情况就有所不同。既然是价值生产，这时的劳动就还不能完全去除私人劳动的残余。这时当劳动时间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时，二者虽然已经没有绝对的冲突对立，公共必要价值虽然从换一个方向看依然是通过联合劳动联合劳动者个人的，但因为这时的劳动还尚有私人劳动的残余或说甚至是雇佣劳动的残余，公共必要价值也还尚有剩余价值的的某些残余，从成本和利润的角度讲，二者实际还会有所冲突。这种冲突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才可以剔除。

　　也就是说，在生产管理中，本来资本主义那个价值公式c+v+m, 其中的m，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剩余价值，而已经转化成公共必要劳动或公共必要价值，实际最终是转化成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或公共必要生活。

　　注：(关于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价值构成，参考《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第六章《效用商品的价值构成》。

　　五、共产主义生产，说到底是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

　　前边我们说，共产主义生产是公共劳动公共产品的生产。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将越来越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因为以公共产品表现着的公共劳动，将越来越少的使用人的直接劳动，直到劳动消亡，公共劳动没有了，公共产品却依然存在。而这个公共产品，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必要产品，反应的正是伴随劳动的消亡进程人从劳动中解放的状况本身。

　　公共必要产品是劳动消亡进程中，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但它首先是表现在为人在社会生产中的不再劳动服务，为人们自己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共产主义时代，与公共必要产品直接对应的，就是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人们劳动的时间将越来越少——与之对应当期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也越来越少，随生产率的提高，人们可享有的公共产品和自由生活时间即自由生活量却将越来越多——与之对应当期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也将越来越多。所以说，共产主义生产，除了人们共同生活的生产，说到底是人们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或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公共自由生活量的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资本积累的生产，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的生产停止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体系核心的是为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生活服务的。多数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的屁股跑，为挣钱东奔西走到处碰壁，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个人创业的秘密。这个秘密马克思实际早就说的很清楚了，资本主义所谓个人创业，实际最终是要进入剩余价值的收割和分配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地租(现在演变成一切租金形式，如网站租金、手机租金、和一切所谓共享经济模式所产生的租金)、或许还要加个做空收割资本，是这四家或五家构成剩余价值的收割和分配体系分配剩余价值，只要进入不了这四家或五家，就无缘剩余价值的收割分配。因此，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开不了工厂、办不了超市、开办了银行、搞不了房地产、操纵不了金融市场，就注定是无缘进入剩余价值的收割分配体系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体系，只是资产阶级极少数人的创业平台，不是社会多数人的创业平台。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产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劳动和生产资料的性质及它们特殊的组合方式，由于它特殊的分配方式，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剩余价值和必要价值的对立，资产阶级作为实际的生产统治者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使得劳动成果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联合的公共占有，剩余价值作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也转化不成劳动者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社民党错误的根源，其实也正在这里。因为高额税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对立的，它总不能大到要威胁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程度，否则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就要停摆。因而靠税收满足一下公共事业人员的消费还可以，但要长期同时满足随劳动消灭进程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人群的公共必要生活消费，从长时期看，是绝无可能了。资产阶级作为生产领域的实际统治者，也不可能长期满足于自担风险为整个社会打工。所以，社民党最终是构建不起越来越多从劳动中排挤出来的多余人口的“福利国家”的。或者，这个福利国家，只具有过渡性的暂时的改善社会生产的意义。它早晚要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延续产生矛盾。

　　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或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则不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体系，直接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服务的。与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相适应，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各个时期，人们总会有一部分人当期是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当期是非劳动者，一段时间参加劳动，另一部分时间自由生活。在这里公共必要劳动产品总是为人们当期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非劳动者或说劳动者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服务的。共产主义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停止了，那么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生产也就停止了。所以说，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或说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是共产主义生产的本质。

　　在这里，很明显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从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平台，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和收割分配平台，是可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理想追求的公共事业平台。即使是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不是以奴役他人为乐，只要他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只是为了幸福自由的个人生活奋斗（获取个人的自由生活时间），一定条件下他都应该是乐于选择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平台实现人生梦想的。因为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中，挤进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不易（百不足十），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更不易（百不足一）___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永远留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里而不被强烈的竞争踢出来。

　　所以在这里，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或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和分配平台作为面向所有社会成员自由生活的公共保障平台，相对永远处在你死我活强烈竞争中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分配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当然，更主要的问题还不在这里。

　　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或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和分配平台，是机器智能化生产或说劳动消亡进程被社会有组织发展的状态下，社会所有成员从劳动束缚中共同解放和自由生活全面发展的物质保障。没有公共必要产品或公共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和分配平台，人类就根本没有可能完成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任务，完成从劳动从生存斗争中的最终解放。

　　几个问题：

　　1、有朋友就会提出：税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成果。

　　答：这其实还是社会民主党的老命题了。

　　答案很简单：要分析。但大多算不上。因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劳动)的职能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或说是为了满足随劳动的消亡进程全社会所有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数量越来越庞大的非劳动者的消费。如果税收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它就勉强算是。如果不能满足这个条件，它就不是。为满足这个条件，税收，如果它不能扩大到威胁剩余价值正常生产的程度，它就至多只能够把征收范围扩大到所有已就业人口（这实际依然体现的是用公共劳动否定私人劳动的历史必然性）。这在工业革命的一定阶段上在高就业的条件下还是可以的，但随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的发展，当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缩小到一定程度，这种靠在业人口救济失业人口的救济体系就就要出现问题。总的来讲，用税收承担公共必要劳动的职能，只有阶段性的意义。

　　在共产主义时代，税收作为私有制的残余，其职能将完全为公共必要劳动及其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取代。共产主义的财政来源于公共必要劳动，而非税收。

　　2、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这些都是建立在有效就业基础上的仅能解决一时之需的社会救助体系。是靠自己年轻阶段的劳动救助自己的年老阶段；是靠在业健康人群的劳动救助生病需要救治的人群；是靠在业劳动力的劳动救助失业的劳动力。和税收的道理一样，这样的救助体系，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虽然也体现着一定的公共劳动性，但它们只能在一定的阶段上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随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所能吸纳的劳动力的减少到达一定程度，这种依靠有效就业来救助社会的体系，将越来越难以为继。

　　3、掌握货币发行多印钞票能不能维持住福利国家，算不算公共必要劳动

　　答：“福利国家”用货币手段、税收、各种保险等社会救助保障体系，维持社会成员一定水平的货币收入，甚至随生产效率的提高，一定时期内，这种均衡化的货币收入还可以慢慢实际地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但福利国家最终要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实际发展而面临它最终的考验。资本主义改良方案虽然在特定时期内可以暂时的对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到头来终归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当这些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风光不再，当内部矛盾再也无法向边缘地区转嫁，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社会运动，早晚要向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方向转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福利国家形式，不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让资产阶级生产为无产阶级和所有社会成员服务的一种特定地区特定时期内的特殊实现形式。这种特殊的专政形式，就是要通过金融的手段财政的手段税收的手段让资产阶级生产为无产阶级大众的生产服务。在不便于直接采取公共劳动的形式进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就可以通过国家掌控金融资本实行福利国家的方式，作为它组织生产和社会的手段。

　　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分为两种形式：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考虑到到目前为止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主要是工业革命前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它们的核心工作是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自觉。所以在讲述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讲一下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对于扩大再生产和早期工业化的意义。并且，只有理解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对扩大再生产和工业化的意义，也才可以真正理解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对于落后国家共产主义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意义。

　　六、共产主义公共积累

　　公共积累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所必须要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资本积累，共产主义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当然这里已是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它不是哪几个实力有限的私人资本家从饼子油条开始，由小到大像乌龟爬行一样的积累(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小农小资产阶级还进入不了资本积累的范围)。共产主义积累从一开始就是全社会规模的公共劳动积累，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也可以通过合作化加入到劳动的计划调配行列，从而也可以加入公共积累行列的积累，可以是规模空前庞大的社会积累。

　　1、资本说到底是支配社会劳动力的权力。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在支配劳动力。有多少资本或说有多少钱就可以支配多少劳动力，资本少了可以支配的劳动力就少，资本积累就是劳动力支配权的积累。

　　而在落后国家，资本的这种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既要同已经发展起来的强大的国际资本竞争——往往有被挤垮吞并的危险，又要同内部根深蒂固的小生产力量斗争，而小生产因为它本身低效的性质决定了，在相当时期内它的劳动是进入不了资本积累行列的。比如中国农业合作化集体化以前的小农，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但就这几亩地只要还要种，每个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就都离不开它。小农条件下，同样的技术条件，同样的土地面积，本来大农业中三五十个人干的活，现在就必须要100个人去干。可见小农经济在劳动力利用上的低效和浪费。不光如此，小农经济同时还意味着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所谓男耕女织）的大面积存在，而这个家庭手工业由于历史的惯性一般还盘踞着现代工业所急需的市场。因而由于小农条件下农村劳动力长期离不开农村农业的这种不可调配性，由于与小农经济联系着的家庭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所急需市场的盘踞，也就注定了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国家早期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发展的必然低效和缓慢。也就是说小生产是与高速工业化相矛盾甚至冲突的。

　　2、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集体的全民的共产主义共有制及公共劳动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积累已经突破了资本的局限，它直接就是联合劳动中劳动力社会规模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和调配。本来农村被小农经济束缚着的100个劳动力，现在通过分工细化可以有50个甚至更多调离去搞工业或者其它的建设了。同时，由于共产主义劳动的公共劳动性质，人们建设新生活的冲天干劲，农闲时的农田水利建设，城市的义务劳动，在在早只有追加绝对公共劳动量才可以增加生产的工业化早期，则进一步加大了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能力。所以，作为从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公共积累，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共产主义公共积累都是同期的资本主义积累所无法比拟的。苏联中国朝鲜各用两到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朝鲜七八十年代非农从事工商业的人口就占到了总人口的70%，并成为当时重要的中等发达国家，都是共产主义能有计划的组织调配劳动力，公共积累可以空前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注：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小农，已经不具有上述问题的典型意义。因为改开以后的小农，已经是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已经可以大大的反哺农业，从而是农业生产率已经可以大大提高以后的小农，再加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建国后多生的几个亿，改开以后的小农确实是为中国进一步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的。

　　有人糊涂的或别有用心的喊叫：像中国这样原本的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反经济规律的!从而反对合作化、集体化、反对共有制和社会主义。这些人恰恰忘记了，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如果当初不搞合作化、集体化、共有制，如果不走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路子通过迅速搞起公共积累完成工业化，单凭分散的私人资本的积累，是根本无法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的。即使今天，如果没有庞大雄厚的国有资本，如果只是凭私人资本，中国资本依然没有能力办法和强大的国际强权资本抗衡。在国家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化过程当中，单薄的私人资本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也根本无法达到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本身的需要。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着的个体自然经济，也会成为快速工业化的商品市场障碍，广泛存在着的个体自然经济这个中世纪的残余，瓦解的也不会如此迅速和基本不留后遗症。

　　如果说社会化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规律就是资本的积累规律和大面积消灭个体自然经济的规律——这点《资本论》已经说的很清楚了，那么就共产主义积累所可以实现的规模和效率讲，就它消灭个体自然经济的所可以实现的规模、效率和文明程度讲，共产主义相较资本主义无疑是最符合这个经济规律的。落后国家走共产主义道路相对于资本主义道路，避免了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不谈，起码避免了个体经济解体过程中本国多数民众的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这点上中国的发展相对印度巴西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整体发展状况，相对英美这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同期发展状况（英国“圈地运动”，叫羊吃人；美国则是屠灭印第安人和野蛮的奴隶制），就是实证。纵使我们有过曲折，公共劳动初期有过管理上的混乱，但从总体的结果讲，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中国相比其它国家地区同期发展的整体状况还是要好。既避免了大众的无产阶级化痛苦，也基本实现了整个国家现代生产力赶英超美的巨大的社会进步。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国家相对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方面的优势逐渐的显现出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贫弱和中国政府的强大逐渐形成鲜明的对比。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共产主义时期强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和共产主义共同体强大的社会主体组织能力的残余还存在，而西方没有这个东西。

　　3、共产主义积累相对资本主义积累不单有上述的优点，更重要的，共产主义积累已经完成了相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质的飞跃。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实体经济需要，就异化的如同一个无限扩张的肿瘤一样，无休止的侵夺倾轧着整个社会肌体；而共产主义积累，则完全是可以掌握在社会本身的需要和掌控之内的。资本主义是一切为资本积累服务，共产主义是一切积累为人的需要服务。即使偶有失调，也还可再调，绝不会像资本主义积累一样无节制扩张，资本积累停止了，社会生产也就要停摆了。而实际上，人类物质产品的扩大再生产总是有个限度的，这样投资积累也就应该有个限度不可能无止境的扩张，并且也没有必要无止境的扩张。

　　思考题

　　1、在《八次危机》中，温铁军教授讲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搞得是资本积累，这个说法对不对？

　　2、长久以来，包括温教授在内，人们普遍认为新中国是通过剪刀撑剥夺农民的办法搞资本积累，对不对？偏在哪儿？

　　七、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和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是同一着的。当我们说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过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说的也是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过程。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是指挖掘群众中潜藏的巨大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生产。

　　绝对公共必要产品或劳动的生产，主要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早期。由于人民群众通过公共劳动组织起来已经可以向过去所无法想象的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由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必要产品的实际需要，由于扩大再生产对公共积累的实际需要，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还不够发展，由于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运行还不够完善，为了发展生产和保障供给就有必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当然，像20世纪中苏等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建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由于快速工业化对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特殊需要，就尤其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

　　缘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我们这里只能以二十世纪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为例。

　　1、在各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往往是存在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如前所述，小生产社会里大量的劳动人口往往被束缚在农村每家每户的一亩三分地上，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而小生产之外，不管是奴隶的封建的还是资本的劳动关系中，由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对立，劳动者劳动的积极性又都无法真正充分地挖掘，这也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其中资本主义为了保持工人间的竞争降低劳动力成本，还制度性存在大面积的失业问题。

　　随着生产资料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的建立，劳动者由于已经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了整个社会的主人。而这必然会从劳动人口的可以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转移、调配和最大化的发挥劳动者劳动积极性这两个方向上，结束私有制社会劳动力大量闲置浪费的局面，为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服务。

　　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首先是发掘了这部分实际是被浪费了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生产。这个过程在一部分国家是通过工农联盟国家有计划的向国家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劳动人口实现的。比如苏联，1917年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18%，而到1985年就已上升到65%;又如朝鲜，它在农业实现合作化现代化的同时，到上世纪80年代城镇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已超过了70%。在这两个例子中，这两个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农业的集体化机械化，在公共劳动中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可供计划调配的劳动力和所需必要的资金。

　　而在中国，由于真正的现代机器工业吸纳劳动人口能力相较其特殊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速度的有限，其城乡人口的比例变化却不是很大。在这里，其对闲置劳动力的挖掘，除了上述国家工业化的吸纳外，很大部分还包括了农村人口的工业化和社会化分工分流对闲置劳动力的发掘。

　　中国农村的工业化是伴随着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一起产生的。（有异于家庭手工业的）农村地区的工商业，其实在早期的山西农业合作组时期(产生于解放区)就已经产生了，在新中国的互助合作化运动中，得到初步的发展。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过是充分肯定了农村集体工业化道路在缩小城乡、工农差别方面的深远伟大的意义，并进一步制定了“：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 …”的历史任务，号召“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

　　关于农村集体为什么适合发展工业，正像我们在共产主义公共积累中说的情况，一个村庄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合作化前的小生产时期，这100户人家种500亩地，很多人家劳动力竟然不够用。而当合作化集体化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即使是早期都可以结余出1/3的劳动力(参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有序言和按语)。实践中，这部分劳动力就可以从田里调出来开办建筑队、木工队，运输队，卫生室，澡堂理发，办幼儿园办小学。中国后来的所谓“乡镇企业”，实际就是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来的。

　　如此，同样500亩地所产生粮食养活的同样人口，原先只是单一的农业，而后来就可以农、工、商、运输、教育、卫生、服务一应俱全，劳动的品种数量和质量已经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了。再加上，地区、县、社、队，各级经济体，从农机化肥到桌椅板凳因地制宜的工业布局和分工，靠地方公有制经济主体内部公共劳动的自主调配，挖掘闲置劳动力，自力更生发展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就成了中国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一大特色。

　　这样，从50年代萌芽到1970年代末，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已取得了斐然的成绩。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一点七。有的地区比重更高一些。如江苏1978年社队企业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浙江也是社队企业发展比较好的省份。到1978年底，全省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21.7亿元，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整个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省农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和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找回中国农村伟大光明灿烂的希望——毛泽东社队企业构想和实践研探》向东方盼天明文章)

　　历史进入80年代，单干风刮遍全国。由于农业单干无法继续支持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这实际造成了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实际停滞。但即使如此，已经产生并存活下来的原有社队企业，依然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壮大成为乡镇企业，引领了当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潮流，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我念书是在山东牟平(现在的烟台市牟平区)西关村。这个村子90年代初就有建筑公司、安装公司、机械厂、服装厂、木器厂、商场、洗衣班，幼儿园、中小学、技校、医院等二三十家村办企事业单位，年产值近十亿。这些企业都是从当初最早简单的建筑队、木工队、服务队，发展来的。而这个村还只是个代表。当时，牟平县宁海镇因为集体企业办的好，在90年被评选为全国十佳乡镇之首(到94年亿元村就达13个)。而全国，天津的大邱庄、江苏南部地区的“苏南模式“、张家港，更是闻名遐迩。当时社办企业可以说到处都有。我爱人老家山东海阳有个方圆集团，前身就是社办企业，现在已经是全国建筑机械领域的骨干企业。我老家山东德州那个地方够差了，没听说有过像样集体工业企业，但社社办个砖瓦厂，村村不用国家投资单靠集体公共劳动办个小学还是可以的。即使后来经过大面积私有化的洗礼，全国大大小小的乡镇社队企业多已私有化了，今天我们也依然还可以从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河北的周家庄、山东的南山集团、陕西的后寨村、袁家村，看到社队集体经济相对个体农业地区的辉煌身影。可以说，没有公社化时期农村的集体经济，就不会有后来农村地区的工业化。

　　2、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中国还包括农村集体经济中，充分的利用好几亿农民农闲时的劳动期间。这是笔巨大的劳动力资源。

　　我是农村长大的，从我记事起，每到冬春两闲，各家各户的青壮劳力都要听从县社统一调遣组织搞农田水利建设，所谓“挖沟”“挖河”。而这基本也是不用国家花什么钱的，也是在集体经济提留中管顿饭吃就行，或者至多是给几个公分通过微调集体分配做些物质鼓励就可以的。总之，充分利用好农民的劳动期间，这也是早期加强公共必要劳动生产加强农村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的一种重要形式。别忘了，在中国这是几亿人的力量。正是利用这几亿人的劳动期间，我国从建国到80年左右才兴建了大小水库85635座，修整的河流、“大寨田”、水利设施不计其数。不用花国家多少钱，奠定了日后中国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的出生地进入80年代，农业就实现了自流灌溉，从那以后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和高产稳产。

　　而这样大规模的使用劳动力，如果不是共有制下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要是靠花钱买劳动力来办的话，毫不夸张的说是什么样的政府都办不起的。实际上，今天的人们依然还在享用着社会主义时期公共劳动积累的历史成果。

　　利用劳动期间的形式，在农村还包括：鼓励家庭养殖、积肥，和发展手工富业，等多种形式。

　　注：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共产主义时期已经积累起来的规模庞大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被剥夺，中国新兴资本就简单的完成了它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农村生产率提高和多出生人口所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此开始，通过一次剥夺完成原始积累的中国新兴资本，就有了大规模利用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资本积累的条件。中国新兴资本(包含国有资本,我们暂且不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作为世界资本界的一颗超级新星，它的超级资本积累方式，除了化公为私的鲸吞掠夺，其基础就是中国残余的共产主义体制、农民的劳动期间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给它提供了一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庞大廉价劳动力群体。正是这个劳动力价值价格几近于零的劳动力群体，支持了中国超低工资的资本积累模式和中国工业品对世界市场的强占态势。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个中国模式中，由于其劳动力的基础生产费用最终都是农业农村的共产主义残余和其它领域的共产主义残余承担的，所以资本从而代表它的政府基本不用考虑劳动者的教育、伤病、养老、甚至住房。共产主义残余的存在和对劳动力价值价格、土地价格的继续发挥作用(中国的土地价格对国家来说多数也是几近于零的，它是国有土地或近似的国有土地。可参看何新的观点)，同时也是中国本身各项建设可以低成本展开的根之所在。这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即将完成他们复辟大业的时候，磨刀霍霍准备随时瓜分所余最后一点共产主义残肉。但它们不知道，当共产主义残余影响下的劳动力和土地廉价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中国新兴资本自己的噩梦也就开始了。那时中国劳动力的多数生产成本最终就要政府实际最终还是资本来承担，土地已属私人，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土地的价格就会急剧上升，中国各项建设的低成本时代、中国商品廉价强占世界市场的时代也即结束。

　　所以，关于“一带一路”，现在有很多人幻想其他国家的投资建设也会像中国这样简单容易，都是太过天真了。中国是公有土地，只要国家有规划，就可以用。外国是私人土地，是有私有权的，首先你搞人的土地不容易，即使可以搞到，那成本也不是国内的情况可比的。所以，现在中国人永远都不要忘记社会主义时期的好处。没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凭什么可以在社会主义分拆后可以家家有房子住(世界自有住房率最高的)、农村家家有地种?所谓改开带来的幸福生活，如果排除掉社会主义分拆留下的好处，还会剩下什么?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分拆，光凭市场经济，恐怕多数劳动者两辈子买不起套房，城市就到处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贫民窟、农村也到处还是地主和贫雇农。并且，社会主义分拆的这点好处，也是暂时的。社会主义分拆给中国造成了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就是不断的被剥夺。今天重新掌握权力的新兴资本，已经把目光转向农民那点土地了。被剥夺，是小资产阶级逃避不了的历史宿命。

　　3、通过发掘闲置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还表现在军队的参加生产(军人放下枪就是劳动者)——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的开山筑路，及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的义务劳动，这些都是挖掘社会潜在的劳动力，增加绝对公共劳动生产的形式 。

　　4、最后，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依然是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劳动及产品生产的常规形式。

　　马克思讲，资本主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的生产。实际上不光是资本主义社会，包括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共产主义前期，其剩余劳动(共产主义时期叫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都必然的存在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问题。只是阶级社会剩余劳动的生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劳动者的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无一不是在阶级压迫下进行的，所以，就不存在探讨它的主体积极性问题，因为它总体都是被动消极的。

　　而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时代，劳动者已经成了自己社会的主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生产，是一种联合劳动者积极主动的自觉的生产。并且，对每一个个人来讲，他在社会中价值感的实现，也必然是在对公共劳动的贡献当中。所以，我们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中，才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真正含义。公共劳动中人们总体都是无私的积极奉献的，而非是自私的专谋自己私利的。中国传统文化教化人们人人做圣贤，实际历史上没有几个做到，但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人做圣贤近似的做到了。非此，我们就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劳动中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广泛存在的共产主义劳动竞赛。

　　而绝对公共劳动生产中，人们劳动时间的自觉延长和劳动强度的自觉加强，往往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劳动竞赛中完成的。

　　本人的岳父曾经在生产队务过农，也在工厂上过班，他就经常提到当年工作时青壮劳力起早贪黑互不服输自觉的劳动竞赛场景。我的父亲去世的早，我的母亲则抱怨我父亲是在集体劳动中损害了身体。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在机械厂上班，至今还自豪自己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为入党而积极工作。有一个阿姨是河南人，她讲河南公社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过度劳动问题(主席批评过这种过度劳动的组织者比地主资本家还不如，快赶上周扒皮了。大体这意思)。但即使是过度劳动，也依然可以从她的言语中感受到当时新获得主人翁地位的人民大众为建设新社会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和意气风发的崭新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我幼时在农村的集体劳动场景中实实在在地体受过，但如今却已经久违了。

　　公共劳动中这种冲天干劲，再加上公共劳动中人们没有了专利权、知识产权这些私有观念，对新社会完全是尽心竭智，再加上尊重群众首创集思广益的群众路线，所以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也都是爆发式跃进式的，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可想象的。比如前苏联作为后起国家在世界科技领域的成就，又比如新中国在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科技各领域做出的只要今天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领域全方位的令世界难以置信的跃进式进步(两弹一星、集成电路、计算机、激光、核潜艇、大飞机、杂交种子、青蒿素，总之，今天可以想象到的高科技的一切领域)。这些也只有在实现了全面协作的共产主义群众公共劳动和科学实践中才可以做到，在个人和集团利益至上、以人为壑、知识产权、私人劳动等私有权至上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公共劳动不但可以实现不用钱就可以组织调动劳动，还可以实现不用钱就可以得到必要的工艺技术。这都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人劳动制度所无法想象的。这对工业革命后进国家的工业化特别重要。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产品)的生产，在特定条件的早期共产主义建设中，是必然会存在的。尤其20世纪存在的像苏联中国等原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共产主义建设，由于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起码的资本积累，就必然要经历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或产品的生产，以加强共产主义公共积累的增长和加速工业化。在中国，这个过程早期则集中表现在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即“三面红旗”。

　　这样到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通过发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通过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新中国就基本完成了钢铁15年赶超英国，和到80年左右建成中国人民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科技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跃进目标。这是从明末开始落后西方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历史成就。正是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无人比肩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和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国家安全，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

　　现在，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诋毁甚至谩骂斯大林和毛泽东们。而我们则要称颂他们的丰功伟绩。正是他们创造性地解决了人类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如何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开创了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纪元。

　　思考题

　　改开以后中国的重大科技进步，比如航空航天，比如北斗导航，比如高铁，比如特高压，比如神威，是靠毛泽东时期建立起来的残存的社会主义科技体系，还是靠资本主义的私人科技体系？

　　没有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独立完整的科学和工业技术体系及其培养的人才，改开以后中国的私企技术体系有没有消化西方技术的能力？

　　大家在近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战中，都有哪些感悟？我们哪些好东西已经丢掉了？集成电路、光刻机，我们本来都有。还有哪些东西的丢失，可能会丧失掉我们独立完整的意义？

　　小结：

　　我们上面主要说的是在已有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例子。在工业革命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中，由于快速工业化对公共劳动积累的特殊需要，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天然的就有它的典型意义。在工业革命已经发展的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实际也是一样。它也总会需要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才可以满足各个时期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其形式、规律，实际没什么区别。

　　附：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是与非

　　谈到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问题，就不得不谈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困难的问题。这本不成问题，但经过了否定文革后后朝对前朝的反动，就已经成为问题。

　　今天，一谈起大跃进，人们往往条件反射似的立即联想到它的错误。甚至是把它和某种罪过联系起来，说是它直接地导致了三年困难和饿死人。但在经历了对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运动的重新认识之后，同时也是随着一些新的历史资料的披露，人们现在回头再看，原有的一些历史印象恐怕就有些失实了。因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很多说法，本身可能就不是基于历史事实，有一个说法叫，我们看到的历史，只是别人想要让我们看到的历史。

　　根据后来网上披露的《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和陈伯达晚年口述回忆提到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决议》佐证，造成三年困难的直接人为原因，起码是1959年全国粮食生产计划相对与58年的18亿亩少种的2—3亿多亩（口述回忆说比58年少种了20%。后来有补救，起码是夏粮少种了20%）——这实际才是59年比58年粮食减产16%的直接人为原因，再加上严重的浮夸风和高征购还有北方粮食主产区的严重自然灾害，这才造成了农业生产连续三年的恶性循环和严重粮食危机。

　　如果直接的人为原因是这个少种多购，那么不管这个少种多购直接地应该怪谁，是刘邓谭震林还是主席，只要这个原因是少种多购，那么它就与大跃进本身并无直接的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大跃进（包括炼铁）本身并不必然就会导致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问题。相反，历史的看，倒是少种多购和粮食困难，拖累了大跃进。

　　当然，大跃进也还是有它的历史启示的。这就是58年秋凸显的劳动力计划调配问题。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虽然在资本之外实现了劳动力的可以有组织的大规模调配，但劳动力却又是不可以随意调配的，因为劳动力任何的过度调配，如果它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平衡，尤其破坏了生活资料部类(核心是农业)的生产供给能力，即使是共产主义，它照样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所以，这里就也还有个对公共劳动计划管理工作的经验和认识问题。

　　反过来讲，公共劳动初期一定程度的混乱是必然的，一点混乱都没有倒是不必然的。而58年秋，貌似的局部地区就正是出现了劳动力从生活资料部类(第一部类)向生产资料部类(第二部类)程度不等的调度过度问题，以至影响到局部地区秋季收获。

　　这里之所以说是貌似，有两个原因：一、根本的讲，其实并非真正严格意义的劳动力调度过度，而至多只能说是个初期的公共劳动管理经验问题。原因实际在劳动期间问题上已经谈到了。农业生产的特点，本来就是平时闲收种忙，有很多的劳动期间。平时农业富余劳动力确实是很多的，调走搞点工副业（炼铁）绝没有问题——即使是在后来的实践中，农闲时节也还是要把赋闲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但也再没出现58年的问题。所以，关键不是在劳动期间劳动力可以不可以调走炼铁搞工业的问题，而是收种时人手要不要及时调回来农忙抢收抢种的问题。58年的问题就是很多地方没有足够重视到这个问题，秋收时没有及时把劳动力调回农业抢收。所以，根本的讲，这实际根本就不是一个劳动力调度过度的问题——用收种农忙时的劳动力短缺，否定劳动期间调走劳动力搞工副业的合理性，是站不住脚的。即使今天，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时期也依然还要出去打个工。所以，这个地方所表现的问题，其实纯粹就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问题，是该调回来抢收的没回来抢收。这个教训其实后来是及时吸取了的。人民公社时期，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一到农忙时节就大规模积极组织支农，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里说58年出现貌似农业劳动力调出过度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58年秋这个局部的丰产不丰收，很大程度也是受了农民自己对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天真情绪影响，“收不收不要紧、收好收坏不要紧，有公家呢!”，地瓜随便一埋，棉花也没人管，实际很多东西是人为糟蹋了。说白了，和前边的问题和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一样，实际主要还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生产生活管理经验问题。

　　所以，积极的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是必要的。但把这个东西无限的扩大化，甚至用作污蔑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理由，就是极端荒谬和别有用心的了。

　　大跃进是什么?说白了，最初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公共劳动中，尽可能的挖掘中国人民中潜藏的巨大富余劳动力和创造力，发展工农业分工，适当的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发展绝对的和相对的社会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向社会生产尽可能的深度和广度进军。这样，当然需要跃进的就不止生产一个方面，实际包含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深一步说，大跃进其实还是新中国吸取苏联严重依赖国家工业轻重工业严重失衡的工业化教训，从中国自己人口众多农业富余劳动力特别丰富的国情出发，依靠地方甚至社队自己的公共劳动分工、发展地方甚至农村工业化，同国家重工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发展路线。它是完全的根植于人民群众潜藏的巨大的劳动力和创造力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中说：“...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语)。

　　总评大跃进（实际不能仅从三年理解大跃进），实际中国当时在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建设方面的跃进都是非常成功的。工业方面，那时候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了，汽车火车飞机、电子计算机、广播电视、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都有，有的甚至一点不落后。科学技术方面也是齐头并进，两弹一星、激光技术、青蒿素、种子杂交。总评毛泽东时代，当时整个新中国确实是个大跃进。所以，大跃进不能仅从三年看。即使仅从三年看，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跃进都是名符其实的，都是新旧中国空前绝后绝无仅有最成功的。三年期间，工农业方面的挫折，也不能让跃进本身背黑锅。

