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朝核问题与大国心态

2017-05-29
作者: 刘仰 来源: 作者博客

  一、 防止核扩散是世界主流

  二、 朝鲜谋核之路与中国无关

  三、 朝鲜谋核只能伤害自身

  四、 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流毒甚广

  五、 朝核问题背后的中美关系

  六、 中国需要树立大国心态

  七、 朝鲜问题不等于朝核问题

  八、 大国夹缝中的朝鲜

  朝核问题最近很热,配上网络时代的耸动标题往往很能吸引人。我故意用一个朴素、传统、毫无诱惑力的标题,希望读者不是因为好奇才读此文,也不想因为标题的刺激、蛊惑而吸引人,却让人们读后产生浪费时间的愤怒。在情绪化、感情化、符号化、口号化、标签化泛滥之时,客观冷静已是稀罕之物,我们依然坚持,因为我们不想成为文字汪洋里的泡沫。

  一、防止核扩散是世界主流

  鉴于中国历史上以及抗美援朝时期与朝鲜的特殊关系,有些人很乐意地认为,朝鲜拥有核武器是中国暗中帮助的,是中国故意在背后支持朝鲜与美国对抗。我的一些朋友很早以前就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朝鲜的核设施里有很多中国人,朝鲜的核武器都在中国的掌控之中。我必须说,这是谣言。

  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一直是全世界最模范的有核国家。除了始终无条件承诺并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等原则外,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也是尽心尽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金日成、利比亚卡扎菲都试图从中国得到核武器或获得发展核武器的支持。相比朝鲜的白要,卡扎菲还开出了真金白银的实价,中国都拒绝了。即便是与中国关系号称“巴铁”的巴基斯坦1998年5月进行了核试验,但它的核武器也与中国无关。否则,美国等西方国家早就嚷嚷地指责中国了。中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无可挑剔,对此,别误以为是中国胆子小,而应该认识到这是中国对世界负责。在核武器与防止核扩散问题上,中国从来都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中国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说法,只是某些人出于无知的想象。

  当今世界,中美俄英法,联合国这五个常任理事国是合法、公开的有核国家。迄今为止,全世界一共进行过2000多次核试验,其中美国1000多次,占一半;前苏联700多次,法国200多次,英国和中国都不超过50次。不是说中国没有核试验的条件和能力,而是中国认为没有必要。除此之外,印度、巴基斯坦也是公开的有核国家,各有6次核试验。以色列从不公开承认或否认自己有核武器,但一般认为以色列确实拥有核武器。除了这八个国家之外,目前第九个疑似有核国家就是朝鲜。所谓疑似,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于朝鲜真实的核能力并不清楚,也不承认朝鲜是有核国家。2006年,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有过5次核试验,第6次也有可能发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古巴导弹危机前后,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忧心忡忡地认为,到八十年代,全世界有核国家将超过20个。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反对核武器的全球舆论和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有核国家并没有呈现肯尼迪担心的那种局面。迄今为止,全球有核国家还是个位数。冷战期间,美苏双方都储存了大量的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几十次。伴随着全世界对和平与安全的渴望以及冷战的结束,美俄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核裁军。全面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等国际条约也在深入推行中。总体来说,全球防止核扩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1959年《南极条约》使得南极地区成为第一个无核武器区。

  196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生效,33个缔约国承诺拉美成为无核武器区。

  1986年《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16个国家宣布本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区。

  1992年,蒙古宣布其全境为无核武器区,1998年得到联合国大会的认可。

  1997年《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

  1998年《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53个非洲国家只有马达加斯加未签署。

  2009年《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中亚五国都签署。

  除此之外,中东无核武器区建设已推进了四十多年,中东各国都有此意愿,但分歧较大。阿拉伯国家认为以色列应先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以色列认为,只有在以色列的国家生存和中东和平进程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可以缔结无核武器区条约。

  国际社会很早就要求南亚成立无核武器区。巴基斯坦于1995年向联大提交了成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决议草案,印度等三国投了反对票。印度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印度继承了大英帝国的心态,认为自己应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国大党失去领导地位后,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党上台执政。在印度人民党看来,拥有核武器是常任理事国的标配。因此,1998年,印度在两天之内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作为对抗,巴基斯坦随后进行了6次核试验。南亚无核武器区遭遇挫折。

  另外,成立东北亚无核武器区的动议在冷战时期就已出现,冷战结束后才有可行性探讨。由于东北亚牵涉到中国、俄国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因此,东北亚无核武器区至少在目前还不现实,由此便出现了“东北亚有限无核武器区”的主张,目前大致有五种方案。例如,以板门店为中心,半径2000公里的圆圈范围为无核武器区;再如,朝、韩、日、蒙共同签订无核武器条约,中、美、俄同时保证不向它们使用核武器。不管东北亚无核区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都是关键。

  各地区和国家的“无核武器区”不仅是指该区域内国家自身不拥核,同时也是指区域外国家不在本地区部署、使用核武器。1991年,美国宣布撤走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不久,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主张。1991年底,美军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全部撤完,朝鲜北南双方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等协议。也就是说,朝鲜认可“半岛无核化”,至今也没宣布放弃这一原则。然而,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经与美国的复杂斡旋,1994年10月,朝鲜与美国签署了一项《核框架协议》,朝鲜表示仍然履行“核不扩散条约”的义务。但是,2003年1月,朝鲜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06年10月,朝鲜宣布首次核试验成功。2009年5月,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2015年,朝鲜宣布已拥有氢弹。由此可见,朝鲜是21世纪最新一位,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拼命挤进有核行列的国家。2011年底,金正恩上台。2012年5月,朝鲜修改宪法,标明朝鲜是“核武拥有国”。朝鲜顽固地迈向拥核,可以说是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有核武器,朝鲜就不可以有核武器?当年中国说自己拥有核武器是为了避免被讹诈。这个理由为何不能同样适用于朝鲜?我认为,问这种话没有意义。就好比说,为什么联合国里只有五常有一票否决权,其他国家没有?历史形成的差别就是如此,不是说任何事情都必须公平,尤其在核武器问题上,世界各国平等拥核,显然不可能。有专家形象化地对此解释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个说法有点过于简单化,更合适的说法是:时代变了,全世界对于核武器的认识不再是以前的旧观念。我认为还应该深入认识到:核裁军是世界大势,联合国五常也在大规模裁减核武器。例如,俄罗斯在苏联时期最高曾经拥有45000枚核弹头,2015年减少到7290枚;美国核弹头数量曾经达32000枚以上,到2015年则下降到7000枚左右。上世纪70年代,英国拥有约400枚核弹头,目前只计划保留40枚。与当年争相拥有核武器不同,如今,五常已明确全面禁止核试验、削减核武器、防止核扩散、未来实现全球销毁核武器的战略目标,这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确立的原则性方向。

  1964年,中国在首次原子弹试爆成功的同时就宣布,希望未来全面废除核武器实现无核世界。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提出了无核世界的主张(这里的“核”,都是指核武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将此作为共同目标。为了世界,为了人类,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全球核威胁、核竞争、核对抗的恐怖平衡模式,朝着减少、限制核武器的方向不断努力、接近,最终彻底摘除核武器这一“自杀式地球炸弹”,是我们这代人对于子孙后代,对于人类未来的承诺。然而,我们看到,当今世界唯独朝鲜在核武器问题上与全人类逆向而行。

  二、朝鲜谋核之路与中国无关

  朝鲜的核历史最早与日本与有关,后来与苏联等国家有关。甲午战争后,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从上世纪30年代便开始了核研究,但没能研制出核武器。因财力等各种原因,日本的研究重点是生化武器,并在中国战场使用或试用,还试图对美国使用生化武器以挽回失败的战局,最终难逃灭亡的命运。朝鲜半岛北部有较丰富的铀矿。1945年战败前,日本始终在进行核研究,包括提出核裂变的设想,美军的轰炸、占领中断了这一研究。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作为日本前殖民地由美苏接管,日本当年在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些核研究设备便遗留给了当时的北朝鲜。朝鲜核研究最早的首席专家李升基毕业于日本京都大学。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后,苏联为了对抗美国,加紧研制原子弹。金日成由苏联扶植上台后,朝鲜便利用日本遗留的设备向苏联出口铀矿。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署后,1956年朝鲜与苏联签署《关于联合组建核研究所协定》。这一年,朝鲜派出约250名科学家到苏联核研究机构工作或学习,其中包括朝鲜后来的“原子弹之父”徐相国。朝鲜在苏联核机构接受过培训或工作过的科技人员在300名以上。1959年9月,朝鲜又与苏联签署《关于双方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也就是说,当初苏联向朝鲜提供的是民用核技术。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差。1960年苏联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国开始独立研制核武器。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金日成便希望从中国得到核武器,被中国拒绝。勃列日涅夫上台后,1965年,苏联以核武器为诱惑拉拢朝鲜,1969年,朝鲜将研发核武器列为国策。

  中苏两个大国的对立,使得朝鲜的地位变得非常特殊,双方都不愿朝鲜变成对方阵营里的一员,朝鲜便正好脚踏两条船,从两头得好处,其中苏联给予朝鲜的好处更多。朝鲜战争刚结束时,由于朝鲜被战火破坏严重,同样因战争而伤筋动骨的中国,咬着牙给予朝鲜大量慷慨的援助。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由于金日成被某些人视为朝鲜的斯大林,中朝关系一度恶化。后来,中国反对赫鲁晓夫盲目批判斯大林,中苏关系越来越僵,中朝关系又进入较为良好的阶段。志愿军驻留朝鲜期间,为朝鲜的战后重建提供了很多义务劳动。志愿军撤回国内时将大量物资无偿转交给朝鲜。这一时期,双方不仅签订了《中朝友好互助条约》,朝鲜在中朝边境划界上也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结果(也许不是朝鲜最满意)。中国核试验刚成功没多久,朝鲜就向中国提出支持其核武器发展的要求,被中国拒绝后没多久,当朝鲜认为苏联有望向他提供核武器时,从60年代中后期开始,朝鲜便与中国疏远,重新回到苏联怀抱。

