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既要讲真话,更要讲真理


  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放在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西方所谓的连西方战略家也不认可的所谓“公共产品”,更不能搞什么“无问西东”的“纯学问”。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是党的事业的锋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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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在2020年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对人类安全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成了全世界华人向往的生命“方舟”。2020年从西方国家飞往中国的天价机票便是“人心所向”的侧面证明。2020年迄今,中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及其胜利是中国争取世界向光明面转变的一个伟大的实践。这次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到来,世界已到了这个历史大变局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天然地统一起来,这要求我们的专业意识尤其是新闻专业意识要与这个方向相一致,这就是: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放在党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中来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西方所谓的连西方战略家也不认可的所谓“公共产品”,更不能搞什么“无问西东”的“纯学问”。我们的新闻工作应当是党的事业的锋利工具。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世界可以任意解释,而改变只能有一个方向。与打仗需要武器一样,改变世界也需要工具。

  其实西方资产阶级新闻是有鲜明的政治指向的。西方著名的新闻思想家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说,西方国家“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西方的新闻学及其技术手段都是为“制造同意”服务的,同意的内容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李普曼是有战略意识的新闻人。1959年5月27日,毛泽东在同林克谈话时说:“我们应当培养专栏作家和政治编辑,政治编辑应当知识比较广博和通晓大局,应当有中国的李普曼和赖斯顿。”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有“战略科学家”,同理,我们新闻工作者也要有战略意识。战略意识的核心构成要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才可能有基本的战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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