　　至于有人借三年困难否定人民公社化，这种联系其实也是牵强附合的，实际根本没有道理。

　　前面说了，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直接的是59年的农业生产计划少种的十几到20个百分点和接下来的高征购。这与人民公社化没有绝对的关系。并且，即使浮夸风穷过渡那样的错误，和人民公社化也没有绝对的关系。实际上，除了初期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实际与主席没多大关系），在《农业六十条》实行以后，实际上不管是从总产还是从单产，人民公社化时期都是新中国历史上粮食增长率(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最高的时期，对比数据，单干以后反而是新中国农业历史上增长最低最乏力的时期了。并且如前所述，如果没有集体农业和人民公社，农村地区的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也不会有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人民公社后来被污名化，实在是另有原因的。现在即使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大受影响，已经把人民公社看作是极左。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止于高级社(生产队)就可以了，人民公社左了。实际，他们并不明白人民公社化，是当时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已经超出一村一社范围，向更大的社会范围（一开始只是水利建设，后来发展成各项公共事业），超出了农业生产范围，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时候，不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冠名已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实际和方向，新的实践也已经需要超出原有生产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规划和领导区域内工农业和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布局。实际上这才是人民公社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参考《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单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果，它还是代表着新中国农村工农并举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现在所谓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看一看前面所述的今天依然保留着集体经济农村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别就知道了。否定了人民公社，实际也就否定了农村以公共劳动为基础的工农并举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因为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农村地区区域性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没有了可调配的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农村地区一切的工农业(农田水利是农业积累)积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都成了无水灌溉的荒漠。所以，单干后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退化，以至于形成后来严重的三农和农村发展方向危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反观当下，全国只有少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地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还算不错，但因为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区域统筹作用，也不过是零星几个村庄而已。目前中国仅存的人民公社标本，是河北省晋州市的周家庄人民公社，这个社从1952年合作化开始，已经存在60多年，是我国目前硕果仅存的用公共劳动代替资本解决了农村地区工农业及社会事业发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典型(参看《潘毅：写于杜润生逝世之际——中国集体村庄的启示》)。可以说周家庄的方向，就是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其实践结果必然也还依然要指向人民公社的方向。区域的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领导和公共劳动来源，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说，人民公社从现在开始，应该重新正名。

　　关于大跃进问题、新中国公共劳动初期的三年困难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关系问题，我将另外著文探讨。

　　总体来看，不应该是大跃进造成粮食危机，而应该是粮食危机严重破坏了大跃进。

　　毛泽东时代，虽然三年困难时期因为粮食危机使整个国民经济跃进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使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在随后十几年中遭受一定的挫折和停顿，但这不影响新中国整个国民经济后来的整体跃进。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本身就证明了这个跃进、证明了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对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伟大历史作用。

　　所以，对共产主义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来讲，倒不如把大跃进初期的三年困难问题，作为一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课题来讲。对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史来说，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经验实际是一笔巨大而宝贵的历史财富，永远值得后人铭记。

　　实际真实的历史也确实是这样的。主席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吸取这个历史经验，一直强调以粮为纲、先农后工，做计划留有余地。而改开以后，无论地方怎么作死，18亿亩的粮食用地底线中央也还是要坚守的。这都是得益于公共劳动管理初期的经验和少种2亿亩的历史教训。

　　注：关于三年困难的原因,请参看网文《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署名：小草）、东方出版社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和《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原因探究》和《陈伯达回忆》所及三年困难形成的人为原因相近。主要不同点在于：《原因探究》关于59年粮食种植面积是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而《陈伯达回忆》则是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59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决议》，而两者又同时都没有提到对方所提供的上述文献。按理说，《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披露的数据是后来经过书记处对原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修改以后的数据，应该更准确一些。但不能无视陈晓农或陈伯达的意见，59年夏粮（如冬小麦）种植面积因为是头年秋后耕种的，所以它应该是已经受了当时制定59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的增产预期情绪的影响的，所以陈晓农或陈伯达披露的59年夏粮种植面积比58年减少20%，应当是准确的，起码不能忽视。从这个角度讲，书记处后来的调整，至多只是对59年过大减少粮食种植面积从减20%到减10%的打折性补救。恐怕也不能作为59年粮食种植情况的准确数据了。

　　八、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1、总结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 我们会发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总是与强化人们的社会分工和创新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劳动协作方式相联系的。这符合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

　　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总是与各个时代人们分工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社会生产中的分工协作本身就代表着人们在各个层次上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形式的创新，从而代表着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

　　同样，共产主义生产在它需要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地方，尤其是尚未充分进入机器生产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通过加强工、农、商业的分工，及工农商各自内部的分工，通过发展从宏观到微观社会生产各个层次上人们新的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来发展社会总的生产效率的。这相当于资本主义从比较分散的生产进入到工场手工业较集中的生产阶段。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增加社会总的劳动量上，它最终还是要通过人们的生产和劳动协作，充分发掘公共劳动分工协作集体的集合的力量，来提高单位劳动时间公共产品的生产效率加大公共产品的生产。

　　而这就涉及到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了。

　　在这里，共有制下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可以按需要按计划自由调配的性质，无疑是对人们各种共产主义新的生产和劳动协作方式在各个层次上的迅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私有制私有劳动无可比拟的空间和基础。共产主义各个行业内部及其之间的组合方式，都是在共产主义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可以自由调配的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只要是它们作为一定的生产或劳动协作方式形成并发展起来了，它们结合所形成的集体集合的力量对生产率的放大作用就一定会体现出来。这时人们会发现，生产同样的公共产品，人们所需要的总的劳动时间，实际比以前是大大的减少了。所谓1+1+1大于3。

　　而只要是通过提高公共劳动的生产效率，在不断减少人的实际劳动时间条件下所进行的依然可保障充足的公共必要产品供给的生产，就是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是像上述那样通过加强公共劳动中的分工协作这种形式进行的。在这种前工业化的经济体，它们加强公共产品的生产，无一不是一方面加强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一方面加强对公共劳动分工协作的社会集合力的发掘，来加强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其实是两种公共必要产品生产形式的紧密结合（可以比照参考《资本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部分）。

　　而一当工业化完成机器工业建立起来，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的逐渐普及应用， 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和通过发展分工协作的社会结合的力量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就要逐渐让位给机器自动化生产，和与机器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这两者所体现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

　　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在前工业化的经济体主要是靠分工协作进行的。而在工业化后的经济体，其基础则主要是靠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机器自动化生产进行的。在这里，分工协作的继续调整，只是社会生产根据新的机器发展状况的调整。因而，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最终形式，就是通过机器自动化生产所进行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生产。

　　2、机器自动化生产，在过去我们叫工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今天随着现代通信、电脑、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定位技术、机器人、3D打印，以及这些技术的结合的发展，一切毋宁说是机器自动化生产，最后是机器智能化生产。

　　我过去说过，工业革命是人类利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最终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革命，是消灭劳动和资源的革命。物质生产中，人本身就是工具，而工具本身就是人——是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延长和替代。而工业革命中，最终否定和替代人类劳动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文明创造工具，就是工业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机器和机器系统、智能机器系统（否定自然界这个自然产生工具的，是农业耕地、化工厂等）。

　　马克思曾多次引用尤尔博士《工厂的哲学》中的话说：“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开篇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不能仅仅说是因为机器用自然力代替了人力。自然力代替人力，古已有之。比如畜力、风力、水力，古代就已应用。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主要是因为机器已经有可以高效代替人的双手工作的工作机，是外力（人力、后来最终是自然力）推动机器的工作机这种人工装置，能够同时代替许多人的双手自行使用各种工具，以比人手更高的效率生产出数量更多质量更稳定的产品。这就是说，机器之所以叫机器，也已不仅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人的劳动能力。扩大人的劳动能力是以往所有时代所有的文明创造工具所共同具有的特征。但机器已经不仅仅如此，它主要的是已经可以代替人操作工具和进行工作。所以说，机器实质上是可以替代人类劳动的机械，是人类文明创造工具延长和否定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最高的发展形式，是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真正机械化了的人。这就是机器的本质。而现在公认，工业革命是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革命（马克思的本意是，机器同时在工厂内抢工人的饭碗，在市场上抢与个体手工劳动联系着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的饭碗）。这个革命在过去，被很多人误以为只是具有18世纪的意义的事情。而实际上，这个革命是到今天也依然没有完成的一整个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机器是发展的。

　　马克思的时代，机器还只是可以替代人在劳动中手脚的杠杆作用和动力源作用。那时候的机器系统还是很死板的，它对人手的替代也还只是能做一些比较单一的重复性的动作。这类机器后来发展成成套的生产线，但也只是适应于一些高度标准化的比较单一品种产品的规模重复性生产。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机器系统，总体还是很机械的，还很不灵活。

　　到今天为止，人类已经发明了电脑，并且现在已经向智能机的方向发展（互联网对智能机的定义：具有感知、识别、推理、学习等能力，能处理定性的、不完全不确定的知识，能与人类以自然语言、文字及图形图像通信并在实际环境中有适应能力）。“1914年 美国人乔治·德沃尔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可编程的机器人(即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机器人）…这种机械手能按照不同的程序从事不同的工作，因此具有通用性和灵活性。”（互联网）“1959年 德沃尔与美国发明家约瑟夫·英格伯格联手制造出第一台工业机器人。随后，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制造工厂——Unimation公司。由于英格伯格对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和宣传，他也被称为“工业机器人之父”。”（互联网）

　　目前，世界上工业机器人已经大规模应用于工业生产和仓储物流。

　　也就是说，今天的机器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中枢和外围神经系统，已经可以按照预定的工作程序甚至自动编程代替人脑在生产生活中的很多程序执行功能自动工作。并且甚至已经可以根据各种不同的特殊需要对多品种产品进行灵活的高效按需生产（即所谓柔性生产）。

　　这就是说，机器今天已经发展到了智能机器的阶段，即机器人的阶段。不管是代替人手还是代替整个人的工作功能，它都已经可以真的像人一样越来越独立灵活地工作了。或说，现在的机器已经发展到了更加接近于真正代替人类劳动意义的阶段。

　　不光如此，实际上随着现代通信、互联网、物联网、卫星导航定位、3D打印等技术与机器人技术结合的发展，人人互联、人机互联、机机互联，已经愈来愈使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发展成为集认识工具、交往工具、物质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为一体的覆盖广泛触角遍布的智能工具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在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大化的扩展着人们的劳动能力，并且已经是在实实在在地代替消灭人们的劳动和方便着人们的自由生活了。未来的智能工具系统不光能自控生产，还能生产调度，不光能生产调度，还能总管人们的生活，是总管生活和自控生产的统一。

　　3、——与人们物质资料的研发、生产、消费过程相关的社会生产活动，无非几个方面：一是与科技有关的认识活动，一是与交换交往有关的社会交往活动，一是物质生产活动（即生产劳动），再就是包含着消费活动的自由活动。

　　相应的，包含着消费活动的与人们的生活水平高度统一着整个社会生产力，就同时由这个社会的认识能力、交往能力和物质生产能力这三个方面所统一规定。

　　我们前边说过，社会生产力在它发展的前期，无不是靠人们的社会分工发展的。由于分工，有人专门从事交往交换，从而形成邮政、商人、商业、市场；有人专门从事生产，生产内部还进行着逐步细化的分工——工农业的分工，工农业各自内部又有分工；有人专门从事科研，还各有专门的课题方向。这样由于分工，人们就既同时发展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物质生产能力、认识能力，总之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又同时发展了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在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还不能根本的代替人类本身在物资生产中的劳动的时候，即在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人们通过社会分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这是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而一当上述智能工具系统开始建立和成熟起来，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它就要逐渐的消灭人们的分工和最终要消灭人类的劳动了。由于互联网等即时社会交流交往能力的发展，由于信息和知识共享平台体系的建立成熟和发展，科学认识领域的专业分工就会逐渐消亡。所谓专家学者相较普罗大众在认识领域将越来越不再占据优势，届时科学将是大众的事。商人、商业、市场、邮政，这样的中介交往，将不复存在。继之而来的是人与人、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直接交往。由于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人本身也逐渐不再作为中介交往工具和物质生产工具存在，商业等中介劳动、生产性劳动、和很多与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交往有关的管理劳动也将趋于消亡。当然，这是个逐步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也是个有组织的过程。

　　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生活工具系统的任何的进步，它首要的结果就是直接地减少着人们生产生活中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提高着人们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增多着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共产主义条件下，公共必要产品（相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原本就是为所有社会成员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生活服务的。共产主义劳动是种公共劳动，这种公共劳动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在工业革命问题上的那种严重对立的状态。在继续发展着的工业革命中，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任何的进步，都首先是直接地减少着人们在公共劳动中的公共劳动时间延长着每个人劳动外的自由生活和自由活动时间。机器生产越发展，社会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每个社会成员可享受的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和相对于劳动这一并非自由的自由活动就越多。

　　4、所以，发展机器生产，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合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因而是合于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的。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除了人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说到底就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并且，也只有共产主义的这种生产关系，才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智能工具系统的发展和最终完成工业革命所赋予人类的最终消灭劳动的历史使命，使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解决最终完成。

　　而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业革命消灭劳动实现人类从劳动中解放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机器和资本结合为资本利益服务的情况下，智能工具系统的这种发展总要遇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障碍。

　　首先，资本在一定时期积极利用技术进步，在另一个时期又搁置技术进步，都是为了取对剩余价值生产有利的情况。而对靠出卖劳动力糊口的雇佣劳动者来说，他们必然又要反对智能工具系统对其饭碗的争夺。因为智能工具系统虽然本来是节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条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却是大面积消减人们就业机会的条件。资本主义条件下，智能工具系统任何的发展，都必然以损害劳动者的生存条件为代价。所以，智能机器虽然是美国人首先开发的，但并不是美国发展的最好。当然，只要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谓工业4.0，或者以后的5.0——智能生产系统的普遍化就不过是少数专家学者的美好愿景而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就要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不是旧的生产关系在强烈的对抗中得到解决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从而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工业革命完成消灭劳动的任务，就是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进入一个相对的停滞的状态。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使然。

　　而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正是资本主义这种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最终解决。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这种矛盾，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中才可以真正解决。比如中国工业革命的情况，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工业机器人消费比例最高的国家，同时土地正在加紧流转，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正在加速进行。这两个运动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在未来的某个阶段使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重新复活。当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复活。

　　所以，共产主义绝不是某些人脑子里想象出来的什么乌托邦，它实际是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矛盾的必然结果。

　　迄今的共产主义经济体虽然都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首先在比较落后的前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看似好像并不具有现代共产主义的典型意义，但实际从它有异于资本主义在严重的社会对抗中推进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从它消除了这种对抗性矛盾，把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转变成一种人类社会的自觉的组织过程来看，它倒更加凸显出共产主义在推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上的典型意义，因而是标准的共产主义。

　　5、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体制瓦解以后，人们开始怀疑落后国家共产主义的历史合理性。

　　的确，在这些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如果仅仅考虑其落后的生产力本身，那么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国家确实是尚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然而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让它面对已经工业化了的世界和已经帝国主义化了的强大的国际资本，在工业革命的自觉赶超工作中，这时私人劳动对积累的低效和它的无法按计划调配性，工业革命前社会个体小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趋势的障碍性，就已经使它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起码是总体的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了（不否认它一个阶段内的补充作用）。这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因为它的可高效调配性，它既作为人们的公共生存手段，又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自发性的共产主义新型社会发展自觉组织工作手段，就有了它必然的历史合理性。

　　——认识和实践的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性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正确认识，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进步盲动的自发的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时代的开始。这样，在这个时代抛弃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线性历史发展观，根据有知自觉地组织好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类进步，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现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打扮成唯条件论的线性史观，宣扬像中国这样的原本落后国家只有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这实际是对革命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倒退和背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主体本身在自己自由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已经领导群众创建了群众自己的共同革命行动组织主体之后，即在自觉时代，规律表现形式同它在先前非自觉时代旧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的变化。这就像电力规律的表现形式，在人类的运用中和它在自然界中自然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一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历史规律在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实践中新的表现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和它的公共劳动。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表现形式作为旧的东西，这时就没有了它们任何的意义和历史合理性了。

　　斯大林毛泽东后，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泛滥，不过是一再说明了，在马克思以后，只有马列毛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马列毛主义，才在为全世界指明了共产主义道路的同时，为全世界工业革命落后地区给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道路的新型的完整的共产主义工业化道路。

　　下面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做个延伸和总结：共产主义时代，为了保障公共产品的供给，人们总是要首先适当地加强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然后为了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而发展相对必要产品的生产；随着劳动在深度广度上的发展，在新兴行业适度地加强绝对公共劳动的生产，在成熟的老行业积极发展相对公共劳动的生产。一方面是社会总劳动需求量的不断减少和人们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劳动需求量从老行业向新行业不断地转移。

　　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生产力的提高中，先是要在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充分的挖掘人的劳动力和劳动效率，后是在保持充裕的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下，在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解放人的劳动力。或是二者的参差结合： 老产业加强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不断地解放人的劳动力，新产业维持一定的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适当地投入一定的劳动力。再然后就是发展智能化的柔性按需生产了，逐渐模糊不同产品生产的界限。

　　在这里，在绝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绝对公共产品的产出量是与社会生产它所投入的社会劳动量成正比的，投入的社会劳动量越多，得到的公共产品就越多，反之越少。在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中，随机器生产的发展，同样的公共产品量，生产率越提高投入的劳动量就越会减少。

　　所以，在两种公共产品的生产中，在刨除了补偿劳动者所消耗劳动的个人必要产品后，真正能不断增加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量的，还是相对公共产品的生产。

　　如果说公共产品总量代表社会总生活量，那么公共必要产品的总量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总量本身。

　　人们可实现的自由生活量的多与少，总是与当期可生产的公共必要产品总量及其在总公共产品中占比的多少有关系的。公共必要产品的量在总公共产品量中的占比越大，社会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人口——当期的非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总量就越大，人们从劳动中解放的的程度就越高。当然，这里的生活量已经是人与自然关系意义上的那个生活量，用生活时间尺度衡量，已经不再或越来越不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关系意义的那个生活量，已经逐渐不能再用劳动时间尺度衡量。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量与生活量的问题已经逐渐重归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参见《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序言商品理论问题增补》)

　　附文：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中）

　　31、先看了下资本研究回顾。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资金和资本的区别。资金不一定是资本。资金是中性的，资本不可能中性。

　　二，所谓两派的争论实际没有意义。因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核心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马克思也不可能否认也要承认资本是生产要素是生产力。马克思并不否认人们包括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平常所看到的一些经济现象，劳动价值论资本论，不过是研究内在机制。

　　三，他们所谓的资本研究，有多大程度是社会主义研究？

　　34、列斯毛开创的共产主义共同主体，核心在党和党的各级组织。在你的思想内涵当中，官应该由党来替代，或者还可以搞一搞党和官的流变。党同无产阶级，同官的关系流变归元。

　　35、还是要搞明白中国古有的主体类型和现代共产主义主体间的区别，最终还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经济学，不要搞什么中国经济学，那样把问题就搞小了。

　　可不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共同体最终形成的是保护小农小资产阶级的共同主体，过去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于此，但它没有前途。而新中国建立的则是保护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进程已经肇始的公共劳动的全民国家的全民共同体，新中国过去现在未来的阶级斗争，也皆围绕于此。

　　39、所谓平台经济实际就是说，人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已经达到可以消除生产和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中介交往（市场）的阶段，已经重新可以实现生产或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直接交往。但这个直接交往又不可能是生产或供给者和消费需求者个体间的直接交往，它们之间还需要网上平台做中介的交往。这个事情本来可以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做的事情。比如房屋，本来可以你愿意在上海，在西安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居住的，只要公共住房平台在你想去的地方，有空闲房子。但现在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共同主体了，这就要被资本看到利润的空子。它们就可以构筑一个网络平台，私人住房想做房东的就可以入住平台，资本只拿租金。当然，能玩儿转这些东西，都必然是要产生垄断的。但就我个人的态度，我是支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垄断：一、就没有生产生活方式的进步，二、没有千百万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破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不会为社会普遍的接受。

　　平台劳动（通过平台集合起来的私人服务，比方美团外卖集合的商家和外卖人员劳动），我在前段和你说过，实际可以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所用，以解决自由劳动和纪律劳动的矛盾问题。它可以以自由劳动的形式对纪律劳动形成补充。共产主义的平台可以涵盖住房供给，生活供给，公共劳动，学术研究的方方面面。

　　好像有这么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交往领域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需求的集中对未来各领域机器智能机器的普遍应用创造了条件。相应经济政策。二、人全面发展的问题。通过个人的创造性劳动从而个人的价值更容易发挥了。这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中会有意义。三，平台资本主义和平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深入到服务劳动各个方面，人们在纪律劳动和个体自由劳动间可以寻找平衡。平台社会主义问题可以深入探讨和实践。四，配置资源的实际还是资本需求和个体需求（平台资本主义），或者公共需求和个体需求（平台社会主义）。区别只是以前表现为市场，现在表现为平台，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最多就是资本配置资源的深度广度更延伸了些，对社会主义讲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更高效。或者可以从几个问题的互相关系，彼此对应看。社会成员个人的资源配置能力，马克思说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支配能力，潜在的加强了，我们知道这种技术手段对这种支配能力的加强，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可以真正实现，而这种潜在的加强本身就是人的更全面的发展。也就是说，交往能力的这个突破对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每个人大脑的充分发挥，个人价值创造性劳动的发挥，一是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用支配。

　　我在相对公共必要劳动的生产中好像讨论过这些问题。供求平台也就是效用选择平台，未来可能还是消费者肩负的效用创造平台。现在的效用都还只是生产者的事。未来可能是消费者的事。

　　40、关于内外部联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提纲》和对赵磊的那个批判都有谈。

　　一切书都是旧书，一切已经说出来的话都已经是旧话。所以，我对我以前的文章也不是完全满意，它们总是围绕说明某个问题展开的，对其它的方面就可能缺少顾及。

　　总体来讲，我认为没有必要把问题搞的太复杂。既然是主体论，人本身就是人存在的核心。主是相对客而言的，既然是主体，就是以主人为本体，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己的主人是自己外部联系的主人，也是自己内部联系的主人（不完全准确）。人的一切活动围绕人与自然世界的主客体矛盾及其解决（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展开，自然它的内部联系，即主体本身——包括人的思想意识，包括社会的组织形式，甚至身体的形成比如手脚分化语言形成，也是围绕外部联系的改变发展的。这就是外部联系决定论、内部联系反应论。自组织总是以一定的外部联系为目的的自组织。意识总是主体意识，主体对客体的自由意识，以主体的为我意识为核心，代表人的主体性。

　　当然，这是就历史过程讲的。反过来讲，内部联系当然规定人事物外部联系中的性质，石头与世界的矛盾运动形式当然就是石头的形式，人的形式就是人的形式。它们当然规定外部联系的性质，但动因还外部联系。就如xx固然规定xx外部联系的形式，但xx的动因还是他与世界的矛盾他与世界的外部联系。

　　大体这样了。

　　你说的将意识与自然同步的考察，我的说法是把人的行为放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的考察，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包括发展变化了的实践。这些都在主客体矛盾运动的范围内。

　　41、是的，本位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合适。主体论的基本前提，就是以人为本位，即人本。但主体论又不仅仅是人本论，人本只是主体论的基础、前提，主体论的重心在主体对自己对自己世界客体的主人论自由论。

　　42、列宁主席包括他们同期的作者再早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系统论还没有出来，还缺少系统看问题的习惯，还缺乏事物内部联系矛盾运动同其外部联系矛盾运动之间的依存关系，以致事物在其内外部联系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思考。这是今天看这些书需要注意的。

　　43、主体的层次可以不同。可以由个体主体马克思说的现实的个人，上升到集团的阶级的社会的整体的主体，但主客体矛盾的基本规律表述不会变化。实践领域的主客体矛盾就是生活矛盾生产矛盾。生产关系的阶级的最后整体主体性的内容，属于主体的内部联系从而主体本身历史的发展的问题，它是随生活矛盾生产矛盾逐渐展开的。

　　44、所以，走出过去的书本，就没有人如何按放的问题，只有在在作为人类实践的主客体矛盾运动中，过去的书本如何按放的问题。主客体矛盾就是一把刀子，可以使过去的一切知识简单化。尽可能简单化，不要复杂化，只叙述简单的事实，不制造复杂的知识，或者这就是今天的述而不作。

　　45、主客体矛盾就是一把刀子。

　　用主客体矛盾这个工具分析，生产力就是人解决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能力。具体表述则随情境而变化。

　　或说，生产力就是主体自由的能力。它必须通过与自然的一定的联系和与之相应主体内部的一定社会联系获得。农业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小农，机器工业社会的理想状态是全民共同体公共劳动。秦国建立的是小农社会，中国两千年的阶级斗争围绕此进行。新中国和前苏联建立的是全民社会，人类以后的阶级斗争也必绕此进行。实际所有的阶级斗争都是围绕个人的自由和生产力（个人的主客体矛盾）进行。

　　——个人的自由必然体现在对自己生产力或说生产资料的占有支配，占有方式，是个体占有，还是共同占有，则要看人与自然联系的实际状况，在机器已经在逐步的消灭人的劳动的时代，必然是共同占有，然后共同体劳动。

　　46、我说过，客体世界要束缚主体，主体就要反过来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对客体世界的自由，是一切生命主体活动的核心，当然也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核心。人只有能占有和支配自己的生产力，才是自由的，要以此考察辨别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过去和未来的阶级斗争。

　　新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路线的新中国新世界全民国家工业革命道路的塑造宣传，就是建设新中国新世界新人类。唯的是工业革命已经启动机器消灭劳动进程的物（外部联系），塑造的是全民国家的共同新主体（内部联系）。

　　自由是一个过程。

　　47、我有一个搞建筑的九零后小朋友，竟然能理解什么叫干活了才有饭吃和有饭吃再干活的区别，理解李嘉诚再富有也不过是个为生存斗争的经济动物也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活着就是为了创造新生活的人，而社会主义的工人天生就是天天在创造，一提到社会主义各种福利可以惠及包括资本家在内全社会每一个人，可以公私合营私企可以因此抱国家大腿就兴奋不已。社会主义可以惠及包括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每一个人，公私合营可以让私企抱国家大腿，这就是最大的感召力。

　　48、这样说，美学的内涵还是价值观，基础上理论还是要先能说服人。理论能说服人，就能构筑起美学的价值观内涵，外辅以革命美学。内有革命理论，外有革命审美，革命理性加革命感性，堪称完美。理论解决了，就是革命伦理、革命价值、革命审美革命美学，最终构筑共产主义的新礼乐。

　　49、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中群众联合的共同行动主体所走的道路。

　　50、原来苏联人已经开始有了唯物史观的主体论视野。这本书还是不错的，有些方面也写的还算深刻，对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也作为一个重点论述。

　　按我的理解，工业革命是消灭手工劳动的革命，它引发现代共产主义问题，并贯穿整个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人才不再受劳动、资源等自然条件束缚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束缚。

　　52、共产主义共同体当然是阶级的话语，但表述上一定是代表全民利益或说代表全人类意义的。这不光是策略，而且是质本身的规定，否则就不是共同体。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实际也就这么个意思。解放的是全人类，不是哪一个阶级。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阶级都说自己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无产阶级也不应该例外。这是从革命目的说的。

　　5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共同体的重建出发，这本身就是可以让社会主义者欢欣资本主义者惧怕的成绩，引起一定的的关注是必然的。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还是要从共同体、共同体公共劳动的一般和特殊才可以真正说明。

　　如果是我在你们位置的话，我就会由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要先搞出一般）阐明社会主义的各种特殊，包括你说的资本，而尽量不给现实贴各种标签，包括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标签，以为体质内部的思想和政治斗争服务。

　　主体劳动主人劳动这些提法我认为不太可取。个体劳动也是主体主人劳动。在不断发展着的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中，共同体劳动的根本特征应该只能是公共劳动，其它个别特殊只是补充和变通。

　　54、公共劳动当然不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当然是可以量化的，就是公共劳动时间。具体，如果说资本主义一般是剩余价值生产，社会主义一般就是除满足个人需要（个人必要劳动时间量或说生活时间量）以外的公共必要劳动时间或说公共必要生活时间量的生产。不分也行，不分，就是公共劳动时间或说公共生活时间的生产。在商品经济中表现为公共必要价值的生产或公共价值生产，公共必要价值甚至可以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表现。

　　55、你说公共域，我以前也说过用类似美团外卖一类的公共劳动平台使个体劳动转换成公共劳动，就是这个意思。

　　56、即使按市场经济，我说的是真正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最多也只是公共劳动独立核算单位的大小规模有所不同，但公共劳动的性质不会有变。否则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一般或本质性的东西了。

　　在社会主义也需要网络平台，也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搞平台社会主义。平台自来就有，一般菜市场或商店就是个平台，只是现代网络技术更便于把更多的小商贩厂商笼络到一块儿更便于把私人劳动转变从公共劳动罢了。社会主义的平台是产品商品展示交换的平台，当然也可以是个人劳动服务生活奖励的招揽统计显示平台。当然，那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东西了。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实际已经无关。

　　57、已经昭示了一种平台式社会主义的方向。比如，未来社会主义平台可以给个人的公共劳动贡献量计分，达到多少分，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自由生活享受——展开想象了，人们可以在公共劳动平台上选择自己想要参与的公共劳动，比如快递外卖，都可以打分的，觉得自己的某项厨艺不错，也可以申请为社会提供一个美食选项了。

　　当然，个体劳动总是补充性的，大部分人大部分劳动还是单位式的公共劳动，在这里总不能光干够自己的就行，总还是要以为集体公共必要生活的贡献多少计分，在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的发展中，集体公共必要生活量的多少，总是人们共同从劳动中解放和各自自由生活的共同来源。

　　58、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是剩余价值生产，至于这个生产的具体形式是英国式的或德国式的日本式的美国奴隶制式的他暂时是不管的。我们讲公共劳动一般的时候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有个体小资产阶级生产，社会主义也一样可以有，但不影响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基本形态特征。我甚至认为，依据我们中国人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辩证哲学，我们也可以从阴阳的转化中建立社会主义的稳定性，比如可以留一些资本主义的体验区，人不在海里灌几口水是不知道什么叫呛的，体验了资本主义生活危机的人，对资本主义才有切身认识。今天拥护资本主义最热烈的往往是吃社会主义体制饭的人，党校反党，教授反党。反之，也相反。别光喊，也亲自到资本主义的环境溜溜，也给喜欢社会主义的人倒倒位置。出来溜了就不反了。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可以自由来去，实现正常的阴升阳降在易经叫泰卦。

　　59、整个大面出问题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他们就是个鸡肋。他们要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吗？特色是亲生儿子吗，亲生怕早被耶哪儿弄死了，所谓姓社不过是姓资的冒充。体现在马类教育上，必是不伦不类。现在的马类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当然，就你们这些教师个人而言也要反思，多数人自己都讲不清社会主义是什么，那讲政治经济学有什么用？即使讲清了，鼓动学生造反？这就是两难。

　　60、所以我说，讲好社会主义是什么就行了，讲一般的同时也可以讲讲它真正的各种变化特殊，这叫述而不作，而不要随便给特色贴社会主义的标签，如果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了，那还搞理论斗争干什么。