  1970年后直到苏联解体,朝鲜对苏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40%左右,最高时占到60%。苏联因而也是那一时期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同一时期,朝鲜对中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20%左右,大致相当于对苏贸易的一半。苏联提供的廉价粮食和石油是朝鲜的生命线,因为朝鲜不产石油,也没有其他石油来源。不仅如此,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国家如捷克、东德、匈牙利等国都给朝鲜提供了帮助。但苏联向朝鲜提供核技术以民用技术为主,核武器只是诱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70年代,面对中苏走向战争的危险局面,金日成再次向中国要求提供核武器支持,中国依然没有答应。抗美援朝结束后,毛泽东曾经说金日成“对中国有情绪”,中国再次拒绝朝鲜的核武器要求,不知是否使得朝鲜的“情绪”更大。为了应对中苏冲突的大局,当时中国只能拉住朝鲜,不让朝鲜更深地滑向敌对的苏方阵营。

  如果说拒绝朝鲜获得核武器的要求算是冷淡,那么,那时候的中国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对朝鲜显得更为亲密热络,例如在文化交流和宣传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所熟悉的很多朝鲜电影,如《卖花姑娘》、《金姬银姬的命运》、《火车司机的儿子》、《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一个护士的故事》等,都是在那时进入中国的。其中,《卖花姑娘》据说还是金日成亲自编剧。那一时期,中国译制的朝鲜电影数量远超过同一时期中国自己(港澳台除外)的电影产量。很多那一代中国人对此留有美好的回忆和印象,用今天的话说,类似今天被韩国影视作品、好莱坞电影洗了脑,不能意识到这些显示中朝亲密友好的朝鲜电影背后,是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中苏双方剑拔弩张、火星四溅的危险局面,衬托着金日成“等距离外交”原则下向中国索要核武器的胖嘟嘟笑脸。再比如,那时候中国停下自己的工程,将材料设备运到朝鲜,并派出工程队伍,帮助朝鲜建设了足以抗御核武器攻击的平壤地铁。虽然金日成在世时未能实现朝鲜拥核的国策,但时隔多年,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金将军的心机,说他试图趁火打劫也不为过。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决心与美国实现缓和,停止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并大规模削减核武器。正是在这种局面下,迫于苏联的强大压力,1985年12月,朝鲜很不情愿地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提出向苏联购买可以携带核弹的轰炸机等要求。苏联拒绝了这一要求,改为向朝鲜提供米格29歼击机,同时,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同意帮助朝鲜建造一个民用核反应堆。总体而言,在苏联解体之前,朝鲜基本上是与苏联更亲近,始终傍着当时比中国更强大、更先进的苏联,同时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以获得更多好处。苏联对于朝鲜的影响比中国大得多。

  有人说1992年中国同韩国建交得罪了朝鲜,这个说法是不客观的。实际上,苏联1990年就与韩国建交,引起朝鲜的强烈不满。朝鲜与苏联签订的《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1991年到期。苏联解体后,新生的俄罗斯没有续约。因此,1993年3月,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与它被俄罗斯“抛弃”的关系更大,因为北极熊长期都是朝鲜的主要依靠。当初苏联以核武器诱惑朝鲜,后来又迫使朝鲜加入“核不扩散”,如今苏联不在了,俄罗斯不管朝鲜了,所以朝鲜退出“核不扩散”,要自己搞核武器了。中国1992年同韩国建交,不过是给朝鲜增加了一个小刺激而已。比较而言,中国并没有废除《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相反,1994年,俄罗斯正式宣布废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1992年,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如果朝鲜与中国保持友好合作一条心,还会在1993年退出这一条约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985年朝鲜迫于苏联的压力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1993年及2003年,朝鲜明明知道中国对半岛无核化的态度,依然不顾中国的劝阻,屡次退出该条约。这个事实一方面说明苏联对朝鲜的影响确实比中国大,另一方面还说明那时候朝鲜没指望从中国获得核武器。但如果说是中国得罪了朝鲜,则说不过去,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承诺或暗示向朝鲜提供核武器。

  苏联解体后,朝鲜开始自己研发核武器。除了借助以前苏联提供的核技术,从90年代起,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苏联解体后,朝鲜雇佣了不少前苏联核专家,二是借助巴基斯坦。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核武器之父”卡迪尔·汗曾经到过朝鲜,虽然这个证据不太可靠,但朝鲜核专家到过巴基斯坦则是肯定的。美国后来发现,卡迪尔·汗操纵了一个庞大的国际核技术黑市,向很多国家提供核武器技术,其中包括利比亚和朝鲜。卡迪尔·汗自己也承认向朝鲜出售了核武器技术。当年,美国因为在阿富汗与苏联对抗要借助巴基斯坦,对于卡迪尔·汗研发核武器管束不力,终于酿成卡迪尔·汗操控的核技术国际黑市猖獗,最终不得不迫使巴基斯坦将卡迪尔·汗软禁起来,打掉了国际核技术黑市网络,但已为时过晚。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朝鲜拥核真的与中国没有关系。(补充一点:卡迪尔·汗的核技术来自于他在欧洲的工作经历,欧洲有关方面曾经提醒过美国,要美国注意卡迪尔·汗对核技术的特殊兴趣,但美国未加理会。)

  三、朝鲜谋核只能伤害自身

  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朝鲜的经济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朝鲜经济很糟糕,快崩溃了;有的说朝鲜经济没问题。有的说该给朝鲜经济援助,有的说不该,让他去。还有人指责中国冷落朝鲜,缺乏人道主义,没有给朝鲜提供更多援助。我认为上述说法都不客观,都带有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长期以来朝鲜利用中苏矛盾两头讨好,在当时情况下颇有成效。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人均GDP比中国、韩国高很多。1990年朝鲜的人均GDP依然超过中国。然而,中苏矛盾不会永久存在,苏联甚至已从现实世界消失,彻底隐退于历史中。因此,朝鲜两头讨好、两头索取的“虚拟经济”也无法延续。1993年,由于失去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供血,加上朝鲜宣布不再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使得它的国际关系一时恶化,朝鲜经济直线下滑,人均GDP才与逐步增长的中国相当。在这种局面下,让中国取代苏联阵营向朝鲜提供大量的援助和支持,保持朝鲜比中国更高的人均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对中国人民不负责任的。因此,当初邓小平拒绝朝鲜的索要物品清单,我认为是正确的决定。此后,朝鲜深陷于顽固的意识形态,1996年后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并略有上升,但始终没有回到昔日的最高点。苏联消亡后,朝鲜的好日子似乎一去不返了,中国应该接替苏联继续供养它吗?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的经济状况之所以长期难有起色,除了意识形态原因外,与朝鲜自身的失信,在国际社会缺乏信任度、缺乏商业信用也有关。朝鲜是国际上著名的赖账国家,例如,上世纪70年代,朝鲜购买了1000辆瑞典沃尔沃汽车,至今已40多年还未付款。朝鲜的理由是:瑞典是美国的代理。到2008年,朝鲜共对30个国家欠有外债。在延期还债谈判中,朝鲜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要求债权国免除其全部或高达90%债务。如果债权国不愿意,朝鲜便要求长期延缓还债。大多数国家都不同意,只有俄罗斯表现特殊。苏联从上世纪50年代便向朝鲜提供援助和贷款,并帮助朝鲜建设了70多个工业项目。苏联解体后,朝鲜最初不承认对苏联的债务由俄罗斯接手,试图赖账。经过20多年的讨价还价,2012年,梅德韦杰夫卸任总统前,国际石油价格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还不错,便免除了朝鲜100亿美元的债务,只留下10亿美元的债务20年还清。也算是对叶利钦“抛弃”朝鲜的补偿。据报道,朝鲜对于其他国家还有约二百亿美元的债务,还款都遥遥无期。

  朝鲜如果不从观念意识上做出改变,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只能是一个无底洞,花了钱未必能买个好。因此我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与朝鲜保持正常的经贸关系,而不是无条件的经济援助,是正确的做法。90年代以后十几年里,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基本延续70年代以来的状况,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程度在20%左右,略有上升,大致在20-30%之间。只不过,当年中国对朝鲜除了正常贸易,还有很多难以计算无偿援助,现在,这种无偿援助比过去少了很多。

  2003年,朝鲜再次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次没有像1993年宣布退出那样导致其经济跌入低谷,因为中国发挥了作用。在此之前,朝核问题都是朝美单谈,但因为两者越来越僵,互不信任,美国便请求中方协助,于是才有了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事实上,此刻朝鲜依然要求与美国单谈,但美国不同意。为了给“六方会谈”提供良好的基础,从那时起,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大幅上升。到2010年,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80%以上。这是中国的一片好心,希望朝鲜不要太任性。朝鲜拥核不是中国导致的,“六方会谈”中国也只是摆一个场面,请大家一起边喝咖啡边聊天,目的是实现半岛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只要这个目标实现,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朝鲜经济要获得大发展并非难事。

