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时期农村社会稳定与深层风险因素的研判

　　按 语

　　过去20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组织数千人次，在全国近1000个村庄开展调研，累计驻村超过10万个工作日，近距离观察乡村变化。在理论研究之外，还以随笔和政策报告的形式将一线情况记录下来，部分编辑为内部报告《田野来风》（每周1期）。近期将选取部分“田野来风”报告在“新乡土”发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展开，基层社会秩序和乡村面貌大幅改善，农民安全感和幸福水平全面提升。20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得以农村贫困、干群关系紧张为代表的传统不稳定因素日益减少，已不构成当前乡村社会主要矛盾。与此同时，部分地区激进城镇化、基层治理普遍“过热”以及乡村进一步空心化引发的新型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转型带来的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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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风险

　　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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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体制“过热”造成的乡村治理风险

　　乡村体系“失灵”风险。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乡村治理承担惠农政策执行、组织农民群众和搜集民情民意等职能，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手脚眼”。近年来，在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各地大幅度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改革，不少地区将基层治理现代化简单理解为治理形式上的现代化，推动诸如村干部全职化、坐班制，基层治理网格化、技术化以及办公软件化、流程化等改革。高标准党群服务中心设施、先进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乡村干部年轻化、学历化等，本应服务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许多地区却本末倒置，将其作为衡量基层治理水平的标准。其结果是，这些外在形式层面的改革加剧了形式主义，疏远了干群关系，弱化了基层干部服务群众和组织的能力。

　　疫情防控是对基层组织与动员能力的直接检验，过去两年间，我们观察和比较一些不同城市的疫情防控情况。其中一些地区依托雄厚财力，在街镇村居两级大力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也较早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管理体系，其基层治理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在疫情防控中却存在基层动员和组织能力弱，应急情况显得手忙脚乱。究其原因，是平时过于依赖“第三方”提供服务，基层干部长期缺乏直接做群众工作的机会锻炼。还有一些地区的基层治理资源相对不足，无法倚重“第三方”，基层干部反而不得不靠嘴说服、用脚上门，亲自解决群众各类细小琐碎的矛盾和问题，反而锻炼了组织能力，密切了干群关系，能够很快实现“平战转换”。这说明，资源过多而利用不当，反而会造成基层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