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涉案6800亿的洗米华背后……
6月21日，据港媒消息，洗米华内地涉赌案将在9月2日正式开审，控方证人超过90人。案件涉及金额高达8000亿港元，约6800亿元人民币。
报道称，洗米华目前被羁押中，澳门当局原先逮捕的原因是涉嫌非法博彩、洗钱等，有指涉及的非法金额高达8000亿港币。
此前澳门检察院表示，有充分迹象显示该团伙成员涉嫌触犯参加犯罪集团罪、领导犯罪集团罪、清洗黑钱罪，不法经营赌博罪。若四项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判33年。
洗米华去年被批捕的时候，我写过他和温州那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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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温州，这得看洗米华在内地“做什么”，以及温州“有什么”。
近三十多年来，温州是国内金融信贷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也是民间资本最为依靠借贷存活的城市之一。
过去很多年耳熟能详的所谓“温州人会做生意”，其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借贷在支撑温州商人于全国乃至全球的经商。
约莫十年前，还一度爆发过小规模的“温州版次贷危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出逃，温州鞋业大亨正得利老板跳楼也跳了楼，包括那个全国人民都听闻过的“江南皮革厂老板带小姨子跑路”的梗，都是信贷业极速膨胀而无法收场的结果。
温州商会曾被誉为“全国最团结和成员之间资金往来最频繁的商会”，但温州商帮的融资手段也为其埋下了资金断裂的两大伏笔。
其一，借贷资金并非资金源，出贷方的资金也往往是身后无数乡亲累积起来的，因此其资金源本身就具有着巨大的风险性，直接后果就是相互之间的借贷关系极为复杂，不仅存在三角债，十八角债都是常事，因此其中一环的崩溃往往会引发连环追债，进而造成信贷危机；
其二，初期借贷并无担保，甚至没有一定的授信程序。大家之所以愿意把钱投到一人身上供其经营，完全依赖着乡土情和同乡信任关系，也就造成了温州民间信贷的风险性极大。
根据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当年度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月息达6分至7分，最高达1毛5。若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还72万至180万。
以借款100万元月息5分为例，借款一个月，借款人就要支付5万元的利息。当时人民币六个月贷款年利率为5.85%，月息5分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已经高达60%——其早已超过央行规定的同期基准利率4倍上限，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
且更让人觉得恐怖的是，当时温州市约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
这简直是一个“以贷为生”的城市。
2011年温州市中级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涉及非法融资的金额已从2006年每天1000多万元增长到每天4000多万元；龙湾区法院的统计更夸张，其当年度9月份短短二十多天就有190起民间信贷纠纷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三亿。
纵使如此，就在那年6月27日，南方系媒体《南方人物周刊》曾刊登过一篇《高利贷不能禁》；9月，著名的茅X轼先生也大摇大摆地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是提倡高利贷》……
真的不知道茅先生下笔的逻辑和勇气从何而来。
2011年那场温州贷灾中，施晓洁案曾捅出过一个“大篓子”：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的八成债主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那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其实就已经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
中央党校曾对温州商人的“参政能力”做过调研，结果发现：虽然温州本地的行业协会林立，数量过千，但温州商人们却并不以此作为与政府进行利益协调的渠道，而是通过自己子女与政府工作人员的联姻来实现权力的渗透和寻求权力保护……
从历史来看，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内已经爆发过三次超大规模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风波。
其历史源头在哪儿？80年代！
1984年9月底，在得到了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温州市开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那是党带领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建政三十五周年的历史性时日，结果竟见证了高利贷在中华大地的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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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0年5月，毛主席在江西省寻乌县做农村经济调查时，曾写就经典的《寻乌调查》，他当时就对高利贷这种实质为地主阶级与买办政府的阶级压迫的民间恶象，做了充分着墨：
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强有力的土改，中国的农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毛主席强调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在铲除了一切私人高利贷和地主收租模式之后，国家投资被摆上台面并付诸现实。”
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作者、美国人威廉·辛顿对此曾这样评价：
中共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
马克思指出：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可是今天又不能搞血腥殖民的地理大发现了，经济又滑坡，怎么夺取新市场呢？
