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需要首先解决认识上的十个根本问题
作者：萧淑贞 张孝德 胡跃高 贺建增
自从“十九大”把乡村振兴确定为国家战略以来，围绕乡村的话语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乡村从被忽视的边缘变成报章的热词，乡村振兴成为显学，从高校到市县纷纷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各级政府和社会各方做了大量积极的探索，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进入2021年，随着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始进入需要直面问题、矛盾和争论，攻坚克难，不断推进的深水区。
我们既处在乡村振兴的关键时刻，也处在乡村兴衰存亡的十字路口。当前形势下，人们对乡村、对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的认识与理解千差万别，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实践和社会的整体认识远未达到国家战略认识应有的高度，有若干事关乡村振兴乃至中华文明盛衰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如果我们不首先把这些关键问题讨论清楚，达成社会共识，由多种力量推动的乡村振兴还将继续存在盲目性，存在混乱，有的甚至会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稀里糊涂地加速破坏乡村。
乡村振兴涉及很多复杂的维度，无论基层政府还是社会力量， 却依然存在简单粗暴的工业化思维，例如一方面喊乡村振兴，另一方面却不停地拆村撤校，混乱失据。人们对有关乡村振兴认识、理解的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当今工业化导致的系统性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第二，对于乡村是中华文明之根、乡村的现代价值和意义认识严重缺乏；第三，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甚少，自信不足；第四，用建设城市和工业的思维去认识、建设乡村，工业化、城市化思维根深蒂固。
习主席特别强调“我们要以大历史观来看乡村振兴”，“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能深刻理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究竟需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大历史观去认识乡村振兴，大家仍在讨论和探讨。其中既应该包括对历史发展进程和客观现实问题的理性关照，也要有对于“永恒价值”的主动追求和选择，否则在滚滚的历史车轮面前，我们就会犯错误。
我们认为，在乡村振兴领域，需要首先回答几个基础性的根本问题，作为进一步探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关键共识，才能避免乡村振兴走大的弯路。
1需要用什么样的思维认识乡村？
乡村集生产、生命、生态和文化教育功能于一体，乡村在文化、社会、生态、健康和教育各个方面尤其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直接关乎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健康中国、生态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等国家战略的成败，需要结合这些国家战略，统筹认识乡村和乡村振兴的作用。
乡村的内涵和功能定位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深远影响，决定了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非一地一时所能局限，并且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角度出发都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乡村振兴。我们需要用系统思维认识乡村，要把当今面临的现代系统性问题与乡村振兴联系起来思考，决不能只把乡村当做问题，而要把乡村视为问题的解决者，这才是乡村的根本价值。只有从这一角度看，乡村振兴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乡愁和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
2乡村振兴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母体和载体，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基础工程。它将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认识论渗透、落实到生产、生态和生活方式上，又通过耳濡目染的生活教育传承文化，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的秘诀。乡村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盛衰，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和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件事情。乡村振兴不仅要解决乡村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要让乡村成为解决现代问题的抓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载体。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局势，国家提出了生态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立德树人、粮食安全、健康中国等一系列重要的国家战略，这些宏伟目标无不与乡村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如果不从乡村着手，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将乡村振兴与相关国家战略和重大目标结合起来通盘考虑，既充分发挥了乡村在解决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又能让乡村振兴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
