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到《狭窄的通道》：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制度考验

　　理解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有效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失去力量？中国能否找到下一套增长机制？

　　2012年，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出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9年，两人又出版《狭窄的通道》。如果把两本书放在一起读，会发现它们实际上讨论的是同一个更加宏大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长期繁荣，而另一些社会在取得阶段性成功之后却逐渐停滞？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主要讨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狭窄的通道》则继续向下追问：究竟什么力量能够约束政治权力？

　　两本书连接起来，形成了一套理解现代国家长期发展的理论框架。

　　一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重要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民主国家富裕，专制国家贫穷”。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真正关注的是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之间的区别。

　　所谓包容性经济制度，是让社会中相当广泛的人能够参与经济活动，拥有相对稳定的产权，通过劳动、投资、创业和创新获得收益。

　　攫取性制度则意味着政治或经济权力集中于较少的人手中，他们能够利用制度把社会创造的财富向自己转移。

　　但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攫取性制度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无法增长。

　　恰恰相反，一个拥有强大组织能力的非包容性国家完全可能实现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只有创新这一种来源。

　　一个贫穷国家可以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转移以及引进外国技术迅速提高生产率。

　　这就是所谓的追赶型增长。

　　只要世界上已经存在答案，后来者就可以学习答案。

　　德国已经拥有先进机器，中国可以购买和学习。

　　日本已经建立汽车工业，中国可以模仿和改进。

　　美国已经发展半导体产业，中国可以投入大量资本追赶。

　　在这个阶段，一个拥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政府甚至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发展优势。

　　它能够集中资本，建设基础设施，扩大教育，建立工业体系，协调产业链，并迅速把资源投入国家认为重要的领域。

　　这正是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高速增长的重要起点。

　　二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国家力量。

　　真正发生的是两种力量的结合。

　　一方面，中国释放了大量市场激励。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产权激励、市场竞争、国际贸易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亿万个人第一次拥有了更强烈的经济激励。

　　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同时削弱国家能力。

　　相反，中国保留了一个组织能力极强的政府。

　　于是形成了一种罕见组合。

　　市场负责释放亿万人的经济动力，国家负责建设基础设施、维持秩序、组织工业化和推动长期投资。

　　再叠加人口红利、农村剩余劳动力、高储蓄率、全球化和外国技术，中国获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少见的高速增长。

　　所以改革开放真正成功的地方，并不是国家彻底退出经济，也不是国家控制了一切。

　　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能力与市场激励形成了某种互补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简单地用“政府还是市场”解释中国经济往往会失败。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能力究竟是在帮助市场运行，还是逐渐开始替代市场进行资源发现。

　　三

　　问题在于，追赶不可能永远持续。

　　中国今天面对的世界，与1980年代完全不同。

　　过去中国缺公路，修公路能够显著提高生产率。

　　缺住宅，建设住宅能够改善城市化。

　　缺工厂，建设工厂能够扩大工业生产。

　　缺技术，可以从国外购买设备、学习工艺、引进管理经验。

　　但是当一个国家已经拥有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庞大的城市体系、完整工业体系和巨额资本存量之后，继续增加相同类型的投资，其收益必然逐渐下降。

　　这就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与此同时，中国人口开始下降，房地产进入长期调整，地方财政承受压力，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

　　过去的增长机器正在同时遇到几个约束。

　　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城市化红利逐渐减弱。

　　房地产难以继续承担信用扩张发动机的角色。

　　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下降。

　　技术追赶空间也在不断缩小。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完成一次非常困难的增长模式切换。

　　过去依赖的是资本积累、房地产、基础设施、人口、出口和技术追赶。

　　未来越来越必须依赖生产率、人力资本、居民消费、科学研究和原创技术。

　　这才是今天中国经济真正面临的问题。

　　不是中国还有没有钱。

　　不是中国还能不能修更多基础设施。

　　而是中国能不能从一个极其优秀的追赶者，变成一个持续创造新知识的探索者。

　　四

　　到了这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开始发挥作用。

　　创造性破坏。

　　这个概念最早与经济学家熊彼特密切相关。

　　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温和的。

　　汽车出现意味着马车行业衰落。

　　互联网出现意味着传统媒体受到冲击。

　　电子商务出现意味着传统零售业被重新组织。

　　人工智能出现，未来可能意味着大量职业、企业甚至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所以创新意味着新产业产生，同时意味着旧产业、旧企业和旧利益受到损害。

