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供给侧改革，岂是马桶盖那点事
供给侧改革，岂是马桶盖那点事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悠悠万事，需求为大”，这是市场经济的法则。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如果说“供给创造需求”，何以需求却成了市场经济的法则?
（一）“价值实现”很重要
需求之所以成了市场经济的法则，乃是因为“价值实现”(注1)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价值生产”的重要性，甚至越来越超过了“价值生产”的重要性。这里面的逻辑是：生产力越不发展，价值生产就越重要;生产力越发展，价值实现就越重要。
这是生产力惹的祸吗?不是，是生产关系惹的祸。导致“价值实现”成为问题，其根源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在于生产关系的“不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实现”之所以成为难题，是因为“价值实现”不仅经常被磕磕碰碰的流通过程打断(注2)，而且周期性地被“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搞得死去活来——而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软肋所在(注3)。
可是，有人就是不认马克思这个帐。正在流行的观点拍着胸脯保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效供给不足”。拿出来的钢鞭材料是什么呢?就是国人海淘马桶盖。
（二）何谓“基本需求”
国人海淘马桶盖，究竟是因为海外的马桶盖便宜呢，还是因为海外的马桶盖优质?我暂且不论。但我要澄清一个误区：说到需求，就必须讨论“基本需求”，而不能只拿马桶盖说事。
现在老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最大的需求、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是加碘盐、金龙鱼混合油、塑料拖鞋、T恤衫，还有卫生间的马桶盖子吗?未必然。
需求的内容和层次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求的内涵以及层次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古代社会的需求与现代社会的需求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不仅表现在现代社会的需求内容远比古代社会更为丰富，还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基本需求、必要需求，大多属于古代社会的奢侈需求(比如电视、手机和汽车)。总之，过去的需求与现在的需求大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因此，要把握一个社会的需求状况，就必须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需求和必要需求。无视社会的基本需求，拿某些非基本需求和非必要需求说事，由此得出的判断能科学吗?对于老百姓的必要需求熟视无睹，却津津乐道于马桶盖的故事，这如果不是有意混淆不同层次的需求，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三）几座大山，成就了国人的“基本需求”
那么，在今天中国人的需求中，什么需求才是基本需求、必要需求呢?我以为不是马桶盖，不是体血衫，而是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几座大山”。这些需求的状况究竟如何?大家心知肚明。
有人说，现在中国“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若从“绝对需求”(不考虑购买力限制的需求)的角度看，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这些需求“充足”的很;但是，若从“有效需求”(有购买力的需求)的角度看，这些需求却严重不足!
如果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那么请问：何来的“不是‘有效需求不足’”呢！
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这些需求为什么是今天民众的基本需求呢?道理很简单，这些需求决定着广大民众衣食住行的数量和质量。换言之，这些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如果出了问题，都会严重威胁民众的基本生存。
（四）供给侧改革不能拒绝政府作用
供给侧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比如教育的供给。举个眼前的例子，现在幼儿教育供给奇缺，居民小区开设的公益幼儿园严重不足。如果一个小区有100个幼儿，公益幼儿园却只有40个名额，那60个幼儿咋办?问：“不是有市场竞争吗?”答：“私立幼儿园倒是很多，但费用太高，且质量低下。”
如果说，这是供给侧的问题(有效供给不足)，那么，市场与政府谁该负责呢?A说：“政府干预不到位”;B说：“政府办更多的公益幼儿园，能有效率么?”C说：“问题在于市场唯利是图、盲目竞争”;D说：“如果限制私立幼儿园市场定价，符合市场竞争的逻辑吗?”E说：“高收费的私立幼儿园本身就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你没有银子当然就没资格消费啦”。
上述争论的分歧在于：问题的症结到底是供给侧结构不够优化呢，还是需求侧没有银子呢?或许，计划经济的逻辑更倾向于关注供给侧，市场经济的逻辑更倾向于关注需求侧。问题是，我们身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谈供给侧结构改革，如果不敢强调政府(计划)的作用，甚至否定并拒绝政府的作用，这样的供给侧改革，恐怕就只能是理想主义而已。
不论供求矛盾的要害在哪里，供给侧的问题也不能忽视。比如教育和医疗，说是(供给)“过剩”并不为过(注4)，说是(供给)“短板”也有理由。现在的学校和医院的“供给”不可谓不多（这是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的丰硕成果），可是，为什么广大民众就是得不到的基本且有保障的有效供给呢（别说满意了）？如果不从体制和机制上在供给侧结构做文章，对需求侧投入再多的银子，也会被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黑洞吸食殆尽。
问题的症结在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很多并非私有化和市场化不够，而是市场经济本身内生的问题。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仅仅是减税简政以提升资本的利润率，更理应发展公益教育、公共医疗，并提升社保水平，而不是发誓要将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到底。
（五）增加“有效需求”，必须的
有人对政府作为天然地反感：“市场经济效率优先，坚决反对政府干预!”