3乡村振兴是振兴少部分乡村还是大部分乡村？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剧烈的城市化、城镇化浪潮中，全国已经有一百多万个自然村消失，接近原来自然村总数的三分之一。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远远地将乡村抛到了身后，大家习惯性地将乡村视为问题，却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随着乡村走向衰落，城乡开始互害，食品安全、粮食安全、健康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生物链）失衡、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多种危机和问题也日渐严峻，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步入高风险状态。
关于乡村未来的前景有三类认识主张：一类认为城市化、城镇化是大势所趋，这种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应该顺应潮流，放弃大部分乡村，让它们自生自灭甚至干脆人为拆迁，让少部分“有价值”的乡村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主导的乡村振兴；第二类认识怀有乡土情怀和对诗意田园的向往，认为可以振兴部分乡村，另一部分打捞不起来的则任其自生自灭；第三类认为对绝大部分乡村都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振兴。
目前，第一类主张大有市场，他们认为，在近一、二百年间，工业文明来临，农耕文明终结，大部分村庄会消亡，只有少数村庄有保留价值。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势不可挡，乡村衰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非人力所能改变，不会因为人们热爱乡村，乡村就保留下来了，一定得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基于对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与现状的理性认识得出的。
持有这个主张的人多从直线的发展史观和产业、经济效益的角度认识乡村，还有的经济学者单纯以西方达到70%的城镇化率作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够，乡村还得再接着消亡。
显然，仅仅以所谓发达国家的城镇率作为标准，既无学理依据，又选择性地忽略了西方国家无力解决的问题，更不符合“中国化”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历史必然”的直线史观貌似很客观、很科学，但无视工业化带来的系统性、根本性问题，也有经验主义的片面之嫌。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村落分布是符合天地之道的社会聚落。主张放弃大部分或者一部分乡村的观点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忽略了乡村的社会、生态、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长存永续而言，后者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有根本性意义。毁灭乡村就是斩断中华文明的根，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保护、振兴足够体量的乡村，才能最大限度地通过乡村振兴解决现有的系统性问题，让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即便只是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看，也很容易认识到，必须有足够的乡村和小农才能生产、加工出足够多的有机食物。仅此而言，保留多少村庄都不为过！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是因为中国还有大量的乡村和农民”。
因此，我们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振兴大部分乡村。可以分为三类，分类推进：对于城中村和市郊的村庄，通过适度的城镇化与传统思维融合的方式来振兴；对于现在有人居住的大部分村庄，实现基于全域有机农业的全面、系统的乡村振兴；对于现在已经无人居住的村庄，采用新村民众筹共建生态社区的模式，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够自力更生，不增加国家负担。
退一万步讲，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一条还能回去的路。历史上的乡村有的是为逃难避险而建，在如今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不断高发之时，谁能确保后代再不需要乡村？我们今天觉得没用、不懂的东西能不能留给后人？我们还没想清楚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就不要先破坏祖先留下的财富，对于乡村应留尽留吧。
4如何让孩子吃上一口放心健康的饭？
吃饱与吃好是“民以食为天”的两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吃饱了，但没有吃好。很多人对食物问题很不了解，不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只泛泛地知道化肥、农药、除草剂、激素不好， 但不了解它们究竟对健康、对环境有什么样的危害和影响。讨论乡村振兴，无论从自身生活还是公共健康的角度，首先把农业、土壤、食物与健康的关系搞清楚，是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后代负责，也是讨论乡村振兴的出发点。