还是老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点出资本家的阴谋：
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于是，诱惑诱导、软性逼迫你消费，花呗借呗不断增加额度、购物狂欢日夜不停、广告轰炸时时推送……
而资本家本人，则在对垒政府、明目张胆要求监管松绑的同时，还要几亿人口的杨白劳们，跟在他后面喊他“爸爸”！
属实站着把爹当了。
明晰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两年前的秋天，浙江头号金融财阀——蚂蚁集团的上市会被国家叫停。
从蚂蚁金服进阶到风光无限的蚂蚁集团，根据其前年公开的招股说明书来看，截至2020年6月末，平台促成的1.7万亿元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进行实际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达98%——剩下的2%才是自己旗下小贷公司蚂蚁商诚与蚂蚁小微发放。
这种「贷」，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万利。
所以国家必须把它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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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蚂蚁被拍翻之前，境内境外各路资本云集浙江，温州就是其中重要一地，这里面自然包括洗米华的太阳城集团，集放贷、开设赌场、洗钱（投资影视剧）等于一体的金融犯罪集团。
2019年时，洗米华控制的菲律宾和柬埔寨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就已经深度嵌入内地，他的赌场和网络服务器都设在境外，赌客则集中在内地。
内地的赌客们借助视频远程下注，片刻见输赢，足不出户就可实现在境外参赌。
洗米华的平台号称“世界顶级、亚洲最大”，有别于一般的赌博平台，他是用高清摄像机将赌桌画面实时传送，现场发牌情况一览无余，顾客看着网络直播同步下注，宛若身临其境。
只需花上100港元，太阳城就可以帮会员代办一张境外的电话卡，方便会员收发境外的短信。
会员通过境外短信提供的网站地址，可轻松下载太阳城的博彩APP和登陆赌博网站。
赌客只要往他们境内的银行卡上转账10万元，就可以成为太阳城的会员，通过APP，又可实时看到远在菲律宾或者柬埔寨的赌场实景，再根据荷官的发牌情况选择用“电投”（电话指令）或者“好E投”等方式进行下注、参与赌博。
集团壮大后，洗米华逐步涉足餐饮、酒店和电影投资行业，名下的太阳城娱乐曾签约许志安、刘浩龙、曾国祥等知名艺人，曾投资拍摄《湄公河行动》、《杀破狼》系列、《红海行动》等多部影片，“票房”的数字均是金光闪闪。
到去年夏天时，洗米华的团队在内地已经发展了股东级代理199人、赌博代理12000余人、赌客会员8万余人，这些人共同形成了接近七千亿级别的金融体量，这就是所谓“严重妨害了我国社会管理秩序”。
周焯华在内地明面上的关联公司仅有1家，即中信浩华公司。
根据中信浩华公司官网简介，该公司目前主要业务包括不良资产处置、资产管理综合服务和国资产权经纪代理。
但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信浩华公司对外投资公司有22家，其中有19家为典当公司。
中信浩华公司目前由中信资管（股东是中信集团，央企中的巨无霸）持股约60%，深圳浩华富盈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40%——这个深圳浩华富盈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去年温州警方抓捕洗米华时提到的“太阳城集团骨干”张宁宁。
深圳浩华富盈并非中信资管最初的合作方，在2019年12月之前，持有中信浩华公司40%股份的股东是十位富豪股东——其中包括具有香港郑裕彤家族背景的北京万豪嘉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洗米华控制下的深圳浩华富盈一口气接盘了这十位股东的股份，入主中信浩华公司，洗米华亲自担任中信浩华公司副董事长，等于是和央企中信集团产生了利益关联。
以张宁宁为起点，其在内地的多家公司都能与洗米华方面产生联系，其中有至少15家公司已被执行冻结股权，这里面绝大多数又都是在去年9月份被温州市公安局冻结股权的。
洗米华的内地资本图谱里有一个叫“北京新诺亚文化发展集团”的公司（也是被温州公安局股权冻结），穿透股权后发现，这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凌松柏。
这个凌松柏是洗米华的马仔，也是之前我提到过的“深圳市旗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boss，他通过上海麒鸿投资中心间接持有蚂蚁金服的股份。
而这部分股份，正是去年3月从赵薇的母亲魏启颖手上接盘来的。
至于洗米华怎么能与赵薇建立联系，这主要归功于赵薇丈夫黄有龙，作为叠码仔的洗米华曾是黄有龙在澳门赌场里的重要同僚。
通过接盘赵薇，洗米华成功在去年进入了马云的蚂蚁帝国，成为蚂蚁重要股东之一（持有蚂蚁约850万股）。
入股蚂蚁是为了捞取更多的资本利益和政治资源，但问题在于，一年之内发生了三件让洗米华乃至更高一级的蚂蚁集团方面都措手不及的事：
①2021夏天时，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落马，成为中央“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方针下的首虎；
②紧接着，温州市委书记与温州市公安局局长，双双履新。尤其市委书记刘小涛同志，是十八大以来首位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温州市委书记，“空降”味道浓郁，且是当时浙江省委班子中最年轻的常委，亦是唯一一位“70后”常委；
③而早在2020年底时，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境外赌场人员组织、招揽中国公民出境赌博的行为明确入罪，情节严重者将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三记重拳，拳拳到肉，洗米华丧钟敲响。
跋
6800亿，体量惊人，但洗米华的倒下仍不过是国家新时期整体战略布局中的小事件，内循环也好，服务中小企业的北交所（禁止房地产和金融企业上市）也好，建立统一大市场也好，战略重要程度都远远比一个赌场叠码仔更重要。
真正关键的仍在于“刀刃向内”，走向未来的前提一定是清算历史沉疴。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的是「金融反腐」持续在路上。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住在八角楼”，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