  朝鲜最终退出“六方会谈”的原因这里不做解释,就中朝贸易来说,不少中国商人或商业机构因为朝鲜的无信、拖欠、赖账、随意调整政策等做法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倒闭。据报道,朝鲜目前对中国也有欠债,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了民间贸易的积极性,很多时候,与朝鲜的贸易不得不退回到以货易货的落后状态。无偿援助是白给,正常贸易是钱货两讫。如果没有钱,至少还可以拿高丽参、矿产等折算。不能总是不劳而获吧,更何况朝鲜曾经转手将中国无偿援助的物资给卖了。朝鲜的经济困难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核武器研发中。其商业失信和赖账等于盗抢别国或别国商人的财物。近日,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转载国外消息指出,朝鲜网络黑客近年来在世界各国银行窃取了近一亿美元的资金,难怪很多国家将朝鲜列入经贸黑名单。近年来,除了韩国出于同胞之谊给予朝鲜一些无偿援助并发展经贸外,国际社会对于同朝鲜发展经贸都避退三舍,制裁并不是所有原因。事实上,韩国除了给予朝鲜无偿援助,也有贷款等支持,但朝鲜同样一直拖欠。

  朝鲜人口约2500万,比北京市常住人口多一点。正常情况下,自给自足没有问题。朝鲜周边还有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这样的经济发达体,借助正常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贸易,很容易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但是,朝鲜顽固地发展核武器,一方面导致大量财富的消耗,影响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因为发展核武器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收入下降,只能从民生上挪用,使自己的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人们对朝鲜经济的评价五花八门的原因。我认为,在半岛无核化实现之前,在朝鲜“先军政治”没有改变时,大量援助和经贸并不能改善朝鲜的民生,只能加速其军国主义化,因而需加以控制。近年来,朝鲜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不过,若朝鲜坚持拥核,国际社会坚决制裁,这种好转不知能延续多久。

  (补充:丹东马姓女企业家陷入麻烦的原因之一是,朝鲜拖欠数千万欠款,该女企业家不得不接受朝鲜的特殊要求,提供特殊产品和材料,以期收回欠款。但该女企业家原来是商场文书,后做普通外贸,并不懂得特殊设备和材料的真正用途,在网络上公开求购,由此惹上麻烦。)

  四、历史虚无主义与西方中心论流毒甚广

  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上,我想换一个视角讨论一下。当今中国正在深刻反思两种思潮,一是历史虚无主义,二是西方中心论,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大致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是没有价值的,中国的文化传统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负面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参照,因为中国历史发展和历史经验不符合西方的一系列原则,因而不能代表文明的进步,只是停滞或者倒退。当今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一方面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批判和反思这两种思潮就显得非常必要。然而,当中国在批判和反思这两种有害思潮时,我们有必要问一个问题: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是否也存在这两种思潮,是否也需要反思?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巨大而深刻。国际学术界所称“东亚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琉球、越南、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一部分。当我们承认中国历史的贡献,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有益作用,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几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大部分历史时段中,总体上是友好的;中国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即所谓儒家文化圈,是有益的,是促进了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的。但是,当人们接受了历史虚无主义,就会否定上述结论。不仅中国如此,周边国家也同样如此,从而认为:几千年来,中国对于周边国家是没有帮助的,没有益处的,甚至认为,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在欺负、欺压周边国家。

  例如,对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朝贡制度,按历史现实主义的理解,就是中国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有益的公共产品。按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解,朝贡制度就是中国对藩属国的剥削,就是周边国家面对中国霸权而不得已的纳贡,是被迫的。这种解释甚至不顾朝贡制度中,中国的付出大于收入,颠倒黑白地认为朝贡制度是中国欺压周边国家的罪证。与此同时,还有很多人说,中国的朝贡制度宁愿多给周边国家钱,不像西方那样搞殖民地赚钱、开拓,简直就是傻瓜。于是,中国在朝贡制度中对周边国家的倒贴行为,在历史虚无主义的描述中,自相矛盾地成为中国欺压、剥削周边国家的事实。这种荒唐现象,很多人熟视无睹,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运用双重标准,任性地强奸历史。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周边国家也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他们自身的历史文明成就都是他们自发产生的,与中国无关。

  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周边国家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越南、朝鲜彻底废除汉字,改用注音文字;日语里汉字越来越少,日本还废除了中医(日本称汉医)。日本确立脱亚入欧原则,就是接受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于是,历史虚无主义便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人不再把遣唐使以中国为宗视为光荣,不再把历史上大量吸收中国文化视为有益。相反,日本把中国人当成“劣等”的“支那猪”,需要日本来统治和改造,并野蛮而残酷地屠杀中国人。此外,越南无视中越之间千百年的友好以及互惠关系,只强调个别短暂的冲突时期,把历史上反抗中国的人视为越南的民族英雄。虽然中越之间产生这种现象有具体的原因,也未必是所有越南人都这么认为,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强化了越南对中国的敌视,也是事实。而且,由于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直到今天,相当多的越南精英仍然以法国文化为仰慕的对象。甚至在经历了与美国的严酷战争后,今天很多越南人还是向往美国,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俘虏。泰国是佛教国家,历史上与中国并没什么冲突,前几年却拍摄了堪称“泰国大片”的电影,以胡编乱造的反抗中国侵略的故事,塑造泰国历史上莫须有的民族英雄。这种现象在菲律宾的历史题材电影里同样存在。总而言之,历史虚无主义深入到中国周边国家,使得他们否定历史上与中国关联、交往的积极意义,把历史上与中国的零星冲突、对抗视为中国的侵略,反抗中国侵略则成为他们的骄傲。

  上述现象在朝鲜半岛同样存在,程度也相当严重。我们今天面对台湾的种种荒唐会发现,当今台湾某些人对于中国大陆的歧视,源于甲午战争后日本殖民台湾时的奴化教育,一部分台湾人的媚日心态至今仍远胜于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人对朝鲜的奴化教育同样深刻地影响了朝鲜人。以至于朝鲜摆脱了日本殖民地命运后,并没有完全回到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轨道,而是向往西方。当然,日本对朝鲜的奴化教育只是他们历史虚无主义来源的一部分。日本毕竟战败了,战胜国的文化自然更强大。中国虽也同为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但像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一样,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

  在北朝鲜那里,从中国回到朝鲜的“延安派”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韩国那里,蒋介石民国政府一直官方列支维持的朝鲜流亡政府也没能发挥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金九领导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同迁到了重庆。金九被誉为“韩国之父”。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金九从事抵抗日本殖民活动,被迫流亡中国,在中国辗转27年,长期得到蒋介石政府的资助。日本投降后,金九回到朝鲜。从资历和民众拥戴程度上说,金九比金日成强很多,但苏联排斥金九与金日成的合作。南朝鲜同样不愿接受金九,最终金九被暗杀。金九在南北朝鲜同时受到排斥,关键就在于他与中国关系良好,而这一点在历史虚无主义影响下,朝鲜南北双方都认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一些反抗日本的朝鲜人逃到中国,与中国人民一起反抗日本侵略。日本投降后,如果这些人回到朝鲜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显然比较容易回到中朝关系的历史轨道,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这一点是美苏都不愿看到的,也是朝鲜的西方中心论拥护者不愿接受的。于是,在北朝鲜是资历和水平都不如“延安派”重要人物的年轻的金日成“将军”由苏联扶植上台。在南朝鲜则是由美国人扶植的李承晚获得了领导权。

  金日成年轻时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1940年抗日联军受挫后退往苏联,队伍改编为苏联军队,金日成被授予苏联大尉军衔,成为他与苏联建立关系的渊源。日本投降后,金日成由苏联军舰送回朝鲜,待遇显然比同杨靖宇一起战斗时优越多了。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领导人合影的照片里可以看到,当时朝鲜人民军的制服是苏联红军的马裤、长筒皮靴样式,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洋气多了,身着朴素军服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在满身苏式军服的金日成面前,简直就像一个老农民。金日成的礼仪习惯也是苏联式的拥抱、吻脸。

  李承晚是朝鲜没落贵族出身,早先从事反抗日本的朝鲜独立运动,那时便受到美国人的保护,并改信了基督教。1904年李承晚前往美国,获华盛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1945年,李承晚乘坐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在40多年的时间里,除阶段性地离开美国外,绝大多数时间李承晚都在美国从事“外交”,甚至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李承晚在美国连续居住最长时间为33年。由此可见,三八线划定后,苏联和美国都选择了对他们忠心耿耿的朝鲜人担任领导者,对中国友好的人都被边缘化。南北朝鲜都成为西方中心论的信奉者,实践者。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日成先胜后败,差点离开朝鲜流亡国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金日成保住了政权。按理说,金日成即便无需承担责任,面对大量中国志愿军战士的流血牺牲,也应该重用或尊重“延安派”。但是,金日成依然掌握领导权,一方面大量获得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大力排斥和清洗“延安派”,导致中朝关系急剧恶化。此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得中朝又进入一个关系良好时期。然而,1958年,最后一批志愿军撤离朝鲜后,1959年春,朝鲜拆毁了箕子墓和箕子庙。箕子是商朝末期“三仁”之一,因受商纣王迫害而逃亡到朝鲜。他成为朝鲜进入人类历史、接受中华文明的起源,朝鲜最初的历史也因此被称为“箕子朝鲜”。金日成认为,箕子这个人物根本就不存在,箕子墓、箕子庙也毫无意义。抹去箕子在朝鲜的历史痕迹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所导致的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彻底切割。与此同时,朝鲜借助有很大疑问的“考古证据”,确立了朝鲜本土自身的文明起源,以示表明朝鲜的历史文明与中国毫无关系。中国对此并没有计较,因为那时的中国自己也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认为箕子之类儒家称颂的人物没什么意义和价值。朝鲜还破坏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纪念馆里志愿军史料被替换,以至于1967年中朝双方都撤回了各自的大使,外交关系降至临时代办。不过,后来因为又需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朝鲜对中国志愿军烈士陵园进行了修复。