土壤是人类的生存之本，农业是人类与地球母亲连接的脐带，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有机农业通过有机肥，把土壤不可或缺的有机质和生命元素还给土壤，实现良性的生态循环，不仅有助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可以提升食品质量，促进人体健康。因此，有机食物是最好的良药，有机农业是解决健康问题的根本，发展全域有机农业无可置疑地能够为健康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有机农业是解决健康和医疗问题的重要保障，有机农业是守护生命的公共事业，有机乡村是公共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有机农业和手工业是乡村的命脉和基本价值所在，其中有机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根本。不少学者因为关注文化和教育走近乡村，发现食物和农业原来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如果不做有机农业，就不能发挥乡村解决食品安全这一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价值和功能，乡村就将消亡得更快，能够留下得会更少。正如胡跃高教授所言“乡村不搞有机农业，就失去了魂魄。”进口粮食更便宜、更省力，乡村更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不可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在蔬菜大棚密集的村庄，大棚中工作的农民多罹患呼吸系统疾病，大棚中的人生病了，里面的蔬菜能没病吗？吃这些蔬菜的人能健康吗？因此，关注乡村振兴的各界人士都应该自觉地先把农业、土壤、食物与健康的关系搞清楚，关注、了解生病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医院的病人为什么越治越多，再发表高见。否则，单一学科和专业的狭隘和片面之词往往会害人害己，甚至祸国殃民。
在当前乡村振兴的讨论中，很少有人从农业说起，似乎大家有意无意地都在回避这个问题，都忘了乡村的“本”。最笨的做法往往是最近的路，乡村振兴需要老老实实地从有机农业开始。无论社会组织还是各级政府，如果真心实意地振兴乡村，有机农业这个关没办法迈过去，虽然比较难。
5适合中国的是小农还是规模化农业？
如果我们需要吃健康放心的食物，接着就要回答：什么样的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能够保证粮食和食物安全？有机农业是否必须依靠乡村和农民？
长期以来，因为要解决饥饿问题，我国的农业生产一直重视提高产量，却忽视了生态和健康问题。目前农业生产面临的现状是：农业劳动费时费力，粮食价格持续偏低，农业收益低下，愿意和会种地的农民越来越少，不少地方土地撂荒。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理解的农业现代化就是规模化农业。还有的意见反对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捆绑考虑，认为这样只能导致思路混乱，也解决不了问题，潜台词就是农业问题不一定需要农村和农民解决，寄希望于大农场。
在包产到户最初的几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随着打工潮兴起，城乡收入的差距使农民选择离开土地，分散的小农生产显然难以抗衡市场经济的洪流，无法保证粮食和食品安全；规模化农业因为无法解决杂草的问题，势必使用除草剂，也不能从源头解决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况且，土地被化肥、农药污染后，持续的产量水平也失去了保障。
我们认为，只有有组织的有机农业生产才能够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有组织的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即村社一体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产组织形式，既能发挥集体组织的力量，又能充分保障个体权益，有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目前，“不减产有机农业”的技术体系已经在全国多地、多年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加之充分尊重个体权益的集体经济作为组织保障，可以既保质又保量地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有机合作社、有机村庄就会充当乡村振兴的开路先锋。
更何况，在生产功能之外，村庄还兼有不容忽视的文化传承、教育和社会建设功能，搞规模化农业，把农业从村庄中剥离、消灭村庄的做法是因为仅仅把乡村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而失去社会、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的大农场跟工厂没有区别。
6农村土地要不要确实归农民所有？
在或明或暗的主张土地集中和私有化的阵营中，有两种角度和出发点。
在前些年资本下乡、跑马圈地的热潮中，有的经济学者以工业高效的要素配置为标准，主张土地集中、大规模农场和土地私有的言论甚嚣尘上。如果以资本和短期利益为导向，用工业和城市的思维建设乡村，将导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被逐步架空。如果这一问题长期积累下去，土地势必不断向少数人集中。
还有的学者从保护农民权益的角度出发，认为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多个维度之间紧密相连，有关乡村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连带效应，追求“一时之宜”，“一事之效”，在更大范围、更长时期里，并不一定就是善政，容易沦为“有名美而非政之善者”。土地一旦私有，就允许自由买卖。历史一再证明，即使农民短期内会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农民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土地长期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场意外或疾病就会导致失去土地，这与我们保护农民权益的初衷相悖。
土地高度集中是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农民起义的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出发点，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变成产业工人或无业游民，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将危及执政的根基，也有悖共产党的初心。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创造，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坚持这一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基本前提与历史责任。
