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运的回顾与前瞻
“工人运动”,狭义来说是工人运用集体力量争取本身的权益,广义来说则是从争取权益进至改革整个社会。
早期的香港工运
早期的香港工运,是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当时,香港工人明显地认同国家、民族,认识到要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要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由于工人受到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所以他们一般站在反抗行列的前卫,工人运动带着明确的政治取向。当时工人数量虽然不多,但带动社会斗争的作用却很突出。
1909年,香港出现最早的工人组织,当时碍于港府不容许工人正式组织工会,所以采用工人研习社形式。1920年,在国民党工会领袖马超俊领导下,五千余机器工人要求加薪40%,进行大罢工,大部份工人离港返穗,火车、电车、电话、电灯工人纷纷加入罢工行列。在各行业工人的大团结力量下,港府和资方终于让步,工人获加薪32.5%。1922年,在苏兆征领导下,从一月中开始,陆续有万多名海员进行罢工,返回广州,到2月初,香港的运输工人、码头苦力等达三万人进行同情罢工,到3月初,全港各行各业罢工人数达10万人。罢工在坚持52天后获重大胜利,除加薪15%至30%外,更取得港府承认海员工会为合法会社。
这两次罢工,不但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更是反对殖民地政府的政治斗争。罢工得以成功,除了是工人行动坚决、并取得全港各行业工人的同情罢工支持外,更是由于广州和上海各地工人在经济上给予后盾支持,保证了罢工的长期进行以至胜利。而罢工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鼓舞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加强了中、港工人的团结互助。
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意识强,民族意识强,组织以产业工人为中心。工人阶级战斗性强,除了是由于他们受到严重剥削(例如当时航运、造船业等是判工制,中间剥削达2至4成)外,更与当时的大时代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的工人和民族运动兴起,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更使最受压迫地区的人民大受感染。工人运动中的精英,大都集结在共产党周围,其次亦有国民党人。参与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的,则除了香港海员外,也包括全国的工运精英。
省港大罢工的经验
中、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爱国反帝的斗争,在1925-26年的省港大罢工时期走向高潮。这次长达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的大罢工,是一次轰烈的政治罢工,配合着中国第二次革命(1925-1927)的潮流。罢工由上海五卅惨案(1925)触发,省港两地响应全国的反英爱国大罢工,各行业工人纷纷离港回乡,广州政府加以大力支持。罢工工人向港英政府提出多项突破性要求:政治上,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工立法;经济上,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保险、最低限度工资制度、减租25%,等等。
省港大罢工除了提出进步的政治要求外,在组织上也体现了广泛的民主。罢工工人直接依靠政党力量,领导者是政治化的。由于罢工组织的运转充分体现民主,因此,上下层有密切的配合与信任,决策很大程度受下层影响,也得到下层顺利贯彻执行。由13人委员会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但最高决策机构是“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先由厂际十人小组举出代表,成立全厂罢工委员会,再选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这些由各行业罢工工人按人数比例选出的代表有8百多人,代表大会隔日举行一次会议,罢工工人都可以出席旁听。此外,宣传部在罢工期内出版《工人之路》期刊,发行量达一万份。罢工工人更有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纠察队,是工人革命武装的先声。
上述民主选举代表的做法,影响深远。1927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无论国内或是香港的工人运动都受到镇压,工运沉寂了一段时期,国民党传统工会加强其对工运的控制。但到1945年后,仍实行一个传统,就是各厂部约25人选一代表,与工会领导机关每月举行联席会议。虽然它们到后期徒具形式,但旧斗争传统仍有一鳞半爪遗留下来。