　　61、在共同体中，公共劳动就是联合劳动，是共同体主体成员联合起来的公共劳动。

　　生产资金表现为资本的形式只是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公共必要劳动量（生活量）以剩余价值形式出现时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公共劳动或公共必要劳动是一般，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做为公共劳动的价值存在形式是次一级的一般，剩余价值的形式是公共必要价值里的特殊。

　　不产生剩余价值的资金就叫生产资金。产生剩余价值的就叫资本。基本可以这么分。

　　还是以共同体的重建作为起点较好。ABC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主体论思想还没有最终形成。主体论形成以后，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刚要中说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前提就是群众共同行动主体的重建，这是共产主义一切工作的前提。这本身就已经暗含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也是共同体的重建。这个问题我ABC导言中先言共同体重建，后言公共劳动，也已经暗含。后来你就直接说了。差不多吧。没有共同体哪来公共劳动。有了共同体又岂无公共劳动。

　　62、理解公共劳动问题，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不要把公共劳动单纯理解成为为全社会的劳动。它是为全社会的劳动，但首要的也是为核算单位联合集体的劳动。

　　二是，既然以共同体公共劳动对应私人劳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就只是主要的形式，个人的工具就也可以参与公共劳动。比如原始共同体的渔猎活动，弓箭刀叉是自己的，但劳动性质还是公共劳动。现代共产主义共同体劳动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共产主义问题的核心特征还是公共劳动。反面的例子，比如特色，很多生产资料生产资金名义上确实是公有的，但却支持不到大众公共的必要生活，连群众的医疗教育都支持不到，甚至不知道往哪里用。这就不是真正的公共劳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当然说的是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劳动的公共性，或说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劳动都可以是公共劳动，但“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就并不一定是强调生产资料的公有，而是作为劳动成果的劳动产品的公有，是共有产品。这和公共劳动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统一一致的。

　　63、公共劳动量=个人必要劳动+公共必要劳动。个人必要劳动是满足劳动者个人生活的，公共必要劳动是满足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生活的。公共必要劳动体现公共劳动的性质，和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性质对应。

　　我说的作为一般的公共劳动，其理解是以这个构成公式为基础的，以此解释它的各种特殊，包括剩余价值形式的特殊。

　　64、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存在什么劳动的总公式。马克思说的或马克思主义说的剩余不管是剩余劳动还是剩余价值，都只与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对应。在共同体中，它只是公共的部分。这里有质的差别。共同体劳动没有所谓的剩余部分，都是共同体成员公共的，也正因为此，才有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分配的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剩余。我们以前说剥削的产生条件的时候说，人们劳动产品有了剩余是剥削产生的前提。这个说法本身实际并不见的确切。关键，它并不确切是经济学范围内的话语。在经济学范围内，我的理解，剩余劳动是剥削现象的专有名词。

　　65、你说的是分配的内容了。我说过，这个划分本身只有生产管理学的意义，分配的时候，自然会首先考虑生产基金，公共事业基金，意外储备基金的情况，后面才是消费方面的分配。基本公式不用变。

　　或者说，公共劳动在生产管理中的划分和在消费中的划分可以是两套东西。

　　66、前述公式是生产管理中的劳动构成。

　　我不知道你这里提有机构成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如果是衡量机器自动化智能化发展的程度，可以用公共必要和个人必要的比率表示。

　　67、不用太在意细部的东西，关键是从公共劳动一般出发考察政治经济问题的这个方法。

　　68、生产的技术构成确实是个伴随始终的问题，由其在工业革命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产生以后，它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它的意义实际反应的是物质生产中机器类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资料和人类劳动贡献比率的变化。这反应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价值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学意义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生产中，已经还原到它的本来意义，说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二者对新生生活量的贡献率的变化，实际和解放比是一个意思。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人从劳动中的解放是在资本的自我实现中人被动实现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就是人自觉组织工业革命自觉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的解放。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生产的技术构成问题，主要是还原它是生产的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只是商品经济阶段的现象，都有生产管理学的意义。在共产主义生产中，M已经是公共必要生活量，不管它是以何种形态存在是不是剩余价值的形式，共产主义生产中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那种管理学意义自然消解。

　　69、生产的技术构成是个伴随始终的普遍性的问题，价值上反应的生产技术构成只是个历史性的过度性的问题。价值形式上两个比。C/V，M/V。都反应人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程度。M理解成新生公共必要生活量。共产主义时代，工业革命作为解放人劳动的革命已经被认识，共同体中公共自由生活量同劳动量投入的矛盾，也会倒逼生产技术构成的继续提高发展。这不管是否商品生产、存在不存在价值层面的构成问题，都是一样的

　　70、。看来M/V同C/V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阐明。M/V受C/V规定，M/V反过来推进C/V的发展。这是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这点上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你关于资本和公共有机构成的问题，拓展了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域，回头我会把我们的这个讨论增补进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从资本主义为追求剩余比社会生产自毁式的生产构成比的变化，也内涵了剩余价值生产向公共必要生活生产的变化剩余比向解放比的变化。

　　71、现在对用公共劳动做社会主义一般还有不通的地方没有？

　　剩余价值的形式可以作为公共必要劳动的特殊形式，但它必须能够转化成共同体的公共必要生活量，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公共劳动。

　　72、你通过通史研究再做结论的想法是有意义的。比如，你曾经认为公共劳动应该是联合劳动起步的这个想法，就可以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私人劳动产生之前的共同体劳动，甚至是现实的家庭内部劳动，真的可以定性为联合劳动吗？为什么古代共同体的劳动不强调联合，而现在需要强调联合了？到底公共是质，还是联合是质？反过来的结论，或许应该是联合劳动是公共劳动的起步。公共劳动自远古到现代，都应该是真正共同体劳动的质。现在强调联合，只是因为人们分散了个体了，只有重新联合起来，才可以重新走向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

　　历史研究包括古代史，也包括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历史新中国政治经济历史，都需要重新认真研究。在这方面，你们带学生实际是有优势的，可以分课题给感兴趣的学生搞，然后再汇总。共产主义者再搞个体户研究已经落后了。

　　73、共同体是群众联合起来的共同组织主体。共同体有主体性，它的劳动是根据主体成员的个体需要和共同体整体需要自觉组织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是多层次实现的，基层有基层的共同体，比如企业社队，高层有高层的共同体。

　　74、我们中国人做社会主义的学问，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多是农民出身，怕你我都是。这个缺点使得我们不管是从左的还是右的方面分析问题，多脱不了或多或少的用小生产者的眼光看问题。由其像你我这些70后，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生活缺少经历，做学者的没有工厂经历，甚至没有在私人企业打工的经历，眼界总是受限。我们要尽量转换角度改善这个问题。我上学是在集体村办的职校，考察过一些集体村庄，打过工经过商，能好些，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都是不断修炼才有些许进步。

　　75、确实应该重读新中国历史。这些东西我们这些民间的人左转比较快接触比较早，现在反而是你们这些体制内的人需要补课。我几年前在光明论坛曾经有过一个关于大跃进和公共劳动问题的论战（想整理还没整理完），那时候我就已经把大跃进中的问题定性为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问题。所以，你们在领学生重温这段历史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预防有学生会像你们的教授老师们一样由此就得出社会主义不行公共劳动不行的想法，主席也主要是谈公有制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否定公有制和公共劳动的方向，主席是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的。主席六零年左右有个十年总结。我总结，主席在六二年之前主要在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各项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人民公社条例，工业条例商业条例，实际都是主席亲自领导搞出来的。主席反反冒进鼓励大家干起来，然后反瞎指挥反左同时反右倾黑暗风最后根据群众实践形成各方面事业的规章制度，使新的生产关系使群众的生产生活走向正规。这是主席领导运动的方法。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婚姻法及其在运动中的作用，也都是这种领导方法的杰作。主席找各大部谈话调研就搞出《论十大关系》，其它领导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搞不出经验的东西，非左即右也没有主席的领导方法。六二年以后制度建设告一段落，主席的主要精力开始转向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事业的代际传承问题。

　　76、是这样，现代公共劳动是主体劳动的一种形式，它是工业革命消灭人劳动的结果，也与工业革命继续消灭人的劳动人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相适应。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公共劳动实际一直是人与自然矛盾斗争的主要形式，私人劳动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还不够发展时期一个短暂的现象。

　　党是群众自觉组织自身共同发展的主体的领导形式。

　　九、共产主义产品的效用

　　1、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进程和人与人关系进程的自觉组织问题。其中尤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组织进程为基础。因为没有人与自然关系进程的正确理解，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问题就解释不好。又由于人们生产手段和生产成果的高度统一，这就有必要研究作为生产成果的使用价值问题，即使用价值的效用及其历史规律问题。这我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一文已经有谈。

　　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由于曾经的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对立，效用问题基本是明确不谈的。但分工生产中，部门同类使用价值间的效用差别和部门整体使用价值不间断地更新升级甚至换代，确实是存在的(手机为例）。并且，效用归根结底是同时体现着人与人的某种经济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状况。因而在共产主义时期，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劳动产品的效用问题就不能不谈。关键，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它相比以前一切世代的生产方式无与伦比的优势关键在它推动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共产主义就必然的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越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否则它就不能最终的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最终的战胜资本主义。反过来讲，如果共产主义已经能够表现出它相对资本主义更加优秀的推动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如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拿资本主义作发展自己的拐棍的必要。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说的很详细：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不能脱离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范围来讲。使用价值的效用，是它作为部门整体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和作为部门个别使用价值与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统一。并且，部门使用价值的绝对效用，又是随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相对效用的不断更新、累积、递增，而不断升级发展的。我们平时说的使用价值的效用，主要指此使用价值对比部门同类不同使用价值的相对效用。

　　在这里，效用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可实现程度，其的本质，归根结底体现的是人对自然的自由的丰富的可延伸程度，基础的除了生命的可延伸程度，就是它满足减轻人们生产生活中人力付出的强度和时间长度这个需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和它在满足延长人的自由生活时间这个需求上所能达到的程度，最后才是满足人们生活享受和生活审美的程度。所以，效用的发展，从根本上，归根结底是满足人们的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生命时间）这两个方面的一减一长需求所能达到的程度的发展。马克思讲，人的客体对象的物性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本身外化了的本质力量，或说本性。人的需要人的本性当然是多姿多彩多种多样的，但抽丝剥茧归根结底，不过是生产生活工具对人这两个方面能力的扩展。也正因为此，任何时代使用价值的进步都是和人们生产手段、生活手段、交往手段上的进步统一着的。既和人们的生产方式统一，又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统一，最终表现为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工具——这些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对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延长和替代上。当然，它们同时也代表了人民群众实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感受。

　　如此，共产主义时代，在人们生产生活交往方式变革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人们就更应当自觉地组织好各部门使用价值的进步，即其效用的发展。任何部门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但使用价值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这种需要的，而是通过一代代改进不断地提升逐步地接近实现这种需要的。但这却是我们以往的共产主义理论和经济实践所没有充分注意到的问题。甚至于即使到今天，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究一提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还要当做洪水猛兽一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实际马克思在《1844手稿》就曾经做过一个理论准备工作，甚至可以说是那里边已经内涵了人本性力量通过使用价值的效用所可以达到的多姿多彩的的实现，而恩格斯也有过效用方面的一些简单论述。

　　谈到马克思主义要不要研究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在分工生产中，效用首先是某一部分人（部门同类使用价值的不同生产者）为了满足另某一部分人的某种需求其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在满足这种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直接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间的一种生产关系，涉及需求和需求满足的状况、涉及基于此的交换及交换价值变化、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它同时也是生产者和生产者间（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间）的一种经济关系——涉及部门内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间的效用竞争、价格竞争、市场竞争，和整个部门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这样，效用就要对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产生影响。并且是相互影响，经济运行机制要影响效用发展，效用发展的需求也要影响经济运行机制。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就要研究与效用相关的这些问题。

　　再看具体：这里的效用除了满足人的生命延续这个基本需求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直接基础地还是满足生产生活中人们劳动量的减少和自由生活量（自由活动量）的延长这两个方面需求上所能达到的某种程度。这里的效用，直接又表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效用持续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从劳动束缚（包含时空束缚，时空束缚也要透过加强人的劳动或活动付出表现它的存在）中的逐步解放——人们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自由生活时间量的延长。而这个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又必然要影响到社会关系甚至社会形态的变化。不仅如此，实际依然是相互的影响。效用发展既会影响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社会形态也会影响效用发展。这必然的要涉及到共产主义阶段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社会关系进步的互相影响，及人们如何组织使其更有效的互相促进的问题。如此，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就必然更要研究好效用及与效用相关的问题。

　　有些人借口效用问题不是生产关系，而拒绝研究它。这种观点存在两个错误：一是政治经济学从来也并不是抛离人与自然的关系考察人的生产关系，而效用恰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如果效用问题关乎人生产关系的研究，那就应该研究它。二是分工社会中，效用本身恰是一种生产关系，是兼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关系。这个地方，这些人实际又错误理解了效用问题的生产关系属性。

　　更关键，效用更新和工业革命本就是产品的消费和生产两个阶段所各自贯穿的劳动节约和消灭运动的一体两面，资产阶级为资本的积累都已经在这两个阶段自觉地组织劳动的节约和消灭运动，一个是为市场，一个是为成本，那么在这两个方面所自觉贯穿的劳动节约和消灭运动就更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生产的一般性原则（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缺陷正是缺乏这一自觉的运动，缺乏对使用价值效用更新运动及其与工业革命关系的起码的考察和理解），唯如此，共产主义生产才是大众共同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否则，如果在效用问题上组织不好，如果由此长期影响到共产主义生产和大众生活的质量还有生活感受，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对效用及其价值表现问题的详解，参看《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

　　思考题

　　为什么说缺乏对效用更新和它对工业革命关系起码的理解、缺乏效用更新和工业革命的自觉实践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会造成二十世纪实践怎样的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是仅停留在子曰诗云马列毛说、讲经注经，还是要善于发现前人留下的问题，从而推陈出新？

　　你对社会科学的哪些领域比较熟悉，你能发现前人留下的问题吗？

　　2、在《生活量和劳动量的关系问题》中，我已经讨论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效用更新机制问题。那么，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机制又是怎样的呢，难道会是完全不同的两样东西吗?

　　其实，在基础上，二者没有根本的不同。

　　首先，商品社会，它激励效用更新的主体是靠竞争中价格和市场占有率上的优劣激励的。而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或说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主要还是由生产方提供的阶段上，就依然可以利用价值规律，用已经补偿给部门的部门总生活量在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具体劳动补偿上的差别来激励。

　　并且，即使在这里，在这个阶段上，商品生产或说价值生产已经消亡了，共产主义也依然还是个消费从而消费结构引导着供给和供给结构变化的社会，确切的说是按需生产的社会。这时，人们对于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不断增长的需求，就会迫使新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增加，老效用劳动在部门总劳动中的占比不断减少。按需生产作为计划的基础形式，就会自觉地调动劳动力和生产能力向新效用产品及其劳动的转移。

　　这里需要提醒，在共产主义初期的价值生产中，虽然依然可以存在上述部门同类不同生产者竞争部门总生活量份额的问题，这看似和资本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但本质上却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共产主义实际已经逐渐实现大部基础生活资料的按需配给（即使定量），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的分配实际越来越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就已经不存在了劳动消灭进程中，劳动者的生存手段——劳动，和它的劳动手段——发展着的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本身根本对立的问题，生产主体就可以较顺利地完成由旧效用劳动向新效用劳动的过渡。共产主义在这里只是有效利用了商品生产时期遗留下来的效用更新机制而已。

　　共产主义社会的效用更新机制，如果说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效用更新能力的影响。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公共劳动中人们作为个人在劳动贡献上已经没有了私有观念，由于信息材料的共享，由于有高效的领导、组织和协调，由于集体智慧的碰撞，在促进技术进步和产品效用更新上，公共劳动体制确实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比如近年来中国在高铁、路桥基建、和国防技术领域的进步。也可以参考新中国科技跃进中的技术协作——从人工胰岛素、杂交水稻、青蒿素、两弹一星、大飞机、到完整的工业和科学技术体系，新中国取得的那些累累硕果。还有曾经的苏联的。这实际是共产主义时代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实践证明，只要能把使用价值效用更新问题的经济学意义历史意义明确出来，共产主义就完全可以做到比资本主义在所有的领域更有效的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这很简单，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公共劳动中，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就会有比资本主义组织地更好的人。而有这种人，就会有一切。

　　当然，共产主义相当一段时间内，共有制和公共劳动所采取的管理形式，还是单位制的形式。这样，单位集体范围内的公共劳动，虽然它的内部成员在这种公共劳动中已经可以没有了私有权观念，但这种公共劳动本身在它的对外交往上，还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实际上，不管多大范围和多高层面的共有公共劳动，在它的对外交往中，总是要表现为私有权的。从价值生产和按劳分配的角度看，一定时期内，只要人们还存在追求经济利益的需求——这在共产主义的前期是必然的，对生产主体适当的私有权保护，比如对商品或产品品牌的保护，是有利于鼓励生产主体加强劳动质量加速效用更新的积极性的。而对整个社会来讲，鼓励社会成员个人发明创造的类似于专利权、知识产权——即使只是它们的残余，的奖励机制，一定时期内也还是对效用发展所有利的。所以，公共劳动关系的调整，就总要既有利于效用意识的增强——实际是要求加强技术领导和协作能力，又要以完善最起码不伤害公共劳动的方向为其根本。

　　适当的私有权残余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并不绝然矛盾。在上述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这种看似的私有权残余，实际就是公共劳动本身，是这种公共劳动的一体两面，是公共劳动主体的自我保护。任何的公共劳动主体不懂得保护自己，是不可能也不可想象的。至于这种私有权表现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还要公共劳动本身的发展完善解决。所以我们看待公共劳动，就也还要区分它是多大范围多高层面的公共劳动。公共劳动的范围和层面不同，技术领导和协作的范围和层面也就不同。有生产主体内部的公共劳动和技术领导协作，有整个社会层面公共劳动和技术领导协作。在劳动消亡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是不同范围和层面的公共劳动和技术协作，有领导有组织互补协调地共同推进着共产主义阶段使用价值整体的效用进步。而公共劳动单位制管理的优点，就在于它既是单位集体的公共劳动，可以在单位内部领导组织高效的技术协作，又可以是社会整体公共劳动的组成部分，因而可以是社会整体技术领导和协作的组成部分，且进退自如，比较灵活。

　　3、在探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把当前和未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对人们交往方式的影响，对科技发展方式的影响，从而对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机制的影响，考虑在内。因为交往能力的发展，将最终使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不再是或不再仅仅是生产方的事，而愈来愈是消费者自己的事。

　　上一节讲到过社会交往能力。顾名思义，社会交往能力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能力。这个能力随技术条件的发展，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有仅凭两腿交往的能力，也有今天在电脑手机上足不出户天下事尽收一网的交往能力。

　　交往能力对社会生产力对人们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商品社会之前，人们社会交往能力从而社会生产力都是很低的。是商品市场的发展——生产与消费分离，产生出了专门从事社会交往劳动的人——商人，才提高了社会的交往能力，才促成了生产包括自然认识方面的专业化分工，才促成了社会生产力和对自然认识能力的巨大的发展。

　　市场（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以后，对自然的认识——即科技，是直接与专业化的生产结合在一起为专业化的生产服务的。这为各部门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后盾，实际使部门内部各生产主体一直处在不断的效用更新发展竞赛当中。但这时候，与生产分离开来的消费者，在产品的效用更新中，还一直是处在消极被动的位置上的，虽然他最应该关心产品的效用，但他对产品的效用更新除了消费选择，却无缘更多的参与能力。

　　然而，随着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中介隔离作用，总有那么一天会被社会交往能力的充分发展所冲破。比如从今天的网络即时交往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端尾。届时，由于普遍即时交往的实现，尤其是打破了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各种资料信息共享空间的建立，将使每个人都可以瞬间占有所需的所有各领域资料，那时对人和自然认识的专业化分工将被打破，人人都可以有条件成为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科学将不再是某少数专家学者的专利，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解放，全人类的大脑——这是迄今人类最可宝贵的资源，那时将得到最有效地开发和最充分地连接，人类将获得对世界认识能力的空前的跃进。届时，随商业市场中介的消失，尤其在共产主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中，消费和生产的对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对立将被打破，交往中的中介交往劳动消灭，消费与生产将逐渐重新统一起来，消费者与生产者将重新统一起来。届时产品效用的直接消费者，将成为产品效用更新的直接参与者。人们将在他们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共享平台上——这种平台早晚会建立，共同推进他们使用价值的效用进步。那时，效用将越来越仅仅是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科学的普及和发展，人们将自觉地组织他们各自生产生活条件的持续地智能化改造，自觉地组织发展他们从劳动、资源和时空束缚中的共同解放。

　　当然，到那个时候，在消除了生产和消费的中介交往以后，在各取所需的效用使用价值共享平台上，也就不存在效用更新的激励问题了。那时考核生产主体的劳动质量，将只以生产主体的按需生产能力，和它节约资源、采用不断突破着资源束缚的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能力来衡量。

　　注：马克思讲：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全面占有。这句话，当作人对体现着自己本质力量的客体对象世界——即人化自然世界的全面占有讲。从古代到现代，人的对象世界——材料和产品——人化的自然界，是在不断的进步发展的。人化自然的这种历史的发展、扩展过程，就是人多种多样的本性的多姿多彩的实现过程，人自然本质的实现过程，人本身的实现过程，人的解放过程。

　　十、自由生活量的表现形式

　　自然日即生活日。

　　人们的生活日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伴随劳动消亡进程的发展，劳动量的减少和自由生活量的延长趋势一般就通过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假定日劳动时间不变，则通过劳动日的减少和纯粹的自由生活日的增加表现出来。

　　假定总劳动日不变，则通过生活日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生活时间的延长表现出来。

　　实际是两种情况的结合。

　　共产主义生产在实现了人们各自的基本生活之后，最终来看实际就是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一切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不管是其绝对的生产，还是其相对的生产，说到底都是人们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人们劳动外共同的自由时间或说自由生活的生产。

　　十一、公共劳动向人们共同的劳动外自由生活时间的转化

　　前面我们把公共产品做了两种划分方式，在实际分配中的划分方式，和在生产中为了便于生产管理的一种理论的划分方式。前者，我们把非劳动者的消费放在个人必要产品的社会成员按需定量消费中，后者我们把非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放在公共必要产品的中。也就是说，在前一种个人必要产品中包含了所有社会成员的消费和所有劳动者(包括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劳动奖励，而后一种个人必要产品，则只包括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和奖励。

　　在后一种划分中，除当期生产性劳动者外的所有社会成员所消费的公共必要产品，作为社会总生活量刨除了社会总劳动量的剩余，直接的就转化成了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

　　——这里要再次提请注意： 在共产主义阶段提到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尺度是劳动时间，而在共产主义阶段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尺度，直接已经是生活时间，包括它的价值形式。

　　二者是有本质不同的。

　　由于生产率的不同，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时同样劳动量所衡量代表的生活量，同其所包含的可供人实际生活的时间量是不相同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所标示的生活量只是一个名义的生活量，和实际按生活时间衡量的生活量之间还需要有一个换算。而生活时间尺度就不需要这样的换算。它是用生活时间直接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二者不需要换算。

　　关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生活时间尺度问题，我们将在关于价值生产的部分专题来谈。

　　在公共劳动管理中，我们可以用当期公共必要产品所代表的生活量与当期个人必要产品所代表的生活量的比m:v，标示人们从劳动中的解放或人们自由生活发展的程度，叫解放比，或解放率、自由生活率、公共必要比。它对应的是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比——剩余比，或剩余价值率——剩余率，。

　　江西财经大学的许光伟教授，对应资本的有机构成提出社会主义的有机构成的问题，我不能准确理解他天马行空似的思想的本意，但这确实引起了我的一个思考。

　　生产的技术构成确实是个伴随始终的问题，由其在工业革命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产生以后，它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它的意义从生产发展的角度讲反应的实际是物质生产中机器类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资料和人类劳动对劳动成果贡献的比率变化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反应的是对剩余价值生产贡献的变化比率，在共产主义生产反应的是对公共必要生活或公共劳动外自由生活贡献的变化比率。实际和解放比是一个意义。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中，劳动的消灭进程是在资本对社会生产的自毁式自我实现中被动推进的，共产主义之所以产生的目的，就在于人们对工业革命从而对自己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组织。我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共产主义的生产技术构成问题，主要是还原它是生产的技术构成，价值构成只是商品经济阶段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历史现象。在这里，在共产主义生产中，m已经是公共必要生活量，不管它是以何种形态存在，是不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存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资本主义的资本有机构成那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学意义都已经自然消解，都已经转变成共产主义的管理学意义。

　　在这里，不管是资本主义生产还是共产主义生产，C/V（构成比）和M/V（解放比，剩余比），两者都反应人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程度，或人应该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程度。共产主义时代，工业革命作为解放人劳动的革命，已经被认识，共同体中公共自由生活量同劳动量投入的矛盾，也会倒逼生产技术构成的继续提高发展。这不管是否商品生产、存在不存在价值层面的构成问题，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解放比或剩余比M/V同有机构成C/V之间的关系中，解放比或剩余比M/V受构成比C/V规定，人们对解放比、剩余比M/V的追求，反过来推进有机构成比C/V的发展。这是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力。这点上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从资本主义为追求剩余比剥削比社会生产自毁式的生产构成比的变化，也内涵了剩余价值生产向公共必要产品生产的变化、剩余比向公共必要比——剥削比向解放比的变化。

　　提示和思考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刘光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劳动效用价值论》（旧题）。同时思考，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关系问题、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劳动时间尺度和生活时间尺度它们的转换关系及其在共产主义前期价值生产中的特点问题，并作出自己的思考。

　　附文：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下）

　　77、现在只能引导知识阶层做理论的或意识形态的风向引领工作。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主席已经把主要问题规定清楚了，就是走资派问题。可以讨论的是斗争的方式方法主席晚年实践的对错得失，但不用怀疑主席对问题认识的准确与否。

　　78、通过和士心他们的讨论，给我的帮助不小，拓宽了视野，理顺了一些思路。比如 西方人受中国人影响开始启蒙运动神本开始向人本转变，转变的关键节点应该在哪里？过去一直说费尔巴哈，现在看很多论题实际是从康德开始的。另一方面，看来要对马克思包括法哲学批判在内的早期作品做一个批判唯心主义主体论建立唯物主义主体论过程的审查。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可不可以看做在新主体上对黑格尔反动国家学说的批判。。黑格尔谈论的实际是超越个人的作为共同主体的共同体的主体性问题。当然他以此来为封建贵族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辩护做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就是胡扯了。马克思通过还原共同体是现实的人的共同体揭露了黑格尔的反动性，但共同体整体主体性的思想还是要继承，这就是重建共同体。

　　79、主体论方面，你以前主要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中寻找主体方法的补充从主客两方面来理解资本论，这虽然依然还没有理解到马克思本有的主体论特质，但相对国内只从客体方面理解问题的倾向已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不管来途上是有多大的不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其结果都必然的指向共同体的重建。共产主义就是共同体的重建。所谓按劳分配，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谓联合劳动公共劳动，都必然以共同体的重建为前提。换句话说，有了共同体，就有了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就有了按劳分配，就有了联合的公共劳动。这是一条准绳。实际包括你说的身份生产问题，也必以此为准绳，有了共同体就有了个人的主体成员的身份主人的身份。所以，我认为你还是应该抓住这一条准绳，提纲携领纲举目张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优点不用说，你已经在阐述共产主义的正题，就是重建共同体。如果说还有什么意见，有几点。

　　一、还是要注意：主体论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在批判黑格尔的主体论。黑格尔说国家、共同体是合理的，国王官僚统治阶级是因为共同体存在的，所以国王官僚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马克思说，共同体是人这个主体的共同体，国家是人这个主体的国家。从这个地方开始，导言开始言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的解放、1844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共产党宣言号召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联合共同行动主体、自由人的联合体，重建共同体，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实际前期的工作核心就是建立主体论。

　　如果注意到这个问题，你的重建共同体就和马克思的重建共同体衔接上了。如果说我在主体论上对你的影响，实际是你原有的主体方法和马克思本有主体论的一个衔接，我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不多的能够大体说明白的阐释者。你如果能够明白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和马克思衔接的理论意义。

　　二、还是说重建共同体的这个准绳。个人身份的所有制的按劳分配的历史性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要以共同体重建为前提。

　　三、……再就是你开头把按劳分配看做很重的一个东西，我认为还是要从劳动的性质着手，有什么样性质的劳动以及它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才有什么样的分配。联合劳动，我们以前讨论过了。我还是认为公共劳动更能体现共同体劳动的质。你认为劳动的终极指向是联合劳动，我认为联合只是通向重建共同体和它的公共劳动的手段过程。原始公社的劳动不存在联合，因为人人的劳动生下来天生就是了公共的。我们家里的劳动，也无所谓联合，它天生也是公共的。联合劳动是分散了再走向公共的途径手段。

　　其它，文中你有一段讲主客体和谐那段，好像还是有主客不二的意思。但实际主客体矛盾是永恒的。

　　我还没有看完，看你的文章有点烧脑筋，看完看还有什么意见吧。

　　80、我们已经应该在方法论上多交流下意见。你多关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我们便于沟通。

　　主客不二，天人合一，实际是修炼的方法和境界问题。中国古代哲人多是修炼家，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也多与修炼中的体悟认识有关。但主就是主，客就是主客，天就是天，人就是人，它们不可能真正合一。不二、合一只是个方便说法。实际修行，也是在心与身，我与世界（物）的主客矛盾中才可以实现。

　　对辩证法的理解很重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我认为主要应该从历史过程的机制理解辩证法。

　　81、不用谦虚，你已经真正开始。现有的这些东西能够发表出去，都会让有些人惊掉下巴，让有些人羡慕加嫉妒怀疑自己白活。

　　包括主体论，中国自己的都要搞懂，但也要知道它的缺陷。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开始，优点是在天地的运行中考察人的运动，缺点是过于的强调周而复始的圆周运动，因而缺乏彻底的历史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辩证法没有历史感，我说过早期唯物史观实际还包括自然史观在中国最早就出现了，但仅是个初步，缺乏我们进一步分析未来走向的彻底化的东西。并且，我认为这即使在今天经过了马恩列斯毛也依然没有解决好。这或许需要我们解决。

　　82、这篇文章开头说的还是不错，但后来就又避重就轻避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建了。包括什么是共同富裕也还是解释不清楚，只好留给争论。当然，过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效用的概念，也确实让他们无法讲清楚。首先，什么是富裕。富裕除了充足的消费品供给，就是丰富的越来越发展的高效用产品。

　　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初衷是什么？不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到西方世界甚至到第三世界看了看，发现人家的吃穿用度都已经太丰富、太先进被震撼了，回来才决定通过开放加强交往的办法赶快弥补这种差异吗———交往也是生产力。过去说我们中国人穷。就是方方面面的使用价值的效用太落后。今天中国人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效用上的追赶已经大部分的超越了世界了。5G6G，支付手段，网加共享，高楼大厦。从这个角度，中国人改开初期的那种穷就已经解决了。不但解决了，而且已经富裕的很。我们已经不穷了，谁说现在还穷呢？