7乡村是否是文化复兴的再生之地？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乡村富有的是文化还是产业？乡村的文化价值到底有多么重要？先产业还是先文化？这一点是关乎乡村振兴是否成功的“大道”，认识不到这一点，乡村振兴就会走偏。
首先，我们认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乡村是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强大的生态生产、生活和生命的文化系统，将这套系统落实、存放到了乡村，人们日用而不知，自然也不珍惜。在经济发展和物质至上的时代，健康、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面临种种挑战，人类确实需要再一次回到土地，“土生土长”，重建认知和健康的生活体系，对于人类农业时代的传统知识进行再认识，向土地和自然学习，“重新发现休眠沉寂的传统知识，创造新的生活方式”， 重拾能够和谐共处的社会伦理，维系中华文明的根脉。乡村承担着新时期文化建设策源地的重任，是文化复兴的再生之地。
这场文化复兴的内容主要涵盖健康生活、生态生活、家庭、社会伦理和艺术审美。在社会建设方面，重建“五伦”的社会伦理；在公共健康方面，“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慈；为人子女者，不知医为不孝。”每个人都应该学习《黄帝内经》，懂得养生知识，掌握基本的健康技能，人人可以成为自己和家人的医生，在经过时间检验的古老文化的滋养下，做一个健康的中国人。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用品方面，生产、选用生态产品是推动生态文明的起点。在“衣”方面，穿用棉麻丝与布鞋；有机肥料、生物肥料取代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剂；使用酵素、植物制品取代日化用品，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加工制作零化学添加剂的有机食物和手工酿造诸如酱油、醋、豆腐，如果将这样的产业还给乡村和农民，不仅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也为乡村产业振兴开启了大门。总之，生态制品从材料到制作工艺都绿色环保，可再生，可循环利用，如果用它们取代现有的生活用品，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将会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格局的巨大变革。
只有复杂的多样性才有生动的生机，乡村的多元文化和手工艺是文创和审美的源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充分甚至过度发展、出现问题之时，需要在乡村寻找丢失的东西，迫切需要利用人文艺术活化、提升乡村的文化价值。用文化艺术激活村庄，从乡村出发抵达城市，连接城市和乡村，将传统与现代嫁接。在文化复兴中，乡村成为链接传统与现代的媒介，由此将获得珍贵的发展机会。所以，文化复兴中的乡村既不是传统的乡村，也不是城市，它是一个连接点，连接了传统和未来，它善待土地和自然、产业可循环、良性发展、人和人和谐相处，会自然生长，又和外界有连接。
其次，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提起乡村振兴，人们便首先想到产业振兴。许多政府部门和企业都把产业振兴放在第一位，村民参与活动好像也在乎能不能带来实惠和收益。
乡村无形的文化蕴藏着无尽的有形财富，文化和产业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在乡村，文化、生活和产业的界限往往模糊，生活本身就是文化，也是产业。不只乡村振兴面临这个问题，传统文化也是如此。韩国的化妆品每年赚取数十亿，日本药妆店的中药很多卖给了中国客人， 他们这些产品源自从中国学习的古代汉方， 因为重视，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变成了产业，挖掘出了无尽的财富。而我们只看重有形的物质，轻视文化，认为传统文化愚昧、落后。
乡村亦然，乡村和乡土文化里蕴含无尽的财富，但如果从工业化角度出发，就难以看到其中的价值。国内比较有名的网红村也有手工作坊聚集地，这点与前些年纯粹看不到乡土的价值相比是一大进步，但是里面卖的特产食物还是有化学添加剂的工业产品。如果有上级或者外地参观团来，出售自己生产、加工的物品的农民往往被赶到犄角旮旯里。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曾说，贫困和不平等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当今世界的思维、 经济和环境问题，“我们所尊重和欣赏的知识和智慧形态往往是以简单的驱逐告终的长链的源头”，这些做法不仅是对乡土文化不自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文化驱逐”，因为看不到本土和乡土文化的价值，将拥有乡土知识和技艺的农民关在乡村振兴主体的大门之外。在乡村旅游发展比较快的地方，也很少看到当地乡村自产的特色产品，搞乡村旅游不重视本地文化和本地生产，只是看到了一些短线流量机会，注定也不会长久。
如果按照工业化的思维，就会看到乡村什么都没有，很多地方依然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考核的指标之一，却看不到乡土中的民智、民力更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振兴乡村产业，首先需要重视传统和乡土文化。如果能从文化上重视乡土，里面就蕴藏着无尽的财富。乡村的分散性决定了不可能让大资本快速套现，这点是乡村自带的天然保护层。乡村的产业如果也追求大规模的大工业，面向更大的外地市场，好像越来越不现实。另一方面，因为土地、人力和资源分散，信息和眼界滞后，如果不搞集体经济，单个的村民面对商品经济，就会如同大海里的小船，不知道方向何在，也难以应对大的风浪。
乡村振兴既不一定直接从产业振兴开始，也不会仅仅停留在产业振兴。经济水平不高的乡村从服务小群体、小社会入手，发展产业，规模虽然不大，盈利也不是很多，却能形成真正的产业生态系统。从宏观整体看，因为生态产品的覆盖半径有限，不加食品添加剂制约了长途运输和长期保存， 有限的覆盖半径会给其他地方留下发展机会和空间，不会造成区域、国别间的不均衡和社群贫富分化，这样的生态产业才是包容发展，才有可能慢慢发展、形成共同体。
