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谁的糖？”——娜喜的故事与阎连科的故事

01

　　娜喜，藏族，四川巴塘人，1936年出生。

　　娜喜13岁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157团第二野战军，1951年3月离开巴塘参加进军西藏。1952年在藏军干校学习，学成后调文工团工作。1957年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毕业后一直以藏族干部的身份在西藏统战、宗教部门工作，直到退休。

　　娜喜回忆起早年的往事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记得，当时解放军就借驻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学里。我们常常会偷偷跑到解放军驻地“偷窥”。那群哥哥姐姐们也发现了我们，然后跑过来笑着跟我们这些脏兮兮的孩子打招呼。

　　由于当时我们听不懂汉语，与解放军哥哥姐姐们的交流完全靠手势，但我从他们的脸上感受到了温暖和亲切。他们不像那些官家、贵族家的人一般刻薄冷酷。一次，一个姐姐笑着递给我一颗彩纸包着的东西，示意我剥开放进嘴里。当我把它剥开放进嘴里的那一刻，那甜蜜的味道一下子刺激到了我的味蕾。后来我知道这是糖果，那个甜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住了，那颗让我甜了一辈子的糖果，是解放军给的。”

　　娜喜的故事是感人的，也是真实可信的。

　　第一，这是娜喜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糖果，这时她已经是13岁的小姑娘了，这种“甜蜜的冲击”是巨大的。

　　在旧西藏（也包括靠近西藏的四川藏区等）野蛮的农奴制下，农奴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吃糖的，曾经有翻身农奴回忆，她的弟弟因为偷吃庙里的贡品，竟直接被砍去了一只手；

　　第二，这颗甜蜜的糖果，是娜喜改变一生命运的起点。不久之后她就参了军（事实上等于被解放军这个温暖的革命大家庭收养了），过上了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再也不用像祖祖辈辈那样给农奴主当“会说话的牲口”了；

　　第三，最重要的，是对实行农奴制的藏区社会来说，解放军代表了一种崭新的、先进的文明。当时，藏族人民还不能用清晰准确的政治语言把自己对解放军的感情表述出来，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将解放军称为“菩萨兵”！

　　菩萨也比不了解放军。

　　菩萨并没有解放农奴，但以解放大军进藏为起点，西藏跨越了整整两个时代，从黑暗的农奴制跨入了社会主义，农奴翻身做了主人！

　　娜喜吃的这颗糖，不同寻常，意义巨大，令她一生没齿难忘。

02

　　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3月10日下午，作家阎连科，在他接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仪式上，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关于阎连科的这次获奖，我有专门的评论【点击阅读】，这里不展开，单说关于糖的故事。

　　阎连科说：

　　“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

　　阎连科讲的故事和娜喜的故事，是不是很相似？

　　娜喜老人是2020年9月去世的，她生前多次对人回忆过这个故事。

　　我无意指责阎连科剽窃，姑且说，这是一种文学，一种创作，抑或是一种虚构吧。

　　但毫无疑问，他把解放军、“菩萨兵”的善举和温暖，移植到了一个“日本士兵”身上。

　　这个“日本士兵”，“ 穿着破烂、身上挂彩”，处于败退途中，脸上流着血，拄着拐杖，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忘给路边的中国小姑娘一颗糖，这颗糖，“竟然那么甜”，也让她甜了一辈子！

　　是不是很感人？

　　阎连科移植娜喜的故事，想说明什么呢？感恩日本的侵略？日军给中国带来了先进文明？一颗糖就能让中国人忘掉“日本士兵”在中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恶行？

　　也许只有阎连科自己才知道！阎连科的读者、学生也应该好好问问他。

       【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