　　但现在确实也还穷。现在的穷，穷在呢？穷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改革开放出发的时候，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当时在生产关系上我们不穷，我们富的很，我们当时穷的是物质因素。但即使如此，因为生产关系的原因，我们当时家家都敢十个八个的生。而现在呢，现在反过来我们物质上不穷了，现在穷的是不能人人共享，穷的是生产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沦落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了。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现在的家庭连一个两个都生不起。

　　所以，我们今天提共同富裕，就是要重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重建各层级的共同体。私营经济对生产力的发展对各种效用的进步还有用，所以对它们的支持就要真支持而不是喊口号。怎么支持？新形式的公私合营。国家在资金上在市场上对有进步意义的私企真的支持。同时也还解决了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

　　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83、小资产阶级共同富裕的办法不行。即使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把金融资本搞掉，也改变不了全中国多数小资产阶级被收割继续无产阶级化的命运。小资产阶级不可能斗得过资本。

　　84、真正的反对，就是做好时代课题的真学问。但这需要对时代课题的准确把握。把握了时代课题，还要梳理过去的理论，看过去的东西还存在什么问题，过去的理论是为过去的实践服务的，今天的理论要为今天的实践服务。这都要准确把握问题。但这又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当然，人各有各的价值。比如，过去混学术江湖，尤其混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江湖，不混也不行，允许你研究真问题吗？莫论国是，D国不许！所以只能出一些用一些为资本论而资本论的人，所谓解释学。当然，即使不是如此，能准确把握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也是少数，多数也只能搞搞解释。即使好的东西，未来也还是需要这些人解释。这和政策解读不一样。有些混马克思主义学术江湖的热衷把上头的政策涂脂抹粉的解读，把黑屁股涂抹成黑里带紫的屁股，实际都是些很低能愚蠢的人，你又不是领导的秘书又不是人家的宣传部长，有你解读的份儿吗？所以，我们可以做些政策评论做些政策建议，但不搞解读。

　　85、中国是主体论实践哲学行动哲学的鼻祖。从易经根据时势的变化做事，从所谓十六字秘传中道中庸，到主席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既反对左又反对右、既可以左又可以右的工作方法，实际都是一脉相承一个东西，即在复杂的形势中掌控好自己目标方向的行动哲学实践哲学。

　　86、文革改革早晚都要总结。文革从理论到实践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改革从理论到实践对在哪里错在哪里，都要总结。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研项。以我个人看，文革想抓根本矛盾却最终没有解决了根本矛盾，被老人复辟了。这才有你们这些体制内左翼谈文革色变的情况的出现。实际主席是提拔了一批社会主义新人的，这些新人是在公共劳动中成长起来的，从骨子里接受公共劳动，且是善于管理公共劳动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新领袖。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接受度理解度实际比那些革命老人要高的多。但可惜主席没有邓的办法让老人们回家养老，结果新人被老人都干回家了。从此开始了逐步解散集体解散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过程，直到大型国企股份化为止，现在连造币厂都股份化了，至此，公共劳动基本解决完毕。。。文革改革早晚要总结，苏联的教训早晚要总结，否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还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87、文革错在主席对老人的态度。如果主席对老人像邓一样决绝，直接撵回家养老，哪有文革失败的理。说文革中文革派不懂得团结老人，那也得看老人让你不让你团结。实际直到今天新老换届，依然有个永远的老人问题。新人永远没有老人的经验多，不管是工作的经验还是整人的经验，老人凭什么听你的。所以，今天对待老人依然不是团结的办法，而是养起来或关起来的办法——所谓反腐。所以，谁说四人帮因为不懂得团结老人就极左了，这个还不好结论，他们弄不过老人实属正常。今天的领袖们如果老人抓权不放他也照样弄不过。

　　近些年出了个叫猫腻的人，小说写的好，是个真正的思想家，《将夜》是融汇了中国文化思想精髓的真正经典，应该翻译成各国语言向世界推广。他的《择天记》我建议也可以读一读，那里边就写新一代不甘被安排的命运，敢于挑战上一代，战胜上一代引领自己时代的杀伐精神。任何时候，新一代就应该有这种披靡古今的杀伐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不是跪着，也立不住。

　　88、你的感慨疑问，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别说培养，包括你自己，包括现人领导，都真的相信公共劳动吗？你们比不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普通工人对公共劳动的接受度理解度和感情深度。这就像陈云并不相信经过二十年的实践集体经济已经发展一样，所以他改开后依然如大跃进时期一样要支持单干，但实际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工业化的支撑点都是社队乡镇集体企业。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不信公共劳动的党，不信公共劳动的教员，能培养出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的接班新人不过是缘木求鱼。现在的D和它的知识分子队伍，至多就是个小资产阶级的D和知识分子队伍，而只要是小资产阶级，不管嘴上怎么喊，骨子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空、不现实。

　　89、人的批判和事的批判是统一的。共产主义的动力，就是资本主义多数人在资本积累中贫困化危机化的经济现实。人的批判就在于共同体和公共劳动的重建中。

　　主席曾有光有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不好的设想。可以把所有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实际就是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不管多高的地位职位）扔到资本主义的环境十年二十年，比如你们中大多数在社会主义环境中的衣食无忧的党理论教育者党的领导者都可以，就十年二十年大多数就相信了。不经历资本主义的人不许教社会主义的书，不许当重要的领导。回来前要经过严格审查。

　　如果明白了这点，你就明白文革的必要性了。两点。一，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怎么会干社会主义的事呢？这点，改革的过程已经证明。二，打倒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方式方法当然可以商量，但必要性不容怀疑。看看你们自己的学术江湖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主席要老革命继续革命，江青直觉上对老人不抱任何希望，这是两人的根本分歧。从这点讲，邓小平和江青实际是一样的，都是对老人不抱任何幻想。邓更策略一点，软刀子硬刀子都有，多数革命老人高高兴兴放权养老放弃对未来改革或是继续革命的发言权了。江青没这两下子，主席也没有，也不让（或许是与苏联突然紧张起来的剑拔弩张的关系让主席不得不重新依重老人，但主席确实对老人存在理想主义）。否则，你们今天就应该个个是高呼继续革命万岁的积极分子，而我们依然是要受你们的教育者。

　　主席有些方面没有江青看的明白，虽然是直觉的。

　　你们尴尬的立场使得你们思考问题给自己人为设置了太多禁区，这样就难达通透彻底的理解问题。老子谈得一，你们给自己设置禁区，就难以得一。

　　历史的逻辑，就是中国社会主义还没有瓜分完毕产业资本还没有牢固，就跑步进入金融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网+结合，以指数级的速度套牢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劳动。所以刚刚瓜分完毕，人们就意识到社会已经出现巨大的危机了。

　　（领导只是看了个扶贫村，而不是集体村。这是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共富选择路径依然是扶贫式的共富。起码是个姿态。另或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是自由的。共富只是他们给历史出了个题目，答案需要留给后人来做，他们暂时只能做到这些）

　　90、消灭奴化和异化。你这个总结，比马克思更全面具体。

　　91、现代化这个题目，现在就不好做。以前的理论没有关涉效用问题，所以使用价值，即物方面的现代化，现在就讲不清。要讲清，就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补充上效用问题。其它生产关系方面的现代化在特色中也讲不清。

　　我主张不做无用的题目。得一，就是要做历史性课题，不搞琐碎哲学那一套。

　　92、要素问题并非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

　　西经虽有效用，但也只是个范范的概念，也并不能真正讲清楚。讲清楚，必须历史唯物主义。

　　使用价值当然属客体范畴，属内化成人本质力量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外化范畴，属主体自由的范畴。

　　93、大的历史课题当然是时代赋予的。小的学术的课题，就是看某一领域，前人已经解决了哪些，哪些还没有解决，或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前人留给后人的历史性课题。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眼光能够看到。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效用问题及其对劳动价值论扩展解释的影响，就是个前人还没有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但你们不一定有敏感度理解到这个问题。不理解，就不重视，也不关心。真正的现代化，是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自觉组织状态。后者即效用进步的自觉组织。自觉而非自发，是新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新社会人主体性实现的必然表现，是主体论根本的东西。

　　94、这两天在家修整，粗略看完了1844手稿。别人看这个手稿，主要看异化劳动，我看，主要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失主体和共产主义共同体中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恢复。而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管是失主体还是恢复主体都与劳动者对他活动客体对象的关系有关。马克思在关于共产主义的部分，把客体对象与恢复主体性的劳动者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论述，正好可以回答你这个地方关于主体的问题。客体是作为主体本质力量的客体，是主体的实现。实际这个地方，马克思讲的就是使用价值问题。包括私有制和需要部分讲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问题，讲的就是效用。只是马克思没有扩大深入到部门内部竞争所产生的效用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也仅是从主体的需要和满足主体的需要看效用，而没有深入到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的这个人最根本的本质力量讲透效用。不过，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为今天更进一步的讲透共产主义问题开了一个头，为讲透你的关于讲客体如何安置主体论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看了这个粗略的手稿，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要把资本论结合手稿的这个部分看。马克思关于效用的思路主要在这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对自己客体对象研究方法的一个背书。

　　看了这个手稿，我对我关于效用问题的那个《增补》更加增加了信心，它是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问题研究的一个延续，甚至可以说是完成，是对资本论体系必要的补充，是最终可以说明共产主义问题的必要基础。今天要说明共产主义问题，还要延续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路，当然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完成。

　　95、

　　96、

　　97.中国古代文化讲以圣贤真为目标的道德修身，讲避免偏离中道的实践（避免过与不及，不犯左的右的错误），已经远超人本范畴，实际已经算是主体论文化。主体论文化也是有发展阶段的。中国古代主体论文化虽然不超资产阶级主体论文化的范畴，但其深度广度却远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只有百年史的社会主义文化可比，需要好好对待。

　　资产阶级在它的革命阶段上也是发展了自己的主体论的。现在则是为他反革命的目的服务。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多超不出为瓦解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文化方面的批判，以这方面的破立为核心才是有前途的。

　　98、不讲政治的经济批判，没有阶级分析的政治经济批判，不是政治经济批判，而是政治经济赞美。

　　中国有一类马克思主义曾经以某些领导人个人的东西作为他们的赞美对象。历史终不过证明他们只是些小丑。现在谁还把他们那些东西当回事。

　　有一些人活着的时候吃香喝辣，到死了才说句好像什么良心发现的话，比如卫兴华之流 ， 不过是些老贼。

　　不要学他们。

　　99、对吴宣恭获奖感言评判：

　　政企分开，政银分开，正是消解共同体的症结所在。抓大放小企业都送人了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政企分开政银分开又断了地方政府的财源。地方政府为了弄钱就不得不开始卖地，全国的造城运动即开始于此。

　　抓大放小，“社会主义”的银行直接制造资产阶级瓜分国有集体。造城运动，“社会主义”的银行又在直接的制造资产阶级按揭全国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国家政权制造资产阶级，地方政府则必须和资产阶级搭伙过活。农村的集体经济废除了，农村教师的工资就发不出来。城乡把人和企业完全交给市场，所谓分开，原先的共同体就开始解体。

　　各级共同体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财权呢，没有财权就没有政权。没有财权的政权都是依附政权。美国的政权是资本的依附政权。中国的各级政府现在也差不多。

　　100、不管立场出发点如何，想要矫正改革的方向必须从这里开始。土地财政的危害早提出了，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上了那个道就要走那个道的路。不想走那个道又不想改，可能吗！

　　101、共同体是企业个人生产生活即公共劳动公共生活的协调管理者。一切交给市场，它自然没有用了。再怎么改革不能改没了共同体，改没了共同体实际就是反革命的运动。

　　我说的这些都可以做政治经济批判的原则方向。

　　102.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为了修正社会的未来走向服务。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批判上吧，想不破而立，哪有可能。包括现在的开始管控资本，说不定还是我们这些人批判的结果呢。

　　103、辩证法本来就是否定性的，当然也是肯定性的。马克思说个人在自外于他的市场或生产力面前无产阶级个人在资本面前过于无力，要重建共同体。新中国这样的共同体建立了，又被重新推向市场重新解体，今天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又是马克思当初说的困难局面。所以，今天的工作，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依然是重建共同体。那个写获奖感言的吴姓理论家，早晚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耻辱。政企分开，拆分共同体当时或许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在他那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成就了！真是无知的笑话。

　　包括党政分开问题，加上政企分开，作为解体共同体的核心环节，都要重做批判性的思考。

　　104、在内部也可以讲策略，就是讲改开过程中的右倾错误和它的调整问题。但不是搞辩护调和。

　　105、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就是资本盛宴上的三陪，被肏了还要论证被肏的舒服美好合理。

　　106、中国的婊子界，婊子出体系婊子出高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界。

　　107、其实，不管是从对群众负责的立场还是从对“党”负责的立场，改革到今天把所有群众，包括我们的子孙完全的重新打乱打散抛向市场，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共同体完全的解散解除掉，都是有违马克思关于市场中从分散的个人重建共同体方向的。所以，怕社会危机动乱怕二次革命重提共同富裕，如果认真起来真的讲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重提重建共同体问题而已。当然，是在新的物质条件下的建立。我说过面对变化了的世界环境当初提改开主动的调整内部的主体组织机制是正常的，但把共同体完全的解体把人重新扔给市场而不是在变动的环境中重构从而加强共同体的作用则是原则性错误。这依然是衡量问题的标准。换句话说，改革最多是重构共同体，而不是单纯的解散共同体。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理论界重提重建共同体，把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共同体思想搞个正本清源。这才是正事。

　　要不我们这些人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可能没有力量改变世界。那就看能不能帮助这个世界改变一些想法。

　　108、所以，很多事都要分析着看，比如这么多年来的讨论重建个人所有制，但结果呢，是需要重建共同体了。再比如作为改革借口的企业办社会，其实本来是社会办企业。社会主义共同体社会办企业也错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不由社会办由谁办？不过都是为资本化和适应资本化找借口。

　　109、由个别上升到一般当然是认识的一个规律。剩余价值理论史可以看做马克思由准备材料个别到最终完成资本一般的过程。但最终总还是要落到一般，即剩余价值一般本身。有了剩余价值论这个一般才可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拨云见雾。就此而言，你强调它材料准备的阶段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说过，资本论本身不管材料准备如何的由个别到一般，但只要开始叙述就好像是先验的了。这就是说，看似先验，和它本质的由个别到一般并无矛盾。公共劳动一般的提出也是一样。看似先验，实际也是以大量的个别作为它提出的材料基础的。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以一般为核心，建立一般和以一般再看特殊。

　　110、对批判实践和行动实践有意义的只能是一般。对革命批判有用的永远是剩余价值论、重建共同体论、公共劳动论。

　　111、<关于新中国历史的深度交流>在关键点上还是同样犯了愚蠢白痴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环境中，资产阶级复辟的因素怎么可能完全的消除呢？与他的观点相反，社会主义能不能最后胜利，关键还是要抓好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的关键人物，也就是主席说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篡夺了，就意味着整个党根本的变质。不是如此，不是为防止走资派篡夺党的领导权，主席发动文革为了什么呢？所以从这点讲，防止资产阶级复辟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永远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占据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地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清除出队伍。关键时刻的杀，也不是不可以做选项，坚定的群众路线绝不是靠群众自发，而是群众形成领袖和群众的有机组织主体。

　　这就要强调领袖即英雄人物的作用。当然同时也是强调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的作用。就是强调走资当权派的作用和对他的斗争。

　　任何时代的统治阶级加强自己的主体能力，打击削弱防止敌对阶级主体能力的形成，都是它工作的核心。擒贼先擒王，不断地迫害它领袖阶层的形成，当然是核心的核心。所以，这位作者同志虽然讲解其它历史还是不错，但在关键点上犯白痴病了。

　　112、对刘邓的态度我认为以前都不确切。这个问题，我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的一开始说过。他们作为执行组织的成员在自己而工作中可能是优秀的卓越的，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可以代表共产党的理论家战略家就可以代表党。共产主义组织内部人们的理论水平能力水平是不一样的。多数人在执行组织里做些具体工作还行，但以自己在执行组织中的资历威望就代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就走向了反面。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他们。

　　113、没有纯而又纯的组织。但组织核心必须追求纯而又纯。关键在建立确保核心纯净度的机制，建立有了不纯也能清除出去的机制。所以我说共产主义主体的组织机制需要改革，以此改善它的主体能力。

　　十二、非生产性劳动

　　共产主义劳动，除了生产性劳动，还有非生产性劳动。

　　在共产主义社会，非生产性劳动是指除物质产品的生产外，不生产公共物质产品但又必须从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获得消费资料的社会劳动。

　　非生产性劳动是在较原始的社会就产生了的。在阶级社会，非生产性劳动往往又与阶级统治、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联系在一起。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在它的初始阶段也还有镇压阶级敌人对外防御等职能，但越来越多的表现为社会管理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科教文卫相关的社会活动。

　　然而，社会活动从来不全是劳动，因为人的活动从来都不全是劳动。二者需要有个区分。

　　在共产主义以前是社会，劳动首先与获取物质生活资料有关。它或是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或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有价值的服务从而可以从社会那里谋求一定的生活资料的活动。共产主义阶段，虽然人们进入任何一个单位或生活共同体总是先安排生活，然后再安排工作，虽然因为自己社会主人的身份，人们在自己集体中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本能本分，已经和其它自由活动一样越来越成为一种体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活动，对个人来所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它谋生的或是为生存斗争的意味，但既然按劳分配还在，既然从总体上人们还要通过劳动获取生产生活资料，那么对集体劳动者来说，就还不能说劳动已经最后完全失去了它为生活谋生生存斗争的意义，就也还有劳动束缚的性质。只有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生产工具已经代替了人本身，生产性劳动已经完全可以消亡了，人们的社会活动也已经完全可以不再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不再受这一自然和社会必然性束缚了，那时的非生产性社会活动，才不再具有劳动的性质，才彻底归于人的活动。

　　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阶段，在劳动最后消亡之前，非生产性劳动对劳动者集体来说也还是有生存斗争的残存意味的。

　　共产主义阶段，随工业革命在消灭劳动上的发展，随着人越来越多的从物质生产领域脱离解放出来，一方面进入按需分配的生活资料会越来越广，各自分配的量也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科教文卫交往等社会活动又将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其中一部分需要专业人士所从事的活动将作为非生产性劳动存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生产性劳动在不断的消减——这个消减与生产性劳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并不矛盾。与此同时，非生产性劳动就要得到相应地加强，非生产性劳动和人们劳动外的自由活动的内涵和外延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同样会得到不断地拓宽。在这里，公共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就要转化成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奖励基金。

　　最后，非生产性劳动也还是有个不断地消减和最终的消亡问题。它的消减依然是受了生产生活中人工智能工具不断发展的影响。它的消亡最终的决定于上述生产性劳动的消亡。

　　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老是做梦可不可以用所谓第三产业（实际就是非生产性劳动）消化掉工业革命中大量失业人口的办法，来用作共产主义的替代方案。他们用国家鼓励炒房炒股热情地解释国家的鼓励经济增长，用洗头洗脚推拿搓背赌房的扩大甚至卖淫的合法化，来解释就业。这里，即使不考虑他们的智商问题，即使科教文卫和社会交往领域的非生产性劳动确实需要很大程度的发展，他们的这个“第三产业”也吸收不了那么多的剩余人口，他们的这个“第三产业”也不可能自外于工业革命对所有产业劳动的消灭进程。

　　十三、共产主义是劳动消亡进程和人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消灭进程是在社会的生产目的之外非自觉地自发地发展的。也是以对资本有利对社会不利的方式, 在严重的社会对抗中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大众要靠劳动吃饭，但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他有没有劳动的资格要资本说了算。资本有生产资料，他要靠劳动价值体系挣钱，但他又要靠生产资料本身的发展尽可能的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挣钱，所以，这种生产必然是自相矛盾性的。并且，这种矛盾还不可调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行，资本不是要把所有权交出来，就是要停止机器自动化生产消灭劳动的进程 ，所以，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可能最终承担起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历史使命的。这个使命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完成。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靠特意的剥削谁的劳动过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共同面对的才是直接的自然本身，一方面维持一定的使用价值产量并继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一方面同时通过越来越先进的机器生产自觉地尽可能减少人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劳动的消灭进程才可以直接在社会生产的目的之内，成为整个社会自觉的行动。

　　实际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人们从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1、这个自觉的社会组织，首先正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我们前面谈到，人与自然的联系发展到工业革命阶段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进步总是在改进人们的劳动方式，那么到工业革命阶段，从蒸汽机到电力机、到自控机、到未来大数据和总管机控制的自控机、互联网、物联网、人机互联、机机互联，机器生产这一系列新的发展，换个说法实际包括所有商品的效用发展，除了最大化的扩展着人的劳动和生活能力，实际最终是在否定着人的劳动本身了。减少和消灭人的体力付出劳动付出，是工业革命和机器发展不变的主题。它不是要自觉地发展，就是要自发地发展；不能够自觉地发展，就必然要倒回去头去自发地发展。总之，它总要发展。谁也不能让历史停止它的发展，即使共产主义的名义也不能让它停下来。当然，它最后总还是要自觉地发展的。并且如前所述，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条件下才可以最终实现这种自觉地发展。所以，共产主义阶段，人们主观上一定要形成工业革命（包括效用发展）带动劳动消亡进程的一种自觉。共产主义阶段，人们要继续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消灭资源和劳动束缚的进程，直到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可以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代替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基本消灭了劳动和资源束缚，把人从劳动和资源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止。

　　从这个角度讲，以前人们往往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成共有共享条件下平等的共同劳动，是不全面的。那种理解无疑是忽略了新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问题的。实际上，共产主义不光和人们平等的共同劳动相联系，还要和人们联合起来自觉地组织资源和劳动的消亡进程相联系。如果没有了后者，那无疑是把劳动这一自然束缚看作一种永恒的东西了。也中断了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的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代替人类劳动的人与自然联系继续革命的进程。

　　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里说过，正像人从猿转变成人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什么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为了从自然中的解放一样，共产主义本身也并不必然就一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它是因为是实现人们共同从劳动这个自然中解放的手段，才成为这个目的的。并且，共产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也不能脱离劳动和资源束缚的有组织地持续地消亡进程理解。社会关系的发展，永远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社会表现。

　　2、因此，共产主义这个自觉的社会组织，最终也还是人与人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共有制基础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统一和公共劳动如此，革命完成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继续革命和调整也依然是如此。

　　共产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自觉地调整，不过是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

　　在资本主义阶段后，在劳动还处在消亡的进程中但还没有最终消亡的时候，如何有效地组织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

　　在上述条件下，如何有效组织好劳动的继续消灭进程。

　　如何组织好劳动消亡进程中和劳动消亡后，逐渐不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的社会。

　　当然，在像中国这样原本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还要优先考虑如何首先完成工业化的问题，然后才再是考虑劳动的消亡进程中人们的生产组织和解放组织问题。

　　这样，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各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又应当是变化的。比如，前面讲的围绕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问题效用的更新机制这一生产关系历史的变化问题。它们总要互相的适应，左了右了都不行。此处从略。又比如严格的按劳分配，在过去落后国家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阶段，曾经是必要的。严格的按劳分配在那个阶段即保障了公共劳动的性质，又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但随着机器生产较充分地发展，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不断进步着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中，简单单一的按劳分配，就越来越不能够灵活地面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人从劳动中的不断解放了。这时，按劳分配就要局部的质变为近于按需分配某些形式。只有适时适当地不断完善的按需分配或说部分供给制，才可以最终解决劳动消灭进程中，人不断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而在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这本就是共产主义的题内之意。

　　把以上几点归结起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最终就既是围绕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进行的，也是围绕劳动消亡进程中和劳动消亡后，人们逐渐不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构建，即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新生活进行的。

　　这样，到劳动消亡进程完成，人们已经获得相对于劳动这一自然束缚的最终自由的时候，依然束缚着人们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也就最终瓦解了（共产主义前段依然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由人的新生活和最终自由了的人的联合体实现（区别于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史前阶段结束，进入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

　　拾遗：

　　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也还有如改革开放的情况，虽然新社会已经使得中国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对同样发展着的发达世界甚至一直正常处在世界交往中的发展中世界其使用价值的效用还依然相比落后，这样就同样需要在变化了的新的世界环境中调整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扩大的世界交往在发展自己。但这个自我调整一定要是在有知指导下自觉的调整，而不是如改开过程中所重新表现的以原有共同体的轰然倒塌为代价的自发崩溃式的以至于历史不得不重新表现出其粗暴的正反合运动形式的暴力的调整。也就是说，在自觉的社会组织工作中，历史即使还需要表现它的正反合运动，也不应该是再是在极右极左间粗暴摧毁一切式的运动，改开本应该是共同体的自我调整或自我重构，但不应该是共同体的解散或自我死亡，以至于今天需要从头来建。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是现代化的使用效用，一是现代化的生产关系（即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除此没有了。

　　附文一：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不足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回顾一下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解本身的一个不足。

　　我们这里说的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不足（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是就唯物史观讲的，就是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到人的社会性。我们以往把马克思的书当经来念，所以一般人不会怀疑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然而，真正探究起来，这个命题其实蕴含着致命性的缺点。

　　我们知道，人与世界的联系包含着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两个基本联系。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人与自然的联系是个基础的主导的联系——生活和为了实现生活的物质生产总是个基础。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尤其生产关系，总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组织的，总是人与自然联系状况的社会表现。

　　而一旦把人的本质归结在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所有的历史实践就会立即被理解成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即社会史。历史发展的目的就好像单纯是为了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的。这无意中是把人与自然的联系史给弱化掉了。即使共产主义，人们也往往弱化了它人与自然关系继续发展的内容。这实际是颠倒了人与自然联系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两组基本联系的互相关系。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条件要束缚人，而人要否定自然条件束缚，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基础。人的本质只能上人与世界的这一基础联系中寻求理解。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种能够不断否定自然条件束缚，能够从自然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的动物。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是以上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状况的社会表现。人们从社会关系的原始的自由（比如个体农民的自由），走向后来的不自由（农民工），或是又从不自由，再次走向自由，社会关系本身不是目的，为了某种更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目的。就像工业革命以后，共产主义本身不是目的，在普遍发展的机器生产中，不再让机器进步掠夺劳动群众的糊口机会，和实现所有群众由于机器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才是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和它的公共劳动，因为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才成其为目的的。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人们自觉地组织人与自然联系和人与人社会联系发展的开始。这里，既包含了人从资源和劳动束缚中自觉解放的继续发展，又包含了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个自觉，人们从以资源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进一步解放的自觉地发展。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天然的就内涵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自觉，只是我们以往的理解尚没有能充分地注意罢了。

　　所以，在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中，就尤以应该把资源和劳动看作历史范畴为要。有些人把劳动这个发展中的人的人的本质看做人的本质，更是大错特错。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才成其为资源的。随着人类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这种有限性，早晚会因人协调两个生产（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和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而否定。而劳动，在以往也被看作一种永恒的东西。但其实，它不是自来就有的。当然，也就不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如果说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人的劳动，那么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早晚就也要消亡。这符合辩证法。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不可以再存在劳动了。而只是说，那时的劳动和人本身的作为劳动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外在必然性对人的束缚已经解除，人类获得了相对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最终的自由。

　　这里，也依然可以看出，把某种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目标追求的观点的局限性。一切社会，当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某种联系时，它是人自由的条件。而当它一旦形成，并开始一步步作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束缚着人们的时候，它就成了人不自由条件。所以，一切社会形态就既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肯定的东西，又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最终否定的东西。人类只有最终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包括它共产主义的形式，才可以获得最终意义的自由。

　　附文二：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和共产主义（曾稍改另题《马克思主义本意和共产主义》网上单独发表）

　　为了更好的把握共产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问题，我们还需要厘清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容易产生的误解。

　　比如，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宣称：既然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和历史阶段论，那么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搞社会主义就搞错了，落后国家只有搞资本主义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即使共产主义的党掌了权，也应该离红色尽可能远一点，离资本主义尽可能近一点，或者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无形当中，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偷梁换柱做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预设和解读。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诚，但实际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这就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共运内部代理人用以欺骗群众、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不准革命的利器，给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为这个误解，而把挫折的原因归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从毛泽东主义中剔除出去。实际上，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真正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之后，原本个别民族的历史就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这时，即使是谈生产力决定，都已经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产力决定，而已经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生产力相比较的决定。大清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社会革命，不是它们国内自身的生产力内部决定，而是它们各自生产力相对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决定。孟什维克和国民党的败亡，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内部决定，而是由它们对比共产党——也就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相比较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理解人类新的历史实践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简单用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社会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用一种叫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且还要用这种革命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反过来校正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过的阐述资本主义及其以前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著作提炼出来的（典型的表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在自发的历史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对自己的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认识，人类也还形成不了个体联合起来的真正属于公众自己的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和它的主体形式。所以，那个时代人类对整体历史运动的自觉能动性就尚不能产生，规律就只能是自在的自发的对人的历史起着作用。正因为此，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就确实往往突出地强调了，或者是人们比较容易突出的理解了，生产力在盲动历史当中时不时自发表现出的那种对人顽强的强制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既然人们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还不能产生，社会联合的整体主体性还不能对自己整体的历史运动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自发的表现出生产力的作用，或者人们比较容易的突出理解了生产力的自发作用，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历史特点。而这也就决定了唯物史观以往往往被理解成主要是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特点。

　　当然，以往唯物史观或人们对它的理解虽然尚有以上特定时代所留下的特定的历史印记，但它总归是对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还太年轻，以至于人类还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历史实践。但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已经开始了人类真正正确理解自身历史实践的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按自己步伐前进着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也已经开启了人类联合起来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此前是自发的时代，此后则是自觉的时代。

　　而在自觉实践的历史时代，关于自发时代的那些历史观点或理解，由于它们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局限（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马克思当时既要论述自觉的新实践，但是也仅是一部分，很多关键内容还长时间未能发表不为公众所知，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而更多的时候，马克思则是不得不在解释自发时代的历史。这是历史本身的需要。而在人们后来的理解中，后者实际往往掩盖了前者。实际两者结合，或许可以理解唯物史观的原貌），当然也还是由于它本身还仅仅是在怎么样解释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为指导新的自觉实践的方法论基础，而并非这种方法论本身了。

　　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过去尚有旧时代历史痕迹的这种唯物史观表述，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观——即使它提升了的完整形式。因为只要还是唯物史观，它就依然还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而如果把这些旧认识推向极端，搞出个放到自觉时代还要继续正确到底、对人对历史规律的主体能动视若无物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来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就更是历史性的错误。

　　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作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落脚点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说对世界的改造。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历史实践中，与人类实践的主体能动性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这个东西把人类实践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能动放到第一位，虽然以对客体世界的唯物主义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为基础，但由于已经是实践的行动的，所以又绝对不同于且绝对的高于那些唯物主义认识本身。所以，马克思把它命名为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要人类在洞悉自己过去未来历史实践的条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相对只会解释世界的旧唯物主义和整个旧哲学而言(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世界)，马克思也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后世也称之为新哲学。实际是一种以人的主体自觉实践为核心的革命行动哲学革命实践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说的关于人的科学——即唯物主义主体论科学或说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科学——关于人的发展的科学）。