能否采取文化视角在乡村振兴中至关重要。从文化角度认识乡村，不仅能够真正认识传统文化和乡土文化的价值，而且容易采取整体系统的思维和视角，更在于能够将普通民众视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8乡村振兴是否需要教育回村？立足乡村的耕读教育能否拯救孩子？
人生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安身立命”，好的教育应该首先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教育的首要功能是教会青少年做人，处理好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在说：“反思今天的中国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在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急功近利的‘做事教育’，忽略了滋养人的精神和文化的“做人教育”，以致人成为促进财富和GDP增长的工具与机器”。远离真实世界的城市生活失去了解决教育根本问题的基础。孩子远离土地，便动摇了生命的根基，对外界和生活的认知偏激狭隘，对天地万物、乡土家国情感淡漠，也迷失了通往精神家园的道路，让孩子丧失正常的感情和感觉的“无根”教育陷入了无力自救的怪圈，亟须重建与土地、与他人、与自然的联系。中小学生自杀、抑郁症日趋高发，说明教育存在的问题日益严重，姑且不要奢谈优质与创新，失去真感觉的教育已经到了危及健康和生命的地步，这个问题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做事教育’是喂养大脑的知识教育，‘做人教育’则是养心化性的行为教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重视做人教育，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成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能随时与自然亲近、有文化、有生活的地方才具备开展“做人”教育的资源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恰恰具备办好教育的优越条件。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母体和载体，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都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乡村与文化、与自然、与社区的全面联系能够为儿童提供健全完备的教育资源，有利于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关怀他人、服务社会的下一代。乡村具有“做人教育”的独特优势，是儿童教育的乐园。因此，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更容易落地生根，在乡村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融合全人类文明成果的儿童和社区教育，不但可以帮助推动现代教育变革，还可以带动乡村振兴，让乡村成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生根的先锋和根据地。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耕读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生态文明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路径；从耕读教育中汲取生命的滋养、成长的力量。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开展耕读教育”的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又明确提出“全面加强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将耕读教育相关课程作为涉农专业学生必修课”。一个不爱故乡的人，很难爱国；一个不经历耕读教育的人，无法读懂中国乡村；一个对乡村无知、无情的人，也很难领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真谛；一个对中华文明与文化不能入心的人，也无法生发出发自内心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爱国之心。
无论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还是通过耕读解决教育问题，耕读教育都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土地上做好的教育，做真正的乡村教育，在耕读教育中“天人合一”“身心合一”“知行合一”，这是拯救饱受没有意义的过度竞争之苦的孩子的良方。
9乡村振兴能否重启一个健康幸福的生活系统？
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系统性问题的严重性不断显现，工作、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压力让年轻人难以喘息，996加外卖不是人们想要的健康幸福生活，这些问题在城市内部培养了重视乡村价值的人群。更准确地说，城市生活的压力和紧张凸显了乡村慢生活的优势。
回归土地，以自然为师，重新构建符合生态智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人们才能过上可持续的美好生活。以土地为基础和核心的生态产业天然地具有分散、去中心、多样化、均衡、共生这些符合生态法则的特点，从一定区域的自循环农业生产出发，可以重构轻工业的产业链条，围绕土地形成的生产方式有助于形成合作、互助、共生的生产关系，有助于建立社群，让人们过上符合人性的健康幸福的生活，因此也是由小及大，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大树之下寸草不生的跨国托拉斯不符合生态法则，将不断萎缩，代之以区域均衡的多中心，基于有机农耕的中华文明将成为不可多得的当代财富。