  朝鲜核技术的发展历程表明,朝鲜基本上一直以苏联为靠山。在中苏对抗时期,朝鲜即便没有与中国闹翻,实际上也与苏联保持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虽然几十万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保住了朝鲜政权,但是,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在欺负朝鲜,大汉族主义长期不公正地对待朝鲜等周边国家,那么,朝鲜何必感激中国?几十万志愿军的牺牲,在潜台词里,就当是中国还历史旧债。关于朝鲜教科书对于志愿军历史的解释和描述,网上有很多文章。我没有看过朝鲜的教科书,但我认为,朝鲜为了突出金将军的伟大、光荣、正确,淡化志愿军的作用和贡献是有可能的,站在朝鲜的立场也顺理成章。

  再说,90年代以前,在苏联的帮助下,朝鲜的经济状况、生活条件比中国好得多。上世纪70-80年代是朝鲜的黄金时期,年人均GDP在600-1000美元之间(还有材料说2000美元)。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年人均GDP只有100-4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年人均800美元是我们的阶段目标。这样的对比以及历史虚无主义导致朝鲜在中国面前自视甚高,西方中心论导致朝鲜更重视苏联和西方。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歌颂古代反抗中国“侵略”的朝鲜“民族英雄”的韩国影视作品,这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结果。在对待中朝古代历史方面,南北朝鲜并没有多大差别,金氏朝鲜在这个问题上内心同样强烈。

  上世纪50年代,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到60年代该思想据说系统化了。“主体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内容?字面上理解,它是不同于中国和苏联的另一种思想体系,究竟算不算马克思主义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并没有多少人关心、研究。但有一点很清晰,金家延续三代的“主体思想”核心之一便是反对“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差不多是朝鲜的一个专有名词。金日成对此有不少论述。例如:“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事大主义“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等等。表面上看,反对“事大主义”针对所有大国,似乎包括苏联(俄罗斯)、美国、中国、日本等,但如果了解“事大主义”的来源,我们就会知道,它基本上完全针对中国。

  朝鲜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事大”一词出自孟子,指春秋战国时期大小国家之间“以小事大”。这里的“事”可以理解为“服侍”或“听命从事”。朝鲜历史上长期奉行“尊华事大”,以至于古代朝鲜官衙中,有专门的“事大司”,并居各司之首。那时候朝鲜的“事大司”基本等同于“对华友好司”。千百年来,“尊华事大”可以说是朝鲜的基本国策。但是,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对华“事大主义”在朝鲜遭遇严峻挑战。继续奉行“尊华事大”的朝鲜传统人士被亲日的新派人物定为“事大党”,在朝鲜遭到批判和抛弃。二战结束后,在反对“尊华事大”方面,朴正熙与金日成基本没有差别。金日成说:“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李朝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金日成的这段话非常明确地将反对“事大主义”的矛头指向中国,也使得某些人将今日朝鲜定义为“儒家社会主义”沦为笑柄。我们也许可以从新中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出发,理解南北朝鲜的这种心态。但是,朝鲜批判“对华事大主义”其实犯了明显的错误。

  金日成说:“历史经验证明: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事实上,朝鲜千百年来奉行“尊华事大”并没有亡国。相反,朝鲜抛弃“事大主义”时,却真的亡国于日本。日本战败后,南北朝鲜一方面继续反对“对华事大主义”,另一方面却奉行“对苏事大主义”、“对美事大主义”,甚至“对日事大主义”也若隐若现,无疑是南北朝鲜在反对“事大主义”方面自打耳光。在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南北朝鲜反对“事大主义”的唯一对象其实就是中国。当苏联阵营还在时,朝鲜宁愿听命于苏联也不愿听命于中国;当苏联阵营消失后,朝鲜宁愿另立山头,也不愿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1992年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朝鲜居然威胁要与台湾发展关系,更可以看出它内心并不尊重中国。所以,某些中国人认为朝鲜与中国是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是中国的小弟等,基本属于一厢情愿,是热脸贴了冷屁股的单相思。在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金日成以后的朝鲜内心并不看重中国,中国对于朝鲜来说,更多只是利用对象。排斥了“延安派”后,朝鲜在培养接班人以及年轻干部方面,并没有向中国靠拢,反而是将“王子、公主”等送到欧洲贵族学校接受教育,同样体现了朝鲜在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思潮下中毒之深。

  朝鲜顽固地发展核武器,与上述对中国的不信任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总以为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是对近代以来中朝关系缺乏深入了解。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才会说,习主席同他说了十分钟,他便明白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特朗普的话,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习主席的简单讲解,美国消除了一些在朝核问题上对中国的误会。事实上,这种误会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也存在,他们的对朝认识和理解,一厢情愿的程度令人吃惊。由此也影响到对美国的认识。

  五、朝核问题背后的中美关系

  如果说朝核问题与中国有关,大概只在于中国没有向朝鲜提供核技术,也不支持朝鲜谋求核武器,从而引发朝鲜的不满。至于朝核问题形成过程中,美国是否言而无信,是否采取双重标准,朝鲜是否表里不一,我既不想为美国辩护,也不想替朝鲜辩护。由于朝核问题离不开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当年的对手、当今的世界大国,因此,有必要审视一下中美关系。

  由于新中国立国不久就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打了一场恶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从那时起,在那一代以及后来的中国人那里就基本定型了,成为敌对的化身,加上后来的越南战争,以美国为敌的意识得到了更大的强化。同时,由于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以大无畏的气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令世界震惊的成果,迫使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坐到谈判桌上,新中国的国威由此树立,中国人的自豪感由此闪闪发光,很多人对那段历史也就抱有极其诊视的情感。这当然是应该的。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情感也影响了某些人对于美国的认识。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今天的中国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而要走一条正路。何为老路、邪路、正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指向。对于中美关系,我认为,老路就是中美对抗的敌对关系,邪路就是彻底依附美国的盲从关系,正路就是新型大国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可以用二十年粗略划分。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50-60年代,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特征就是敌对。第二个阶段是70-80年代,特征是缓和,和平共处。第三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10年代,特征是中美经济捆绑,形成所谓“中美国”。套用十八大报告的论述,第一个阶段的中美敌对就是老路。第二个阶段,由毛泽东亲自主导,改变了中美敌对的局面。可惜,毛泽东主席未能走完这个阶段便与世长辞,加上这个阶段中世界上发生很多大事,中美关系在缓和的情势下进行调整,这一阶段可以认为是一个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中国埋头发展经济,不能说已经走上了邪路,但的确呈现了走向邪路的趋势,例如一切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民主国家不打仗”等言论风行一时,以美国民主批判中国“独裁”,颜色革命在中国蠢蠢欲动,某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次次公开进行倒计时等。简而言之,对于中美关系,老路就是敌对,邪路就是盲从。

  上世纪90年代朝核问题产生以来,走老路和走邪路的声音就开始出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对朝核问题非常重视,朝核问题一时间又成为全球焦点,这两种现象近来便喧嚣尘上,显得特别突出,甚至都走向极端。在朝核问题上,所谓邪路就是完全听从美国,美国想对朝鲜采取什么行动,就主张中国紧紧跟随,助美国一臂之力,以求快速、彻底解决朝核问题,甚至不考虑后果。所谓老路就是坚决反对美国,坚定支持朝鲜与美国对着干,甚至认可朝鲜拥核,主张中国再次出兵保护朝鲜。换句话说,邪路认为朝鲜可以抛弃,老路认为失去朝鲜中国便危在旦夕。在中国最近的舆论场中这两条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相互谩骂,或指责对方是汉奸走狗,或宣布对方是独裁拥趸。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四十年前“摸着石子过河”相比,今天的中国显得更为自信。虽然很多方面还在转型和定型的过程中,但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等等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热词。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改得还不够彻底,简单说,所有制、政治制度方面还没有完全像美国一样,中国不按美国模式发展,自己搞什么中国模式就是错误。另有一些人认为改革已经改得太过了,已经同美国穿一条裤子了,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客观地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有现实事例可以佐证,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将局部现象扩大到全局,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他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共同否定中国已有的改革和发展。

  邪路相当于极右,老路相当于极左。在朝鲜问题上,极右邪路认为就应该同美国一样对待朝鲜,因为中国的改革目标就是最终和美国一样,共产党应该推翻。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护着朝鲜这个共产党独裁国家?极左老路认为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朝鲜保持着社会主义原生态本色,维护朝鲜就是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最后的希望,所以就应该支持朝鲜同美国对着干。形象化地说:极右爱美国,反对朝鲜;极左爱朝鲜,反对美国;两者都不爱中国,都反对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他们都对当今中国不满意,都将当今中国执政党称为带有贬义的“特色党”。极右说,西方已经有普世价值,“特色党”就是违背人类普遍价值。极左说,共产主义为最终理想,“特色党”就是放弃理想的托词。

  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换个说法也可以表述为:不能用毛泽东否定邓小平,也不能用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由此我们看到,在朝核问题上,极右邪路就是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用邓小平否定毛泽东;极左老路就是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用毛泽东否定邓小平。我们必须指出,两者都是错误的。

  面对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国外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担心。结合西方古代观点和近代历史,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被大肆炒作,意思是说,“新大国”中国和“旧大国”美国必将像古希腊斯巴达与雅典城邦以及当年德国和英国一样发生严重冲突。中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然而,走邪路的认为,中国只有同美国一样,才不会落入陷阱(即所谓“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谬论)。走老路的要求对美国必须保持敌对,恰恰给“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佐证。因此,朝核问题虽然只是在中国临近的一个小国发生的问题,但它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引发尖锐的对立和冲突。即便一些以往表面上观点区别不大的群体,在朝核问题上也变得怒目相向、面红耳赤,因为它几乎涉及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实现“中国梦”所能涉及的所有观念、理论问题。