在抗战时期,左派工运复苏,但大都限于鼓吹国共合作,很少进行改善工人福利的斗争。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工运的左右分裂更为严重,两个领导力量均将工会作为工具以适应其政治需要,与早期主动争取工人权益有很大差异。在国民党方面,汪派将工会帮会化,要工人加入三合会;华南警备司令葛肇煌即为其中一个“工会领袖”。
战后初期,国家凋敝,国共内战,工人生活困苦,工运主要是争取生活条件的改善。但国共的对峙,对工运有严重影响。
左右对峙:1949至1966
1948年,左派的香港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和右派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简称工团)正式注册为会社。同年发生了全港华人机器工人大罢工,主力为产业工人,包括太古、九龙等船坞和煤气、水务等公用事业。但是,工联会一些部分不支持这个罢工行动,罢工只争取到若干加薪。随后,工联会发起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要求增加“特别津贴”30元。这个要求比起争取调整职级工资的要求是较为低调的,但工联会属下的工人,也仍然努力为这要求斗争。电车工人带头发动,直接发展为1950年的电车大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均动员起来;右派电车督察开车,工人及家属就睡在路轨上,阻止电车开出。这就是“罗素街事件”。许多任务人或被打残废,或被递解出境。港英政府一方面企图限制共党势力延伸到港,另一方面得到中共默许它继续维持统治,因为周恩来表示香港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要等待适当时候才收回,于是,港英便肆意进行镇压,封《华商报》(《新晚报》前身),命令《文汇报》、《大公报》停刊。
1952年发生了“迎亲人”暴动。当时,东头村发生大火,万余人受影响。广州在3月1日派慰问团来港,工会份子在尖沙咀火车站聚集准备迎接慰问团,但港府拒绝让慰问团入境,骚动开始,军警开枪,群众更为愤怒,暴动蔓延至旺角,群众包围警署。
解放后初期的香港工人运动,对祖国向心,期望国内的胜利能推进到香港,解除殖民地统治,解放全香港,当时斗争工人的表现非常勇敢,但运动失败,原因除了左、右派分裂,右派进行破坏外,更因中共举棋不定,尽量抑制运动的发展,香港工运于是缺乏中国的有力支持。
在上述左翼工人运动失败后,工联会转而发动工人回国服务,“以祖国为重”。在1954、1955年的回国潮中,最先进的部份和积极分子热烈响应,典卖家当,全家回国。但是,回国后,除打入中共官方架构内的人外,非直系党员则或是受政治审查,或是不能分配到工作,难以发挥所长;能进入产业部门的,也有受排挤。
人民公社失败后,在62年逃亡潮前后,回国的工人因为失望,大部分都陆续回港了。
到1967年为止,工联会的政策是转向福利主义,亦即搞工人医疗队、工人学校等。这表示用自己的力量来搞福利,而非向资本家索取。工会成为政治理论学习的场所,工人斗争只零星地进行,工人组织力量衰落。当左派工联大搞福利、康乐时,右派工会则更堕落成为麻雀耍乐场所,流氓意识浓厚。
1967年暴动
1967年的暴动,并非直接出于工人的要求,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仅管如此,香港积压着的社会不满,却提供了客观条件,使暴动得以扩延。67暴动是九龙双十暴动后的另一次发泄。双十暴动在1955年发生,当时生活困苦者如小贩、石硖尾贫民等等,因无管道表达不满,于是发展成骚动。它并非工人暴动,也少提工人的要求;相反地,它反映了工运的分裂;当暴动蔓延至工人区时,右翼工人趁机打击左派工会,残酷摧残左派工人,更有强奸妇女的情况。
1967年的暴动,配合国内的斗争口号“爱国无罪、造反有理”。暴动先在澳门取得表面胜利。澳门工联会组织了街坊斗委会,工联会掌管并分配粮食,澳督嘉乐比低头,但工联会并不夺权,不要澳督下台,结果是,澳督仍保有地位,工联会力量增大,澳门工人生活却无改善。到今天,澳门工人的生活,比香港工人还差得多。
在香港,参与斗争的,估计有6-9万人。参加最为积极的,是九龙船坞、煤气、政军医(原文如此,含义待查──录入者注)等工人。但是,斗争并无充足准备及动员;上层作出停工、或游行请愿的命令,下层就遵从,工人的集结是仓猝的、无计划的、无秩序的。工人在厂内无联系,只是回工会支取工资,学习毛选。这样,工人一方面离开工作场所,另一方面并非商议如何斗争,而是学习政治,当军警冲击工会会所时,工人才拿水喉铁守卫。
总的来说,由于整个斗争缺乏完善的组织或是足够的酝酿、动员,纯粹靠上层指令行事,加上完全脱离群众及工人利益,所以在群众中无呼应,处于完全孤立,到后期便沦为放置炸弹的恐怖行动了。
1967暴动斗争,导致左派工会精英惨重损失,除了牺牲的、被捕的或被递解处境的之外,许多积极份子被厂方开除,迫得转到非技术性行业。有大约一年多时间,工人往工会支取工资,后来政策改为“一面复员,一面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般工人采犹疑、游离、观望态度;积极份子作出热烈反应,虽盲目但显现其爱国热诚,他们寄望国家会以其巨大力量解放香港。事实却不然。英国政府方面,鉴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左派暴动无明确表态,因此采取一个机巧策略:讨好上层、孤立中层、打击下层。伦敦电台大谈中英友好,捧毛主席,说在港只是一小撮人滋事;香港电台则大骂“左仔”,工会干部迫于躲在中国银行;军警则冲击工会,大举逮捕下层成员。