　　如果给马克思翻译一下。很明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种忘记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主体能动性，只具备客体视角，不具备主体视角，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还有个人对客体世界对环境改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不仅仅是环境在改变人，更主要更核心的是人在改变环境。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人对世界的改造活动（实践）和人的认识活动（思维）相一致。并把这种一致上升到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高度。批评所有那些哲学家至多只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进一步明确把人和环境的关系中的这个环境，定性为人们从前代那里继承来的资金的生产力的环境，强调首先是人在改造自己的生产力环境，然后才是生产力环境也在改造人。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根本特质。它把人对自己客体对象性世界的主体地位和对象性实践放在第一位，实际已经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释世界的新老哲学（本体论哲学）——包括今天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打扮成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哲学（所谓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哲学）的哲学。

　　（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提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比重要的地位，注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它选进头三篇文章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之所以把从故纸堆中检出的这个提纲如获至宝单独发表称其为“天才的提纲”，就是因为这个提纲包含了马恩其它所有著作中包括《1844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本人的《反杜林论》中所不曾包含的内容：实际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纲领性文件的高度。这个提纲的缺点是发表出来的太晚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出来都太晚了，致使基于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唯物史观片段理解谬种流传，贻害至今。且词句隐晦，不是有对马列主义哲学有通彻理解能力的人很难读懂和准确把握。）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无疑是对那些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了人和上层建筑的主体能动性，忘记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故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成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把自发时代历史阶段划分——那种特殊历史阶段的规律表现形式，看成是规律本身来迷信的人们的最好的批判。这些人，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故意阉割、贬低、庸俗化到了以上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动性、老掉牙的、无用的、其实是对革命起严重阻碍破坏作用、对现存世界毫无害处的旧唯物主义或旧哲学的水平。

　　2、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即使仅仅按照有关自发时代那个尚不够完善的仅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表述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贬低。因为即使在那个表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它们各自的互相关系中到底是谁决定谁，根据具体的情况都是辩证的有条件分角度的。都绝不是在任何的条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起决定作用，而人的意志、上层建筑所标示的斗争着的各阶级的最终胜负对历史就不起能动的决定作用。这种简单庸俗化，即使对唯物史观那种片面表述，都是恶意扭曲和阉割，以图最大化的降低它对现存世界的“破坏”作用，使之达到对现存世界的无害化。但这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的、以人的主体能动性为核心的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本意又有什么联系呢？正因为它们的反革命性质，所以一当革命来临，一当无产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志开始展现，列宁斯大林最早就反对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唯生产力论。因为它虽然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但从一开始就是修正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反对阻碍倒退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按照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口气重新界定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那么这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倒正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产物；如果说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总要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相一致，总要和占主体地位的人占主体地位的阶级为实现个人的阶级的利益，他个人的阶级的主体性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全民）整体利益、从而人类整体的主体实现形式相一致。不管它能多大程度的、是不是虚假的代表了这种主体形式。

　　在人改造世界的历史运动中，被改造了的或发展了的客体世界，比如发展了的生产力，固然会反过来对作为主体的人和人进一步的行动起到一定的规定或决定的作用____人，人的行动总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它不可能超越这个条件，但这绝不意味着在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就可以随意地抬高客体世界或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贬低人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的联合共同行动主体实现后人类新的自觉实践中。

　　非但如此，彻底的唯物主义，即新唯物主义，不但不能贬低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要更加突出出人在与其实践客体世界关系中的主体性的地位作用。人是改造它客体世界的主体。历史运动中，是人要改造世界、是人要取得对它客体世界的自由。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生产力不过只是人作为主体业已获得的、或即将获得的、它改造客体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一种手段和能力而已。历史中，各个时代，总是人自己在组织自己的生产力。因此，历史运动中一切的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作用，都不可能逾越过人本身这个主体的作用而起作用。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一切的决定，最终都不可能绕过作为运动主体的人的决定。相反，只有突出出为组织创造和争夺生产力的人的组织的阶级的总之作为行动主体而存在的人的能动的作用，才可以真正说明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的基础作用。在人对世界的运动中，人总是依据一定的生产力的，也总是为了或围绕一定的生产力的。且历史上的任何的阶级，只有形成自己的阶级主体、上升为统治阶级，才可以通过改造了的上层建筑、在自己阶级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挥中实现自己阶级的生产力、从而自己阶级所代表的人类整体利益所需要的生产力。在这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那种推动历史意义的决定，也只有上升到代表革命阶级阶级主体利益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才可以真正的决定。在这里，生产力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和革命阶级通过自身的阶级主体化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代表发展了的社会主体形式的形成）对历史进步的推进作用，实际是一致的。唯生产力论者向旧唯物主义倒退，阉割生产力必须经过人经过上层建筑革命阶级的主体性斗争才可以起作用，其所阉割和丧失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中人的这种主体论特质。

　　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对待规律问题的本意，当然，也是革命唯物主义或革命哲学对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本意。这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总可以归到围绕生产力的争夺或获取个人的阶级集团的总之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中去；总可以归到采取一定主体形式的人，对其客体世界的主体能动中去。任何时代，人们都是根据自己已经取得的主体形式这种主体条件自觉地组织自己的生产力的。彻底的唯物史观，只能做这种主体论的理解。

　　如此，这倒勿宁说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人类作为实践主体对客体世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的结果。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人类实践的这种主体性和主体形式范围程度大小的区别。

　　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我们会发现，自发的时代，不是没有这种主体性，而是多数情况下表现的还仅仅是人做为人类个体的或局部的或集团的而非真正联合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即使有也是虚假的或大打折扣的）。因而，这种个体的局部主体形式及其所代表的虚假社会主体性，在互相的生产力争夺中，就往往交替性的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的阶级主体形式和虚假社会主体性。是一种分散的、分裂的或是妥协或是对抗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在这种分散分裂对抗的主体性和社会主体形式中，人类个体的集团的主体自觉，在生产力的争夺中最终就要表现为社会整体的盲动和非自觉。而这同时也就表现着马克思说的在市场经济当中本来作为人们共同活动的生产力作为一种自外于个体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对这种尚缺乏人类整体主体性的个人的自发的强制或统治作用，甚至随私有制和市场的发展多数个人的无产阶级化和失去主人主体地位。

　　但即使在这里，即使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律要自发的强制的在人类整体的进步中起到它的作用，也不能否认，这种强制作用也要通过革命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组织成行动主体、上升到统治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和行为来推动；也不能否认，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在组织首先有利于自己生产力的同时，也要同时组织更有利于即使虚假共同群体的生产力。

　　而自觉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盲动。但自觉时代的人类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已经完全是克服了上述那种分散分裂对立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后，人类真正联合起来的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只有在这种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中，人类对自己进一步历史实践的自觉性才真正实现。自觉时代的前提，就是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反过来说，自发时代，人类个体局部的分散分裂对抗的那种主体形式和主体性，是实现不了人类对自己历史发展的整体的自觉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当中，由于缺乏整体主体意识和整体主体性所造成的个人的或局部利益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自觉性所对冲；在人类对自身进一步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中所发生的一切依然不可避免的个别的局部的一时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整体的主体能动所对冲。于此而言，自觉时代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同认识与实践依然存在的矛盾，就是不矛盾的。不但不矛盾，反而因为主体已经取得整体的主体地位，其对客体的自由才真正处在被自觉组织发展的状态。

　　只有在这时，联合的整体利益才真正符合了所有人的利益，个人才真正克服了因个体间的利益碰撞盲动（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争夺）而产生的不自由，并在集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时，主体对客体的自由进程，才可以真正进入一种人类面对自然客体时自觉发展自己的与自然客体关系和社会客体关系的自觉状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或说革命的政治，也才可以真正代表主体对客体自由实践中的那个人类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里，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已经是超越了局部意识、已经具备了整体主体意识联合起来的自觉了的人。人的决定，才完全是代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从而是人类整体的生产力的决定。因为，具有了整体主体形式和整体主体性的人的决定，已经不再会是互相摧毁破坏对方生产力的那种生产力的决定。在人类整体主体形式和主体性已经实现的时代，推动历史进步的就不再是生产力规律对历史进步的那种自发的强制作用，而只能是人类联合起来对自己历史进步，即生产力进步的整体自觉组织作用这种主体能动。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还可以看做这个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但这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已经是人们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对人主体内部联系和主体外部联系（人与自然联系）的自觉组织本身。其暂时的矛盾，都已经是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意识同其行为效果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是可以为这种总体的历史自觉所对冲，都是可以被人自觉地组织调节的，而不再是不可调节利益纷争对抗的。这是人本身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本应该有的作用。

　　唯物，在这里，只是就主体的新实践对旧实践、对主客体依然存在的急需要解决的实际矛盾、和实际的主客体条件的准确把握而言的。自由不是随便的自由，是有依据的，是依据真实的主客体矛盾和条件的自由。这就是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原本作为必然性支配人的历史规律已经被人类驯服。人已经做了历史规律的主人。或说，人类作为主体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客体的自由。

　　所以，这时，就不单是人类真正的主体性上升到自己历史进步的主导地位那么简单（按毛泽东的说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届时人类被历史规律盲目支配的历史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时，在自发阶段的历史当中因为盲目必然性支配（生产力的自发作用）所出现的合规律性的很多东西——实际是规律旧的表现形式，在新的自觉实践中，也就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比如，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主体形式和五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依然演进作为自发的时代规律旧的表现形式，曾经是合与规律的——合与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规律的。但在人们真正的联合主体形式已经实现人们已经可以组织起来自觉地组织自身发展的历史时代——，如果有谁还要硬逼着人们非要去重复奴隶的封建的时期的苦难，就一定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同样，如果在群众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联合主体性已经组织起来有条件自觉组织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时代，有谁还要群众徘徊资本主义的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苦难和少数剥削分子的发达，就一定也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

　　因为，在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错误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下来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讲，自由人的联合主体，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自由人的联合主体，只能是共产主义。

　　因为在群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未来，在群众同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切实组织起来、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和主体形式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财主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人领导他们的生产生活，就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作为主人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俄国的工农兵只要产生了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他们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国的工人农民，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镇压反革命），有了工会农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机构，形成了自己的联合主体，他们就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

　　人类目前为止的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产，无非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协作式生产。奴隶的生产如此，封建的生产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如此。（历史上，奴隶主、封建主、资本主，都曾领导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体形式）。而只要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先锋组织（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真正的组织起来了、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群众联合的整体社会主体形式，他们就已经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觉地组织自己的劳动协作，进行符合自己需要的任何的生产。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难道苏联人民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难道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成自己所有的生产吗？而只要群众联合起来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组织自己所有的生产，他们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资本家出来领导组织做主他们的生产。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在这里，改变了的只是规律的表现形式，是生产力自发的作用形式，还是主体自觉能动的形式，而非规律本身。并且，只要是历史条件——主体本身的形式变化了，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要随之变化。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的区别，最终就表现在，随主体形式的变化，规律表现形式由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形式直接上升为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的这个直接的变化上。所以，革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结果，绝对是合于规律的，是觉醒了的人——组织起来实现了自己联合主体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实践和历史规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结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意志论，其实这与唯意志论屁毛关系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唯心和妄为的成分。也只有在主体形式和规律表现形式的这种直接的变化上，我们才说人类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规律的真正的自由。否则，如果自觉时代的规律表现形式，还依然不是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表现形式，还依然是旧的阶级社会的表现形式，或如资本的形式，那就绝不是对历史规律真正的自由，人就还没有真正成为自己历史规律的主人。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唯物史观本意。它实际是一种主体论的历史观点。而按照以往那个只知道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理解，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的。那实际并非原本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这里，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关于自发时代那个仅仅基于解释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尚缺乏革命主体论视角的唯物史观表述，就最好要拿过来放到了如上所述的主体对客体自由过程中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就要放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理解）。否则，它本身都要成为革命实践继续发展的障碍。不单如此，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革命导师们在这个地方这么说过，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过，正确与否，当然不能脱离讲话时的具体场合理解。如果非要在变换了场合下判断它们的正确与否，就也要看它们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自觉。

　　共产主义可以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非人的物质因素——实际上，只要是世界上已经发生过工业革命，这个非人的物质条件就已经具备了。而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代表人民的联合主体性实现的具体的人的因素。是这种群众自己的主体组织力量已经超过旧的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力量。

　　这里，绝不是等待具备了某种物质条件，再去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而只能是群众组织起来了，再去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在苏联在中国在朝鲜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比地主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并且，也正是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中实现了旧领导阶级所比拟不了的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要证明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够证明地主资产阶级同期在这些地区有比已经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更强大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任何时代，生产都是根据人的需要的生产。根据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经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体地位自觉能动性的人——根据需要已经自觉组织起来的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公共劳动中就能够进行任何的生产——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使资产阶级搞不出来的卫星、宇宙空间站、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都可以搞。总之，人，才是对客体自由中的主人。在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实践中，只要有了组织起来的人，就会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就还首先要理解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作为联合主体当家做主这个前提。没有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形成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代表所有人利益的人类实践的整体主体形式，即马克思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联合主体形式，就只能依然是不断地重复地主资本主的做主。自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的这种自觉组织化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与此对立的地主资本主官主所领导的组织化为前提（这里尤其要注意官主）。因而，这里首要的就要确保人民群众自己的这种联合主体在新的历史时代的绝对的统治地位。要对具有主体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建立信心，相信已经联合起来、自己的实践和行动主体已经取得绝对统治地位的群众无所不能的力量。

　　这个地方反对一切的形而上学，反对一切把有关旧社会的事物包括仅是在解释旧社会的仅从客体方面看问题不从从主体方面看问题因而涉嫌颠倒了人与它客体世界的主客体关系的那种旧唯物史观，搬到新社会不做任何分析还要完全充当正确、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反对一切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为借口，在新社会还在迷信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董事会的组织力量，而不相信先锋队领导下的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的倾向。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在这里也绝不是再简单地重复过去那种单薄的无力的人类个体对无边的世界的可怜的自由，而一定是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整体作为主体对世界客体的自由。只有在联合的整体中，个人才会真正有力量，才不会再去重复生产力争夺和阶级对抗中的不自由。

　　但现实中，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已经主体化的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生产管理上相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几千年阶级社会，在群众心理上形成了某种已经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和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习惯倾向，才让欧美的群众至今跪在资产阶级的神牌面前站不起来。

　　这种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向官僚最后是向资产阶级的主动投降。

　　历史上，真正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导师，无疑都是站在人类认识史巅峰上的历史巨人。所以，他们无不是最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革命唯物主义的贯彻者。他们——代表一种巅峰认识，其所指导下的实践，无不始终如一的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他们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并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群众的主体化和这种主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个路线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成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然而，在这些历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经习惯了做奴才的人们，还是站了出来。他们因为自己落后国家建立的新社会相对欧美依然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水平，而怀疑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组织能力。实际这个组织能力早已经把西方的资本家给吓的要死。但正是因为奴才们对自己的怀疑，结果资本家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已经组织起来的强大群众的重新跪下来自认奴才。当然，同时结合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状况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就又出来了——组织起来是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的，要退回去补课。什么单干，什么厂长负责制、承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流转、大户，不过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放弃共产主义先锋组织的领导（党委支部的领导）——即党的领导，解散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向自发势力实际最终是向资产阶级主动的交枪投降。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前进就有后退。当然，后退了，就一定会重新前进。认识一旦冲破牢笼，自觉的实践和共同解放的事业就不会止步。历史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在新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一切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和习惯，要真的敢于胜利和敢于当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还要善于做主人，要有当家作主的自信和担当。这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做共产主义新人。

　　在劳动还存在的时代，在劳动还依然是财富创造的主要手段的时代，即使已经实现了群众的主体化，即使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也还依然存在着生产力争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依然还伴随个别阶层（主要管理阶层）利益主体化为新的剥削阶级，从而实现旧的阶级社会复辟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这个问题只有在群众联合主体的保持、完善和加强中才可以真正解决，即在进一步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中解决。

　　以上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不但要以人民群众的组织起来的主体化为前提，要坚守这个前提，还要以这种组织化的进一步完善为其基础内容。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也是人民群众主体政治的根本。失去了这个根本，就一切可能重来。

　　懂得了这点，也就懂得了识别假共产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辨别准绳。

　　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一方面是群众的真正执行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这是新社会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得以存续的保证；另一方面是任何的领导，都应该是群众这种联合主体的主体性和主体能力的最高体现，而不应该成为破坏群众的这种联合主体性主体能力的体现。任何的破坏，实际都是对群众主体主人地位的篡夺和背叛。

　　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了明确目标防止极左，也是可以划分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但任何的阶段划分，都不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各方面放弃党组织的领导、解散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着阶段论的借口，解散或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联合主体的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敌人的行为，都是背叛的行为。

　　包括补课论亦是如此。

　　补课论，补补商品经济的课不是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党委支部领导下的乡镇集体企业（原社队企业），补的正是商品生产甚至是资本运作的课。那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们依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作为主体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后来硬要把它们私有化私有继承了，实际的放弃了党委的领导，把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联合主体散伙掉，让群众重新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补不补课的问题了，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总之，要组织好共产主义阶段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工作，就一定要在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人民群众已经联合组织起来的主人主体地位，摆正好革命实践中群众的联合主体性决定一切的作用，记取那种仅记得生产力的自发作用、而忘记了人的主人主体作用的假马克思主义到今天还依然深刻影响着的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建立人民主体论特征的新的历史观。这是共产主义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

　　两个问题

　　1、既然共产主义是人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那么可不可以根据情况，同时鼓励其它个体私营经济成分和创新形式的并存？

　　答案：可以。共产主义前期的一定阶段上，私人劳动在满足供给和产品创新上，还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样，共产主义前期就还可以在公共劳动照顾不到的地方利用好私人劳动的这个合理性，或者把它直接吸纳进公共劳动，或者先是鼓励它的发展，然后在它的一定阶段上再把它吸纳进公共劳动。但它总要有利于群众生活，有利于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总要在共同联合主体的控制之内。

　　2、既然，共产主义是人发展的自觉地社会组织，那么可不可以在共产主义的阶段根据需要搞一些资本主义形式的东西?

　　答案:是可以的。共产主义作为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社会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并不是单向度的自觉组织，它的政策根据需要是可进可退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形式可以用，但必须是作为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社会消亡进程自觉组织工作的组成部分，必须对满足供给改善群众的生活有利，必须在群众联合组织主体的控制之内。

　　本书虽只言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一般，但并不反对一般前提下的特殊，且必须是一般前提下的特殊。忘记一般，只言特殊，就失去了共产主义的根本。

　　十四、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

　　1、劳动的消亡问题，不只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它首先是个具有人类史意义的问题。

　　我们知道，物质世界是运动的。人类以外的一切生命界——包括动物界，都是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生产自己。动物界能活动，也只是发展了它们对物质运动的适应性而已，也丝毫改变不了它们要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生产自己，这个基本事实。

　　只有人类才不再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这种自在作用，而是能够否定着物质运动对人生产的这种自在作用、开始能动地驾驭物质运动生产他们自己。这是人与动物界分离的本质界限。在这里，劳动正是以人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围绕物质生产，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本身。

　　2、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就是劳动和活动的区别。当我们说到劳动的可以消亡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首先是容易混淆了劳动和活动的区别。上面讲到，劳动是人类以自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围绕物质生产，人对物质运动地能动驾驭。所以，首先动物的生产活动不能叫劳动，因为劳动是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而动物的生产活动还只是对物质运动自在作用的一种依赖和适应。动物界可以有活动，但不能有劳动。劳动是随人类一同产生出来的，只有人类才有劳动。

　　然后，在人类这里，也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可以叫劳动。人类活动的范围要宽泛的多，而劳动却主要只是围绕人类的物质生产，并以此使人的活动受到某种自然的社会的外在必然性支配约束为其存在条件的，主要是以生产或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生产和服务，在当前，还主要是一种非自由活动。当然，即使是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围绕物质的生产，就依然是劳动。比如离退休人员，虽然生活无忧，还要摆弄个菜园。

　　然后，在物质生产接下来的消费阶段，即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也还会有一些虽然已经是自由了的，但相对还不那么自由、依然可以看做是束缚着人的自然——围绕人们基本物质生活的相对非自由的生活服务活动，也依然还可以看做是一种劳动。但这已经是劳动的一个延伸了。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一切以生产或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劳动。一切不以生产或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为目的的、且是真正自由的活动，就都不是劳动。而在此之间，在物质生产接下来消费阶段，即自由生活中，围绕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一切依然对人有约束性的使人不那么自由的生活服务活动，依然也还可以看做是一种劳动。消费阶段的这类活动，界于自由和非自由之间，其不自由的成分，作为一种束缚着人的自然（凡自然就必有束缚），就依然要为未来的人类实践所消灭。

　　由此而言，劳动在当前，就总是就人们基本物质生产生活中非自由的生产和生活服务活动而言的。除此而外，就多是人的自由活动，而不再是劳动。

　　比如上网聊天，如果是为了挣钱（为了生活资料），它就是劳动；如果不是为了挣钱，而只是出于兴趣或意愿，那就不是劳动，而只是一种社会活动。再比如人类所谓的“脑力劳动”，(有人说，脑力劳动能消灭了吗?)，如果它是与物质生产或获取生活资料(挣钱)有关（同时受到某种非自由的生产分工关系约束），那么它就叫劳动。如果与上述无关，只是出于本能、兴趣、个人意愿，那么它就也不是劳动，而只是一种自由活动。再比如学习，与生产生活不直接相关，不叫劳动。党务活动，与生产生活也不直接相关，且出于自愿，所以即使有社会关系约束，也不是劳动。而做家务，虽然和自由活动有穿插，但与基本物质生活相关，是生活服务，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到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必然性约束，所以很多情况下作为非自由活动就也还可以算做劳动。

　　所以，就一定要注意：

　　首先是劳动和活动的区别。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劳动。我们只能说人类劳动的消亡，而不能说人类活动的消亡。人的劳动是可以消亡的，人的活动永远都消亡不了。

　　然后，是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和人的自由活动这对基础的人类活动的联系和区别。人类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与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相关的非自由活动——劳动（劳），和劳动外的自由活动（自由活动构成自由生活。逸），这两个部分。劳动和自由活动是构成人类所有活动的两个基本范畴。在二者的关系中，一个与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相关，一个与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无关；一个受约束而不自由，一个自由而不受约束。并且，二者总不是同时发生的，总是前后相继的。劳动，就不能同时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就不能同时劳动。劳动了，才可以自由活动；自由活动了，才可以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自由活动——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自由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没有自由活动，也不会有劳动——因为没有自由活动（自由生活），就没有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或说劳动者体力精力技能的恢复、充实和提高。劳动的时间多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少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多了，劳动的时间就少了。人们往往为了自由活动时间而节约劳动时间，人们往往又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而自觉占用组织自由活动时间（科研、理论和学习）。自由活动（构成自由生活。逸）是劳动（劳）的目的；劳动（劳）是实现自由活动（构成自由生活。逸）的手段。过去我们说：生活是目的，现在毋宁说：构成自由生活的自由活动是目的。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伴随生产发展，二者对比此消彼长地变化。

　　总的来讲，劳动和自由活动是劳动消亡前一切时代所有人类活动中一对基本的相生对应的范畴。直到共产主义时代，它们相生对应的这种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共产主义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自觉地在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和自觉地组织人们的自由活动从而自由生活。共产主义时代，随着机器的发展，所有人的劳动时间会越来越少，而所有人的自由活动从而自由生活时间会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劳动被彻底消灭，劳动没有了，可人们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生活却依然存在。当然，这或许也可以说，不自由的意义没有了，自由的意义也就没有了；不自由的劳动没有了，与之对应的自由活动的本来意义就也没有了。那时人类的活动，将只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促进着人全面发展的人们既充分合作又充分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面貌而存在。

　　所以，要理解劳动的消亡问题，我们就要严格的区分好劳动和活动、劳动和自由活动，它们各自的内涵和相互区别。否则就可能要出很多笑话。关键是很多人劳动、活动不分，即使一些著名的马列主义学者也都还不分。但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什么高层次的问题。

　　有一次和一位老马列探讨这个问题，老同志反驳道，劳动怎么可能消亡呢！人本身作为生产工具也不可能被代替，性工具能被代替吗?

　　说完，过会儿老同志自己也乐了。是呀，性行为是劳动吗?吃喝拉撒睡、说话、走神、运动都是劳动吗？性工具是生产工具吗？彼生产和此生产是同一个生产吗？

　　但在这些低层次的问题上，我们往往确实还要浪费很多口舌。

　　3、那我们为什么说劳动是可以消亡的呢?

　　就是在于劳动是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上。

　　相对动物界来讲，人是一种能够能动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自在作用生产自己的动物。但在发展中的人这里，人们又是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作为工具驾驭物质运动的。也正是因为此，劳动才成其为劳动。

　　劳动的消亡，基础的就是人本身作为自然产生的劳动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否定，人类逐渐地置身于物质生产过程之外。

　　人本身作为自然产生的劳动工具在劳动中的功能，无非一是作为人驾驭物质运动的动力源和简单杠杆存在，一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程序执行者存在。工业革命以来，随着机器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工智能机器系统的发展，人在劳动中的这两项功能早已无可争辩的完全可以下结论，是可以被机器生产的发展所取代的。

　　而一旦人在物质生产中的生产性劳动消亡或说消灭了，那么生产生活中人们的一切衍生性的非生产性的服务性的劳动，就也要处在消亡当中了。

　　也就是说，劳动总是与发展中的人相对应的，最终意义的人则一定是与他们从劳动中的最终解放相对应的。

　　当然，前面我也说过，这并不是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消亡了，就不可以继续的保留一定的劳动。而只是说，那时候人已经获得了对于劳动的自然的社会的外在必然性约束的最终的自由。那时候的人，干也可以，不干也可以，已经从以前的外在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了。那时的劳动和社会已经转化成了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交往。

　　总之，劳动是人本身还作为生产工具时期，以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工具，围绕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是种过渡性的驾驭方式。当人本身作为劳动工具，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生活工具否定了，劳动也就历史地被否定了。

　　劳动的产生和消亡过程，实际也就是人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只有在劳动消亡的地方，发展中的人才真正实现而最终成其为人。并且，从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实现劳动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这点讲，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也就是人的实现过程。

　　附：劳动消亡问题答疑

　　1、为什么要探讨劳动的消亡问题。

　　其实，不是为了任何别的什么虚无缥缈的理由，而是为了取它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机器发展的不变的目标是消灭人的劳动。对此，马克思曾多次引用。并且现代共产主义的理论也是在机器大生产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熟悉理论史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而今天，随着工业革命和智能机器的发展，劳动消亡的这个趋势已经更加明显了。这样，马克思主义对此就应该有个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最注重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进步的。不做这样的总结总有些说不过去。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新的实践基础上重新梳理旧的理论，主要是取它对理解新社会人发展自觉组织工作的方法论意义。

　　从现实来说，共产主义如果不能明确它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指导核心，包括与它相关的产品效用问题的核心---效用除了对人生命的延续，基础的还是在减少或消灭人劳动的程度当中，不能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上取得相比资本主义的真正的进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就不能真正站稳脚跟。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挫折，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从群众来讲，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群众生产生活用品相对西方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太落后，人们还普遍的存在自卑，包括那些高高在上的共产党的领袖干部（王震不就是被震撼了嘛）。这是开放的深层次原因。这是必须要认真面对的。

　　一、劳动的本质和内涵

　　意识和劳动

　　意识，不能够随便理解。意识，只能理解成主体意识。

　　过去说意识是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对不对呢？对。但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在这种理解中，好像意识没有任何的积极主动的性质，就是一面消极等待的镜子。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注重客体的方面不是从主体的方面看问题、倒是唯心主义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批评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从那以来已经一个半世纪了，我们今天对意识的理解还依然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所以，要理解意识，关键要把它理解成主体意识。要从主体对客体的关系中理解它，要从主体要取得对客体的自由的角度理解它。这样理解的时候，意识就绝对不是被动的。因为自从有了生命，意识从来都是主体的意识。它哪里仅仅是外部世界在头脑中的被动反映，它是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它还要产生出为达到这个自由的主体行为。意识只有这么理解才是准确的。其它的理解，即使从主观能动性理解、即使从革命的能动的反应论理解、即使从自觉能动性理解，也大多还仅仅是一种反映论的理解，都还准确表达不了主体要取得对客体自由的这种积极主动的主体对外关系，与主体意识都存在着质的差异。

　　把意识上升到主体意识理解，这实际是对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重大提升，是对恩格斯以来一切有关以反映论为其基本特点的意识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总结。按照这个理解，人的主体意识也是一样，人的主体意识永远也和他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有关，而劳动只是对客体自由的手段。所以，劳动并不是和任意的什么意识都可以有天然的因果关系，而只能是和主体意识才可以有它的因果关系。不是劳动产生出意识，而是主体意识通过主体行为，产生出劳动。

　　3、另外，也不是从劳动看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本质看人的劳动。一切结论，应该是分析的，不是想当然的。比如。人的本质是什么？不能想当然的就是劳动。是什么？其实就在主客体的关系中，在人作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自由中。是这种自由相对动物界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形式。

　　在动物界那里，动物通过它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虽然已经产生了活动克服了地域的局限性，和产生了一定的生产合作即社会性克服着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但它总体还是完全的依赖于它自身的外界的自然生产他们自己的。说法可以有很多：可以说完全依赖于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可以说完全依赖于自身和自然界作为其生产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但总起来讲，是还不能根本的否定自身和外界在其生产中的这两个自然，而完全依赖于自身的爪牙身体对物质运动的驾驭，也还是纯粹自然的物质过程，也还不是对物质进程的真正的调节驾驭。所以，动物的物质生产，就还只能叫生产活动，而不能叫劳动。

　　而人则不然。从人第一次拿起石头木棒从事生产的时候，它就已经是在根本的否定着自身的外界自然生产自己了，就已经不再是完全的依赖于自身的外界的自然生产自己了。这时他的生产活动，才是劳动，动物才转变成了人。这时，由于他的开始使用工具，对自身来讲，他就已经在用文明创造的工具否定着自身的爪牙身体这个自然。对于外界来讲，他就已经加速改变驾驭了外界的自然物质进程。从而，否定了外部世界物质运动对其生产自在作用这个自然。而同时，他还创造了自然界原本并不曾存在过的全新的物质形态——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开辟了动物界不曾有过的全新的物质生产内容——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所有这一切，即意味着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的驾驭。这是劳动的质的特征，也是人的质的特征。他不但改变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进程，还创造了生产资料生产，这个全新的物质运动形式。而一切的生产资料及其发展，无不是用来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个原本束缚着人类生产的自然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生产资料已经取得了怎样的发展。它已经取得了智能机器的形式，已经开始是要否定人本身在物质生产中作为工具的这个自然本身了，换个说法，它已经是在否定人本身必须要参加到物质生产这个自然了。即已经指向了完全的否定人必须要参加到物质生产这个自然的方向，也就是消灭劳动的方向了。这才是动物向人转变最终要完成的时段。

　　劳动包含两个对立着因素：一是人本身的活动人本身的条件（手脚身体）和外界的条件一起作为一种自然必须要参加到物质生产——这是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动物的存在。一是人要否定自身的外界的这个自然参加物质生产（应用工具）——这是要否定动物的存在和逐步实现人的存在。劳动实际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它既要暂时的依赖自身的这个自然进行生产，又要通过工具的发展谋求逐步的否定自身的这个自然生产。它既要暂时依赖于动物的存在生产，又要否定动物的存在实现人的存在而生产。因而，矛盾着的这两个方面又是要向其对立面的地位转化的。这个过程一经开始就不会结束，直到必须以自身的条件作为自然产生工具参加生产这个自然被文明创造工具的充分发展彻底否定，动物的条件完全转化成人的条件。那时只剩下自然力作用下的物质生产，而不会再有劳动——不会再有人必须要以自身的条件参加到物质生产的活动。那时动物的存在状态才真正结束，人的存在状态才真正实现，动物才最终转变成人。总之，劳动所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发展了的生产资料、工具，将最终消灭人的劳动本身。劳动不但不是终极意义的人的本质，还是人的本质所最终要消灭的东西。它最多只能代表发展中的人的本质，而不能代表终极意义的人的本质。

　　4、分析人和劳动这样重大的历史课题，绝不能从它们本身着手，而只能从生命史的角度上着手。动物是怎么样过渡到人的，劳动是如何产生的，它的质是什么。这些绝对不可能脱离它们与世界的历史联系现实联系从它们自身着手。主客体的关系问题自有生命以来就已经有了。它早于人的出现而出现。只能从生命主体与世界客体的关系入手解释生命史和人的历史，包括劳动的历史。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从事物与世界现实的历史的联系入手分析认识事物的方法。反之，脱离了事物与世界的联系分析认识事物，就成了唯心主义。同时，从事物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观察认识事物，这也是辩证法。

　　二、劳动和物质生产的区别

　　5、理解劳动的消亡问题，大家应该明确两个区分。一是劳动和生产的区分。一是劳动和活动的区分。

　　劳动和物质生产能不能完全划等号？有些人是完全划等号的。但实际不能完全划等号。物质生产自动物界就已经有了，但劳动只有等到有了人类才有。劳动不是自来就有的。它是产生出来的。它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早晚要消亡。这就是辩证法。反之，劳动是可以消亡的，生产却要永远存在下去。

　　劳动的存在有两个条件:1.劳动是人对物质运动（即自然过程）的能动驾驭。动物只能适应物质运动的自在自发作用生产自己，人类是驾驭物质运动生产自己。动物是适应自然束缚。人是否定。2.劳动是以人自身的活动驾驭物质运动。所以，自身的身体作为劳动工具本身就是束缚人的自然。就在否定之列。所以，人之所以是人，从他第一次拿起石头木棒生产的时候就开始了，但直到把自身必须要参加生产的这个自然完全的否定，才可以真正实现。所以，人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终要否定自己作为自然工具的存在本身。而动物却永远如此.