  当今中国正面临巨大的上升空间,“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这不是一句空话。在这个现实面前,中国需要也正在进行脱胎换骨的转折与转型,由此将带动世界的转折与转型。各种思想观念的激辩与冲撞已不是简单的学术讨论,而是延伸到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深处,它甚至需要对西方中心论所描述的人类全部历史进行改写。朝核问题的交锋是这一巨大历史变革提前来到的微缩版。

  那么,老路、邪路之外的正路究竟是什么?我们给了它一个“新型大国关系”的名号,然而,对于美国、中国乃至世界,“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什么?“新”在何处?前文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大致可按每二十年的区隔,分为三个阶段,那么,中共十八大以后,也就是说从21世纪1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将进入第四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本质是什么?在这个新阶段里,中美关系会呈现怎样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访美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谈话中讲到:中美有一千个理由搞好关系,而没有一个理由搞坏关系。我认为这就是给未来中美关系的定调,就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展开一点说就是中美需要平等、互利、共赢的合作,它对中美各自有利,也对世界有利。对抗的老路,盲从的邪路,都不是选项。具体到朝核问题上,中美同样需要合作。至于中美如何平等互利共赢,是否就等于牺牲朝鲜,我认为不能武断下结论。政治具有灵活性、策略性,在公开性的同时也有隐蔽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精确分析和预测。然而,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可以被认定的。对于平等互利共赢,我们不能仅仅从中美两国或韩朝双方着眼,还应该看到全球、全人类的利益。

  事实上,大国虽然有为自己谋利的私心一面,同样也有为全球利益做贡献的一面。以往的美国如此,古代以及未来的中国也将如此。大国的担当和责任就是为全球整体利益而弱化一些本国利益。不可否认,大国在全球有它的特殊利益,例如五常的一票否决等,但是,这种特殊利益并非只是为本国谋利,还需要对世界和人类负责。大国的特殊利益与特殊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朝核问题上,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削减核武器、防止核扩散、最终完全销毁核武器,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促使朝鲜弃核,符合这一利益;认可朝鲜拥核,违反人类共同利益。有些敌视美国的极左老路宣称:朝鲜拥有核武器就是美国搞的鬼,故意在中国周边形成核武器的包围情势。如果这种观点成立,朝鲜拥核要么是配合美国围堵中国,要么就是愚蠢地上了美国的当,那么,极左人士支持朝鲜,认可朝鲜拥核,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们不能用情绪代替理性。在中国周边,日本曾试图拥核,韩国有过同样打算,中国台湾曾经离拥核只有一步之遥。之所以都没有实现,主要是美国阻止的结果。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都遗留了大量核武器,成为事实上的有核国家。为了消除前苏联国家遗留的核武器,美国出钱,一方面帮助销毁核武器、核设施,另一方面帮助安置昔日核武装部队退役人员,同时还给上述国家的核专家提供工作,免得因生活困难在金钱诱惑下被其他国家利用。拆毁后的高浓缩铀等核材料交给俄罗斯稀释后,美国购买,转为民用。对与中国接壤的哈萨克斯坦的遗留核武器,美国也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如果说美国帮助乌克兰、白俄罗斯销毁核武器是为了欧洲的安全,那么,美国帮助销毁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如何能与用核武器围堵中国的说法相一致?如果是美国故意让朝鲜拥核,那么,下一步美国又有什么理由不让日韩和中国台湾拥核?任由他们拥核不就是真正围堵中国吗?而且,日韩与中国台湾在技术和财力上比朝鲜强得多,拥核更容易。因此,敌视美国的老路意识在情绪化的宣泄中,常常自相矛盾而不察。

  我们可以说美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有不当之处,但不应该认为美国为了对付中国,故意在中国周边制造核武器包围中国的态势,也不应否认美国在核裁军、防止核扩散上的真诚努力。事实上,做这些事都是有代价的,付出这些代价未必都有经济回报,这就是大国特权与大国责任关系的体现。中国要成为大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要与美国形成“新型大国关系”,对抗与盲从都不行,只有平等合作这一条路。朝核问题虽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要想解决,离不开中美两国。对此,中美两国平等协商、合作解决是必然出路。面对这一局面,我认为,当今中国人需要开始培养大国心态。

  六、中国需要树立大国心态

  何为大国心态?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经验中寻找参照,这也是我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侧面。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人类优秀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承担和扮演世界(中国称之为——天下)领导者、管理者的角色。但中国在19世纪工业经济时代被西方武力打败了,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被西方榨尽了膏血,从根本上被西方蔑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失去了世界管理者的坐席,变成了一个被压迫者。从那以后,振兴中华、民族复兴是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然而,在实现这一梦想的过程中,任何试图依附、迎合西方管理者的选择都无法圆梦。从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到二战后蒋介石“荣登”四强,中国都没有摆脱被不公正对待的命运。只有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的奋斗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光荣,“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是真正的骄傲和自豪。

  新中国成立68年了,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很多时候这种变化来得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意料。当中国还在自谦我们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却在说:谁信?日本人说,有航天、有航母的中国如果是发展中国家,那么日本更是。日本人说这话既带着无奈,也体现了世界历史再次剧变的明确迹象。明治维新、甲午战争后,日本曾经那么看不起中国,如今,他们不得不充满嫉妒和羡慕地看着中国迅速超越日本。中国的确是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的GDP增长长期是、依然是全球第一。日本之所以不是发展中国家,从他们GDP几十年停止增长就能看出来。而且,中国的发展的确太吓人了,一年就是别人一个国家。不夸张地说,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脚步的震动。美国前几年说中国要承担国际义务,不能总是搭便车。那时候我们还很谦虚,甚至对自己的力量认识不足,不知该如何接美国的话。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开始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中国想不发挥作用都不行!别人时刻都在听着你、看着你、请教你。习-主-席访问非洲时,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希望与中国领导人说几句话,忙不过来,习-主-席只好与数十位非洲各国领导人一起共进早餐。非洲如此,欧洲同样如此。没有中国人出席的国际会议大概都算不得重要,中国不同意的国际决议,结果大致都不尽如人意。当今中国不得不意识到,即便我们不愿意、不理解、不相信,别人也已经把你当成举足轻重的大国。

  所以我们提出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之一就是,中国必将重新回到应该有的、曾经长期拥有的天下管理者的位置,天命所归,中国无法推脱。这个趋势是如此地清晰,所以才会有中国威胁、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取代西方等各种惊叹。而中美冲突是这种趋势下最令人担心的命题——中国要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大国之一,真的像某些人所言,“中美必有一战”吗?事实上,这又落入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事实、是规律,那也只是西方的事实和规律。只要我们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就会发现,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总要担心、提防超越中国者。换句话说,中国从来不是给别人挖陷阱,而是避免自己落入别人所挖的陷阱。中国早已多次体验过落入别人陷阱的痛苦,将心比心,中国真的不愿意给别人挖一个陷阱,甚至都不会,忽略了这个技能。所以我们才将“和平崛起”改称为“复兴”。这是尊重历史,这是中国真正的大国气派。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相比,只有二百多年的美国在承担大国责任的时候还显得青涩、稚嫩。中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不想干掉谁。中国不想颠覆世界,不想独霸世界,只想参与世界的共同管理,让现有的世界秩序变得更加合理。所以中国发起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当美国说中国不能总是搭便车的时候,中国却说:欢迎全世界搭便车!这是大国的宣示。那么,中国准备好了吗?

  我认为,相当多的中国人还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还缺乏做大国民的大国心态。何为大国心态,可以展开讨论。然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判定,某些心态肯定不是大国心态。例如,极左老路的对抗心态,极右邪路的盲从心态,都是不大国心态。极左老路把自己定位于永远的反抗者,极右邪路把自己看成参拜大哥的黑道小弟或暴发户。暴发户心态有点突然而至,欣喜若狂地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最简单地盲从紧跟美国。它肯定不是大国心态,不用多费口舌。反抗者心态则由来已久。对于当今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最难的事情可以做一个粗略的类比:类似朱元璋——要在一生短短的几十年里,从早年穷困潦倒的乞丐变成底层造反者,再变成造反者领袖,再变成一个国家最大权威的管理者。这种剧变足以令人头晕目眩。也就是说,昨天的反抗者今天要面对其他反抗者了。当今中国要面对众多对现有世界秩序深怀不满的挑战者了,中国已经不再只是挑战者,而成为了挑战对象,或者同时身兼双重角色。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停留在反抗者阶段,似乎做反抗者还没过足瘾,显然离大国心态还有距离。以前曾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学术讨论。在我看来,这一讨论更多只局限于中国国内,缺乏全球视野。中国过去之所以要反抗,是因为英国、美国、苏联等世界管理者做得不好,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老师打学生”是西方失职的具体表现之一。当时的中国还没能力参与世界的管理,只能做一个反抗者。如今,中国真的已今非昔比。

  有人说,美国不会变,美国永远会霸道下去,所以我们必须永远反抗。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美国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很长的国家,担任世界管理者的时间不过才五六十年,缺乏管理世界的经验。好在美国还算好学,也在慢慢的改变。当然,由于历史渊源,美国担任世界管理者,主要是向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学习,而这些国家都把自己的历史传统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成为近几百年来西方中心论一以贯之的继承者。所谓西方中心论简单说就是:只有西方是正确的,只有西方代表了人类先进文明,西方以外的文明都是落后的。它也因此与其他民族的历史虚无主义形成了配套。当今中国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反对这两者。很多西方学者早已经指出这两者都不正确。文化多元主义是西方近年来对西方中心论的修正,不过在我看来,这一修正的实际成效有限。文化多元主义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都有平庸化泛滥之势,与西方中心论形成两个极端。