1967暴动虽以失败结束,却是香港工运的转折点。工运对政党的政治需要的绝对服从,遇到决定性挫折;中共对左派工会的绝对控制终结;工人对中共的向心和依赖,一落千丈。工人开始质疑上面的命令,将斗争与本身的阶级经济利益连结起来,工人独立性重新唤起。在工会内,已不能继续只由上层运转,不争取下层支持了。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战后新一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就业人数激增。可是,工会会员人数的增长却不成正比,在78年后更是逐年递减。(见表一)如果减去1970年代颇为蓬勃发展的公务员工会人数,则可见到工业工人参加工会的比率很低,一般在20%以下。工联会及职工联会工会在工业工人中仍是中坚力量,他们的会员人数的下跌,最能说明情况:从1977年开始一直下跌,五年内减了10万多人,跌幅达35%。
劳工运动普遍沉寂
1967年以后的香港工运,处于以下情况:工业工人运动沉寂,工潮大多限于自卫性斗争;工联会对劳工运动仍有主要影响力,但同时劳工压力团体崛起;公务员进行多次斗争,公务员工会日益发展。
在工业工人运动方面,自从1967暴动失败后,工联会威信下降,一般工人排斥左派工会。1971年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工人对左派工会戒心稍减,较主动地接触左派工会,工联会人数跃升。但由于中共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因此,在香港的具体劳工纠纷问题上,工联会扮演的角色,不是领导工人向资本家争取应得权益,而是尽量调停协商,要求工人妥协、让步。举例来说,基达发厂工潮就是在工联会的妥协政策压力下失败告终。在1974年香港经济衰退时期,据报导,中国政府通令本港左派工会尽量缓和工人不满,不要引起重大社会转变。(《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974年2月4日、3月5日)因此,工联会只是埋首福利救济工作,以工人本身力量,互助渡过经济困难时期。1976年“四人帮”倒台,香港左派工会有一段时期陷于混乱,未能紧跟政策上的转变。1980年代以来,工联会奉行维持香港现状的政策,继续推行劳资纠纷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法,结果往往导致工人利益受损。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工业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涣散状态。一方面,香港工人流动性大,工厂大多为中小型,工人不满工作或雇佣条件就转厂或转业。工人组织性弱,与资方力量悬殊。政府的政策,包括法例上不容许跨行业组织的工会,对工会活跃分子和罢工者无切实保障,以及冷静期、禁制令等不利于工人工业行动的法例,都在偏帮着资方对工人的压榨。
另一方面,工会并无积极主动去接触工人、发动工人加入工会;工会领导层与工人之间联系不足;工会内部缺乏民主运转;工会没有在实际阶级斗争中建立形象,积极为工人在工厂平面、在劳资争持中争取权益,因此不能赢得工人的信任和信心;再加上左、右派工会对峙,工会首要是服务政治而非服务工人实际权益:这些都令一般工人望而却步。结果是,大部份香港工业工人未能集结在工会的组织下,通过集体谈判或集体支持的力量来改变阶级力量关系。举例来说,在1977年,制造业工人占全部就业人数40%,但参加工会的制造业工人却只有13.6%。
由于工联会不活跃(工团方面更不在话下),近十年来发展的劳工压力团体所起的作用,便颇引人注目。基督教工业委员会、职工青年联会、劳资关系协进会、劳工教育统筹处等劳工团体,除了推动劳工教育,设立劳工法律咨询辅导,争取劳工法的修订外,也间中介入工潮,以及参与社会性事件,例如艇户事件、反加价行动等。可是由于它们并非劳工的恒常性组织,团体本身人手不足,没有基层实力,而且也自觉地非政治化,因此,他们只能从旁推动劳工运动,以“压力团体”形式出现,在组织和动员基层劳工方面是远为不足的。
香港工会人数(1967-1982)
年份 | 工联及亲工联 | 工团及亲工团 | 独立 | 总数 |
1967 | 95,408 | 28,650 | 41521 | 165,580 |
1968 | —— | —— | —— | 169,580 |
1969 | —— | —— | —— | 175,240 |
1970 | 114,387 | 36,280 | 44,632 | 196,299 |
1971 | 126,408 | 36,005 | 59,206 | 221,729 |
1972 | 145,521 | 37,817 | 63,633 | 251,729 |
1973 | 170,047 | 35,391 | 85,000 | 295,735 |
1974 | 184,440 | 32,099 | 100,000 | 317,041 |
1975 | 211,866 | 33,391 | 127,001 | 372,258 |
1976 | 224,544 | 33,462 | 148,519 | 398,525 |
1977 | 297,479 | 38,493 | 68,333 | 410,102 |
