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合作生产——反修斗争的老课题与新争议

　　【摘要】合作生产的核心是消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鼓吹消费合作社，其割裂生产与分配、消费的观点，在今天仍然存在。正如资本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一样，公有制生产的本质也是人与人的关系。毛泽东最先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调整是没有止境的。提出劳动者的管理权，抓住了公有制的本质。TFP全要素生产理论等庸俗经济学长期盘踞最高学术领域，是修正主义思潮，贪腐官员是其牺牲品。两面人回避所有制，否定资本的本质，坚持雇佣制，维护私有制；在农村否定合作生产，以美国家庭农场为标杆。现阶段，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善于组织迸发巨大创新活力，还要进一步从所有制角度改革生产关系，鼓励合作生产，巩固生产活力，这就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是活的社会主义，是按毛泽东思想，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新形式，也是企业的内在规律，是经济新热点的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和历史源流

　　一百多年前，修正主义刚刚形成，其中与十月革命为敌，在经济领域的斗争焦点之一，是合作生产问题。

　　伯恩施坦反对工人生产合作，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热切鼓励、列宁勇于实践的工人合作生产壮大不起来，鼓吹工人参与消费合作社。称消费合作社是“克服剥削的一种手段”【1】156，拔高吹嘘为“依靠它工人阶级不必直接消灭生命，不必诉诸暴力，就能夺取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而归己有”【1】157。伯的意思很清楚，任凭资本家怎么剥削，只要适当改良分配、流通、消费，工人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就皆大欢喜。用今天类似的话来说，有水快流，带动社会财富涌出，先两极分化，后分配。简言之，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

　　以这样的经济主张，自然认为十月革命多此一举：“使工人直截了当成为他们做工的工厂的主人，这种思想同样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在这方面我们在东方的邻国（俄国）所看到的不是社会主义”【1】378。

　　社会主义发展史说明，伯恩施坦以及之后出现过的各式赫鲁晓夫，他们以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发展生产力为名，否定劳动者凭借各种公有制取得的主人翁地位，实质上解体合作生产，是修正主义的共性。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面目粉墨登场，先把理论搞乱，开出和事实发展南辕北辙的方子，无论是把公有制演变为特权官有制，或是推动私有化，让工人满足于生活有一定改善的相对贫困，是新老修正主义的共同套路。

　　伯恩施坦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对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的。马克思早就提出工人合作生产“用事实证明了那种专制的、产生赤贫现象的、使劳动附属于资本的现代制度将被共和的、带来繁荣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所代替”，但要这样做，“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2】219。

　　马克思强调说：“我们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前者只触及现代经济制度的表面，而后者却动摇它的基础。”【2】219（注：有的版本将“合作贸易”翻译为“消费合作社”，将“合作生产”翻译为生产合作社，如伯恩施坦引文【1】153。）

　　工人合作生产是怎样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的呢？马克思对此做了大量的论述（参见紫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合作生产的论述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核心是合作生产消除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和后来忽视合作生产的观点往往从不同的方向忽略或避开这一点。

　　在伯恩施坦诋毁十月革命不懂社会主义的同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在进行着艰难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

　　在临去世前一年，列宁总结到，“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3】768，这一点后来在中国，就是人们强调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列宁要求，“革命热情，革命气势”……和“做文明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3】770，“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3】770-771。列宁预计到，全体居民参加合作社，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按亚洲方式做买卖变为按欧洲方式做买卖，还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3】770。

　　列宁没有来得及考察研究合作生产的具体形式，只是向左派幼稚病提出，苏维埃必须充分学习美国泰罗制，在公有制中引入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工厂制度，没有来得及解决其中劳动者的主体性，以完成对泰罗制的改造。

　　斯大林时期，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完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和伟大的卫国战争，广大的共产党员发扬星期六共产主义义务劳动精神，苏联经济出现了惊人的飞跃。帝国主义对斯大林时期经济飞速发展的惊恐，笔者几年前有机会参观波士顿的博物馆，从对苏联时期的图表和解说词的攻击中可从侧面感悟得到，这与今天我国砖家谈及斯大林必是僵化、清洗之负面倒很“合拍”。

　　在管理方法上，苏联工业和援华项目的公有制解决了生产关系上劳动与生产资料的逻辑统一，泰罗制虽然促进了劳动与生产资料在生产方式上的结合，但在一长制下，基本保留了资本主义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这个当时的现状与中国革命以毛泽东思想的为代表的根本方法是有差异的，中国的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双向方法，两者差异直接影响了中国新生的工人阶级合作生产方式。

　　二、中国的合作生产怎么进行？

　　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认识仅停留在公有制上，似乎保住了公有制，就可以万事大吉，这并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正如资本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关系一样，公有制生产的本质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实现公有制，通过革命手段就可以完成，能否建立起保证工人阶级管理权的公有制，才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毛泽东抓住了公有制的本质。离开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前有私有化之虎、后有新生资产阶级之狼的被动境地。十九大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以雷霆万钧之势，摧毁了私人资本狂野扩张的安邦，当法官宣判对吴小晖罚款105亿，有期徒刑18年时，一条改造权贵资本无序扩张的道路，仅走了一半，由完全国资改造的新保险公司能否始终为实体为社会主义服务，取决于新企业全体劳动者愉快的创造性劳动，当好列宁说的“文明商人”。

