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孤儿”的年前焦虑：回家或不回家

　　下午三点，1月第一个周末的北京气温升到8摄氏度，有阳光，但照不暖没有暖气的屋子。

　　太阳村的小朋友们正在舞台上排练一支民族舞。前后三排，个子高的5个小女孩排在最前面跳舞，她们头戴维族小花帽，身穿花色鲜艳的民族风短袖连衣裙，打底袜是白色的，搭配脚上穿的白色缎面芭蕾舞鞋;后面两排小男孩和小女孩混排，穿同样的白色打鼓服套装，各色鞋子，分别拿铃鼓和腰鼓表演。

　　“表情!表情!”指导老师话音刚落，舞台上的小朋友立刻调整了脸上的局促，露出了笑容。

　　不过，前排最右边的短发小女孩脸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她努力地跟着节拍，又探头看其他小朋友的动作。排练结束后，她下台套上灰色的外套奔向院子。

　　她去找锋哥。

　　锋哥是太阳村的志愿者刘锋，他辅导孩子们课后作业，陪他们玩，时间长了，手机里存满了孩子们亲人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尽管已经年近四十，但这群十来岁的小朋友总围着他喊“锋哥”。

　　太阳村位于北京顺义区赵全营镇，是一家无偿救助服刑人员无人照顾的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慈善机构，它为这些孩子提供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救助。

　　过年的期盼

　　小女孩跟刘锋借了手机后，一个人坐到游乐区的秋千上给妈妈发微信。二十多分钟后，她跑到刘锋身边，把跟妈妈的聊天界面给他看，发了一长串消息：“我过年能回家吗?”“你会来接我吗?”“妈妈”“妈妈”。中间还有一些表情包：人呢?哭了……她还给姑姑也发了几条消息，都没有回复。她的难过和难为情化作了一个尴尬的嘟嘴笑，刘锋安慰她：“她们现在在工作，忙着呢，忙完了就回复你了啊。”

　　五点多了，还是没有等到回复，她央着刘锋：我再看一眼，回了没。

　　小女孩叫徐佳怡，今年12岁，是浙江杭州人，这是她到太阳村的第6年。她的父亲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缓，在监狱服刑。徐佳怡的哥哥因为父亲的事情患上了抑郁症，辍学在家，母亲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哥哥。

　　徐佳怡特别期盼妈妈能接她回家过年，跟妈妈和哥哥在家一起吃年夜饭，还想告诉他们六年级的学业负担有些重。

　　相比之下，14岁的赵静看上去更开朗一些，在舞台上跳起舞来专注、一直微笑，跟人打招呼脸上总挂着笑容。“她从来不提回家，也不提亲人。”刘锋说。

　　赵静是河南安阳人，到太阳村4年了，她的父亲在监狱服刑，“估计还有十年刑期”，母亲下落不明。过年，她知道还是和往年一样，在太阳村跟小朋友们一起过。

　　而对于15号就要回家的陈涛来说，他舍不得离开太阳村，在这里生活了5年，他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回去了一定会想他们”。

　　陈涛今年初三了，要回原籍湖北参加中考。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还在监狱。虽然不确定几年没见面的哥哥能不能照顾自己，但是他不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他担心的是，回去后新同学会怎么看他：“在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人，回去了就不一样了。”

　　陈涛学习成绩很好，“老师批的免写作业条他都攒了好多”。比陈涛大11岁的秦朗谈起他来，赞赏有加，夸他懂事、能干。“家里出了这样的情况，孩子能有什么办法?”

　　同类的温暖

　　秦朗和陈涛以兄弟相称，对于秦朗来说，在陈涛身上多少能找到少年时自己的影子。

　　秦朗今年26岁，家在北京密云区，如今在太阳村工作。他曾是被太阳村代养代教的儿童中的一员。2005年，秦朗10岁，父亲入狱，母亲已在6年前自杀，无依无靠的他被送到这里生活了三年多。相比大多数小朋友，秦朗在太阳村的时间并不算长，但那却是他童年中弥足珍贵的时光。

　　“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前在家里没有过好的童年，现在回想起来，不会去想以前，只会去想这三年。”秦朗说，那三年是“有人管，有人爱”的：“爱心妈妈”每天都会喊起床，管吃饭，帮洗衣服，督促完成作业，还有一群“毫无隔阂”的小伙伴。平日里，他们衣服相互换着穿，过年了，他们手牵手围着篝火庆祝。