1978 | 284,770 | 38,488 | 76,727 | 410,552 |
1979 | 267,561 | 38,166 | 93,665 | 399,392 |
1980 | 244,635 | 38,122 | 101,525 | 384,282 |
1981 | 199,433 | 37,888 | 107,835 | 345,156 |
1982 | 192,775 | 37,692 | 121,058 | 351,525 |
数据来源:《劳工与工运》p.28.职工会登记局年报 |
数据来源:《劳工与工运》p.28.职工会登记局年报
1970年代公务员斗争
当劳工阶级运动普遍沉寂时,工人阶级的边缘阶层崛起。在1970年代,香港公务员的斗争和公务员工会的成长,相对地是活跃的。1970年代以来,公务员斗争此起彼落;曾发动工潮的公务员或政府雇员,有教师、护士、文员、测量员、屋宇管理员、助理福利主任、传译员、邮务员、牙科技术员、屠宰督察、税务督察等等。
公务员的工潮,主要由政府的不合理薪职级制度所激发。在1983年,在十七万公务员中,四万七千名体力劳动工人月入二千元以下,但首长级人员一千人,月入却二万至四万元,另有房屋津贴过万元。在这个悬殊的基础上,每年的薪酬增幅相近,于是造成差距越来越大。举例来说,从1977年至1983年,政府雇员薪酬最低点由615元增至1395元,增加了780元;但最高点从19,800元增至40,850元,增加了21,000元。从83年至84年,最低点增至1605元,增加了210元,最高点则增至46,900元,增加6,050元,实际增长额相差三十倍。这个悬殊的差距,造成极大的不满,导致工潮爆发和公务员工会接踵成立。
十年来的工潮大都由中级公务员发动。他们多数较为年青,受过教育,又受外间工联主义影响,较容易组织起来保护自身经济权益,与雇主谈判改善处境。
可是,公务员工会虽然组织了约一半公务员,但公务员工会有近150个,亦即各个工会平均只五百余人。力量分散,工会间少联络沟通,削弱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此外,低薪公务员仍有待更有效的组织和动员。另一方面,公务员斗争大抵限于争取薪酬的改善;在避免卷入左、右派工会的对峙的同时,却犯上了刻意非政治化的毛病。
资产阶级与工人自卫
今天,香港工运面临新的转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它都受到新的冲击——政治上是香港前途问题,经济上则是世界资本主义衰退和资本家对香港工人的进攻问题。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日益走下坡,危机深重,各国保护主义抬头,香港的经济也受到打击,通货膨胀和失业半失业情况日见严重。另一方面,英国帝国主义面对退出香港的前景,连同大资本集团加紧对香港劳动人民的掠夺剥削,政府更带头加价,并提供条件方便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欺压。
于是,政府法例处处制肘工会的发展(工会法),限制工人的权利(冷静期、禁制令、罢工法),践踏公民权(非法集会法案)。政府作为最大雇主对公务员斗争施以高压(解雇、减薪、强迫提早退休),将薪酬加辐降低。另一方面又拒绝推行较合理的税制,拒绝推行公积金计划(一种退休供款计划──录入者注),拒绝推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
面对政府和资本集团的攻势,香港劳动人民表达了不满,也开始了初步的自卫联系。各界反加价联委会(包括左、中、右工会)成立,五十万人签名反加价,去年(1983)九•一八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加价集会,荃湾、官塘等关注民生组织提出最低限度工资、工资按物价指数调整等具体口号,67个公务员及政府雇员工会在83年底组成“争取合理调整八四年度薪酬联合委员会”……香港劳动者已更多地表达意见,并初步联合起来保卫劳动者的权益。虽然现在这些组织间的联系仍主要限于上层,缺乏基层成员的沟通和积极参与,但从个别分散的组织走向联合阵线式行动,已跨进了一步。
前途问题与政治化
九七问题的冲击,在工运中激起回响。以往,工联会只听命北京,67暴动时遭受重大挫折,1967之后基本上奉行中共外交路线,主张维持现状,劳资协商解决问题。现在,面对香港前途问题及“港人治港”的提法,工联会态度模糊,没有明确提出如何将工人权益与政治前瞻联系起来。当中英双方大打民意牌之时,工联会遂就前途问题表态,支持中国收回主权;二百多个工会干部、理事的声明,反映了中共的政策。工联会代表团北上访京后回来的汇报,提出以后的方案;工人应该谋福利,但大前提是不动摇香港的繁荣安定。摩托车业职工总会(简称摩总)由于工人较多,表态也较为进取,认为工人要加强自己独立发言的功能。
在独立工会方面,以往基本上不介入政治,因而也少受传统政治势力的控制。九七问题的冲击,使独立工会不得不作出响应。在三月初,九个工会(包括基督教工业委员会、非学位教师工会、测量员工会、地铁车务部职工会等)联署声明,向两局请愿,要求公开中英会谈内容,协议签署前由港人讨论,政府要承认劳工团体有权在组织内发表意见。这个声明并无提及香港未来的统治模式。
可是,总的来说,对于前途问题,香港工人的干预在现阶段仍极微少。各个工会的表态,究竟有多少代表性,是值得怀疑的。在前途问题上,工会的代表性,必须以下层的讨论和动员为先决条件。
