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靖：要“牛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对网传卖秀穗麦棵行为的再思考

　　中国人为什么有爱护庄稼、节约粮食的传统？因为这个民族有挨饿的甚至人食人的深刻的集体苦难记忆。

　　中国社会长久以来被实践和界定为一个农耕社会。这类社会的特点是靠土地养活人口。可是，一旦人口到达一个极限，即超越了土地承载能力的时候，就会引起饥饿，然后是战争、瘟疫。特别是在大规模自然灾害爆发的情况下，引发饥饿和战争的可能性会更大。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历史上王朝的不断更迭。

　　关于灾害与饥荒的记载，中国古代方志中随处可见。如编修于清顺治年间的山西《高平县志》第九卷说：“崇祯十三年夏，大旱，秋无禾稼，飞蝗蔽野，食树叶几尽。至冬天，䗍（胡蜂）生不绝，入人家，与民争熟食。越明年春，析爨炊子，惨不忍闻。”

　　然而，这只是小规模的局部性灾难。19世纪后半叶在我国北方地区爆发的“丁戊奇荒”，是历史上一次特大旱灾，绵续四年，对山西、陕西、河南、直隶、山东以及邻近地区造成了重大破坏。有学者研究，这次自然灾害夺去了1000多万人的生命。

　　同样是上述所举凤台县，在光绪二年，夏粮歉收，秋粮半成，自秋至冬无雨无雪，最后是三年大旱。《凤台县志》卷四记载：“野无青草，牛马鸡犬皆尽，继食人肉，斗米值钱二千百文，斤面值钱一百四十文，他物称是。房地衣物俱无售主。良田一亩易钱数百文或数十文，无贫无富，一概啼饥。户七万四千九百六十八，口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二，该较未荒以前，户则减二万三千余，口则减十九万八千。遗尸遍野，饿骨盈城，或阖室之俱空，或一村之尽绝。”

　　现代著名作家赵树理老家是山西南部的沁水县。现存该县龙港镇石塘村大庙里的“灾荒记”碑（立于光绪十四年）曰：“时际大祲，惟光绪三年为尤甚焉。……饿毙日众，尸横道路，有偷寡（按：同“剐”，诱杀之意）死尸而食之者，有诱杀生人而烹之者，甚至妻食夫父食子，骨肉相残，有如此者，……五六月间。人死益众，尸停遍野，臭气难当，且瘟疫流行，染病而死者亦复不少。迨七月间，秋禾渐熟，民始得食。”

　　正是历史上绵连不断的灾荒、饥饿，才有如此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笔者老爹已经91岁高龄，生于战乱动荡的民国年间，一生经历了不少匪乱、战争与饥饿，所以，他格外重视粮食，把自己打下来的口粮都存贮在陶缸里。每次回去看望他，都叮嘱我们：“一旦打起仗来，赶紧往家跑，家里有粮食。”一开始我们听了觉得好笑，但随着自己步入老年 且目睹了去年的河南大水和今年俄乌战争中的难民，深刻地体会到“口粮”二字的含义，体会到老爹的话语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