  反对西方中心论自然离不开反对当今世界西方中心论最大的执行者。美国在全世界用武力推行民主,便是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体现。所以,反对美国并非没有道理。中美未来要合作,并不是盲从美国,也不是要否定抗美援朝的意义,那时的美国自高自大,把武力推进到中国边界,欺人太甚,中国必须反抗。然而,任何事物都不能绝对,美国也在变化。如果说板门店谈判已经体现了当初美国不太情愿地与中国平等相待,那么今天,美国若还想对朝鲜动武,能不认真考虑中国的意见吗?(补充:美国延续英国的做法,将他们的文明自豪感延伸到古希腊。的确,当今美国与古希腊的雅典有不少相像,除了方尖碑等建筑物外,其他例如,雅典在其他城邦派驻军队,在海外安置军事移民,经常耀武扬威,对别人进行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用武力推广民主制度、迫使各国缴纳贡金,取消各国货币,统一使用雅典货币,等等,两者确有很多相似,只不过在很多西方的历史叙述中,他们更多只强调雅典的个别细节,忽视其他细节,或者对古希腊或雅典在总体上做出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结论。)

  美国延续西方中心论的那套做法已经在世界上遇到很多麻烦,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如果美国不改变,还想自以为是地独自管理世界,只会使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看到,美国的确在反思,在改变。有些快,有些慢。美国之所以能取代西方旧大国,成为首屈一指的现代大国,除了延续西方的传统,还有一个关键是有意无意之间向中国学了不少,这个缺乏经验的新国家总在学习各种可能有用的东西。例如,来自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在美国成为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例如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政教分离、政商分离的做法等。虽然在政商分离方面美国做的并不很好,那是因为没有学到位。而我们自己则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把政商分离的中国传统淡忘了,甚至抛弃了。从美国改变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份额以及对TPP、亚投行、一带一路的态度变化看,美国的这种改变的确在发生,世界各国也认可了中国地位不断提高的改变。

  我们可以说美国以前太自以为是、霸道傲慢 ,但我们正确的选择是,在中国成为大国的时候,运用中国智慧和中国原则,帮助美国改进,用基辛格的话说,就是中美共同进化。举例来说,有人批评美元霸权,这的确存在。换一个角度看,美元霸权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模仿,只不过年轻鲁莽的美国没有搞懂朝贡制度的精髓,更多地把它变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忽略了为世界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公共产品的本质,这也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其实,美元霸权与雅典提洛同盟的金库很像,其独占利益的做法很快招致同盟内部的不满)。中国古代朝贡制度同样谋利,不同的是,朝贡制度的“利”是安定与和平,为此宁愿多花点钱。而美国的谋利没有摆正经济利益与和平安定的关系。美国管理世界的方式是,借助美元等一系列霸权,获得了自己较大的好处,但造成的不公正引起反抗,美国便将利用特权赚来的钱花到了军事镇压上。这种方式,利益出入是否合算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即便美国方式能够勉强维护住国际秩序,最大的负面效果是,美国到处都落下骂名。而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方式是,在大家发财的原则下,中国可以少赚点,给别人留下获利空间。由此换来的结果是,用和平手段使得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得到维护,战争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古代中国没有利用大国特权多赚钱与没有因为镇压反抗的军事行动而多花钱,经济效益上总体是否合算,不去说他。最大的好处是,历史上很长时间里,周边国家骂中国、恨中国的不多,夸中国、羡中国的很多。近代以来朝鲜批判的“尊华事大”,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周边国家必然的、唯一的正确选择。

  在朝鲜问题上,中俄(苏)朝与美韩当初是互相敌对的,如今,中俄都与韩国建交,化解了这种对立,但美国并没有同朝鲜建交,依然延续着“停战”状态。这不得不说是美国的狭隘心理。可见中国“和为贵”的思想还没有被美国真正接受,年轻气盛的美国还停留在用拳头说话的阶段,就像校园霸凌的青少年。即便有“胡萝卜加大棒”一说,美国常常是:胡萝卜分配不公平,大棒乱挥。

  中国要复兴,要实现“中国梦”,重新成为大国,现在就需要调整,中国人需要成为大国民,要培养大国心态、大国意识。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不会出现美国等以前西方大国的昙花一现。自己变成别人羡慕的榜样,再去行使管理,别人就容易心服口服。当我们说反抗、造反心态不是大国心态时,如果本国内部反抗、造反者层出不穷,这样的大国若要行使世界管理权,结果可想而知,那就会类似包括美国在内的一系列轮番交替的西方大国,都很难让人心服。首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同时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维持合作关系,再适当地承担世界责任和义务,我认为是未来中国的重要原则。之所以说是“适当的”而非“完全的”,是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世界政府,世界的事情主要靠个别有能力的大国协商、合作解决。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和美国需要在很多方面共同合作,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基调,它需要中国和美国共同调整。

  当然,美国的改变不会一蹴而就。举例来说,英美关系实际上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反例。有些人总是拿英德关系证明“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从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到英国心甘情愿地交出领导世界的第一把交椅,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没有超过美国,这个目标预计在未来五到十年会实现。如果拿英美关系作参照,再加以乐观的预期,美国彻底改变心态的时间比英国缩短一半,那么,美国真正心服口服地与中国平等相处,估计还需要30年时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老人已很难改变。中国和美国的未来将建立在两国今天的年轻人身上。到那时,他们会觉得今天在朝鲜问题上吵吵嚷嚷的是一群过时的老人,可笑又可爱。

  对于中国来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说中国古代管理天下的方式可以简单地拿来,现成就用。世界在变化,中国古代传统未必完全合适。所以,反对西方中心论也不是说西方的一切都是错误。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中庸是一种需要意会的宏大境界。我们反对“老路”、“邪路”,也是因为他们都走向极端。未来的中美合作不会是心心相印、亲密无间的状态,而将是有惊无险的长期博弈。在这种状态下,前三十年的“独立自主”不能放弃。虽然后三十年我们不主张对抗,但是,如果有人只想与中国为敌,那么,我们也将毫不客气。

  七、朝鲜问题不等于朝核问题

  朝核问题的产生与中国无关,中国最初对此只是明确表示态度,不支持朝鲜拥核,并没有多少实质行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开始介入朝核问题,立场也很鲜明,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反对动用武力。这一变化具有历史重大转折的意义。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并最终销毁核武器,但在全球防止核扩散问题上,中国过去只是管好自己,并没有试图管别人,那时的中国也缺乏这个能力。上世纪80年代,当美苏核裁军热火朝天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经说:只要美苏实实在在地核裁军,中国一定紧紧跟上。这话意思很明显,美苏当时具有全球影响力,中国管好自己,其余的事情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在当时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今,中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国际事务,全球核裁军、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其中一项。中国反对用武力方式解决朝核问题能否奏效,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重新回到真正的大国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一场考验。也就是说,中国作为大国,原则明确:朝鲜必须弃核;立场坚定:半岛不得动武;那么,大国的意愿能否最终实现?如果只是说说而已,别人也只当你放放空炮,这样的大国就太水了,没人会把你当回事。如果说到做到,一言九鼎,落地砸坑,比较而言,美国几十年没搞定的事,中国介入后,中美合作使得老大难的朝核问题按照中国预定的方向得到解决,对于中国地位的全球认可,对于中国自信,对于促进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对于全球和平等一系列国际事务,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只要中国没有改变全面禁止、最终销毁核武器的终极目标,要求朝鲜弃核的原则就不会变。因此,某些中国人主张认可朝鲜的拥核身份,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大国初试啼声便自食其言,还有何颜面自称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只能被风吹散去。

  然而,朝鲜弃核不等于抛弃朝鲜。事实上,很多人将两者混淆了,这种混淆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美国几十年来没有搞定朝核问题,症结就在于将核问题与推翻或改变朝鲜政治制度混为一谈。每当解决朝核问题有了点起色,朝鲜也表示了弃核的意愿并有所行动,美国试图一举两得的念头便会冒出来。例如,宣布朝鲜为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将朝鲜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盼望朝鲜政权在压力下自行崩溃等等。(补充:美国宣布的几个轴心都面临同样的局面,其中,由于意识形态以及朝鲜的特殊环境等原因,美国对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心最大,难度也最大。)于是,美国与朝鲜谈判中答应好的事情拖拖拉拉不兑现,潜台词就是,一旦多施加点压力或等到朝鲜政权垮台,弃核与其他目的便都实现了,何必还要付出实际代价。朝鲜弃核换美国援助,在某些美国人看来,不就等于变相支持共产主义独裁政府吗?美国内心对此不情不愿。美国的这种做法一方面导致美朝之间的信任度降至冰点,另一方面也导致朝鲜将拥核与维护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利比亚卡扎菲的反例,朝鲜拥核自保的立场更为坚定。曾几何时,卡扎菲弃核,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利比亚与欧美领导人互访、晒亲密,是打动朝鲜弃核最有利的王牌。结果,卡扎菲在欧美武力之下死于非命,对于朝鲜弃核起到彻底相反的效果。

  美国这种强迫别人改变的心态和做法,源自于他们一神教的强大传统。一神教对于教义上的不同看法,一律视为异教、异教徒,必欲改之而后快。虽然美国宪法接受了中国历史经验,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在世俗政治中,一神教的潜意识依然根深蒂固,用武力方式强行推广所谓民主制度的“普世价值”与历史上的武装传教本质上是一样的,是一神教思维残留的确凿表现。美国将朝鲜弃核与改变朝鲜政体混为一谈可以类比为一神教的政教合一做法。如果将核武器、核扩散视为国际社会的“政”,那么,政治信仰可以类比为“教”。美国将两者混为一谈就是改头换面的政教合一。在真正的政教分离原则下,要允许信仰自由,核问题完全不必同政体、信仰挂钩捆绑。谁都不能用武器和暴力来推广、维护自己的信仰或威胁对方的信仰,这对美朝双方都有效。美国嚷嚷要动武,朝鲜叫嚣要以牙还牙,两者的行为方式没多大差别,所以我才说朝鲜中了西方中心论的毒,潜意识里与西方一样。中国某些极右邪路不加分辨地接受了美国,便将朝鲜弃核与抛弃朝鲜混为一谈。事实上,极左老路同样是西方一神教观念下异教、异教徒的反抗意识。极左老路、极右邪路观念在中国的泛滥,可见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同样影响深远,批判和反对这对“双胞胎”,在中国任重道远。