一百多年来，我们了解、熟悉的多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在不同的时期不断推动乡村建设，近年来在江苏、浙江等国内参与“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地方率先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其他各地也有不少城市青年下乡或返乡，更有不少中老年人返乡，加入乡村建设的行列，城市的充分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而时代局势和生活需求的变化则造就了这一新趋势。与此前知识分子基于社会、政治理想参与乡村建设的不同，新一代乡村建设力量的源泉是健康幸福的生活，他们将自己的生活融入其中，以更加现代、务实的做法在很多方面做出了创新的尝试。乡村建设的外部主力由知识分子向社会力量转变，比之于社会改造的高尚理想，源自生活的社会力量也许代表更加持久、深刻的内在力量，一批能够将高雅的文化落实、融入到生活中的会吃会玩的新农人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社会力量的觉醒和参与蕴藏着决定性的希望，预示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大业可望在近两、三代人身上完成。
10乡村能否促进生命觉醒和成长？
“不洞悉生命智慧的文化不是文化”。如果仅仅停留在泛泛的文化角度，还不足以彻底认识、理解乡村的价值。
生产、生活方式代表我们对生命、对人、对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中国文化注重“尊道贵德”，把“天道”与 生命联系在一起。钱穆先生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基于农耕的中国文化将生命的成长、价值和意义置于天地之间去认识，“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即是以天地为身，将生命安置在天地之间，让人们在身心灵各个方面全方位地做到生命自觉。惟有在生命的高度，才能理解乡村的文化和哲学价值。
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不仅是青年人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习近平主席当年通过耕读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十五、六岁刚到黄土地时还彷徨迷茫，七年后，22岁离开梁家河时坚定自信，因为他树立了“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确立了人生的目标。自私的小我是痛苦的根源，只有利他、为社会做贡献，才能找到幸福。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带着信仰，建设生态乡村，乡村的价值得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认可，他们基于价值判断做了这样的选择。这群体会过城市生活的人到乡村，看重的正是乡村的精神价值，把生态乡村视为内在超越之地。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他们突破小我的束缚，重塑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意义。
建立新中国，解决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问题，生态文明需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是一场更加伟大的革命和长征。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与自己的问题，人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人的欲望与世界如何和谐？除了依靠每个人提升道德和精神修养，降低索取无度的物质欲望，人类是否还有出路？只有注重精神成长的生命自觉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如何在高度的道德自觉中达到精神自由和自在，是世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方舟。
万物有灵，万物相通。人生天地间，与各种生命遵循同一个自然的法则和节律，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升，对于物质的过度追求已经让人们忘记天地间还有规则需要遵守，不要说合乎天道，跟自然的距离已远得不能再远，大多数人缺乏灵性和生机就是因为丢失了“天人合一”的根本传统。乡村的生活天然地与生命相联，在土地上、在大自然中、在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中，人们能够真切、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学会节制和谦卑，让生命得到升华。
乡村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的巨大牺牲已经使自己千疮百孔，我们应该以对待母亲的尊重、敬惜的态度，多考虑为她做一点什么，不要再千方百计地榨取她最后的生态环境价值，为经济发展做贡献。
乡村振兴不仅仅关乎乡村的兴衰，而是事关中华文明复兴的千秋大业。如果不能从文化、教育、生活和生命这些无形的“无用之用”的角度真正认识乡村的价值，乡村振兴就无法走上正途。乡村振兴需要不断实事求是地调研、思考，既要有整体系统的思维，开放宽阔的空间视野，还要有经过时间检验的历史智慧。让我们老老实实地先从让人们吃上一口放心饭开始，逐一回答这些基础的关键问题，再对乡村振兴发表高论。否则，如果开始出发的方向是错的，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历经近现代一百多年的洗礼，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存续的关键时刻，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断层要有紧迫的历史危机感。中华文明在哪里？就在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看看世界的问题和乱象， 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中华文明的确可以造福人类。50、60、70后肩负着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重任，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这个文明。如果中华文明在今天断代，我们将上无颜面对祖先，下愧对子孙后代。
谨以此文与各方各界人士讨论、共勉。
来源：乡村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