　　这就是创造性破坏。

　　问题由此出现。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一项新技术可能增加财富。

　　但是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它可能意味着失去财富甚至失去权力。

　　所以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人并不一定永远欢迎创新。

　　他们可能欢迎那些能够提高生产率但不会改变权力结构的创新，却抵制那些可能重新分配财富、信息和社会影响力的创新。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这正是为什么某些社会能够完成追赶，却难以长期站在技术前沿的重要原因之一。

　　追赶需要执行已有答案。

　　创新需要允许未知答案出现。

　　这是完全不同的能力。

　　五

　　如果说《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解释的是制度为什么影响繁荣，那么《狭窄的通道》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

　　谁来约束国家？

　　现代社会不可能没有强大的国家。

　　没有法院、警察、税收、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不会自动产生自由市场。

　　它可能产生黑帮、军阀、部落、宗族或者私人暴力。

　　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并不主张弱国家。

　　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由本身需要强大的国家。

　　问题在于，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拥有伤害个人的能力。

　　国家可以保护产权，也可以改变产权。

　　可以执行法律，也可以选择性执行法律。

　　可以提供公共服务，也可以利用行政能力控制社会。

　　因此真正理想的状态既不是弱国家，也不是没有约束的强国家。

　　而是强国家与强社会同时存在。

　　作者把这种状态称为被束缚的利维坦。

　　国家足够强大，可以控制暴力、执行法律、提供公共产品。

　　社会也足够强大，可以监督、纠错并约束国家。

　　自由就存在于这两股力量之间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之中。

　　这就是书名《狭窄的通道》的真正含义。

　　六

　　《狭窄的通道》中最精彩的思想之一，是红皇后效应。

　　这个名字来自《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红皇后告诉爱丽丝，你必须不停奔跑，才能留在原地。

　　国家与社会之间也是如此。

　　现代技术不断增强国家能力。

　　数据库、通信网络、人工智能、卫星、金融系统和数字身份，使现代政府拥有过去帝王无法想象的信息处理能力。

　　如果国家能力不断增长，而社会的组织能力、监督能力和纠错能力停留在原地，那么两者之间的力量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社会也必须不断奔跑。

　　国家变强，社会也要变强。

　　社会变强，又推动国家改善治理能力。

　　两者不断竞争，又不断相互塑造。

　　这就是红皇后效应。

　　自由不是设计完一套制度以后就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

　　自由是一种持续的动态均衡。

　　七

　　从这个角度重新观察中国，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

　　中国拥有一个世界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优势。

　　极强的国家能力。

　　中国能够快速建设高速铁路、电网、港口、通信网络和新能源基础设施，能够进行大规模产业协调，也能够在一些战略领域集中大量资源。

　　这不是一个缺点。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能力不足往往比国家能力过强更加直接地阻碍经济发展。

