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搞了一年的工人运动以后，立刻就认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革命这事儿光靠咱这50多号人是干不起来的。

　　原因很简单，一年时间的实践过程中，两个突出的问题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第一：工作只能秘密展开；

　　第二：敌人有强大的武力镇压。

　　工作只能秘密展开，就意味着不仅干起事来要小心翼翼，而且发展极其缓慢。

　　安源煤矿在办工人夜校的时候，就是以“合法”的平民教育的理由去干的。那里的地方官员听说有人要“教育兴国”，而且还不用他出钱，他当然也乐意。而且李立三听说那里的县官很反对新学，反对白话文，于是还专门用古文骈体写了一个办学方案，表示咱就教点“国学”，因此很快获得批准。

　　安源路矿罢工的时候，有人提议喊一个“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毛泽东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你把这口号喊出去，人家拿着枪来问你们要共产党人怎么办？现阶段要讲究策略，不然得吃亏哟。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安源罢工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湖南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

　　总之，在我党成立的头两年里，大部分工作都是以秘密的形式展开的。

　　这是由于当时严峻的形势所迫，但是同时，也导致党组织的发展极其缓慢。这种缓慢与后来国共合作以后的发展相对比，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缓慢的程度。

　　党一大的时候党员50多人；

　　一年后的二大，党员195人；

　　两年后的三大，党员420人；

　　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以后，就可以公开发展了，初期的发展还不明显，但是到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的国民革命战争打响以后，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其发展之势简直如疾风骤雨。当时有人比喻：“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发展。”

　　到1927年五大的时候，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了57967名。

　　第二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敌人的镇压非常猛烈。

　　湖南的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在1922年初，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的工人罢工而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紧接着赵又查封了工会期刊《劳动周刊》。尽管随后湖南的工人运动统统都在“合法”斗争的旗号下进行，但是这种斗争始终只能维持在一定的界限范围内。1923年4月，赵恒惕即使对“合法斗争”也忍无可忍，贴出了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张国焘、项英等人在1923年初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规模极大。因为这条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的军饷主要来源之一，又是军事交通要道，还直接关乎列强的权益，所以遭到了吴佩孚的强力镇压。2月7日，赤手空拳的工人遭到军警的枪击，纠察队前后牺牲52人、被打伤300多人、被开除1000多人，制造了“二七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