　　马克思说，劳动是以人的活动引起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它实际同时说了生产和劳动，生产是物质交换，劳动的称谓则因为人活动的参与。一切机器的参与，就是用自然力代替人的活动。这里，生产没有停止。停止的只是人的活动，即人的劳动。

　　6、这个地方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劳动只是因为在发展中的人这里因为必须要依赖人本身的活动调节驾驭生产，它才可以有和生产混同的机会。所以，不要以为未来人本身的活动可以不再参与物质生产了，就认为物质生产不再进行了。那时，只是人驾驭的自然力代替了人的活动在调控物质生产。第二、劳动的存在是以人本身的活动必须参与到物质生产为前提的。劳动之所以叫劳动，就是人本身的活动必须要参与到物质生产，非此,何来劳动这个称谓。如果自然力在不断的代替劳动力，人逐渐已经在物质生产之外。劳动就消亡了，物质生产依旧。

　　7、对事物的认识是发展的。

　　同样一个概念，不同的实践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理解就会不同。马克思如果仅仅停留在斯密李嘉图他们的价值理解上，就没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理论之所以可以发展，就是因为随实践的发展，事物的进程在不断展开，对事物的认识在不断的深入。即使相对静止的事物，人对它的认识也总是有局限的，总是有限真理，它只能不断的接近绝对真理。所以，同一个概念，不同时代的认识理解会有不同。马克思的时代，还只是人在劳动中的杠杆和动力源作用可以被机器替代。即使如此，马克思都能说出：自由在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从本质上讲自由在物质生产的彼岸的话。今天，人在劳动中的程序执行作用已经无可辩驳的可以被机器替代（机器是否可以自行生成程序必在人类未来的实践中。除此人在劳动中的作用还有那些呢？），所以，即使马克思本人能活到今天，他也要对劳动做出新的解释的。停留在过去的概念，马克思是要批评我们的。会说我们刻舟求剑。

　　8、劳动和物质生产说是要区分，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总还是搅在一块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生产就是劳动，劳动就是生产，这本来无可厚非。马克思主要的也是这么说的。当然根据需要的不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谁，有时侧重强调人的体力精力生命付出的方面，有时强调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方面。我虽可能读马克思的书没有你多，但我也知道马克思对劳动的说法，决不止于你说的几条（我昨天还翻了翻《雇佣劳动和资本》）。所以，对问题不能局限于某一句话理解，应该把握问题的本质理解。

　　把劳动完全等同物质生产，是你个人的理解，实际不是马克思的理解。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资本论》第1卷，第201一202页）

　　我说：在我们发展着的人这里，劳动则正是人本身还作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时期，为实现人自身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以自身为工具人们对物质运动的能动驾驭。

　　实际两个定义，虽侧重不同，但内涵基本相同。

　　提把劳动和物质生产做个区分，其实只是因为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的调控这个变换中的人的活动，已经到了潜在的可以被机器逐渐代替的程度。是为了在理论上对这个趋势进行说明的需要。所以，劳动方式发展了，劳动这个概念的侧重点就会变化。

　　9、劳动是什么？其实我文章里也说了。劳动就是物质生产中，人对物质运动能动的驾驭。借用马克思的语义，就是以人自身的活动引起和调控加速改变了的已经不再是完全的自然过程的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所以，当我们谈了劳动问题的时候，可以有三个要点往往在不同的场合被突出：一是人在活动中的体力精力生命付出；一是人对物质运动的调控驾驭；一是物质生产。不管是马克思还是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谈论劳动，不过是从三个方面谈论。其实都没有错，但固守某一条，否认其它，一定不对。

　　10、物质生产里的物质，指得就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物质生产就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动物的食物、巢穴是动物的生活资料.动物没有发展出生产资料，它的生产资料就是它的爪牙自身。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动物的生产活动，当然也是物质生产。既然“人与自然的矛盾是支配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矛盾”，如此我们研究人类产生的历史，就必然要溯源到类人动物。类人动物是什么原因发展成人的。追根溯源，是类人动物与自然的矛盾。自然条件要束缚类人动物的生产，类人动物的生产要突破自然条件这个束缚。这个突破就是劳动的产生，当然同时也是人的产生（恩格斯那个说法其实不准确，不是劳动创造人，有了劳动就已经有了人了，是劳动完善发展人）。通过劳动，人否定了物质运动对类人动物生产的自在作用，驾驭了本来对动物生产自在起作用的物质运动，改变了其与自然物质转换的自然过程。但人类劳动的目的依然是要得到生活资料，是动物式的物质生产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而已，即以劳动为特征的人的物质生产。当然在这个阶段，随劳动一起，人类同时也就发展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生活工具系统及其原材料的生产。而文明创造工具，从一开始就正是对物质生产中人本身和自然界必须做为人生产的自然产生工具这两个束缚着人的自然的否定。

　　三、劳动和活动的区别

　　11、我关于劳动的定义，实际没有跑题。原意是想在人的劳动和活动的比较中深化对劳动的理解。

　　首先定义。我的劳动定义，实际是三个关键条件:1.以自身的活动参加到物质生产的条件。2.必须是围绕基本的物质生产和基本物质生活的条件。3.驾驭物质运动的条件。是这三个条件。

　　（文章）接下来讲劳动和活动的区别。动物的生产活动和人的劳动的区别：区别点在，是不是对物质运动的驾驭；人的劳动和一般活动的区别：区别点在，是不是围绕基本物质生产生活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不是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劳动，劳动主要的是围绕基本物质生产生活使人不得自由的生产和服务等非自由活动。这个地方重点是生产和服务。只要是为了生产或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都是劳动。围绕基本物质生活的非自由的生活服务活动，也可以叫劳动，但已经是个延伸补充了，和自由活动相对。当然，就此而言，只要是非自由的活动，多数就都是劳动了。但也还要分析。重点还是围绕物质生产生活的生产和服务这个限定。未来劳动消亡了，只要人们还参与物质生产，那它就也还要叫做劳动。即使它叫自由的劳动。房前屋后自己种个菜园，也是如此。

　　外在必然性约束，是说当前劳动这种不自由的原因，受约束不自由是劳动的必然的表现。已经说过了，自然必然性就是必须糊口，这件事逼着人必须干。社会必然性约束，是社会的劳动纪律。这是物质生产生活的必然的必须，与改变不改变定义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这段话也确实还是有点问题的。对劳动的讲解本来应该随人和动物的对比、人的劳动和活动的对比层层深入。和动物比就只比物质生产这个范围，在人的劳动和活动对比再提劳动外基本物质生活的非自由活动。是我安排的不太好。这个地方我已经有修改。

　　此处没有再提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是因为这里是人的劳动和活动比。这么比的时候，主要看是不是围绕物质生产，目的是不是为了生产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一切围绕物质生产为生产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为挣钱的活动，一定是劳动。反之，劳动还有个延伸:一切不是为了生产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只要是围绕基本的物质生活的非自由服务活动，就也可以叫劳动。除此之外的就叫自由活动，而不叫劳动了。这个地方是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现在也已经有增补。

　　但劳动的为物质的生产和服务这个范围限定，你也还是完全的忽略了。比如，你就再一次把认识活动和劳动混淆。劳动是为物质生产的，起码是要挣钱的。看认识活动是不是劳动，就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为物质的生产活动，然后看是不是基本物质生活中的非自由活动。你我的认识活动逻辑思维，与我们的挣不挣钱没有必然的关系。你我此刻的交流，也不是为了挣钱，也不是围绕扫地做饭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那它就只是一种自由的活动或说社会活动，就不是劳动。实际上，所有的个人的逻辑思维活动，如你我的学术交流，主要的都是自由的活动。逻辑思维活动甚至只是一种人的生理活动。

　　另外，义务劳动之所以叫劳动，是因为它依然可以是物质生产的。即使不是物质生产，既然还叫义务劳动，既然这个劳动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其自然和社会外在必然性束缚就一定是依然存在着的。只不过是人使自己甘愿深入这些束缚当中而已。我说过，你也说过，退休老人种菜的例子。但只要是物质生产，就也依然是劳动。

　　另方面，在人的劳动和活动的区别中，不再提对物质运动的驾驭，还因为人的自由活动也已大都有了对物质运动驾驭的内容。比如现在条件下的交流、写作，比如自驾开车。人的活动，有多少不需要驾驭物质运动的？！

　　自驾开车本质已经不再是劳动，但时间长了劳心劳力也还是有的。它有时是自由的，有时又是不自由的，实际已经是界于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自由活动，其不自由的内容依然是可以作为一种继续存在着的束缚被人类未来智能机器发展所否定（实际今天就已经出现了自动驾驶）。说是劳动，也行。但已经牵强。炒菜做饭，也属类似。实质，所谓物质生产外围绕基本物质生活的不自由活动，即指它们。其实它们已经是自由的活动了，不自由只是相对的。把这些相对非自由活动也看做劳动，只是为了标明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问题所要作用的范围——自由活动中的非自由成分也是要效用的发展所否定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是还可以作为束缚着人的自然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是人类未来实践要否定它的地方。

　　科研活动、技术活动、琢磨着改进改进工具，也不在直接的物质生产或说生产劳动范围之内。如果是人自愿的自由活动，就也不是劳动。

　　12、关于劳动的消亡问题，这里已经单独发文有一个论证。文中已经提到，要明确劳动和活动的区别，劳动和自由活动的区别。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条件。实际真正明确了这些，劳动是不是可以消亡的结论是可以下的。

　　13、人的活动很多：与生理有关的活动、精神认识活动、社会交流交往活动、精力体力脑力的付出活动。明白了主要是围绕物质生产的非自由活动这个内涵，就知道了，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都可以叫做劳动了。脑力活动也不都是劳动，因为不都与物质生产有关，大多也不是非自由的活动，而是自由活动。包括你我的交流，这只能是社会活动。创造性再大，实际不是劳动，是自由活动。消费指令，也不就是劳动。购物不叫劳动。点菜单，吃饭喝水，都不是劳动。更何况，未来的生活可能是机器人管家打点。生产指令，恐怕很大程度，也不需要人直接下。下了，也仅仅是活动，不真正是劳动。

　　14、其实，即使不是为了论证劳动的消亡问题，我们一般的理论者也都应该对劳动和活动的区别做个区分，哪些是纯粹的活动，哪些又是劳动，那些又是与劳动对应着的自由活动。吃喝拉撒睡、胡思乱想、谈恋爱、拌嘴，到底是不是劳动。

　　这个区分，即使不是理论者，即使普通百姓都基本懂的，哪个劳动者会把认识活动当生产劳动？但理论家们却多数好像不懂。实际，只要能够区分了，以今天的实践条件，劳动能不能消亡，自然出结论。

　　15、你的问题是没有注意到非政治经济学意义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划分，往往可能是混淆了劳动和活动的区别。或者说，可能是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够搞明白马克思说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中的那个脑力劳动，到底是个什么内涵：难道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脑力劳动，是包含了人类所有的脑力活动的吗？而这些问题，恐怕翻遍马克思的书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或者马克思根本就没有想着要给我们这么一个答案。那怎么办呢？

　　所以，搞理论最好能通其大略、举一反三。而不是死记教条，总有套不上的地方。

　　四、其它

　　16、“劳动创造人” 这个提法是需要推敲的。

　　如果说劳动创造人，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之前有没有过劳动，或说动物界有没有劳动，劳动是产生在人之前，还是人之后。

　　所以文中说，劳动的产生即人的产生，这个表达是很准确的。这里并没有也不可能否认劳动在人发展中的作用。

　　至于劳动的消亡，是不是人的实现，你可以存疑。但工业革命和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是消灭人的劳动。这已经是历史经验事实，马克思都不敢否认。

　　17、怎么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的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7-06-27/回复1:

　　马克思这段话，有两个问题。

　　1）关于：当劳动成为第一需要。

　　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还是蒸汽机的时代。马克思虽然很关注科学的进展，但总体他没有看到过电灯电话，没看到过飞机，更没有看到过电脑，虽然他承认机器发展不变的目标是消灭人的劳动，但有什么机器可以代替人类在劳动中的程序执行功能，在当时确实是没有任何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当时的实践上，马克思只能说当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今天的生产实践已经完全的不同，智能机器不单是程序的执行，并且已经自备学习功能一定程度的自生程序。如果是马克思自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也会根据新的实践对旧了理论做出新的解释。不再是当劳动成为第一需要，劳动逐渐的消亡了。至多只能说当服务大众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但服务这时也已经不再是非生产性劳动，而只是自由人的一种自由活动。如此，在这个地方，各尽所能，也已经不再是在劳动上的各尽所能，是服务大众上的各尽所能。

　　2）关于：只有在那时，才可以按需分配。

　　其实，如果把社会主义阶段人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看做劳动消灭进程的自己组织工作和逐渐不再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自觉组织工作，那么这个按需分配就不应该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可以出现，而应该是在第一阶段就已经出现。第一阶段应该被看成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行的阶段，是此消彼长的阶段。

　　您提的问题很重要。欢迎多提出问题。

　　我的回复2:

　　先生的意思（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娱乐休闲），我明白。你比较接近马克思本意所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今天，劳动也可以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体验过。少部分先进分子甚至时时都在体验。但为什么人们很多时候，甚至多数时候又不把它作为一种享受呢？是因为自然的社会外在必然性纪律性约束。这种约束有时又使得劳动成为无奈甚至痛苦。可以说，只要人还必需要参加劳动这样的现实还存在，这种外在必然性纪律性约束就一定还存在。而一旦您说的那种把劳动作为娱乐休闲的局面出现了，这种人必需要参加劳动的外在必然性和纪律性的条件也就可以不存在了，起码是接近不存在了。那时人参加劳动也行，不参加也行，这并不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行。这实际劳动就已经可以消灭了。否则，只要人还必需要参加劳动的外在必然性纪律性还存在，又哪会有人们对劳动经常性的娱乐的休闲的态度。马克思说:自由在外在必然性支配的物质劳动结束的地方开始。实际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马克思的时代就有今天的实践条件，他早就说自由在劳动消亡的地方了。在他那个实践条件下对未来社会的条件做他这那样的猜想，已经是够好了。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实践发展了，就应该用新的实践重新审视过去的理论。

　　18、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我有一篇文章叫《刘光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你可以网上搜一搜，那是对你比较完整的回答。劳动如果体现了人的本质，只是因为它借助人本身的活动完成了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但人的本质是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而不是由于人的活动。神话是人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但即使是幻想中的实现，它也体现了人的本质。但这个本质不会给人本身的劳心劳力总之劳动留出任何位置。劳动创造人，实际是人在生产中的锻炼实践在造就人。你好好体会

　　19、论证劳动的可以消亡，是看它在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意义，而不是眼前利益。比如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产品效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以什么样的组织原则。都关系人与自然联系的实质性理解。

　　20、关于哪天劳动成为人的一种享受、娱乐的问题，我以前说过，不用等到哪天，实际上把劳动过程作为一种享受，是任何时代都可以的，也是任何时代都实际存在的。但任何时代，这种一时间的享受，都总是与另一个时间的非享受甚至痛苦相对应的。这是外在必然性还存在时的必然的结果。否则，为什么猿类享受自己的“劳动”，它还要由猿转变成人？为什么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那么享受自己的劳动，还要普遍有一种对西方的生产条件崇拜的心里？说明个人感官上的享受，和实际劳动过程中的不享受甚至苦、难，并不矛盾。享受总是次要的也靠不住，深受束缚之苦，才是主要的，有束缚也才有从束缚中解放的动力。所以，人的历史过程才会是不断解除自然条件束缚的历史，社会历史的从自由到不自由，又从不自由到自由，都是围绕解除自然条件的束缚进行的。这就是辩证法。

　　21、劳动向深度广度上的发展，也不可能阻止劳动的消灭进程。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决定了，只要还有束缚人不得自由的地方，就会有人否定这种束缚的需要和发展。劳动向其深度广度的发展，对应的不过是智能工具系统的功能向其深度广度的发展。如果第三产业和新行业的出现能解决劳动消灭进程中的就业问题，就不会有共产主义问题了。你也不必是个社会主义者。

　　22、马克思说: 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

　　23、人之本质不过是善假于物也——用物假于物而已，用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生活工具驾驭物质运动而已。人类假物的能力，一边是发展人的劳动能力和逐渐消除劳动束缚，一边是发展人自由活动的能力和范围。自由是对物质运动的驾驭。自由必善假于物。这也就是自由活动和文明创造工具的关系。

　　24、问题：自动化生产，也必须有“人的劳动”来维护和改进。劳动不可能消失。

　　我的回复1：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件技术设备的发明，都是作为人否定先前自然条件束缚的手段被提出来的。同时，任何一件技术设备一旦应用于生产生活，它就同时作为一种新的自然条件束缚着后来的人们了。人们就要继续想办法解除这个束缚。人类文明创造工具之所以有今天的形态，就是人类一代代改进创造的结果。如果说自动化生产中，用于维护自动化生产的人的劳动依然是一种束缚，那么人们就一定也会想办法用工具本身的发展进一步解除这个束缚。比如：机器管理机器、机器维护机器、机器的自我维护管理。智能机器既然叫智能机器，它就必有它对环境的反馈分析判断和学习能力。起码在它的发展趋势上会产生出这些能力。总之，在人类这里，只要有了人的需求，就会有满足需求的一切方法。

　　另，在机器管理生产（包括生活）、机器管理机器、机器维护机器、机器发展机器实现以后，如果还需要人对生产的改进的话，那多数也在科研活动之列，真正的劳动只是偶然的，而非经常的。文中说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消亡了，依然可以保有一定的劳动。

　　我的回复2：

　　当然，关于劳动消亡问题的讨论，要不要非要深究到劳动消亡过程的具体细节这样的程度呢？其实大可不必。其实，只要大家承认劳动消亡的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趋势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只取这个趋势对研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只要这个趋势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对使用价值效用问题的理解，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理解，在人与自然联系的发展这个基础问题上就有了一个轴心，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自觉的组织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消亡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工作重心，这些理解就也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在工业革命的智能机器生产阶段这个新的实践基础上，相比马克思就已经深化了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理解。

　　十五、生产性劳动四部类生产生活革命分析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关于四部类生产的一段话。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可以把v看做个人必要劳动、把m看做公共必要劳动。

　　我的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马克思曾经研究两大部类生产再生产。根据生产生活革命的特点，我们则把社会生产进一步分成四个部类研究：

　　1.基础生活品部类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c4+v4+m4

　　注：部类的总f=m，u正负对冲掉了(f=m+u，各自所指从《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补》理解)。

　　在效用竞争中，其中1部类不断为人们提供更好的基础生活品;2.部类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提供物质条件;3.部类为人们生产方式的革命提供物质条件。4.部类不管是从生产范围上还是从资源利用方式上，不断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对人类的束缚。

　　在这个部类区分中，实际的交换是这样的：

　　【V1、m1、V2、m2】内部交换，1.2.部类的人既得到了基础生活品，又得到了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

　　【V3+m3+V4+m4】与【C1+C2】交换，3.4.部类的人得到基础生活品和生活方式品，实现生活和生活方式革命;同时1.2.部类得到生产方式品和物资原料品，实现再生产和生产方式革命;当然，通过1.2.部类对4部类资源的消耗和对原料半成品替代商品的选择性交换，这个交换还促进了人们对于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要求和发展。

　　【C3、C4】根据3.4.部类各自与1.2.交换形成的的定价内部交换，实际上既是完成物资调拨以继续生产，也实现了各自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同时也还促进着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拓展范围的发展，总之是还促进着人从资源束缚中解放的进一步要求和发展。

　　关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革命是减少直到消灭人的劳动的问题，我很多地方已经强调过了，这里不再做说明。这里要强调的是，共产主义阶段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中，要同时消灭资源束缚的问题。

　　资源之所以叫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和占有方式才成其为资源的。空气无处不在可以自由呼吸随便使用且只能公共占有（实际是没有人可以占有），所以没有人会意识到空气是资源。但可呼吸的清洁空气不够用了，大家要抢空气买空气才可以活了，空气就也要成为资源了。水如果可以无处不在，随便使用，无人可以独自占有，也不会有人意识到它是一种资源，但等掏钱都要找地方才可以买到了，那么水也就成为一种资源了。

　　人类自从产生，就同时受到资源和劳动这两个自然条件对人的束缚。人类的发展史是一部劳动方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从资源束缚中不断解放的发展史。比如，随人口的增多，狩猎资源束缚人的发展了，就产生了畜牧业；采摘资源束缚人的发展了，就产生了农业；时间、空间、季节束缚农业的发展了，就产生了温室农业；电能是对人类过去分散狭小的能源利用方式的一种解放。风能水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应用，是人从有限的化学矿物能源对人束缚中的解放。总之，只要资源作为自然条件还要束缚人的地方，人类就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突破它的有限性对人的束缚。

　　在物质生产中，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有两个：一是人本身，一是自然界。人本身这个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劳动力。自然界这个自然生产的生产工具，为人提供有限的自然资源。两者都是自然界物质运动在人生产目的之外对人物质生产自在存在和起作用的结果。随人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人对物质运动驾驭能力的充分发展，总有一天会突破资源的有限性和人获取资源能力同样的有限对人的束缚，那时一切资源对人的束缚，将最终解除。伴随着资源占有方式向更大范围公共占有的变革，资源这个名词也将成为历史概念，或说资源消亡了。这和劳动的可以消亡一样。人类迄今为止一切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总是与各个时期人们对劳动和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方式直接联系的。比如，人们以民族、国家、地区作为集团生活的基本单位，就是因为资源的争夺和占有上的共同利益的结果。资源的集团武装占有——这也是人们分割为民族国家间对立和战争的根源。劳动和资源束缚的否定，或说劳动和资源的消亡，在以劳动资源为基础的社会消亡的同时，将重塑未来的人类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在它的第一阶段上，不但是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同时也是这种资源和社会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不能理解这点，我们便不好理解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和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可以消亡的根据——资源消灭不了，或说资源的有限性消灭不了，人们以民族、国家、地区为利益主体互相争夺的老根就消除不了，即使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比如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主权、中苏、中越的领土之争。

　　十六、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生存斗争的逐渐消亡

　　关于分配问题，我们开头已经有讲。

　　1、以前讲，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才实行按需分配。我认为以前这个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完全的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前段的生产组织中是有其优点的。它便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也便于劳动的调配。但它难于解释作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结果的共产主义，是如何促成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的。也难于解释作为工业革命落后国家的共产主义，它又是如何在工业革命中逐渐促成人从劳动中的解放的。所以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如果仅仅的强调按劳分配，实际是忽略了随工业革命发展人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的。这实际是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尚没有处在工业革命状态时，理解共产主义问题留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流弊。

　　共产主义前段，在总生活量中，随自由生活量的不断增多，人们自由生活的实现程度已经愈来愈不再依赖于劳动的多少，而是越来越依赖于随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公共必要产品（相当于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m）在劳动总产品中所占比重发展的程度。所以，这个时代完全可以根据进程的发展状况，在共同占有的公共产品的分配中，实现和逐渐扩大实现部分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比如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

　　2、而这样，就逐步地把人们从基础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了。

　　人类的生存斗争脱胎于动物的生存斗争。

　　动物对自身的生产，依赖于它们所控制不了的自然界物质运动的自在存在生产自己，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依赖于弱肉强食的它们间的互相关系生产自己。因而，动物的生产必然的表现为生存斗争——既和自然界斗争，又和自己的同类斗争。

　　人类已否定着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自在作用，已经一定程度的把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把握于自己的掌控之内。但就人类还必须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和还必须要依赖于与他人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内才可以生产自己而言，就他们依然是与自然的斗争和人与人的斗争而言，人的即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依然是生存斗争。是动物式生存斗争在人类这里的延续。只要劳动束缚否定不了，只要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否定不了，只要人还要在与他人的联合中和联合外继续与他人的斗争，人的生存斗争就最终否定不了。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作为人们从劳动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组织，也就是最后消灭他们生存斗争的自觉的组织。在劳动消灭的这个进程中，必然是以按需分配的逐渐实现、扩大，和以按劳分配的逐渐被缩小、否定，为前提的。随劳动的被有组织地自觉消灭，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按劳分配的逐渐缩小，从而人从生存斗争中的不断解放和最终解放，正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应有之意。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人们对农业对基础生活品行业的共同占有、由于人们对金融行业的共同占有，由于公共劳动和共同生活的存在，人们已经完全的可以实行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共产主义阶段，对个人来讲，人们完全是在占有自己基础生活的前提下再去劳动、再去发展生产和发展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即工业革命。这和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对个人来讲，是只有劳动了才可以有生活。而资本主义劳动的结果——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革命即工业革命，又在不断的减少作为人们生存手段的劳动机会本身。从而减少人们的生活。共产主义阶段，由于按需分配的产生和发展，生产生活方式品的革命，则在进一步减少人们的劳动、增加按需分配的数量和范围，扩展人们从劳动中的解放的程度。因而，共产主义阶段的劳动对个体来讲，更多的就表现为一种人们在占有自己基本生活基础上的新的更高层次生活的创造手段，而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当然，在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初期，既然劳动还没有最终的被消灭，那么生存斗争就还不可能真正完全彻底地被消灭，而只能是部分的被消灭，或者说，是由以个体为主体的生存斗争，向公共劳动中以社会整体为主体（或集体主体）的生存斗争转移了。从劳动还没有全部被消灭，工业还要继续革命来讲，这时虽然人们基础的生存斗争消灭了，但人们为更好生活的斗争(残余的劳动束缚)还要继续。

　　这或者也就决定了，在生产供给还在对产品的效用更新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时期内，个人基础生活品虽然可以按需定量分配了，但生活方式品还是要一定程度的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的。当然，当产品的效用更新主要已经是消费方自己决定的时候，生产生活方式品消费中的按劳分配也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共产主义前段应当看成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存的阶段，是按需分配的逐渐生长和按劳分配的逐渐消亡的阶段。或说是按劳分配逐渐地补充按需分配的阶段。否则，我们也无法想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按需分配是怎么样会一夜实现的。

　　共产主义前段存在部分生活品按需定量分配的问题，实际也已经不再是什么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业已存在着的实践问题。比如在共有制单位即使不开工的时候，也还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生活费的；任何一个人，进任何一个单位，即使还没有安排工作，也首先要发生活费。这个生活费的基本内容，自然的就包含了个人或家庭一段时间所需要消费的食品水电房租交通通讯等基础生活品的基本费用了。这一定程度上实际已经是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定量分配。而像南街村那样的实践，则已直接就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

　　3、在这里，按需分配的直接结果，是既可以保障关停并转等新旧产业结构调整中公共劳动的正常计划调配，又可以保障公共劳动中每个集体成员一心为公的公心，尤其是干部的公心。因为有按需分配及其发展，子孙和所有人一样都有公共保障，所以可以根本不需要搞荫及子孙那一套。由此可见，特殊利益的存在，是由于利益依然还是现实的利益才会存在的。当利益不再是利益，它也就自然地失去它存在的合理性了。

　　所以，只要生产力有所发展，适时适当的发展一定程度的按需供给，实际是具有防止公共劳动管理层利益主体化趋向、保障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保障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意义的。

　　我们前边讲过，共产主义前段，虽然公共劳动实现了，但只要劳动还存在，人们的生产力争夺同他们的合作就是同时还会明在地潜在地存在的。个别利益阶层利益主体化从而资产阶级的复辟，就能有其现实趋势。这当然需要群众联合主体性的完善和加强来解决，要用群众联合组织主体能力的完善和加强来预防和阻止这一趋势。但返回头来讲，生产力的争夺，总是有其经济原因的。所以，最终也还要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而适时的人人平等的按需供给，实际就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当即使公共劳动的管理阶层，都已经不再认为有任何的为自己的家庭和子女谋取利益的必要的时候，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样的管理层的阶层利益主体化（所谓老革命新问题）从而剥削阶级的重新复辟压力，就会大大的减轻。

　　十七、关于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1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价值生产的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在古代，直接用粮食的数量作为官员的薪资。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人民币，从它一产生，便是直接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思考题

　　1）在各种经济形式的比较中，要不要从价值的不同构成的比较中比较它们的不同？

　　2）还有哪些经济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性质和价值构成的比较，来进行研究？不同国别信用货币的比值可不可以？

　　2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我们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农村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

　　或者这也还要做如下补充理解：1、集体化以后，一开始，国家工业化总体上还是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先行，生活资料工业（民用轻工业）总体是滞后的。这时农村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就多数还要依靠旧时小生产效率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办法解决，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从根基上这时又遭到了集体化的破坏，提供不了足够的产品。这是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是农村的货币收入低和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同新兴起的社会化民用轻工业的矛盾。属于农村货币收入低造成的社会化民用工业运行不畅。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提高农村的货币收入解决。只要农民有足够的货币收入购买社会化的工业品，效率低下的家庭手工生产自然淘汰。2、由于生产资料和水利发展的相对滞后，提供不了足够好的化肥、种子和水利条件，公社化时期虽然是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粮食单产总产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增长率均比单干时期高），但总还是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发展轻工业。这进一步造成了轻工业一段时间发展的滞后。这种局面的改善直到化肥化纤业工业、杂交种子和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和投入使用以后。而这已经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80年代以前的经济管理，就既存在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还没有充足的实践条件来把这个问题理解到位的问题，总体是没有更好地或者没有条件更好的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情况就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取消农业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农民日子极苦。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也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出口导向固然是严重通胀后更加灾难性的过头金融紧缩政策愚蠢地搞死几乎全国竞争性地方国有集体企业的缘故，农村购买力的下降也不得不说是它的基础背景。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不管是剪刀差的运用失当还是灾难性的金融紧缩政策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说白了，如果没有那个愚蠢的灾难性金融紧缩政策，公有制企业就不可能全国性的全面死翘翘，如果农村的市场不坍塌，也不一定非要把整个经济都搞成今天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回想温铁军们所述八十年代初政策失当所致中央财政危机所进一步导致的一切社会主义破坏性改革，包括90年代的全面私有化，都与中央的财政危机和它背后愚蠢灾难性的政策金融措施有关。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为同国际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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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