　　很多贫穷国家的问题并不是政府管得太多，而是政府连税都收不上来，法律无法执行，基础设施无法建设，地方武装和利益集团能够挑战中央政府。

　　中国显然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国家能力不足。

　　因此中国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不是国家是否强大。

　　而是随着国家能力越来越强，社会能力是否也能够同步发展。

　　企业能否形成稳定的长期预期。

　　学术共同体能否充分探索未知问题。

　　专业组织能否提供真实信息。

　　市场能否让不同企业和不同技术路线进行竞争。

　　社会能否把基层信息有效传递到决策体系。

　　错误发生之后，制度是否拥有足够强的纠错能力。

　　这些问题共同决定了国家能力最终会成为生产率的放大器，还是逐渐成为社会探索空间的约束。

　　八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进入技术前沿以后，问题发生了根本变化。

　　国家可以制定计划在五年内建设多少座工厂。

　　却无法制定计划要求某个科学家五年以后一定发现一个新的物理定律。

　　政府可以集中资金建设半导体产业园。

　　却无法提前知道下一代计算架构究竟会来自哪一种技术路线。

　　因为前沿创新最大的特点就是答案不存在。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突破在哪里。

　　真正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允许足够多的人尝试足够多的答案。

　　这就是探索。

　　追赶时代最重要的是协调能力。

　　前沿时代越来越重要的是探索能力。

　　一个社会能够允许多少不同企业竞争，允许多少不同技术路线存在，允许多少科学家研究暂时没有应用价值的问题，允许多少年轻人尝试看起来疯狂的创业想法，最终会影响这个社会发现未知答案的概率。

　　所以未来真正值得观察的变量，不只是研发投入多少，也不是一年产生多少专利。

　　更加深层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究竟拥有多大的探索空间。

　　九

　　但如果因此得出“中国制度决定了中国无法创新”的结论，同样过于简单。

　　因为创新并不是一种东西。

　　基础科学发现是创新。

　　工程优化也是创新。

　　把实验室技术变成产品是创新。

　　把昂贵产品成本降低百分之九十同样是创新。

　　建立能够年产数百万件复杂产品的供应链体系也是创新。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无人机、通信设备、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等领域表现出来的能力提醒我们，现代创新至少存在两个非常不同的维度。

　　一种是探索未知原理的科学创新。

　　另一种是通过大规模制造、供应链协作和持续迭代形成的工程创新。

　　中国尤其拥有第二种创新所需要的独特条件。

　　庞大的工程师群体，世界级制造能力，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以及极快的产品迭代速度，可以形成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学习系统。

　　生产带来经验。

　　经验带来改进。

　　改进降低成本。

　　成本下降扩大市场。

　　市场扩大又产生更多生产经验。

　　这就是经济学中的干中学。

　　因此中国未来完全可能形成一种不同于硅谷的创新体系。

　　问题并不是中国有没有创新能力。

　　真正的问题是，这套极其强大的工程创新体系能否进一步向原创科学和前沿技术探索延伸。

　　十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还有一个仅仅依靠阿西莫格鲁理论容易忽略的问题。

　　居民部门相对偏弱。

　　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非常擅长把储蓄转化成投资。

　　居民储蓄进入金融系统。

　　金融系统把资本配置给企业、房地产和地方政府。

　　这些资本最终变成工厂、公路、铁路、住宅和工业园区。

　　工业化早期，这套机制效率非常高。

　　但当一个国家已经拥有大量资本之后，问题发生变化。

　　继续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此时经济必须越来越依赖居民消费和生产率提高。

　　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较高？

　　不能简单归结为中国人喜欢储蓄。

　　当一个家庭需要考虑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和就业风险时，储蓄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保险。

　　未来越不确定，预防性储蓄越高。

　　预防性储蓄越高，当前消费越低。

　　所以扩大消费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怎样劝中国人花钱，而是怎样降低普通家庭对未来的担忧，提高居民收入并改善社会保障。

　　这实际上也是制度问题，只不过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而是整个社会如何分配风险、收入和安全感的问题。

　　十一

　　于是，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狭窄的通道》放在一起之后，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比“民主还是专制”复杂得多的中国经济模型。

　　一个社会的长期繁荣至少取决于四种力量。

　　国家能力。

　　市场活力。

　　社会能力。

　　制度可预期性。

　　国家太弱，无法提供秩序和公共产品。

　　国家很强而市场太弱，资源配置可能逐渐行政化。

　　国家很强而社会太弱，制度可能缺乏充分的反馈和制衡。

　　市场很强而国家太弱，又可能出现垄断、金融危机和私人权力扩张。

　　真正困难的状态恰恰是同时做到几件事情。

　　强国家。

　　强市场。

　　强社会。

　　稳定而可信的制度。

　　这四者并不是天然同时出现的。

　　这才是现代国家真正困难的治理问题。

　　十二

　　因此，我不会简单预测中国经济崩溃。

　　同样不会认为过去四十年的增长模式可以无限延续。

　　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复杂得多的状态。

　　宏观经济增速逐渐下降，但部分高技术产业继续快速发展。

　　房地产的重要性下降，但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提高。

　　人口减少，但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提高单个劳动者的生产率。

　　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减少，但科研、人力资本和新技术投资增加。

　　所以未来完全可能同时出现两个看起来矛盾的中国。

　　一个中国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房地产调整、地方财政压力和传统增长模式衰退。

　　另一个中国正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新能源、生物科技和先进制造中尝试建立新的技术优势。