　　那之前，秦朗的童年里交织着挨揍的恐惧和离家出走的欲望。

　　7岁那年夏天，秦朗以5元钱的价格卖掉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加上攒了一学期的零花钱，带着总共40多元钱，开始了逃离之路。他要从密云逃到怀柔，去找姐姐。为了节约钱，他看着车行的方向走了大半的路程才开始乘车。

　　那是他第一次到怀柔，对于当时身高1米左右的他来说，在没有联系方式的情况下要找到姐姐无异于大海捞针。他白天去图书馆看书，去游戏厅看人打游戏，晚上睡在公园长凳上，始终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终于，警察叔叔找到了他，把他送回了密云，回家“又是一顿恶揍”。只能忍着，重新攒钱。

　　秦朗10岁时，父亲“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捕入狱了。“出事之前，至少还有个人，出事之后就只剩自己了。”家里断电了，晚上他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家中。后来，他就被送到了太阳村。

　　“长大真的不容易。”秦朗回到太阳村工作，温习着成长中的温情，他把这里的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看待。这几年过年，他总是年三十在太阳村和孩子们一起吃年夜饭，初一再回到密云看望家人。

　　在北京通州儿童福利院，一段影像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照片中的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学烘焙、做手工，每一张照片都洋溢着快乐与欢笑。“这些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在陌生人面前的紧张和拘谨。”副院长刘嵩告诉记者，“这是为困境儿童进行心理建设的最佳时期，只要社工引导得当，孩子们就会打开心门。”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北京通州全区有480名困境儿童，四家儿童成长驿站正在运行，16个乡镇街道各配备了一个社会组织，而随着村一级的儿童之家也顺利开展，一个覆盖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社会组织四级保障的普惠型儿童帮扶网络正在形成。

　　看见的力量

　　对于这群孩子来说，家有时是遥远的，有时是模糊的。他们曾经被遗忘在社会的角落，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希望被发现、都渴望着家的温暖……

　　2008年，跟随爱人来北京定居的李红云通过公开招聘成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曾担任过初中语文教师的她与孩子们颇为投缘，到社区以后又承担了民政、妇联、未保等多个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2018年6月，李红云正式担任丝竹园社区儿童主任，站在了困境儿童关爱和保护的第一线。

　　在刘嵩看来，“儿童主任是我们发现困境儿童的眼睛”。今年大一的小菲就是被儿童主任发现的。两年前，在一次困境儿童摸排工作中，李红云发现了父母都是重度残疾人的小菲，摸排结束后社区第一时间为小菲申请了生活补贴。在了解到小菲的母亲有出众的手工技能后，李红云还多次鼓励她们融入社区活动，由小菲担当手语翻译，教居民做手工。

　　据不完全统计，事实孤儿在全国有50万名左右。因名义上父、母尚在，事实孤儿难以获得与孤儿相同的保障。为帮助这些孩子走出困境，在民政部等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下，《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全国所有事实孤儿将全面纳入困境儿童保障范围。

　　刘嵩说，随着《意见》的出台，北京市还将逐步推进“强制报告”制度。“目前，这项制度刚刚会签完毕，未来将在学校、医院、公交枢纽进行普法宣传，发现困境儿童但不上报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福利政策报告(2019)》提到，全国已有14个省份实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参照孤儿标准领取补贴。显然，这将会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支出。不过，在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看来，这笔钱出得值。他说，“事实孤儿”正处在受教育的年龄，一旦忽视了，他们可能就错失了重要的成长和发展时机，要看到这个问题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作为民间机构，太阳村创始人张淑琴感慨，尽管已经开办了25年，但抚养孩子的事真的“太难了”。尽管一直有社会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但要承担这些孩子的各项支出还是不容易，常常“顾不上奶粉什么配方，没过期就好，顾不上给他们穿新衣服，是干净的就行”。

　　张淑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身心健康地成长，也希望社会能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包容。她主张太阳村的孩子拍照片、视频都正常入镜，不打马赛克。“孩子们没有错，凭什么打上难看的马赛克?”

　　赵静在太阳村学会了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未来。

　　民族舞排练结束，赵静笑着跑到刘锋面前说：“锋哥，我们要去跳芭蕾去了。”

　　“好啊，什么时候能在电视上看到你?”刘锋打趣地说道。

　　“明天!”

　　(文中徐佳怡、刘锋、赵静、陈涛、秦朗、小菲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