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对网络“人造舆论热点”的认知与治理

　　最近，在“中电科加班事件”中，当事人用软件捏造制作了多张虚构微信聊天对话截图，成为触发社交媒体激烈讨论的“诱因”。部分个体凭借信息差，以及对社会群体心理的精准把握，制造具有明显情感与心理冲击能力，但在关键与核心事实上存在显著偏差甚至完全虚构的“爆款作品”，这种现象在当今互联网中的出现值得进一步讨论。

　　今天，持续扩展的数字媒介将人类引向了一个全新的未来，《现实的中介化建构》一书的作者将其描述为“一切都已中介化”的深度媒介化时代。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必须直面一个现实：媒介避无可避，已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作为全球少数几个“新媒体”领先于“传统媒体”发展的国家，舆情生态中出现的持续翻转迭代的“人造舆论热点”，正以冲击乃至挑战公众认知的方式，揭示着深度媒介化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建设的新方向。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特殊性，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类“人造舆论热点”背后反映的问题，大多属于现代化进程中常见的现象：在任何一种类型的国家，人们预期和期望提升的速度，通常高于满足预期和期望能力提升的速度。

　　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了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在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预期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满足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具体时空情景下必然会有特殊的呈现。

　　这种矛盾的客观存在，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支撑行为体通过特定类型信息建构“人造舆论热点”的结构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持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务实有效地满足社会对解决矛盾的合理预期，尽量缩窄预期与满足能力之间的落差，可以看作是避免“人造舆论热点”误导社会认知的“治本”之策。

　　其次，客观上来看，信息技术的扩散以及具备病毒式传播能力的碎片化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导致了传媒权力的转移。在新的技术生态下，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与高速迭代，本来就是一种全新的媒介生态。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种能力乃至权力生态的持续演进，是信息技术革命持续动态演化的一种必然结果。只是从实践上来看，作为真实社会中存在的具体行为体，更希望看到的是技术演化带来的对自身有利的新的力量分布态势，而较少愿意承认和面对权力的流散。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轮社交媒体平台高速发展真正冲击的对象，是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的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作为信息守门人的精英角色定位，遇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冲击：一是下沉到个体并近似没有技术门槛的媒体制作能力，冲击和挑战了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制作与首发领域的优势；二是流量经济生态制造的新变现机制，迫使并不具有结构优势的传统媒体必须积极参与流量竞争。传统媒体面对的现实挑战，就是如何提升信息的鉴别与识别能力，继而重新获取应有的影响力，确保舆论讨论建立在真实而非虚构事实的基础上。

　　第三，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自我迭代的信息识别能力，持续迭代与演化的舆论生态，以及务实有效地实现“网上-网下”闭环治理能力和能力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共同努力的方向。

　　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日趋活跃的网民群体对信息碎片识别能力的结构性提升，可以看作是新媒介背景下，舆论生态良性进化而形成的一种制衡机制。从本质上来说，这会促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舆论生态，最大限度地消弭过度膨胀的流量生态可能对公众认知造成的负面影响与侵蚀。

　　网民发现相关软件生成的微信对话存在“像素对齐”等问题，继而触发有关事件真实性的讨论，是最近这次热点舆情事件走向中的关键节点之一；及时感知线上舆情，在线下查明真相，并及时在线上进行公布，构成针对具体舆情事件的闭环治理，可以看作是针对此类特定舆情事件处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适时感知舆论生态中的背景需求，识别其中包含的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对公众关注问题的相关治理体系的建设，比如规范化的劳动时间与劳动报酬的依法管理，继而构建更加健全和完善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则顺理成章地成为长效治理机制努力的方向之一。（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