　　它们不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它们正是同一场经济转型的两个侧面。

　　十三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指标判断中国未来二十年的经济前景，我不会选择房价，也不会选择人口，更不会选择某一年的GDP增长率。

　　我会选择全要素生产率。

　　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依靠增加人口实现增长。

　　也不可能永远依靠建设更多工厂和基础设施实现增长。

　　当人口红利和资本积累逐渐接近极限之后，长期提高生活水平最终只有一条道路。

　　用同样的人和资本创造更多价值。

　　而全要素生产率背后隐藏的正是技术、教育、科学、企业家精神、资本配置、竞争、制度、信息流动和创新。

　　于是我们绕了一大圈之后，又重新回到了阿西莫格鲁的问题。

　　制度为什么重要？

　　不是因为某一种政治制度拥有神奇的经济增长按钮。

　　而是因为制度会影响人的行为。

　　制度影响企业家是否愿意进行十年投资。

　　制度影响资本究竟流向关系还是效率。

　　制度影响失败是否能够被容忍。

　　制度影响不同技术路线能否竞争。

　　制度影响真实信息能否向上传递。

　　制度影响错误发生之后能否被纠正。

　　制度最终通过这些微观机制影响生产率。

　　这才是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真正重要的联系。

　　十四

　　如果把1978年之后的中国看成参加了一场历史考试，那么第一道题是：

　　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能不能在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

　　中国给出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答案。

　　但是今天第二场考试已经开始。

　　它的问题完全不同。

　　一个已经完成大规模工业化、人口开始老龄化、资本高度积累并逐渐逼近技术前沿的大国，能不能从动员资源的高手转变成创造新知识的高手？

　　第一场考试考验的是组织能力。

　　第二场考试考验的是探索能力。

　　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拥有极强的组织能力。

　　未来真正需要证明的，是能不能拥有与之匹配的探索能力。

　　十五

　　这也许才是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和《狭窄的通道》放在一起之后，能够得到的最重要结论。

　　一个伟大的现代国家既不能没有强大的政府，也不能只有强大的政府。

　　它需要国家拥有足够的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维护秩序、提供教育、支持科研和建立社会保障。

　　同时又必须让市场拥有发现价格和发现企业的能力，让科学共同体拥有发现知识的能力，让社会拥有反馈和纠错的能力。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国家和社会谁消灭谁。

　　而是国家变强的时候，市场和社会能不能一起变强。

　　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巨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国家能力与市场力量曾经形成的一种强大组合。

　　未来二十年的关键，则是这种组合能否进一步升级。

　　从资本积累走向知识积累。

　　从房地产走向生产率。

　　从技术追赶走向技术探索。

　　从资源动员走向分散试错。

　　从制造更多东西走向发现更多未知。

　　如果完成这个转变，中国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完整产业链、巨大市场、资本规模和国家能力可能形成一种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创新体系。

　　如果无法完成，那么人口老龄化、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债务和投资效率下降最终会逐渐降低潜在增长率。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从来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真正的问题是：

　　中国能不能从一个极其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转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型经济体？

　　而再向下一层追问，就是《狭窄的通道》留下的那个更深的问题：

　　当国家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市场、社会和个人能不能拥有与之匹配的能力？

　　国家足够强，可以保护个人免受混乱和私人强权的伤害。

　　社会也足够强，可以防止国家本身成为不受约束的利维坦。

　　市场足够自由，可以不断发现新的企业和技术。

　　制度足够稳定，让一个人敢于把今天的财富投资到十年以后。

　　科学足够开放，让研究者敢于探索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条道路从来都不宽。

　　所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把它称为狭窄的通道。

　　中国已经走完了一段极其困难的路。

　　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下一段路，会通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