　　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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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国家通过对生产生活方式品企业和原料品企业的逐次利税，回收的是货币。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1.基础生活品部类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c4+v4+m4

　　1】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部类1的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然后，基础生活品，在社会上按需分配。

　　2】生活方式品部类2、生产方式品部类3，各自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

　　3】2、3两个部类所获得的资金，划分成利税、企业基金、消费基金。

　　4】企业基金、消费基金，继续在2、3、4内部消费循环，推动生产循环。

　　5】国家通过各2、3、4各部类企业利税逐次收回资金。

　　这样，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基础生活品的货币收购，补贴基础生活品部类。其它部类人员的基础生活品按需分配，补贴其它三个部类。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注：通过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财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共产主义的财政，不过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各类生产生活需要，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劳动的货币调度手段。购买产品或劳动，对应货币发行。对下游获得货币的相应企业的利税，对应货币回收。在这里收支的平衡，只是一个周转周期的长短问题，不存在绝对的不平衡问题。在这里，也不需要一个独立于财政之外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独立于财政目的之外的中央银行体系，并不一定能给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服务。

　　另外，从共产主义的经济运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永远独立于共有经济体系的问题。否则，只要允许私有经济长期脱落共有经济整体大规模无节制的发展，而不是逐渐吸收它，那么必然有一天会如今天一样，全社会头顶上出现一个随时可以决堤危害整个社会的资金堰塞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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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部门间和部门内人们的劳动。但如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可能就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需定产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十八、占有方式随生产资料性质的变化和人们的个人生活

　　提到共产主义，有些人容易产生一些歧义。

　　共产，实际就是人们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公共劳动公共生活的基础上，实现人们自己个人的自由生活。

　　1、在共产主义时代，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公共劳动，二者实际自来是统一的。只是过去人们往往多关注了前者，而对公共劳动则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往往忽略了公共劳动范畴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比如，马克思从商品开始，讲商品后面的劳动、私人劳动、资本主义私人劳动（雇佣劳动背后的私人劳动）、剩余价值（劳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那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又从哪里开始呢？承接马克思，实际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矛盾最终解决方案的作为私人劳动私人生活对立面的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然后接讲绝对的相对的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

　　共产主义阶段，生活资料在它的生产阶段上也是共同占有的，只是在它的消费阶段上才是个人的。可以简单的表述为：生产资料共有和生活资料在消费阶段上的个人占有。

　　但，这里要一定注意一个问题。随着历史的进步，哪些是生产资料，哪些又是生活资料，时代不同，实际又各有不同。在人类越原始的历史阶段上，人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就越不好区分，往往生产工具就是生活工具，而生活工具就是生产工具。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本身不好区分，或者不曾区分。而一旦人们的生产生活开始区分了，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也就区分开来了。

　　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共产主义时代又将迎来一个生产生活不好区分的时代。一方面，可能过去是生产工具的工具，由于越来越方便化，慢慢成了生活工具了。一方面，可能真的生产生活、生产工具和生活工具又不再好区分了。这个时候，生产生活资料的占有性质，就要发生变化。有些已经明显可以变成生活资料的，它虽然依然可以提供物质的生产，但实际已经是益于个人或小集团占有，公有共有这时反而倒是不合理不方便了。而多数生产生活资料，则表现为共同体中一种既是共有又是私有，即马克思所说的那种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或个人根据个人需要自由支配生产力总和的状态。

　　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范围消长，总要既有利于人们共同的生产生活利益，又有利于方便个人的自由生活，是可以变动的，不完全是死的。公共生活、公共劳动之所以必要，是取它方便人们共同从劳动中从生存斗争中解放的需要，它不方便个人自由的成分，将得到继续改造或不取。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总是围绕社会成员个人的自由解放服务的，集体公有总是手段。

　　这就要谈到共产主义时代的个人生活个人自由。

　　2、共产主义共同体首言公共生活，但这并不是不要个人生活。相反，个人的自由生活才是目的。正是因为要个人生活，才要谈集体公共生活。劳动消亡过程中，只有人们共同体的集体公共生活，才可以支持到个人的自由生活。

　　不单如此，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的公共劳动公共生活还是作为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是作为人们从劳动和从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解放的自觉组织工作而存在的。所以，它们作为这种自觉的社会组织残余本身——依然是对人的一种社会束缚，就正是作为自己所要组织消亡目标的那个东西。共产主义的个人生活就是建立在这种集体公共生活基础上的。所以，它完全就是这种自觉组织工作目标的实现，是与劳动束缚社会束缚的正在消亡对应着的个人的一种纯粹的自由生活，是个人在劳动和社会束缚外的一种纯粹自由生活。这个地方体现了共同体中，个人主体和共同体整体主体的统一，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

　　3、共产主义时代，残存的劳动和生活的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公共劳动和公共生活的存在，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对个人来说，这个时候人们总是先有了个人生活，再去劳动。在公共生活中，他们的劳动和人类其它的所有一切自由活动一样，已经越来越只是一种体现其个人价值感的本能，已经越来越是一种生活享受。生存斗争对个人来讲已经近似的消亡了。劳动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它为谋生或生存斗争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的人，才可以叫自由的人。如果个人还要深受生存斗争谋生制约之苦，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所以，这时的社会组织才真正称得上自由人的联合体。

　　十九、共产主义的文化

　　共产主义是劳动消灭进程中和劳动消灭后，人类新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在劳动消灭进程中，它首先是为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服务的。因此，共产主义的文化，也必然首先是在这个规定性当中寻找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生产服务的定位。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逐渐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全面发展的定位。

　　1、任何的文化，作为上层建筑，都是为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奴隶社会的文化，为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封建社会的文化，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文化也是一样。一句话概括，它们都是私人劳动基础上为剥削剩余劳动服务的定位。共产主义的文化，也是为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它不再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剩余劳动的生产服务，而是在公共劳动基础上，为所有社会成员幸福生活源泉的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服务。

　　公共生活、共有制、公共劳动、公共必要产品，这些作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要能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那就必须要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观念的人来主持生产。而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政治挂帅，必须要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挂帅。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挑唆思想多元，但他们自己就从来不搞什么思想多元，也从来不曾放弃政治挂帅。他们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欺骗群众，但他们自己就没有放弃过哪怕片刻的阶级斗争。他们歪曲嘲笑共产党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哪怕是片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事实是胜于雄辩的。当我们坚持政治挂帅，坚持摆正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本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宣传人人的时候，共产主义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而当我们放弃政治挂帅、搞乱政治路线和日常业务的纲目关系、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真的复辟了。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所以，关键是摆正路线和业务的纲目关系，并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塑造众多像吴仁宝、雷金河、王宏斌一样的共产主义领袖和群众群体，用共产主义的文化来引领和教育群众。

　　共产主义早期的相当阶段上，还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当然也就还存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由共产主义前段依然存在的旧势力旧思想残余、私有法权的合理性残余、私人劳动的合理性残余，归根结底是由私心私有势力同新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是由依然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决定的。从本质上讲，这个斗争依然是个政权问题。如果这个提法在毛泽东提出来的时候人们看得还不够很清楚，那么经过苏联、东欧和Z的资本主义复辟之后，这个问题就已经为实践所证明，就已经很清楚的人人可以看到了。所以，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就不仅只是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它在共产主义前期的相当阶段内，实际依然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权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在根基上是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

　　2、过去的文化多数都已经被打上了为私人劳动、剥削劳动，总之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的烙印。所以，以私有制文化为根的很多旧文化就要破除。什么破坏传统破坏文化，该破的就的要破。当然，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从孔夫子、佛陀、耶稣、穆罕默德，到卢梭、孟德斯鸠、孙中山，他们思想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成分或对共产主义有益的成分——孔佛耶穆思想中实际最早的发展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成分，又要充分的挖掘，以充实共产主义文化，为共产主义事业所用。

　　文化是什么? 如果从根本的讲，真正的文化应该叫文明教化。是哪些人需要文明教化?是动物一样只知道自己吃吃喝喝自私自利的人，才需要文明教化。所以，古代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是在古代共有制和公共劳动（孔夫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解体以后，在私有制和私人劳动（人人为家的小康时代）盛行以后，为了拯救“礼崩乐坏”，为了克制不争气的人类私欲，才产生出来的。所以，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思想都是有“斗私批修”成分的，都是梦想大同、极乐、天国的，都是宣扬博爱、平等的。共产党人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解放全人类，古代的优秀文化也都讲修齐治平、经世济民、平等利益普度众生。总之是都带有不同程度共产主义成分。只要叫文化，核心的东西都是相通的。

　　在这点上，中国传统文化相比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点，是在周代以后就基本贯彻了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路线。从火的应用，到农业的产生，从各种工具的发明，到历法文字典章制度甚至国家的产生，把人看做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从神话传说，到各种文化典籍，反应的都是人定胜天的人一定能够取得对自己客体世界自由的一种主体论的主体文化精神。因此，这条唯物主义路线一定程度还是古代世界唯一的最早发展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路线和人本人主体论路线。这是中国文明所独有的。相对其它地区到今天还在笼罩的浓厚的宗教传统，这才是可以代表古代人类水平的真正的文明。它对大同世界的理解是基于上古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而井田制则是土地私有化前的共有制残余，并被后世儒家作为土地私有化替代方案的理想共有制方案对待的。各为其家的小康社会，也是基于古代共同体社会公共劳动解体后对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人劳动社会的现实描述。所以，作为儒家社会理想的大同（可以具体到井田。我们不管这个共有制方案有多大程度的缺陷），不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和天国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当中，而是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状态。这种远古记忆中天下共有的大同状态，被中国人视为有生生之达德的天道秩序（天地有达德，曰生），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人，只是想在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和不断兼并中，维护和不断地返还到过去那种共有公共劳动状态的“生生”天道秩序而已。芸芸众生，谁都得活。“替天行道”和“回归天道”，也就是回归大同的公共劳动秩序，这正是中国古代深刻的土地革命传统的思想基础。而我们之所以说这种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对劳动的否定这样的条件，纯粹建立在劳动和劳动争夺基础上的社会，即使发生革命，其成果也至多只是农民起来重新的分配土地，和皇令上纸面的“均田”、“绝兼并之流”而已。实际依然是小块土地私有的人人为家的小农小生产，依然是不断地兼并、集中、民生凋零和周而复始的战乱革命。所以，如果没有新的历史条件，天道、大同，在过去实际是回归不去的。儒家的这种理想，自王莽的实践失败以后，甚至就再没有人敢于尝试过（实际早在西汉末年，王莽就试图建立“新中国”了——所谓建立新朝、用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私有和兼并问题）。不是没人想尝试，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这种状态直到工业革命和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

　　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史，实际就是一部围绕物质生产领域共有还是私有、公共劳动还是私人劳动或明或暗的政治思想斗争史。

　　我们今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共产主义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的发展，是和古代那些优秀政治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我们今天已经具备了工业革命消灭劳动这个历史条件。只有有了这个历史条件，才具有了重回大同时代的现实性。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机器大生产的产物，只有机器大生产，才具备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和把共产主义由空想转变成科学的最终可能。

　　由此可见，只要是真正的文明教化，它和共产主义就绝不是决然对立的。它骨子里的东西主要的和共产主义就有相通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主体论。中国民族从骨子里就天生具备这些东西。并且，从秦汉土地私有化中国进入土地兼并革命周而复始怪圈的这两千年来，中国人民又产生了急需解决土地私有和兼并问题的需要，中国人民苦此久矣。所以，工业革命和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一经传到中国，就立即被中国的优秀分子所接受，并立即改造成中国新的文化传统。所以，如果有谁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破坏了中国自己过去的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实际不符，实际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中国过去真正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其核心实际正是主体唯物论的和共产主义的文化传统，是谋求用共有公共劳动代替私有私人劳动的传统，是人定胜天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正好符合了这个传统弥补了这个传统，和通过它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两千年来和近代以来所急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已。或说，中国的现代共产主义，正是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和大同政治思想（当然包括其久远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人定胜天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的历史结果。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只要有了工业革命这个历史条件，中国人民早晚也会产生出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的现代主体唯物论和现代共产主义的历史结论。

　　除了在主体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传统上的区别，在共产主义的基本点上，世界其它文化大体相似。

　　因此，今天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建设新世界，就更要善于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我们的共产主义新文化，让传统文化的共产主义成分，或者可以为共产主义所用的成分——其实这些才是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主脉正统，为今天的共产主义服务。换个角度来讲，也只有现代共产主义，才是传统文化发展到今天的主脉正统。如果说深具人定胜天主体论内核的唯物主义的甚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代表着人类的古代文明，使得古中国可以称为“华”，那么正是这个现代共产主义，才使中国人民再一次站在了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可以再一次使中国称其为“华”。文化是发展的。如果今天有谁还要坚持各为其家的小康文化的正统性，就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历史错误。因为工业革命对劳动的否定，已经对各为其家的私人生活私人劳动做出了历史性的否定。自从工业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以来，共有公共劳动的观念实际就历史的已经开始和无产阶级所引领的世界进步一起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私有私人劳动观念和资产阶级所引领的发展方向，这时就历史的已经开始退居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并不是说旧文化就不可以出现暂时的复辟，而只是说暂时的复辟并不影响整体的时代特征。复辟的发生，不过是一再用事实证明着历史上共有、私有两种政治思想的文化斗争还依然在继续，证明着共产主义新的社会和文化建设战胜旧文化的历史紧迫性。共产主义的文化革命不是一般的要破除一切的旧文化，其核心的只是要破除旧文化中为私有私人劳动服务的成分，和被旧的统治阶级利用夸大了的为旧的剥削劳动服务的成分。当然，这最终还是要大力地推进工业革命，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办法来最终消灭私有劳动及其观念。私有私人劳动观念，总是与劳动本身的可以私人占有相联系的。共有公共劳动的观念，也总是与劳动的已经进入被消灭进程、已经不可私人占有相联系的。一种观念的消亡，要观念所依存的物质基础的消亡才可以做到。一种观念的确立，也总要观念所依存的物质基础的确立才可以确立。共有公共劳动观念和私有私人劳动观念间斗争的成败，最后还是要看工业革命的进展。

　　3、而这也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文化同时也是为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工作服务的。不但如此，它最终还要为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服务。

　　前者，不用多言。我们说劳动最光荣，是因为劳动是达到最终消灭劳动——人解放的唯一手段。只有人类劳动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才可以最终消灭人的劳动本身。人们的一切德行，再高不过为人从劳动、资源、社会中的解放和共同解放服务。努力为人的这一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人类道德的终极内容。而联合起来自觉地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总比历史自发的推进这个进程，更有效更人道。

　　后一点，既然是劳动在逐渐的减少和已经处在消亡进程中了，既然人们劳动外的自由生活时间在不断的延长，那么，文化事业就一定是人们这种发展着的劳动外自由生活的核心内容。这个自由新生活，当然也必须有它的物质基础，长远也还是要为人们的物质生产本身服务，不管是否已经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人们的生活基础总要围绕物质生产展开的，然后才可以谈到越来越多的向广度深度延展着的科教文卫、德智体等等劳动外自由生活或活动(一定阶段上还表现为非生产性劳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在劳动的消灭进程中，不单劳动要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延伸——这与劳动的消灭进程不矛盾，人们劳动外的科教文卫、德智体等自由生活或自由活动，也要向它的广度和深度延伸。这个时代，由于每个人大脑从生存斗争中的巨大的解放，由于人们普遍的即时交往的实现，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的认识和驾驭能力，迎来了一个空前的跃进。人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客体世界的自由，已经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这里，除巩固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展人类丰富多彩的科教文卫事业，推动从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已经是共产主义文化和生活的核心内容。

　　二十、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革命的群众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一条是资本主义的路线。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在如何推进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在如何构建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问题上，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也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革命的群众路线，一条是少数精英主观主义的顶层设计路线。

　　革命的群众路线相信人民群众才是革命和历史运动的主人主体。同时这条路线相信，只要群众产生了自己的公共生活联合主体，在它的共同生活实践中，在联合主体的内部联系围绕其主客体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中，就蕴含着联合主体自身各个时期阶段性的发展方向及其实施方案。不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巨大的，群众的智慧也是无穷无尽的。公共生活中所出现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到群众的公共生活实践中找寻到解决的办法，然后树立样板，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全局的发展。同时，从联合主体的公共生活实践中提升出来的一切有利于联合主体发展的方针政策，都可以到群众进一步的实践中检验它的对错，并作出新的调整。这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方法 。

　　革命的群众路线，换个说法，就是革命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路线。它的行动主体是群众公共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这个联合组织主体总要根据自己所可以争取的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根据自己所面临的具体主客体矛盾，实现自己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它总要根据自己的公共生活，调整自己的内外部联系。群众路线，就是要在联系主体间的互相学习中，不断促进联合主体的这种整体主体性及其主体能力。

　　另一条路线就是少数上层分子脱离了群众首创和检验的主观主义顶层设计路线。这些人潜意识里就不相信群众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更不相信已经具有了自己共同生活联合组织主体的基层群众面临自己主客体矛盾时解决自己主客体矛盾的主体能力，他们只相信自己那点微火之明，不是从群众的实践发展中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从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而往往只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或某些理论家自己还搞不明白的理论教条里，寻找下一步运动的方向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子里检验自己办法的对错。结果这些人往往往下看看不到群众已经发展了的革命实践，往前看又看不到运动的具体方向，所以就只能“摸石头过河”非左即右，最后一样多数就只有不断地往后看、往回看了…。实际上这些人多数是从自己自以为是的脑袋出发，最后作了共产主义的叛徒。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人死都不会明白，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本本，更不是他们中某少数人为问题的解决所思考出来的本本，而只能是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和蕴含着各个时期阶段性方向和实施方案的处在自己特定主客体矛盾运动中的群众公共生活组织主体的生产生活实践本身。二者缺一不可。而这本身就是群众路线。

　　为什么说缺一不可呢?

　　比如光有共产主义方向，而不尊重群众的联合主体和联合主体的生活实践，会出什么结果呢?就会出刘少奇他们大跃进前后的错误，官僚主义横行，上下不通，简单命令瞎指挥，一切无关实际。这当然就是在无视各级群众的共同生活联合组织主体，也在人为的破坏各级联合主体根据自己具体的主客体矛盾的主体能力。这样他领导的结果：先是左的不行，要“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等出问题了，又右的不行，要取消一切革命成果，完全倒退回过去。左右不过是全凭自己拍脑门主观主义。

　　反过来，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相结合，就出毛泽东的办法——各层都尊重下层的主体地位，调查研究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定农业60条、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学先进搞好公共劳动管理。结果也没有退回单干，三年农业生产恢复了。

　　这实际就是群众路线。要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地位，相信群众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然后引导大家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学习先进。

　　当然，世界上也还有另一种群众路线。这种群众路线，不再讲共产主义，也不再讲革命，而是要处处告别崇高、告别革命。这些人当然也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任何的人群，都有左中右，反革命都有他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些人推行他们的告别革命，也说是在推行群众路线的，不过是处处向落后学习。这实际是反革命或修正主义的群众路线，而不是革命的群众路线。他们也说实事求是、实践检验，但前进的方向和求是、检验的主体却已经悄然地变了。

　　总之，坚定的共产主义方向和尊重群众联合主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即坚定的革命的群众路线，才是共产主义时期的真马克思主义。不懂得这个结合和革命的群众路线，只要它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就都是反动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二一、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

　　在全人类结束资本主义时期之前，人类将持续存在共产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共产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完善服务于群众共同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本身，加强而不是废弛联合主体的主体能力。其内核上实际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是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结成自己反对共同的敌人和结成自己共同生活的联合组织主体。同样，资产阶级不能够再复辟的条件，也是群众自己的这个联合组织主体的健康存续。只要这个组织主体还是反对自己共同敌人的为群众自己共同生活的联合行动组织主体，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复辟。

　　但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看，这个联合组织主体的薄弱点，往往就在联合行动主体的内部。在它的管理层。共产主义革命虽然消灭了剥削，已经变剩余劳动的生产为群众共同体生活的生产、公共劳动生产，虽然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在二十世纪依然尚不能完善到可以有效防止本来公共产品的管理层窃取公共劳动成果为它们私人劳动成果成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剥削分子完成资本主义复辟的程度。所以，如何完善新政权的上层建筑，防止政权本身的变质，已经成为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一个核心重心。而这本身就要加强群众的联合主体建设，内核实际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方面，要求加强联合主体维护自己公共生活和公共劳动的主体能力本身，而不是破坏这一能力。一方面，要求完善共产主义的共同经济生活制度本身。任何的以权谋私荫及子孙腐化变质，都是有其固有的经济原因的。共产主义只有适时的发展按需分配，在经济生活中剔除掉谋私的经济意义，才可以最终剔除掉管理层谋私腐化变质的老根。最后，联合主体能力的建设，最终是要落实好群众在新社会在联合主体中的主人主体地位本身。逐步完善社会所有成员对共有生产力直至其总和的直接占有权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权，使这个占有权和支配权的维权——个人的维权，同联合主体维护自己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主体自觉协调统一起来，上升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手段，用以对抗社会上一切由于残存的生产力争夺对公共生活公共劳动这一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任何的破坏。用群众作为新社会主人主体的地位和它的联合主体力量，最大可能的扫除一切阶层利益主体化成为新的剥削阶级的任何可能性，这本身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延续。

　　这个联合主体建设，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巩固和确保马列毛主义在整个运动中的领导权，就是要确保群众中的马列毛能不断的上升到领袖高层的位置，而不是只有公共生活公共劳动的管理层——这个最容易出现叛徒的阶层，才有资格自称马列毛。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实际已经要求在最高层产生一个来源于群众的马列毛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理论专家会议，来代替以前马列毛的领袖位置以引领运动。

　　共产主义阶段，群众联合主体的完善过程，实际就是人们各项共产主义的经济权力、政治民主权力的实现过程。这既需要制度的建设来保证，更需要群众作为新的社会主体本身的斗争来保证。而这本身就是历史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延续。

　　附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改革问题

　　2008年资本主义危机以来，新的一轮社会主义革命好像已经隐隐出现在世界的地平线上了。在新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认为有必要充分讨论和吸取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我国文革失败的教训，以为未来革命参考。

　　总结各国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党和国家及社会运动的领导权，没有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手里。而实际是被并非马克思主义的通过它本来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新官僚篡夺了。斯大林之后是被赫鲁晓夫们篡夺了，毛泽东之后是被D们篡夺了。

　　各国的革命组织无不是分作两块，一是领袖层，主决策（系于党的领袖集体或个人），除此都可以看做另一块，即执行层。

　　实践中，领袖层之所以会是领袖层，是因为革命实践最终证明了他们都是与其各自时代相适应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后来发展成马列毛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其思想、方法和决策主要的方面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而执行层中的人之所以仅仅会在执行层还进不了最高决策层，起码有一条原因，就是实践往往还证明不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或说他们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还不够。

　　赫鲁晓夫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或许应该是合适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来决策恐怕就不再合适了。D们在多年的革命和建设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行组织成员也应该是合适的，甚至有时还是出色的（主席说：“人才难得！”），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决策，就也不再是合适的了。而后来的历史实践不过是一再证明了，他们都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了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毋宁说它的战略家理论家，甚至连书本上的那点马克思主义都还远远的达不到。或者，干脆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只是代表各自的革命阶级，在革命中，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工作中，混了个革命家的名头。各个阶段，革命阶级不全是无产阶级，还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而这又必然的要反映到革命组织内，即党内。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党员也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的、都是共产党，其中很多都是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分子。当然，他们可能也进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进了中央和政治局就能证明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了吗？这个逻辑讲不通，与事实也不符（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总之，实践证明，这些人做将才还可以，但做帅才就勉为其难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才可以奉了人民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挂帅，其余都不行。

　　当然，这并不是说执行组织中就没有有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而只是说通过在执行工作中层层的升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产生党的领袖是危险的。执行能力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通过组织工作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及其成员，也并不代表其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只是代表其组织方面的能力。即使这样的人升迁起来了，资格再老，威望再高，也依然还只是证明着他们执行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而不是证明他们就可以是和新的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可以做党的领袖。

　　所以，靠组织能力和组织资格方面的升迁是保证不了领袖层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的。一切由于组织工作中的资历和威望就自恃功高，因而可以有资格冒替马克思主义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坐拥天下的想法，都不过是“老子打的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反动思想，是凭借执行机构中的资历威望，对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篡权的野心想法。

　　在人民解放了的年代，没有人可以坐天下，即使革命有功。只有人民才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代表自己整体利益的联合主体结成新政权来坐天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是人民自觉的组织起来结成新的联合主体的灵魂，执行组织永远只能是组织起来的人民、也就是新政权的执行机构，是人民坐天下的工具。

　　然而，斯大林毛泽东后，党的领袖却无不是通过党的执行组织升迁起来的总执行机构（后演变成官僚机构）产生出来的。从而未能实际阻止通过执行机构升迁起来的那些新官僚对党的领袖地位的篡夺和人民（即无产阶级的）主人主体地位的丧失。

　　而这就是各国革命失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在十月革命以来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中，当革命高歌猛进的时候，无不是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的最终实现了的成功领导的结果（即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性实现）；而当它最终失败的时候，又无不是源于它坐大了的执行组织——实际上演变成了的官僚、总官僚、总官僚机构，依靠自己的组织权威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篡夺和替代（即新的剥削阶级阶级主体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阶级主体性的丧失）。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在对苏联的分析中是注意到了一些问题的。他已经认识到：官僚，只要是官僚，注定是要背离人民的革命利益的，也就是要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一些问题，他才发动了文革，试图通过开启人民的主权时代、通过继续保持和完善人民或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地位、来阻止苏联的教训在中国和世界以后的共产主义实践中重演（在毛去世后十几年苏联果然亡党亡国）。但主席的认识可能还并不够彻底，也正是由于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他才还只是把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革命事业合格的领袖接班人（不像赫鲁晓夫一样的）的问题，仅仅看成是一个人才的选拔问题，才依然还仅仅是在过去年代自己所领导的革命的执行组织中，在那个他已试图打破的正形成着的官僚组织中，甚至是在它的总官僚中（虽然他已经在试图用三结合给它换血），不断挑选着自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放弃了刘，就选林；林也不行了，就再选邓。总之，是还在延续战争年代选择刘少奇时的选人思路。这样，他就也还没有能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找到解决问题的新的思路和办法。

　　或许，这么说也是不够准确的。也许毛泽东已经看的很透彻了，在林邓的任免中，或许他已经认识到了把自己限定在必须从自己过去的追随者即执行组织中，选择自己未来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未来领袖，这一条路子是危险的。只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比如当时真正懂马列的人太少，还都深陷下级服从的组织原则严重束缚中的党团组织内），还不可能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只能通过文革的形式，培养和训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意识和能力，锻造出千百万更多的共产主义新人和自己的理论家队伍，为后人解决这个问题创造条件。并且，毛泽东在否定邓小平后通过左中右的权利设置，或许也已经是在试图从政治体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了，只是历史没有能给他更多的时间。

　　以上只是可能，或许就没有认识到。

　　总之，不管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当时对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意义多么重大，当毛泽东没有能成功的完成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的接力、寻找到中国革命未来合格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时候，文革连同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注定要失败了。毛泽东一过世，他曾经着力限制过的那个官僚组织，也就是党曾经的那个总的执行机构（毛曾经的将帅们），就以党的名义，篡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权，社会主义革命挫折，中国从此右转。

　　有的人会说，党的领导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吗？

　　回答：否！这是偷梁换柱。

　　党的组织，只是个名义，不一定就有马克思主义之实。

　　马克思主义，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主体意识，然后是共产主义时代联合起来的群众在平等的公共劳动中自觉地组织自身进一步解放时的联合主体意识。阶级社会，一切阶级只有产生出自己的阶级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才可以统治或反抗。无产阶级的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党就是无产阶级最终的阶级主体。所以，不是党的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只能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无产阶级阶级主体意识的领导），才会是党的领导。

　　通过党的组织或官僚机构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或总官僚机构，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吗？

　　也不一定。

　　当它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运作的时候，这个组织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代表着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主体性、进而代表着共产主义时代群众联合起来共同面对自己客体世界要取得对自己客体世界自由时的那种联合主体性。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由于在政权中的特殊位置，这个阶层又很容易产生出自己与群众的利益对立着的特殊利益，甚而产生出自己作为特殊利益阶层的实际与群众利益对立的阶层主体意识和主体性——实际这依然是一种复辟的剥削意识和剥削阶级主体性。这样，通过官僚组织升迁起来的官僚、总官僚，作为这种潜在的明在的复辟的阶层或剥削阶级主体性的代表，就总是会或快或慢地逐步背叛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因而，官僚机构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往往最终就要演变成保护特殊利益的产物，而不再是保护革命和群众利益的产物。他们往往不但不会继续革命，反而可能会反对革命，往往不是要完善和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群众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反而会削弱、破坏、瓦解人民当家做主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因而，共产主义时代群众的联合主体意识和联合主体能力在面对剥削阶级复辟的时候，其内核实际依然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群众联合主体能力的影响越弱，官僚化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主体化的程度越深，这个阶层扩大自己的阶层利益停止革命、告别革命、甚至倒退反革命的步伐就会走得越深。共产主义前期的阶级斗争，除了国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主要的就是群众共产主义的联合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同管理阶层这种潜在的剥削意识从而其剥削意识阶层主体化倾向的斗争。而这就要最大可能的不断地完善代表群众整体利益的群众的联合主体本身，最大可能的管控好管理层的阶层意识和阶层利益主体化的形成。这是共产主义前期阶级斗争的主要的特征。这里的关键点，就是要确保领袖层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把执行层——也就是那个最容易产生其特殊利益和新生剥削意识的管理层，永远置于马列毛主义的领导、管控以及群众的监督之下。而这就需要明辨执行组织在无产阶级或群众的联合主体运行中实际的局限和作用：它并没有一定要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它只可以做马克思主义的执行。它一旦产生它自己的主体意识，它就开始走向反动。它一旦篡夺马克思主义的领袖地位，它的主体化进程从而剥削阶级的再生复辟即宣告成功。

　　所以，要保证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像过去那样定死了必须从马克思主义执行组织或官僚管理机构的升迁中产生党的领袖、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必然要导向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复辟。相反，只有保障了高层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地位，保障了马列毛主义的绝对领导权和控制权，才可以最终确保住执行层或管理层的革命性。不单如此，关于马列毛主义领导权的这个问题一旦解决、群众的共产主义联合主体形式一旦完善、群众的主体地位一旦得到保证，共产主义前期以文革形式为特征的反复辟斗争，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必然性。

　　很多提法实际上都是不够科学的，比如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抽除了马克思主义（马列毛主义）的领导这个核心，无产阶级的领导也至多只会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从而最终滑向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各项事业上的实际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最终滑向资产阶级专政。