市场竞争带来的效率，在经济增长上已经得到了证明。可问题是，市场竞争激励效率的另一面，大家也正在领教：教育、医疗和养老的私有化加市场化，化了之后“效率”的确很高，它们已经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N座大山。
坚定不移地反对政府用“公益”和“计划”手段来优化供给结构，这似乎成了市场经济唯一正确的立场选择。可如此一来，供给侧结构改革除了减税简政之外，政府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如果“私有化”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唯一选项，那么我料定供给侧结构改革很难有什么出息。
把宝压在“私有化加市场化”，前景未必光明。结果，政府最终不得不从需求侧发力，以增加“有效需求”来消化盲目竞争带来的过剩产能。这恐怕就是政府“必须的”次优选择了。
从哲学的角度看，供求关系是主客体的关系。我并不否认，供给在供求关系中“先在”的主体地位。但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的主体地位就值得质疑了。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是从计划经济的逻辑出发，供求矛盾的要害不在供给侧，而在需求侧。
（六）坚持两点论，做好两件事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我的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既要“做减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也要“做加法”甚至“做乘法”(补短板)。这就是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
问题是短板在哪里？我认为，短板不是马桶盖，而是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因此，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不是消极等待“市场出清”，政府不能无所作为。当务之急，应当在供求两端做好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供给侧而言，优化供给结构与其把眼光聚焦在马桶盖上，不如把精力用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和养老上。比如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如何优化?现在的决策空间基本被锁定在市场自发调节的窠臼而不能自拔，已经束手无策。其实，如果加入政府的元素和能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加减乘除”大有作为，未必就只能任由资本家“炸掉”了事。
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鲜有不被房地产给绑架了的国家经济。中国经济也是“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但是，德国的低房价和新加坡的组屋，却有些另类。这些国家为什么没有出现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情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房地产不能任由市场说了算。
各国当然有各自的国情，但只要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经验，我们就应当借鉴——关键是如何把恶性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变成无利可图的东东。我感到不解的是，重庆公租房的效果事半功倍，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推广?好的做法不在于是谁搞的，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国情，是否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解决问题。
第二件事：就需求侧而言，堵住“腐败消费”之后，必须畅通“健康消费”的渠道。堵住腐败消费是“做减法”，畅通健康消费是“做加法”。什么是健康消费?健康消费就是事关民生的消费，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消费、发展消费以及享受消费。总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就是健康消费;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比如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和奢侈消费，就是畸形消费(注5)。
反腐倡廉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民众的正常消费和健康消费，而是要压制腐败消费和畸形消费。进一步说，反腐不仅仅是要抑制腐败消费，更要把少数人的腐败消费，转换成多数人的健康消费。畅通和发展健康消费，就是要大力增加、而不是缩小民众的有效需求，就是要大力提升、而不是压制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水平。陈毅有诗云：“青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借用一下就是：“健康消费多多益善，腐败消费斩尽杀绝”。
鼓励和促进健康消费的路径很多，关键是要明确和摆正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人民立场”。只要立场摆正了，健康消费就会取代腐败消费的“空场”，成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必须强调的是，促进健康消费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因为只有提升和扩大健康消费，中共承诺的人民立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老百姓才会真实感受到反腐倡廉带来的积极变化，人民群众才会真心诚意地支持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注1：价值实现，指生产出来的价值得到市场认可和接受。
注2：由于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买和卖的分离，所以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是相互割裂的不同阶段，或者说是对立统一的过程。
注3：关于价值实现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有相当深刻的分析。其基本逻辑是：价值的存在既取决于价值生产，也取决于价值实现。如果人们对商品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注4：参我的博文：《过度医疗是另类的生产过剩》。
注5：参我的博文：《经济下滑说明反腐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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