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历史——陈永贵与他的“老少组”的逆袭之路

　　导 语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重复着一种“历史周期律”：“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再兼并—农民再起义—朝廷再更替”。为什么在均分土地后，勤恳的小农仍然无法致富，而很快会再次出现土地兼并？其关键原因在于各自为政的小农户缺乏抗风险能力。为了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然而，要真正组织起来却并不容易。劳力强、畜力多的农户不愿意与劳力弱、畜力少的农户合作，而后者恰恰是最需要互助的人。今天推送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陈永贵带领下的大寨村如何解决组织起来的难题。

　　在大寨两个互助组的对比中，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劳动工具，陈永贵带领的“老少组”都明显弱于由精干劳力组成的“好汉组”，但到了收获季节，无论是农田亩产量还是组内农民精神面貌，“老少组”都明显强于“好汉组”。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两个农民组织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少组”是持久的、真正的互助组织，而“好汉组”则是各藏私心的、表面的组织。陈永贵在面对一己得失与全局利益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带领大寨的老百姓走上了共同致富之路。

　　作者｜张怀英

　　责编｜gdso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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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不同凡响的“懒散组”

　　1948年7月，正太战役结束后，昔阳周边的敌情基本解除，随后我离开了武装部门到一区任区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提出的口号是：“土地改革拔穷根，组织起来栽富根。”可是要真正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改变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在党中央号召“组织起来”的时候，农村中部分农民存在着抵触情绪，一些地方的矛盾还相当尖锐。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搬石头”运动伤害了基层干部的感情。抗战胜利、内战爆发后，根据地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热情本来是很高的，翻身农民在歌声中发自肺腑地唱道：

　　八路军打走了顽固兵，

　　土地改革翻了身。

　　自由谈话订了婚，

　　哼嗨哟，过上好光景。

　　为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农民们参军参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支前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在“过黄河，渡长江，打到南京捉老蒋”的口号鼓舞下，过去比较困难的扩军任务也完全变了样，每次扩军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父送子，妻送郎，弟兄相争上战场”的动人事迹屡见不鲜。

　　可是，到了1947年底，解放区在整党时，本来土改已经搞得过了头（伤害了中农），这时反而认为土改不彻底，原因是党内混进了坏人，组织不纯，竟提出了“踢开老组织，搬掉大石头，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错误口号，伤害了一批基层干部。干部懒心懒意，工作不积极。加上土改后广大党员干部分得了土地、房屋，革命到头的思想不断滋长，认为有了“土地房屋大犍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就“革命到了头，再干没奔头”。有的一些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入了党，当了支部书记，有的还调到区、县当了脱产干部，这时竟不要党籍，背上铺盖不辞而别，回家种地去了。有的党员说：“当干部是惹人多，误工多，不如干脆赶大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很多基层干部除了少数还做点工作外，大多数都躺倒不干，各奔前程。农村党支部这种涣散、解体现象较为普遍，县、区下乡干部贯彻中央指示，号召组织起来，可是有的村连支部会都开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