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及发展走向

　　——在第二届世界乡村复兴论坛会上的发言

　　何 平
 

　　当代中国乡村建立集体所有制以来，乡村治理依据管理支配权的不同，可划分为三种模式，即：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家庭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乡村自治下的集体所有制。

　　实践证明，政府管治突出体现政府的决策及官员的意志，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家庭自治突出体现家庭的自主权，出发点站在家庭个体利益的角度，势必强化农民的个人主义；乡村自治突出体现乡村的自主权，出发点站在乡村整体利益的角度，有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乡村自治既能克服政府管治固有的官僚主义，又能避免家庭自治各自为政的困扰，从而充分发挥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由此可见，集体所有制建立以后并非万事大吉。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农民群众如果不能参与管理，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就不但使官僚主义得不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经济上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也难以保证。

　　事实上，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管理问题。如：集体化进程过急，农业学大寨教条化，农业生产统得过死，农民活动管得过紧，基本建设耗费过多，劳动时间过长，任务粮指标过高等。这势必挫伤农民的积极性，甚至导致一些地方的农民产生抵触情绪。出现这些问题的主要因素是管理体制上的不足。突出体现在公社领导成员几乎都是国家干部，并且都是上级组织提名任免。这样的体制分明是政府管治，而不是乡村自治。政府管治首先体现的是政府的决策及官员的意志，因而不利于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势必滋生官僚主义。以刘庄为例，1958年“大跃进”期间，公社开会布置并派人坐镇指挥各村“小麦高产放卫星”，要求挖地三尺，每亩上粪100车、下种150公斤，实现亩产小麦7．5万公斤。当时，工作组就住在刘庄，三天两头催办。没法子，史来贺勉强同意搞3亩地进行试验，结果3亩“卫星田”平均亩产仅130公斤，连种子都没打够。由于刘庄坚持只种3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以往人民公社时期，刘庄的管理凭借中国村魂史来贺的影响，也未能完全摆脱政府管治的束缚，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就没有刘庄那么幸运了。

　　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对象主要是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而绝非放弃集体所有制。不可否认，人民公社依靠集体所有制创造的奇迹，既是私有制时代中国农民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经营条件下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