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我的姐姐》：女性主义的歧路亡羊

　　01

　　《我的姐姐》赢得了许多女性观众的眼泪。显然，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意在唤起公众对女性地位、权利和命运的关注。

　　在今天，许多封建糟粕也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沉渣泛起，各种“女德班”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倡导女性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导演殷若昕选错了故事。

　　在父母突然去世，只剩下自己和年幼的弟弟的情况下，是考研去北京？还是留在成都带弟弟？

　　这一困境，不是一个“女性”或者“男性”的困境，而是一个“人”的困境。

　　也就是说，这个困境不是性别带来的，不是“女性之为女性”带来的，而是“人之为人”带来的。

　　其实，观众只要把角色的性别略作调换就明白了：假如安然是一位男性，是哥哥，而金遥源饰演的弟弟是一位不到六岁的小妹妹，那么，主角该做何选择呢？

　　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都别无选择。

　　如果做了别的选择，则不仅会受到亲戚的批评，自己恐怕也终生难逃良心的谴责。

　　不错，父母生前的确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为了这个弟弟让安然受了不少委屈，可是他们毕竟生养了你，现在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车祸）离开了人世，难道还有什么恩怨不能一笔勾销吗？

　　弟弟尚未成年，孤苦无依，父母的遽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作为唯一的姐姐，你上过大学，当着护士，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医生男朋友，还有自己的房子，难道真的就忍心对弟弟撒手不管，让他寄人篱下？

　　简言之，导演殷若昕实际上把安然置放在了一个对“女性主义”相当不利的悖论之中：

　　或者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生活，这样安然可能遭到“没有人性”的指责，从此再也无法安然；或者承担起抚养弟弟义务，但按照影片给定语境，这似乎又有点不太“女性主义”。

　　安然不愿意带弟弟，始终不肯放弃将他送人的想法，只会让人觉得她极端自私，不会让人觉得她无辜。

　　这样的悖论，殷若昕突破不了，所以她最后还是只能让安然把弟弟从领养人的家庭里接出来，保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

　　试想，如果殷若昕坚持要让安然北上，留给弟弟一个“坚毅的背影”，观众会对安然做什么评价呢？

　　02

　　2019年，中国上映了一部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

　　其中的男主角，12岁的扎因感动了几乎所有观众。他本是一个离家出走，朝不保夕的流浪儿童，但是，当他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不得不照顾一个一岁的黑人儿童约拿斯时，他没有逃避。

　　扎因可以逃避，没有人会指责他，因为这个责任是他无力承担的。但他对约拿斯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