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上海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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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要攻下上海，又要保全上海”，这是以小平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以陈毅同志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上海经济建设及工商业处理上所定下的总基调。

　　推导开来则是“解放上海十六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1949年5月，解放上海足足推迟了一个月，这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中显得非常特殊。

　　“在各种准备尚未做好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入上海为好。”陈毅同志在1949年4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报告中称，他担心仓促进城会让新政权“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

　　当时集结在上海城外的我军部队驻扎在震泽（现湖州一带），而华东局机关、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和接管干部在丹阳待命。

　　曾担任20军58师172团政委的丁公量后来回忆：“总攻发起前，我们每天做的就是学习，包括各种文件和纪律。”

　　长达一个月的“丹阳集训”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体现了华东局、新的上海政府对上海这座资本重镇的重视。

　　比如那四十辆装满整整四亿元人民币的美国道奇卡车在丹阳的静候——由于渡江之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这批由东北、华北、华东印钞厂印制，集中调运到济南，再转运上海的首套人民币和十二种样票迟迟未到。

　　进城之后，这些钞票将成为陈云同志麾下“另一场战争”的武器。

　　事实上，早在国民党政权1927年设立之初，上海同样也是他们要面对的第一场超级大考。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未竟的“建国计划”的中心点，就是要在上海建立特别市政府，因为那里“资金厚实、实业良广、与西洋通商利捷。”

　　1927年7月7日，蒋介石在首任上海特别市市长黄郛的就职大会上发表训词：“上海特别市，非普通都市可比，此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

　　从1843年上海开埠、被动又主动得引入西方资本以来，这座在中国历史上此前并无太大存在感的城市，随着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海权时代降临，其特殊性逐步体现。

　　“杭州只是后花园，上海才是桥头堡”，百余年后，马云的这句话同样在刻画着上海的特殊性。

　　2020年马云外滩演讲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于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具有在上海进行“制度试验地”和“制度回避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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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的被殖民史和商业开发史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留了深刻的痕迹，它比中国其他的商业口岸要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