  朝鲜必须弃核,中国的这一原则不会动摇。但朝鲜是否需要改变政体或者改革,是否愿意维持现在制度方式,半岛如何实现统一,中国并不想强迫朝鲜,甚至也不想好为人师地规劝朝鲜。中国的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中国古代千百年就一直是这么做的。我们说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有强大的同化能力,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国从来不用武力强迫别人接受中国的文化。只要中国自己做得好,别人自然就接受你的文化制度,例如北魏。有些周边民族自愿部分接受中国的文化制度,例如契丹、朝鲜、琉球、日本等等,接受程度深浅不一,中国也不会对别国横加干涉。有些民族愿意保存他们的文化制度,例如很早就来到中国的、信仰不同外来宗教的各国人士,中国也从来没有歧视。所谓同化就是用非武力的方式让别人自愿接受,其本质在于中国文化至少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优越性。所以,今天的中国要借鉴历史经验重新成为大国,不管支持还是反对朝鲜政治,都不该将朝鲜弃核与朝鲜改制合二为一,应该明确地将两者分开。邪路要求两个都抛弃,老路要求两个都保留,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帮助。特朗普与习主席会面后,美国最近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变化,美国已表示不以改变朝鲜体制为目标,还提出可以与朝鲜领导人见面,我认为是美国被中国说动的迹象。但愿这个改变对于解决朝核问题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把朝鲜弃核等同于改变朝鲜政体,一些因反感中国改革“资本主义化”而留恋朝鲜政体的人便曲解了当今中国政府对于朝鲜弃核的坚定立场,粗暴地以为这就是要抛弃朝鲜。他们还举出中国近代史上的例子,极度夸张地宣称失去朝鲜就会亡党亡国。事实上,中国古代各朝代能否长治久安,与是否拥有或失去朝鲜没多大关系。近代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一是在朝鲜所处的东北方向有强大的外敌,二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无能。今天,中国的东北方向是否还有强大外敌,可以商榷,但是,把朝鲜看做是当今中国命门、软肋的说法,最大的错误是,把当今中国政府依然看成是当年软弱无能的晚清、民国政府。某些极左为了渲染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失去理性的偏执,声称朝鲜200万军队替中国挡住了美国。这种愚蠢的言论是对毛泽东深思熟虑决策的侮辱,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侮辱。如果朝鲜真能挡住美国,要志愿军干吗?志愿军将士的流血牺牲,难道是中国人自作多情?没事找事?我认为朝鲜领导人与美国为敌,只是为了他自己,绝非为了中国。朝鲜发动战争以来,更多只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并不总是把他的利益与中国绑在一起。在核问题上尤其明显。中国再三再四地表明中国的立场和要求,但朝鲜几乎丝毫不加考虑。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朝鲜并不看重他与中国的历史和关系。狂妄自大的韩国把他们的历史地图扩展到小半个中国,朝鲜虽然没有公开这么说,内心的想法与韩国也差不多,比方说朝鲜曾向中国提出过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很多中国人对于朝鲜的认识,真的不过是幼稚的想象。

  有极左人士说,如果中国明确给朝鲜提供“核保护伞”,朝鲜就没有必要拥核了。所以,他们对中国不给朝鲜明确核保护的做法也大加鞭挞。在我看来,为别国提供“核保护伞”是变相的核扩散,原则上中国并不愿这么做。中国关于核武器的原则简单说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全世界早就有舆论要求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带头宣布共同遵守这一原则。俄罗斯曾经宣布了,后来放弃了。中国首倡并认真奉行的这一原则其实广得人心。随着中国作为大国影响力的扩大,我相信“不首先使用”“不对无核国使用”原则一定会被各有核国家共同接受,成为实现全面禁止、最终销毁核武器这一终极目标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成果。如果有核国家都承诺这项原则,何必还要对无核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像朝鲜这样的无核国拼命要拥核,还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岂非自找苦吃或故意捣乱?当然,目前以美国为首的有核国家还没有宣布接受这一原则,提供“核保护伞”的说法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具体到朝鲜,我认为也没有必要为其提供“核保护伞”。

  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中国还没有核武器。面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以惊人的勇气,付出巨大的牺牲,迫使美国坐到谈判桌上。1961年,《中朝友好互助条约》签署,承担了共同对敌的责任。这在中国所有对外关系中是唯一的。当这个条约还在有效期内,当中国还是朝鲜最重要的交往国,朝鲜却不听中国苦口婆心的劝阻,一意孤行地发展核武器,说明了什么?我认为说明了朝鲜对中国的不信任,就是主体思想所谓反对“事大主义”, 不愿听从中国这个大国。基于金家在苏联时期超过中国的优越心理,金家后人今天不愿承认 “屈从”中国的矮化。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朝鲜导致的对于中国整体不信任的表现,同时也是朝鲜对志愿军历史的否定,说明了朝鲜是以小人之心度中国君子之腹。当年中国没有原子弹都替朝鲜扛住了整个天空,如今,条约还在,朝鲜却顽固地发展核武器,就是对中朝历史关系的否定,甚至是变相地指责中国背信弃义,变相地认定中国会背叛自己的条约义务。可见朝鲜受历史虚无主义的毒害有多深。事实上,朝中社今年以来的多篇文章已经明确说中国背叛了朝鲜。

  八、 大国夹缝中的朝鲜

  1997年,朝鲜放弃西方制定的公元纪年。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纪年,西方的公元纪年,某种程度上只是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但是,用什么作为自己的纪年,却各有不同。朝鲜的做法是,用金日成的诞辰日作为“主体纪年”的开始。这个做法颇有深意。伊斯兰世界有自己的纪年法,起点并非穆罕默德的生日,而是穆罕默德建立伊斯兰教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以诞辰日为纪年起点的做法,恰恰是西方公元纪年的做法,西方的公元纪年是以耶稣诞辰为起点的。由此我们看到朝鲜的做法不仅与西方殊途归归,而且还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

  儒家文化是一种理性的文化,绝非宗教,绝非马克斯·韦伯所认定的“儒教”,这个问题不展开讨论。这里想指出的是,朝鲜历史上像很多中国周边国家一样,是以儒家文化为价值观的,这使得“东亚儒家文化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着友好相处的状态。当儒家文化受到冷遇,在这个地区就容易爆发冲突。以中日为例,13世纪忽必烈远征日本,是因为元朝刚接受儒家文化,还没来得及渗透到思想深处,蒙古游牧民族的征伐意识还很强大。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和明朝,是因为伴随着大航海时代,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所造成的的结果。直到德川家康的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镇压日本天主教徒,在日本禁止天主教,只对西方文化实行有限开放,中日之间又保持了几百年的和平。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几乎完全抛弃中国文化,导致中日之间的冲突上升到历史顶点。

  东亚长期以来的历史表明,共同奉行中国文化就有和平,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冷遇就有冲突。这是我们今天强调文化自信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化和很多落后游牧民族文化一样长期都是武力至上的战争文化,一旦受其影响,战争就难以避免。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在经历了无比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此终于有了点反思,虽然还不彻底,但这种进步值得肯定。只不过在这种进步中,他们现在刚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固守西方中心论的同时,他们依然扭扭捏捏地不愿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高尚价值。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近代“脱亚入欧”的大氛围导致彼此冲突严重,朝鲜半岛的冲突至今都没有画上句号。“脱亚入欧”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具体来说,思想领域的重要表现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盛行。它导致的现实问题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被“虚无”掉了,用什么代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日本用靖国神社这样的“神道教”取代了佛教的地位,保留了历史上的野蛮文化。中国文化中长期有文庙和武庙,科举也有文武之分,但中国的文庙、文科举的地位明显更高。而“靖国神社”这样的神道教庙宇,本质上只是武庙,这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猖獗的一个原因。对于其他东亚国家来说,儒家文化被虚无后,西方宗教成为首要的替代物。这一点甚至在今天的中国也能看到令人担忧的迹象。

  于是我们看到,韩国成为当代西方宗教最成功的传教榜样,韩国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朝鲜的主体思想本质上类似于一种与西方文化更接近的“新宗教”,将金日成的诞辰日作为“主体元年”的起点,是这种“主体教”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也是国际社会常说朝鲜民众被洗脑的原因。只不过肯定韩国被基督教洗脑,否定朝鲜被主体思想洗脑,这种双重标准在西方人那里已经见怪不怪,不足为奇。且不说基督教价值观本身是否有充分合理性,一种价值观被另一种价值观取代,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韩国被基督教洗脑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邪教。这种现象在中国也隐约可见,韩国更严重。例如文鲜明庞大的邪教组织传播到世界各地,再如朴槿惠最近经历的“闺蜜丑闻”,也有韩国邪教猖獗的影子。对于朝鲜来说,假设“主体教”最终形成,是否会导致邪教?我没有到过朝鲜,缺乏第一手材料,不好下结论。朝鲜与“主体思想”相关的另一个政治要素同样值得我们警惕,即“先军政治”。在我看来,“先军政治”类似军国主义,“主体思想”与“先军政治”的结合,类似靖国神社。这的确令人深忧。虽然朝鲜还没有能力像当年日本那样向外武力扩张,但一个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先军政治”导致大量财富无谓地消耗,朝鲜这样的小国只能靠自身有限的积累,会不会日益偏执,走向极端,这种可能不能忽视。