　　小资产阶级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吗？没有。他们在经济地位上和无产阶级接近，但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接近。无产阶级的成员如果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所武装，它也必然的是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内。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只有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才可以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代表无产阶级和代表党。

　　所以，如果要保证共产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权，那就必须首先要保证决策机构是确切的与时代相应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战略家理论家的机构，党的领袖绝不是从随时存在着官僚化倾向的党的执行机构中产生，而应该是直接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和理论家中产生。只有如此，才可以确保领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才可以确保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形式从而阶级主体性或群众的联合主体性。而这就不能管这些优秀马克思主义者是出身自哪里，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他只要出身自群众的革命实践、是可以真正代表共产主义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就已经足够，而绝不能限于党的执行机构。

　　而这就需要打破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党体和政体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现有的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形式，作为特定形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体形式，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任务相适应的，曾经有它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但在夺取政权后，在和平建设年代，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的公共劳动关系建立起来以后，这个旧党体和旧政体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

　　在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天然的就在革命运动内，就在党内。它不但要在与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占据运动和党的领袖地位，并且必然的往往也是在党内寻找自己新的领袖。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在夺取政权前的运动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已经囊括在了党和革命运动之内。

　　然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情况就根本性的改变了。马克思主义者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本来就在于引导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在人民群众已经解放了或解放过的时代，在人民群众已经逐渐成为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主人、把自身的发展作为客体、而自身联合成为整体主体的时代，在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已经懂得了自己未来的方向、和越来越深明马克思主义这件锐利的思想武器的时代，在进一步的共产主义实践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就已经不再是仅仅在某少数人或团体中，而主要已经是寓于亿万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和革命实践当中。历史的主体变化了，真理就不会还仅限于某特定的先前倡导革命的小圈子里。这个时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最终拥有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解释权，而官僚阶层，由于其潜在的明在的新生阶层意识和阶层主体化倾向与群众联合的整体利益的对立，则往往已经失去了对共产主义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现实中，那些吃官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际已经成了给领导们抹红舔屁股的专家，而所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已经成了对大小官僚们任何私有化反动政策涂彩和抹红的专属名词。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它也必然要回归于群众加强群众。只不过，过去是小众，现在已经是大众。现在，即使原本那个小众已经不再继续革命、不再继续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老的共产党不再和人民共产了（他们要私分）——旧党死了，大众中也依然会有坚持这个路线和主义、继续发展这个路线和主义的人存在。在群众的联合主体和主体地位已经实现过的时代，群众中自然会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时的人民群众已经不再需要继续“被代表”，而是通过自己的联合主体形式的完善从而自己主人主体地位的加强，向人民主权的时代转变了。

　　这意味着群众联合主体实现形式发展的重大的历史转变。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早期，党还只是无产阶级群众先进的一部分，党还是从外部宣传、发动、组织领导群众革命的党。党的作为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的阶级主体的化身，也是通过它外在于多数群众的领导组织作用表现出来的。但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以后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群众已经从过去那种孤立无援的互相争夺的个人主体性中解放的出来，已经在他们联合的整体主体性中实现着他们每个人的共同利益；已经从旧的剥削关系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个时候的党，就要脱掉它一切外在于群众的、只是领导、或“代表”群众的党的初始形式，转而成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联合主体性的化身，成为群众自觉的组织起来防止任何可能出现的新的阶层剥削意识复辟——防修防复辟的群众自己的联合主体性的化身。从而，这也是成为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进一步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进一步自觉组织自身进步和解放的工具。过去的党，是领导和代表群众的党。现在的党，是群众自己的组织本身（这并不是要反对先锋队的党。而是要完善先锋队的党）。而群众的自觉组织——党的头脑，就应该是群众中自己涌现出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它的战略家和理论家。

　　在新的时期，党应该完成这个转型。并且，也只有完成这个转型，共产主义的党、共产主义的运动、新的社会，才算真正建设成功。

　　然而，这个转型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却一直没有能完成。斯大林没有完成，毛泽东也没有能完成。结果社会主义革命后，本来应该成为解放了的人民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执行工具的那个东东（曾经的那个党），最终却没有能成为群众自己的工具。这当然也就使这个工具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曾经叫党的那个东东，最终被资产阶级借尸还魂完成资产阶级复辟。

　　鉴于此，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政治原因，包括毛泽东试图挽回这种失败的行动也最终失败的政治原因，大体就可以归结于此：

　　群众还没有最终完成自身的组织、还没有最终实现自己的联合主体性，党还没有完成代表群众联合主体形式的最终转型。核心：是上层建筑中整个政权的决策层，或说党和国家的领袖，还不是产生自已经上升到新社会主人翁地位的人民群众。

　　在共产主义时代，在整个过渡时期，党的领袖必须是群众中自觉涌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整个过渡时期的政体，也必须是通过自身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领袖，所实现的群众自己对自身的自觉组织，而不应该再是那种自外于群众的组织对群众的组织。

　　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社会主义革命中，这项转变必须完成，也必将完成。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发展的方向。

　　而实际上，这依然是一项伟大的政治革命。

　　基于此，我提出如下设想供所有的关心此一问题的朋友参考。

　　1、我认为可以不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而代之以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组织。

　　2、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领袖体制，作为旧党体，由于它们本身的产生自执行机构，而非作为过渡时期运动主体的人民群众，是与新时代实现群众自身组织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也是过去革命导致丧失马克思主义领导权导致革命失败的首要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则是由国内外群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和定期选举。产生方式则由实践中群众的组织情况和程度而定。同时，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在实践中产生党的领袖，并受专家会议监督罢免。

　　我认为这就保证了党和国家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出身和来源问题。党和国家的领袖和决策机关，必须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中产生。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家理论家产生出来的领袖人物，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和代表党，恐怕就没有人可以代表马克思主义和代表党了。这个办法一定可以更好的解决过去解决不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问题。

　　从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群众自己的领袖机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共产主义革命，是过渡时期群众实现和完善自己的联合主体、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必然的形式。而现在，我认为由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这个专家会议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因为网上和舆论界已经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甚至团体出现。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国家，负有宪法的解释权、修改权、维护权。

　　专家会议在学术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主要任务的布置，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战略决策部署。

　　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从科学决策的目的出发，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领导组织好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民主活动，和领导好人民群众对各级执行机关的监督工作。

　　3. 另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领导和组织政府和地方执委会，执行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制定的任务、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

　　4. 党的中央和地方执行委员会、政府机关，按组织民主原则定期选举（吸收文革三结合革委会和改革后任期制、培养选拔制度的优点。最高领袖一项重要工作是为关键岗位的选人）、组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优执行组织。

　　这样，执行机构就被永远置于了马克思主义领袖机构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官僚组织以执行组织之实利益膨胀坐大篡权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且，强大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下，执行机构的组织民主化建构，也防止了执行组织新的剥削意识和阶层主体化倾向形成的任何可能。执行机构就是搞执行的，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利益存在。

　　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着力分别发展好学术决策民主（马克思主义）和组织执行民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决策和最优执行。

　　这也就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问题。首先，中央是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整个政权本身就是群众自己的组织，然后，是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学术民主和决策民主，从而科学决策。党争票决并不代表正确，只有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科学决策才可以代表正确；党争票决是不是在追求最优执行的组织民主和执行民主中可以派上用场，可以实践来检验。

　　总之，离开以上原则奢谈民主一定是不正确的。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奢谈所谓的党内民主，不过是反动的官僚民主，它不是人民主权时代为发展完善人民群众的有效组织化服务的，而是为管理阶层的利益主体化从而为复辟的剥削阶级的阶级主体化服务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决策民主和执行组织民主，奢谈什么多党民主和票决民主，也一定是不对的，那不过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倒退，也绝对是实现不了新社会新政权群众自觉组织起来对人解放发展的自觉组织和科学决策。

　　5. 中央执行委员会、人大（立法）、监察、组织部门、司法、军队，各自对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负责。

　　在这个前提下，行政、立法、监查（司法）可以三权分立。

　　6.马克思主义专家会议代表无产阶级和大众，对立法、行政拥有监督权、否决权。

　　以上，还只是个大体的原则和方向。就是要确保上头永远有个马列毛领导，执行阶层、管理阶层，永远在马列毛的控制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运作。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完善群众的联合主体形式，才可以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最大可能的避免执行层、管理层的利益主体意识主体性的形成。有没有现实性，希望引起关心此一问题朋友的思考和讨论。任务是摆明了的，过渡时期要求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群众只有在可以不断把自己最优秀的分子，把自己不断产生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理论家尊放在党的领袖位置的时候，才可以真正完成对自己的组织和解放。也只有在群众的联合主体形式得以足够充分的完善的时代，主席留给我们的时代课题才可以真正完成。

　　二二、构筑最广泛的共产主义革命统一战线

　　要让农民知道，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农民没有好处。资本所及之地，农民只能失去土地，沦为靠打工度日的无产者。

　　要让小资产阶级知道，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90%的人是进人不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的。资本所及之地，绝大多数人将失去生产资料最终沦为无产者。

　　要让资产阶级知道，在剩余价值分割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容易保持的。即使挖空心思，在无限的竞争中，多数人还是会被踢出来。

　　要让所有人知道，只有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平台，才可以在社会总劳动的不断减少中，保证全社会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劳动外自由生活。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保障所有人从生存斗争中的真正解放。

　　全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的的人们应该联合起来。

　　这里关键是要明白：

　　人的主体性、人们联合起来的整体主体性，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共产主义和公共劳动为方向的主体性。个体的、小农的、小资产阶级的主体性和自由，只是暂时的，用发展的眼光看，它们早晚要让位给剥削阶级的主体性和自由，而自己则最终要失去自己命运的主人地位和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最终就是被剥夺和奴役。只有和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同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走公共劳动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才会有真正的未来。

　　附：小资产阶级问题

　　中国当前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情绪上升的时期，以后相当阶段小资产阶级也还要占有相当的比例。一般小资产阶级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篇文章就是给他们的。

　　1.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一个阶级?

　　答：他们不是一个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

　　在事业上升的阶段，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他们个个都是追星族，他们的偶像是李嘉诚、比尔盖茨，是马云。但你也到香港搞搞房地产看看，李嘉诚不踩死你才怪!呵呵，好像现在李嘉诚跑了!不要紧，没了李嘉诚，还有张嘉诚、刘嘉诚。

　　所以，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也就必然的看不起工人，更看不起社会主义那个东东，认为那个东西不实际——空!

　　这个阶级只有在频临破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谁。

　　2.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羊毛和被剪羊毛的关系，是被剥夺和剥夺的关系。

　　对股票内行的人可以讲讲，庄家们是怎么样一遍又一遍的剪小资产阶级的羊毛的。

　　呵呵，活该剪!谁让给你老想学庄家制造的明星们发财呢!不剪你的羊毛，资产阶级发谁的财去!

　　股市只是个特例，实际资产阶级在各行各业时时处处的一茬茬地剪着小资产阶级的羊毛，小资产阶级也痛并快乐的被剪。直到剪无可剪，羊排也一块贴上。

　　马克思在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几乎没有讲一句资产阶级怎么样剥削无产阶级的，而是从头到尾的讲着资产阶级怎么样残酷无情地剥夺小资产阶级(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实际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形式要丰富的多，在中国就包括化公为私的运动，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盯着农村曾经甚至现在也还在对单干赞歌不断的那点土地了。等农村那点土地也改没了，等完全进了城了，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们还牛气个屁。

　　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剥夺小资产阶级完成的。

　　至于越来越发达的机器生产，在工厂内不断的大面积的对工人排挤(东莞不是机器人了吗)，在工厂外靠其廉价商品不断的大面积的对手工业小资产阶级排挤，这更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必然的趋势。那时候，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才会逐渐消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会重新开始抬头。

　　3.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

　　答：很简单，就是在剥无可剥剪无可剪的时候，一茬茬一茬茬的被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不是在人才市场人力市场上待价而沽，就是靠社会的救济过活。

　　以前经常看到一些‘国士’编纂的西方传说段子，说中国的老太太到欧洲的公园，发现总有特定的地方地上仍很多硬币，去捡，被子女阻止，说那是人们专门救济穷人用的;说美国人喝咖啡，都要专门买一单挂墙上给买不起咖啡的人留着;甚至近些年国外都传进来很多慈善机构，比如狮子会什么的(呵呵，这是某公子请进来的吧，赚足资本的人都会玩儿慈善!)。我以前就曾经感叹过，怎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欧美人思想素质这么高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是他们欧美人有那个现实需要，他们一旦穷了那叫赤贫，反道我们中国人暂时倒是还没有那个需要。我们没有那样的“道德标准”，不是我们的耻辱。

　　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分拆当中，在农村分拆出无数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生工人阶级的真正的老根儿（多是进城农民），这些小资产阶级是实实在在的有生产资料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再穷困，也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穷困到没有饭吃要靠别人救济的地步。而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的新工人阶级，它的大部分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根，所以即使它劳动条件再差，即使国家的经济环境再差，即使经济危机产生，他们也还有个社会主义在农村给他们留的生命灵魂家园可以回归。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几近于零(基础费用农业农村承担着呢!)，这是所谓中国模式不怕经济危机中国商品亨通世界的根本的原因。西方有这个东西吗?没有，所以西方国家国内国外经济环境一旦恶化，留下的就是大部分人口的赤贫化了。

　　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分拆，最差死，也给城市居民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住房。中国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了。这或许也是有些人在中国找不到无产阶级的一条原因吧，从这条来讲，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也确实比西方的无产阶级要幸运的多。

　　当然住房是生活资料了，不能当饭吃，有产无产是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分拆没有了生产资料以后，下岗工人们，就实实在在的已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90年代下岗工人的苦，其中滋味只有重新做了无产阶级的下岗工人自己知道。

　　这么说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工人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但别急，已经形成政治经济气候的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开始向着小资产阶级和新工人阶级即使乱世也可安身立命的那个的共同的那个老根——实际是农村土地依然不够彻底的社会主义分拆，派出挖掘机了，已经开始向着国家仅剩的一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这是中国人还可以维持低成本生活的老根儿，派出挖掘机了，一旦此一轮剥夺完成，中国的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所有新工人阶级将进一步完成它的无产阶级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将大踏步提高，那时候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种赤贫现象,在中国就会大面积地出现，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当然，那时工人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要急剧上升了，经济危机也就不再会是什么软着陆，是硬生生的着陆，所谓中国模式也就要灰飞烟灭的了。全世界就一个模式，资本主义的模式。

　　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属于被越来越进步的机器生产排挤出工厂的工人，或者是被资本主义复辟抛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做一些小生意。

　　这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总之，不管哪种来源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他们是没有单独的前途的。他们只有和无产阶级组成坚强的同盟军，阻止已经形成气候的资产阶级以各种名义对依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名义的公共财产(包括农地)最后的掠夺，才可以保留他们现有的成果，才可以有他们的前途。这个同盟军还要为争取更高的社会权力(历史上的社民党)和建立更高层次的全新的社会(共产党)而共同奋斗!

　　明白了这些如果还要有人嘲笑社会主义，那就要请闭嘴了!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最终不过是有房子住、有饭吃、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做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当今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完全凭个人奋斗，能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者，十不足一。

　　而区区这么个目标，社会主义的工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人人做到了。

　　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骗人的概念，千万别被人忽悠上那个当。

　　中产阶级以居民的收入情况作为判断依据，掩盖了背后隐藏的丰富的阶级内容。

　　如果按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中国最稳定的中产阶级绝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人或普通劳动者，这些人在中国今天的生产力条件下都完全可以有车有房了。但迷信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公有一旦变成私有，中产终要成空。

　　西方国家那些靠航母和白条美元白条欧元，在国际上抢点骗点维持着快意生活的的所谓中产阶级，更不要沾沾自喜，来路不正，那玩意儿早晚是要崩盘的。

　　人人有股权，更是骗人的鬼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有股权，股权就不值钱了，就像中国人人涨工资，涨的工资也就不值钱了一个样。

　　即使有点股权，也挡不住资本剥夺积累的步伐，那不过是说权力可以更自由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羊毛可以剪的更加理直气壮了。所以都是片儿汤。

　　总之，在资本一切通吃的时代，不要心存任何资本不会通吃的幻想。

　　要想争取美好的未来，就要破除资产阶级幻梦，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起来共同和资产阶级斗。

　　二三、共产主义简史和资本的现世未来

　　1、从古代公社解体人类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以来，“大同”、“天国”、“极乐世界”“乌托邦”等，有关人类美好社会的想法，就不断在人们脑子里憧憬萦绕。这是历史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

　　共产主义由少数人的个别思想观念，到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机器生产所造成的不断壮大的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结果。自从工业革命揭开了机器生产对人类劳动消灭进程的序幕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就伴随着全球各地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发展起来。

　　第一、第二、第三国际，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共产主义会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首先实现。但随着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拓展，由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工业革命所造成剩余人口（它是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结果，本来也是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大规模被政策性对外移民——仅1850-1930年欧洲对外移民就达5500万，占同期总人口的15%和青壮年的30-40%，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转嫁和大量人口损耗，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生产率提高所造成的在不影响资本积累条件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一定的让步的条件，由于中心地带在与边缘地带交往中的金融、军事和技术优势所造成的分配上的优势，在一个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相对的减弱了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爆发的强度和频率。也有效地延迟了中心地区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意识和革命主体性形成的时间点，致使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情况一时没能出现。

　　但与此同时，随着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侵略殖民和掠夺，世界范围内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矛盾相对地突显出来。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要独立，他们要反帝反侵略。同时，他们还受到本民族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封建阶级这时不但不能够完成反帝民族革命的任务，还成为殖民地民族发展壮大自己的巨大障碍。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边缘地带人民，因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迫切性，其革命主体性要早于中心地区革命主体性形成的客观条件（列宁对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的观察）。如果能形成对这个运动的领导，这种革命主体性就会直接地转化成无产阶级领导世界各民族群众在世界范围内推翻资本主义体系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和它的组成部分。起码可以形成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或联盟。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时，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地区作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全球已经被瓜分完毕。而以垄断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帝国主义各国，在资本的竞争和经济危机中，总会按实力的消长不断地争夺和重新瓜分世界。如此，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各国自己的社会危机，在竞相的强行对外转嫁中，就有碰撞挤爆的可能。而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矛盾对外转嫁互相挤压的总爆发。战争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中心地带各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严重地削弱资本主义的整体统治力量，包括它在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的统治力量。

　　结合边缘地区较早形成了革命主体性，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就有了在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边缘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瓦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然后反过来加速中心地带危机、支援中心地区革命的有利条件和现实性可能性。如此，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矛盾中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任务和策略，就把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了列宁主义阶段。如果说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列宁则完成了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分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战略。

　　一战、二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两次集中大爆发。正是借助这两次资本主义体系大的危机，共产主义才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苏联、东欧、中朝古越，等资本主义的边缘半边缘地带——这些资本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东德、法国、意大利，成为现实或接近成为现实。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才得以在二战后土崩瓦解。

　　列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市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问题，而毛泽东则发展和延伸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有关论述。

　　再接下来，无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共产主义就进入了实践阶段。

　　现在如果要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做个评价，可以说总体是成功的。公共劳动、共有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积累下的工业化、苏联作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新中国的崛起、共产主义的新人新文化，以至于今天其存在形式和影响也还在世界很多地区延续。

　　如果说还有什么缺点，则主要是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就要求社会的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建立起愈益成熟的新的上层建筑，以更有利于对新生的共产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核心是确保和完善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群众联合主体地位，防止公共劳动的管理层窃取人民赋予的公共劳动管理权成为保护自己阶层利益的私权，以避免人民群众丧失掉当家做主的主人主体地位（苏联的资产阶级复辟），使新社会重新倒退回旧社会。能够提出并在实践中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共产主义就上升到毛泽东主义阶段。

　　如果说列宁主义解答了夺取政权和初步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那么毛泽东主义则进一步解答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和政权建设问题，初步地回答了如何巩固人民群众的新生主体地位和如何发展共产主义的问题。毛泽东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实践中的马列毛主义的领导权，和共产主义前提下的群众路线。

　　然而，正如世界各个地区群众的革命主体性产生的条件一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主要是在工业化还不够发展的资本主义边缘半边缘地带，借助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力量实现的。在这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虽然有领导被领导关系，但实质却是有条件的或隐藏着的同盟关系。包括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都还是部分的带有追求民族独立革命的成分。这就不得不带来共产主义力量在人民中甚至革命领导集团中，现实的思想的力量对比的一定程度的脆弱性。当强力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过世之后，共产主义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交织，就要演变成看似民族革命的“现代化”诉求，实则是随同盟条件的消解同盟本身的破裂，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反动。他们在人民民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总要一次又一次的表现他们的反动。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D们的改革和蒋介石的反共本质的没有区别。这样，原先的共产主义公共积累，就慢慢被剥夺成它逐渐已经主体化为剥削新贵的特殊利益阶层的新的私人资本积累——化公为私式的资本积累。

　　这样文革结束以后，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期，各主要共产主义国家逐渐重新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苏联解体、东欧易帜。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掠夺式资本积累也已经超出实体经济所需，进入向金融领域和在世界市场寻求增值和价值实现机会的历史时期。

　　2、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一方面是资本的横扫环宇。当今的全球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像当年的美洲那样收容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过多的剩余人口，以缓解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经济社会政治危机（这倒并不是说像中国这样的农业高技术国家，不可以适当的调派一些农业人口到非洲等农业落后的地区计划性地去帮助发展世界的农业生产。或者，那样也还可以适度的解决一些人口问题）。一方面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空前地崛起。这个新的中心地带，它凭借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完整工业体系、和外加吸引外资形成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凭借共产主义残余影响所形成的劳动力价值几近于零的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其对资本主义老牌中心地带的冲击，已经远远的超出了当年德国日本崛起时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

　　这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危机，已经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身影（时寒冰）。正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几近于零，中国资本随着它的廉价商品横扫资本主义的新边疆老帝国，让各国生产资本一蹶不振、让各国金融资本无尸寄魂。甚至，中国自己的新生金融资本，都已经到了可以让美国金融资本靠制造世界危机生财的敛财方式无以为继、损失惨重、无可奈何、惶惶不可终日的地步（2008年危机以来的态势）。现在，资本主义世界能不能渡过这场危机，就要看支撑“中国模式”的共产主义残余，是否能最后被真的瓜分干净了。

　　中国资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绩，过去一是靠强大的国有资本为自己“保家卫国”和对外攻城略地（在内部瓜分它），一是靠共产主义残余所造成的劳动力价值几近于零的庞大富余廉价劳动力。然而，随着共产主义残余进入最后的瓜分阶段和最后被掏空，伴随劳动力价值和土地价格的必然的上升（随土地集体公有制等共产主义残余的名存实亡，它们的价值价格必然上升），伴随国内群众阶级意识——归根结底是复活的共产主义意识的重新抬头，中国资本的优势和黄金时代（所谓“中国模式”），就要接近它盛极而衰的拐点阶段了。届时，各国资本就有了还阳的机会，本次危机就还算不得最后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而假如共产主义残余可以得以保留，或者中国内部共产主义色彩能够再添加那么一点点（这种可能性前几年看是基本没有了），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就此糜烂下去，这次危机就真的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就此结束不是没有可能（《ABC》的最后这个部分大约写作于17年左右，从那时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跨国企业不断地撤离本土企业也在遭受危机，大家看看中国的生产资本是更兴盛了还是更衰落了，像不像当初说的拐点）。所以，中国的资本就有这么个特点：它因共产主义而兴，也必因共产主义而衰。它掘墓共产主义也必然的衰落，它促成共产主义也必然地衰落。但它确实可以作为重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推进世界革命的工具。

　　总之，不管怎么发展，这次资本主义危机都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历史特点。从此，由于新兴资本（具有自己公共积累的国家资本，它的财政基础可以不是像西方一样的税收）的兴起，遭受更沉重打击的已经更像是欧美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已经开始真正的接近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想），以至于它们都不能够维持原有的生活了。不搞公共劳动，光靠税收，财政和福利国家就难以维持。不靠出口，光凭国内市场，就业和吃饭问题就难以维持。关键是，由于主要新兴资本帝国们的壮大——都是有核国家，打不起！一时还看不到如何向外转嫁危机的办法。而只要危机转嫁不了，照旧办法它们注定是混不下去了。由于新兴资本的兴起，已经大大地增加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内爆和互相挤爆的可能性。

　　今天，如果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力量还足够强大能如二战中的力量（第三国际），那么未来共产主义的前程，就不会仅仅是一个东部德国，而可能是美国或欧洲和更为广大的开阔地带。

　　这可能预示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时代的来临。

　　通过这次危机，民族革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将进一步脱去色彩，人民的隔阂将进一步消除，革命将只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更深度地联合。

　　2013.12.25——2022.11

　　后记：计划经济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重建共同体和厉以宁先生的死亡

　　最近在忙《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问世，而这时候厉以宁先生去世了。

　　本来一位高大上人物的离世并无关小人物什么事情，但看了李肃论道缅怀他的十期视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说上两句。

　　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和《主体论》中，并没有对计划经济问题做专题的讨论，主要是感觉没有必要。在我看来，共同体公共劳动中，围绕效用生产按需生产的机制有了，围绕效用供给和效用调整的计划生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又何须专门的讨论呢。

　　但看完李肃的视频，发现过去的这个想法并不全然对，起码有个地方还是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关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问题，它可不可以有效的进行资源配置，因为计划经济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是股份制改革理论和实践曾经堂而皇之的理由。

　　关于苏联和新中国只用了短短三几个五年计划就把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比较先进的工业国，更有甚者如朝鲜只用几个五年计划竟可以把自己建设成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问题不谈——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是抹杀不了的。除此，左派自己也承认，过去的计划经济，在按需生产上还确实存在问题，所以它确实也还存在自己的资源配置问题。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抓住把柄用政府指令性计划而非按需生产定义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污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缘由所在。

　　但实际并非如此。

　　因为在工业化落后国家搞建设，初期要无中生有的创生出许多过去没有的众多工业产品，政府的计划和资源调度就是必然的，但一当各种产品被创生出来，社会供给能力基本建成了，按社会成员效用选择的生产就必然的提上历史议程。

　　这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实际是包含了按需生产的。计划经济怎么可能不是按需生产的经济呢！计划经济相对市场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围绕效用更新和效用选择的生产，而只在于它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序性的可计划性，当然也必然的会延伸到效用更新和效用选择的更合理的整个经济过程当中。所以，计划经济过去是未来也当然更是最可以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它源自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源的浪费配置，本意就是为了最优的资源配置。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多数起自工业革命落后国家，一开始需要有个工业化的过程，政府指令性创生的内容就重些，这是必然的。也因为此，工业化大体完成之后，计划经济也必然的要迎来它的全面升级时期。新中国这个议程的转折性表现就是孙冶方。

　　按照孙冶方的意思，起码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经济计划已经不能都清一色弄成政府指令性计划，要实现以销定产，即今天说的按需生产，要企业狠抓产品和服务质量，要企业能独立核算以利润作为衡量企业效益的标准。这些都是朝着有效解决指令性计划的方向发展的。如果都达成了，那么计划经济就会由初期的计划经济成功走向完成的成熟的计划经济。如果能实现，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问题上还会有什么缺点呢？没有了。最多就是还没有如我们一样比较彻底地认识到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和围绕效用更新生产的问题，但只要在改革中达成了孙冶方的如上目标，那社会主义企业就都会实际的争相为社会提供效用越来越好的产品，并按需生产，部门效用需求结构的变动也就在有机地引导供给结构的变动。再加上计划经济本来就具有的前瞻性的战略性的规划和资源调配能力，怎么能说计划经济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呢？如果全部实现了，那样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实际也就完成了。除此改革还要改什么呢？甚至未来的经济计划工作都可以和部门产品的效用更新和围绕此的资源调度等同对待。

　　不要以为共同体公有制公共劳动围绕效用更新的生产有了，它资源配置（现在所谓的供给侧）的效率会比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低下，它是有集中统一领导的共同体公有制公共劳动，它的资源配置怎么可能会比互不统属的私有制经济更加困难呢？我们在探讨公共劳动的可调配性优势的时候已经说了，那绝不可能，苏中朝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的工业化在过去就是明证。

　　所以，也正是在这个地方看当初的改为什么叫胡搞乱改。由温铁军李肃们透露的秘辛——因为胡搞乱改造成中央的财政危机，由中央的财政危机进一步的胡搞乱改，农村的甩包袱，工业废除党委制——厂长负责制，给群众生活断奶式的自负盈亏，拨改贷，承包，卖继续的甩包袱，那是把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当农村的承包地吗？

　　又经李肃提醒，在改革中起最坏作用的就是价格改革和所谓的金融调控。88年一个价格改革搞出全国的抢购潮，搞的全国鸡飞狗跳。而94年后的调控紧缩则直接把全国竞争性公有制企业直接给全部搞死翘翘了。有人说这是公有制的体制问题，是公有制的必然结果，今天倒都私有制了，你把银行的融资都断掉看看，看还有几家私有制企业还可以活！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人，本来都还好端端的欣欣向荣的国有集体企业欣欣向荣的社会，就几年的紧缩就那么全都完了，就几年时间整个社会哀鸿遍野一片萧条。

　　从这个地方看，2000年前后全面的私有化的首要功臣还真不是厉以宁。一个小小的厉以宁怎么可能有那么大能量呢，不过是当权官家利用厉的法子对自己已经烂掉的政策继续的卖烂而已。既然已经搞砸了，索性一砸到底，都砸烂卖掉拉倒。

　　而厉以宁的股份制实际也没那么必要。

　　厉以宁所谓的股份制的必要，不过是说股份制更有利于供给结构随需求结构不断重组的资源配置。但实际上共同体公有制公共劳动不是更有利于这种重组的再配置吗？

　　如果实现了按需生产，计划经济实际就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这还需要论证吗？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因为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所存在的问题。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说不管是吴敬琏的价格问题，还是厉以宁的股份制更适应供给结构配置的问题，对计划经济来说实际都是虚假命题（当然这不是说不可以根据需要搞些股份制）。

　　长久以来，从西方传进来的教科书因为计划经济一定阶段上存在的问题把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完全定性成与按需生产无关的纯粹的政府指令经济，这是一种严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污蔑。但从吴敬琏厉以宁们开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居然就这样全盘接受并且信了，并且到今天我们的人在讲台上还依然在这么讲。

　　在共同体的重建中，一定要明确，计划经济是按需生产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未来基于大数据的计划经济更应该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

　　至于价格，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商品价格都是商家自己说了算的，能卖出去就说明有市场企业就还行，卖不出去就降价，降价还不行，说明没有市场，就要改路子被供给侧。社会主义商品没有不同。即使未来的产品生产，那里连交换价值都没有，更没有价格，但只要是效用选择下的按需生产，它照样可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至于群众的生活，在重建后的共同体中，不可能存在群众的生活保障问题，因为群众的基本生活是永远可以得到保障的。社会主义的人们是边生活边劳动，劳动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总结：厉以宁的股份制，从后来的非公六十条看，从改革的整个实践看，它并非资源的最优配置方式，而只是资本的最优配置方式。它是为国内国际的资本或资产阶级瓜分侵吞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厉以宁是资产阶级和私有化的大功臣。如果权力层非要说他是改革的大功臣，左派也无需反对。厉以宁先生死了，他代表的那个时代实际也已经结束，就等着埋了。

　　2023.03.02

　　【文/刘光晨，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