今天,政府故意宣扬政治恐惧病,工人运动对社会事务也普遍表现冷漠,可是,工人并非害怕政治,而是不喜欢两个政党的统治。他们排斥的政治化,是过往与工人利益脱离的政治化。对于前途问题,由于谈判不公开,工人无法掌握资料,难以表态。另一方面,工人并非没有政治取向,而是他们没有表达的途径。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工会的表态才有真正力量。而在工会内,打破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要扬弃在职工会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的依赖性,必须发展工会,吸收新血,尽可能转变工会发展的方向。
前瞻
因此,催化工人加入工会,集结成力量,是现阶段急切要做的。本行业未有工会的工人或雇员,应迅速组成工会;本行业已发展了工会的,例如一些传统性行业或公用事业,工人应积极加入工会。由于许多主要工业的工会是在工联会之下,因此,工会会员一个重要工作,是打破传统的上层控制下层的不民主倾向,扬弃工会上层干部的犹豫和对北京政权的依赖,催迫上层争取工人权利。吸收大量心血加入工会,工会场部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动员下层的讨论和参与,将不仅改变工会的路向,而且推动左派工会工人与其它工会连结。事实上,在1967年以后,尽管左派工会仍奉行北京政策,但已不能纯粹依上面指令行事,而是感受到要照顾工人权益的压力了。近几年,左派工会为了顾应工人的福利要求,在一些争权益的问题上,与其它工会结合;例如关注工伤、分娩假的立法问题,加入各界反加价联委会等。在下层的压力下,左派工会会转变其方向,仅管它不会有质的转变——除非中国政治局势有变化。做好基层组织工作,加强工会的基层干预,争取工会民主化运转,推动工人运动从争取工人权益进至争取整个社会的改革,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应该是未来香港工运发展的方向。工运的重新政治化,与以往中共控制下的政治化,是有质的分别的。后者服务中共的政党利益,甚至以牺牲工人权益为代价;前者则从工人的权益出发,在改善本身处境的同时,争取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放。香港的工人运动,在1920年代蓬勃发展时期,是整个工人运动的一部份,与这个民族的前途不可分割;工人的斗争,带有浓厚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中共在大陆取回政权后,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关系,在表像上似有分割。在今天,大陆的工人运动收到中共管制,香港工人运动也处于低潮时期。对于香港工人来说,如果没有民主,是暂时不愿与大陆结合的。展望将来香港工人与整个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没有基层动员的民主化,是虚伪的。香港工人运动的发展,应由近及远,从争取香港的民主化进而争取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香港的工人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在240万经济活跃人口中,生产性劳动者占一半,30岁以下的劳动者占总劳动人数的46%,45岁以下的劳动者占73%(1980年数字)。这个大部份为青、壮年,文化程度普遍提高的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是中坚力量。这个力量如能集结,发挥其潜力,可以在实际上左右局势。无论在质和量上,它都比1525—27年第二次革命潮流时期的工人阶级优越。因此,香港工人不应少看自己的力量,工人中的先进份子尤其要坚持下去。如果工人运动兴起,也会影响内地工人运动的从新兴起。香港的民主化,是与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的。香港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取决于大陆局势的发展。而香港工人要实现其意愿,没有大陆工人的支持,是做不到的。
要达到香港的民主化,仍有一段颇长的道路。可是,方向是必须掌握的。要争取这个前景,首先要从事实际的下层组织工作,团结各工会、劳工团体,推动香港工人在前途问题上站稳立场,积极干预;同时,也要加强香港工人与大陆工人的联系。在关注前途问题时,不少工会代表团到国内访问。香港工人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与大陆工人(特别是下层)取得直接的联系,互相理解和冲击。
今天,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为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和重新政治化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未来的香港工运和整个香港的前途发展,将取决于香港工人的广泛动员,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的积极组织工作,和战斗性领导层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