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我的姐姐》：女性主义的歧路亡羊

　　01

　　《我的姐姐》赢得了许多女性观众的眼泪。显然，这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意在唤起公众对女性地位、权利和命运的关注。

　　在今天，许多封建糟粕也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沉渣泛起，各种“女德班”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倡导女性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导演殷若昕选错了故事。

　　在父母突然去世，只剩下自己和年幼的弟弟的情况下，是考研去北京？还是留在成都带弟弟？

　　这一困境，不是一个“女性”或者“男性”的困境，而是一个“人”的困境。

　　也就是说，这个困境不是性别带来的，不是“女性之为女性”带来的，而是“人之为人”带来的。

　　其实，观众只要把角色的性别略作调换就明白了：假如安然是一位男性，是哥哥，而金遥源饰演的弟弟是一位不到六岁的小妹妹，那么，主角该做何选择呢？

　　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都别无选择。

　　如果做了别的选择，则不仅会受到亲戚的批评，自己恐怕也终生难逃良心的谴责。

　　不错，父母生前的确有重男轻女的倾向，为了这个弟弟让安然受了不少委屈，可是他们毕竟生养了你，现在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车祸）离开了人世，难道还有什么恩怨不能一笔勾销吗？

　　弟弟尚未成年，孤苦无依，父母的遽然离世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作为唯一的姐姐，你上过大学，当着护士，有家庭条件优越的医生男朋友，还有自己的房子，难道真的就忍心对弟弟撒手不管，让他寄人篱下？

　　简言之，导演殷若昕实际上把安然置放在了一个对“女性主义”相当不利的悖论之中：

　　或者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生活，这样安然可能遭到“没有人性”的指责，从此再也无法安然；或者承担起抚养弟弟义务，但按照影片给定语境，这似乎又有点不太“女性主义”。

　　安然不愿意带弟弟，始终不肯放弃将他送人的想法，只会让人觉得她极端自私，不会让人觉得她无辜。

　　这样的悖论，殷若昕突破不了，所以她最后还是只能让安然把弟弟从领养人的家庭里接出来，保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

　　试想，如果殷若昕坚持要让安然北上，留给弟弟一个“坚毅的背影”，观众会对安然做什么评价呢？

　　02

　　2019年，中国上映了一部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

　　其中的男主角，12岁的扎因感动了几乎所有观众。他本是一个离家出走，朝不保夕的流浪儿童，但是，当他因为一系列阴差阳错，不得不照顾一个一岁的黑人儿童约拿斯时，他没有逃避。

　　扎因可以逃避，没有人会指责他，因为这个责任是他无力承担的。但他对约拿斯不抛弃、不放弃，这就是“人性的光辉”吧？

　　但安然不同，弟弟是她的亲弟弟，她完全有能力照顾他，这个责任不是父母“欺负”她是女儿而硬塞给她的，而是一场意外灾难所导致的，又如何能够放弃呢？

　　把扎因和安然一比，高下立判。

　　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选择了一个对女性主义不太有利的故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困境。

　　总的来说，女性主义的概念、话语、问题都来自于西方，并不是从中国社会内生的，有时难免会给人以牵强或矫情的感觉。

　　比如，作为支撑影片基本框架的两个重要设定，也经不起推敲。

　　一个，是安然讲给弟弟听的。安然说她当时考上了北京的医科大学，想当医生，结果被父母偷偷改了志愿，上了省内的护士学校。父母的理由是，“一个女孩子，不用那么在意前途，早早毕业嫁人就行”。

　　老实说，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里，这样的父母如果不是不存在，也是凤毛麟角，属于极品脑残，根本不具有典型意义。

　　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在父母眼里，望女成凤和望子成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况且，女儿做了医生，不仅会大大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而且对儿子今后的发展也极为有利。

　　如果说，在偏远地区一些农村父母出于经济压力以及陈旧观念的考虑，不让女儿上中学，而让她们做家务、干农活、早早嫁人的话，那么城市的父母，既然允许女儿高考，但又不让她上好大学，这就太匪夷所思了。

　　再一个故事是姑姑的。

　　朱媛媛饰演的姑姑安蓉蓉，是安然的一面镜子，她存在的作用是时刻提醒安然，如果不坚持女性主义的原则，就会失去自己的生活，成为“被牺牲的女性”，一辈子变成别人的附庸。

　　但姑姑的故事也很可疑。

　　按照她自己的叙述，她本来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的俄语系，结果因为弟弟考上了中专就让给弟弟了，时间是八十年代。

　　请问，这可能吗？

　　八十年代的时候，因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余荫，无论大学还是中专，都是免费的，国家还对大学生发生活补贴。放弃上大学的机会让弟弟上中专，经济上的合理性在哪里呢？

　　况且，那个年代不用考公务员，大学毕业自动获得国家干部身份，不上大学还要自己找工作，难道安然的爷爷奶奶也是极品脑残？

　　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袭来的时候，安蓉蓉不甘心，跑到俄罗斯去做生意，人已经在莫斯科了，可是家里面打电话，说你弟弟生了一个女儿，你得回来带，她只好又回来了。

　　这个故事也不可信。

　　弟弟生了孩子，弟媳妇为什么不带？自己已经是国际商人了，并不是乡下没有工作的穷亲戚，经济上并不依赖家庭，为什么父母亲的话还有那么大威力？

　　总之，无论是安然还是安蓉蓉的故事，听上去都像是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而瞎编的，这在心理学上是完全可能的：

　　安然恐怕根本就没有考上北京的那所医科大学，所谓父母偷偷改志愿的事，只存在于想象当中；安蓉蓉也没有考上过西南师大。莫斯科倒可能真的去过，但她回来不是因为弟弟生了女儿，而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赔了钱，做不下去了。

　　如此而已。

　　03

　　如前所述，女性主义在中国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的主张时，要注意跳出西方话语的窠臼，找准自己的的问题。

　　简言之，男性并非女性的敌人。男女平权的道路，只能沿着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道路去寻找。

　　但《我的姐姐》，似乎正是把男性表现为女性一切灾难的来源。

　　在影片中，“父亲”是专横父权的象征，他的权威是建立在“竹笋炒肉”（即竹板打屁股）的暴力基础之上的；弟弟是累赘，并且独享了父爱（弟弟的记忆中只有父亲做的“红烧肉”）；男朋友是百无一用的“妈宝”，姑父则是偷窥自己洗澡的色狼；舅舅虽然残存一点爱心，但却是一个整天只知道打麻将的混混……

　　朝这个方向走下去，女性主义只能歧路亡羊，走上“仇男”的道路。但男性不是女性的敌人，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才是男女两性的共同敌人。

　　人类社会，从女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系氏族社会，根本原因男女两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当人类靠采集为生时，女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当人类逐渐进入到渔猎、农耕社会后，男性就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了。

　　今天，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过渡，男女平等的技术基础条件已经空前成熟。

　　正如毛主席所言：

　　“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一样能做到。”

　　女性只有在生产力和生存关系中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才能在其他方面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这才是女性主义（我更愿意用“妇女解放”这一词汇）的正确方向！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