  冷战期间,朝鲜没有在美苏之间摇摆,而是在中苏之间实行所谓“等距离外交”,得了不少好处。如今,苏联不在了,朝鲜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在中美之间搞“等距离外交”,事实上,朝鲜更愿意同美国单独谈判。双方都有狭隘,谈僵了,中国才出面维护继续谈判的氛围。我认为,在中国的主导下,和谈还是主要方式,动武打起来的可能性不大。但和谈要成功,双方都需要有诚意,要抱着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从全局和长期着眼,并突破旧意识。之所以说不能完全排除动武,关键既是指美国的固有狭隘,也是指朝鲜可能的不冷静、偏执。中国最大的压力就是要消除美朝双方的这种倾向,需要中国的智慧、毅力、技巧与耐心。美国对于中国还犹犹豫豫,朝鲜对于中国依然不真正信任,至今还称它替中国抵抗美国使中国受益,中国应该感谢它,不应该忘恩负义。朝鲜的这种想法令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中国只能大人不记小人过,不与他一般见识。然而,朝核问题有一些未来走向需要引起注意。

  一是朝鲜奉行新的“等距离外交”。如果说当初对中苏的“等距离”是建立在两头讨好的基础上,未来朝鲜是否会出现“等距离敌对”外交?近日朝鲜不断出现猛烈批评中国的言论,从开始隐晦到直接点名,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迹象。当初“等距离讨好”是为了获得好处,假设中的“等距离敌对”可以设想是为了营造更强大舆论环境,以示朝鲜被敌人重重包围,从而在有限经济能力下,为持续核武器、导弹的升级研发获得全社会的支持。朝鲜的核武器威力是否如自称那样已经有了氢弹,还不能肯定,传送工具方面,朝鲜还没有足以威胁美国本土的远程导弹,这基本肯定。只要加大投入,就有可能完成。包括从外国寻求帮助,例如,有迹象显示朝鲜近年与印度有军事交流。印度是有核国家,印度的远程导弹射程已达5000公里,印度宣称这一导弹就是为了威慑中国。朝鲜的远程导弹不如印度,两者会不会在这个领域合作?理论上说,如果财力允许,再有十年左右时间,朝鲜有可能完成远程导弹的研发。对此,国际社会不得不提高预警。核弹头与导弹的升级研发需要大量投入,在受到经济制裁的前提下,小国朝鲜对此将有巨大经济压力。要让本国民众愿意承担这一压力,对中美营造“等距离敌对”也许会成为选项。这一结局如果出现,一方面将导致国际社会面对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将使朝鲜民众的日常生活遭受更大的压力。再说,朝鲜已将拥核写入了宪法,若要修改,朝鲜新领导人可能会觉得在国民面前难以交代。如果这一局面出现,会对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制造更大的困难。如果朝鲜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核武器研发而日益困难,再加上无法预期的自然灾害,国际社会和中国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因采取怎样的行动,将使人纠结。

  二是朝鲜与美国和解,却与中国敌对。这种可能性前几年金正恩邀请美国篮球明星访朝时已经有人谈及。一些舆论对此幸灾乐祸,极右邪路自然不必说,极左老路也将此作为对中国今天不支持朝鲜的惩罚,以警示中国赶紧加大支持朝鲜的力度。换句话说,老路和邪路都拿美朝和解来要挟中国,朝鲜这个假设性举动,被他们当成讹诈中国的砝码。极右邪路的意思是:中国还是赶紧跟美国一样吧,否则,等到朝鲜都跟美国一样,中国就真成孤家寡人了。极左老路的意思是:由于中国不支持社会主义朝鲜,朝鲜终于投入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国自食其果,谁让你不按正统却搞“特色”,变成孤家寡人,活该。所以说,老路和邪路在反对当今中国道路的态度上是一致的。而且,对朝美和解的幸灾乐祸也可以看出极左老路支持朝鲜是假,反对当今中国是真。

  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我认为,即便出现,也没什么可怕。本来,很长时间里朝美之间就是单谈,朝鲜一直希望与美国直接单谈,与其他国家无关,是美国不愿单谈,要求中国加入。如果回到他们单谈的状态,真能解决问题,没什么不好。但几十年都没单谈成功,特朗普上台后能否实现,恐怕也难说。一旦实现,有人说边上有个敌对的朝鲜,中国就有大麻烦。这其实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越南不是曾经同中国敌对吗?结果又如何?中国能同韩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及东南亚国家搞好关系,就不能与朝鲜搞好关系?与中国敌对有朝鲜多大好处?韩国最近已经吃到苦头,意气用事没有意义。曾经敌对的苏联,如今两国领导人彼此惺惺相惜,一个小小的朝鲜即便对中国有怨气,又能怎样?

  再说,本文的重点之一就是支持习主席中美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中美互相合作,朝鲜投靠美国,想与中国为敌也只是笑话。蔡英文已经尝到了这种思路的苦头,落得自讨没趣地尴尬。未来朝鲜假设这样做,结局不会比蔡英文强多少。

  “新型大国关系”的良好合作虽然还在建设之中,但这一原则非常重要。近代历史上,美国独立战争崛起,与当时英法冲突有关,德国崛起与欧洲各大国相互勾心斗角有关,日本崛起与英俄矛盾有关,等等。也就是说,当管理世界的大国互相对立冲突,后起国家就会借助矛盾、挑拨离间、乘机渔利,后果有目共睹。真正的大国不应该敌对,毛泽东、周恩来在中美缓和初期就确立了求同存异的原则,今天仍然有效。对于朝核问题,有人说要寻找能够打开锈锁的钥匙。借用这个概念,我认为,中美平等互利合作,避免冲突对立,是最大的钥匙,甚至可能是“万能钥匙”。中美之间如果能密切合作,对谁都有好处,周边小国无需见风使舵、挑边站队,钓鱼岛问题、中日问题、半岛问题、越南问题、东南亚问题以及中国的台湾问题都会出现良好的前景。所以,中美冲突敌对有百害而无一利,恰如习主席说的那样,中美有太多的理由要搞好关系。只不过再强调一次,中美合作不是无条件地彻底盲从美国,依附美国。

  至于朝鲜,半岛统一是朝韩双方的共同意愿,也是国际社会愿意接受的结果。但是,在今天的环境下联合国五常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朝鲜不弃核,半岛就不可能统一。将朝鲜弃核与半岛统一议程结合起来,是一个良性催化剂。朝鲜顽固拥核,从半岛最重大的利益来说,就是破坏半岛统一的罪魁祸首,是朝鲜民族共同利益的破坏者。如果说以前朝鲜半岛分裂有历史原因,那么,未来朝鲜半岛长期分裂只有一个原因:朝鲜顽固拥核。支持朝鲜拥核的极左老路,实际上也是在支持分裂对立。一部分韩国人对于朝鲜拥核也兴高采烈,他们认为,只要朝鲜坚持不弃核,未来朝鲜半岛统一了,他们就是有核国家了。国际社会必须对此明确表态:弃核是朝鲜半岛统一的首要前提条件。因此,半岛不统一,朝鲜就是历史罪人。

  有人说,不该让半岛统一,就让他们保持长期分裂。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从将心比心的角度说,台湾统一是中国的大目标,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在重大政治问题上采用双重标准。从与人为善的角度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别人高兴的事情,只要对我们没伤害,为何要反对?朝鲜半岛统一对于中国只有好处没坏处,只不过我们需要管控好半岛统一后的政治秩序。前文说朝鲜至今对中国缺乏信任,不愿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与中国自己也有关系。我们以前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国际事务上也不愿或无力多出头,“韬光养晦”成为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的注解。在朝鲜问题上,我们曾经也缺乏一个关于东北亚政治秩序的方案,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长远意图对于我们自己和别人都不够清晰。既然你没有明确计划,又如何让别人听你?中国作为大国,在这一方面,今后迫切地需要加强。更现实地说,以朝鲜半岛统一换中国统一台湾,绝对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对于朝鲜半岛如何统一,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以朝鲜为主统一韩国,二是以韩国为主统一朝鲜。这两种观点互相对立。作为参照,我们可以看最近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巴以长期冲突,如何实现和平,人们有各种方案。最近,中国明确表示,支持巴以分别建国的方案。我认为,对于朝鲜半岛统一,中国也应该有明确的表态。不过,中国无需在这两种立场中选一个,而应该总体上支持,具体交给南北双方和国际社会接触、讨论完成。推动朝鲜半岛统一议程,也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诸多难题。从朝鲜普通民众的利益角度说,韩国的现实说明,统一对普通民众肯定好处更大。朝鲜坚持以自己的意愿实现半岛统一,可以站在社会主义理想的立场,以反对韩国的资本主义为理由。然而,当今朝鲜的“主体思想”真的是社会主义吗?很多移情朝鲜的极左老路对此并没有认真研究。我认为它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的很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朝鲜目前的方式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朝鲜顽固坚持拥核,将“拥核自保”列为国策,在我看来既不是为了朝鲜民众,也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只是为了白头山血统的永远延续。然而,金家世袭统治也是朝鲜半岛统一的最大障碍,即便朝鲜民众愿意接受,韩国民众愿意吗?如果朝鲜半岛统一后,不再延续金家世袭统治,金家愿意吗?一些支持朝鲜的极左老路同样为金家世袭罔替的统治辩护,对此,我们已经无话可说。朝鲜人民是否愿意接受金家的世袭统治,我们不想干预。但金家为了世袭统治的永远延续,不顾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不顾朝鲜民族的重大利益,顽固拥核,孰是孰非,就不用再辨析了。

  (全文结束)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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