　　中国在“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后，中苏对公有制管理的差异，通过苏联的马钢宪法和中国的鞍钢宪法体现出来。温铁军教授认为，赫鲁晓夫撤回专家和援助，不得已我们才总结出了鞍钢宪法，这个看法略有不准确。鞍钢宪法是中共的群众路线在工业中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运用，其中管理人员、工人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的三结合，最早出现在毛泽东在1948年4月，对我军接管公营矿成立管理委员会的要求上【4】。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智慧源泉，也是习近平总结的我党的生命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这就使得中国在实践合作生产思想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毛泽东最先发现了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调整是没有止境的。正如马克思嘲讽“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5】一样，毛泽东继而提出劳动者的管理权是根本权利。毛泽东敏锐的发现中外修正主义是怎样破坏合作生产的：“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十八大以来，我党处理的数以十万计的腐败干部，作为吸工人血的新生资产阶级，是我国工人合作生产的大敌。促成这些人变质的，主要原因是，从片面的“主要防‘左’”引发的假马克思主义经济改革理论迷魂术。用经济人假设，推翻前三十年建立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统一，坚信阿尔钦“使用自己的钱比使用别人的钱更加用心”的观点，力推私有化。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例如TFP全要素生产理论长期盘踞最高学术领域，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中性化，否定剩余价值论，否定资本的本质，把雇佣劳动当成发展生产力的默认逻辑。无数贪腐案例说明，当权的贪腐者往往就是私有化、雇佣制的推手，他们是修正主义思潮的牺牲品。

　　还有一批官员，他们“两个维护”不离口，以“市场主体”为名，热衷于维护少数人持股，掩盖吞噬公产，或收买骨干，排斥合作生产和集体经济，顽固颠倒雇佣劳动制度上的大是大非。一些官员接过高质量发展的口号，强调所谓资本的力量，只认纳税人，甘当“店小二”，见庙就拜，不认劳动创造价值，遮掩私有制，压制工人群众合作生产的要求。他们满口共同富裕，看起来在繁荣经济，实质上在扩大两极分化，推动过剩，加剧危机，饮鸩止渴。

　　在农村，合作生产走过了曲折道路。时至今日，一些所谓的理论砖家，洋洋洒洒，肆无忌惮反对合作生产。例如“乡村发现”2021.2.20载文【6】鼓吹“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农业经营尽管存在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抓住连小岗村农民现在都已抛弃的“家庭包干”，借题发挥，露骨吹嘘、美化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说成绝对的历史规律，他们以美国家庭农场为神圣模版，视集体经济、合作生产为仇敌。这类观点热衷于数据造假，把历史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农村浮夸恶果归咎于毛时代，把化肥、良种带来的粮食增产移花接木到单干路线上。这类思想，热衷于组织一些名为合作、实为私有的虚假合作社，套取政府补贴，其目的是要演变、质变土地公有制。这些观念，满口马克思主义，却反映了农村脱离生产劳动的新型地主的心理，代表了创造农村剩余价值的农业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面，比老牌的伯恩施坦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结现阶段，以市场主体活力和兼顾公平效率为衡量，不仅要善于组织、培育出迸发巨大创新活力的生产方式（如大疆、字节跳动、比亚迪、中国式电商支付和即时通讯等），而且要进一步变革生产中人与人关系，从所有制角度改革生产关系，巩固、维护、始终保持有生命力的生产方式。如华为，正确解决了雇佣劳动者向奋斗者的升华激励，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解决了列宁说的“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体现了马克思说的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的必然性。对比联想少数人占有的剩余价值，华为将其投入到无止境的科技研发中去，重视复杂劳动和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完成了从物的崇拜到人际关系的变革，主人翁精神回归，新型的合作生产就建立起来了。

　　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误解误批，一些同志担心工人管理企业会导致企业内部混乱，说明这些同志，包括在国企干了许多年，认为国企就是搞不好的的管理干部，对企业规律不了解。他们不愿意，也不感兴趣于任正非的面向客户、背对“老板”；不去探究华为、海尔面向客户的“倒三角”，不懂得在华为，一线经理就可以调动企业资源的“炮火”，支援“前线”。不重视国企历史上诸如倒逼成本核算，八大员、质量、安全小组等经验，把管理主体当做罚款对象。有的甚至把私人老板私下塞红包的方式带到国企，培植私人依附关系，变质主人翁的同志关系，这样的公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异化。

　　简而言之，在国有企业掌握国家命脉的前提下，全体劳动者管理各类企业，掌握命运，参与生产分红，在世界上做文明商人，这样就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划清了界限，这是活的社会主义，是按毛泽东思想，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合作生产新形式，是企业的内在规律，也是经济新热点的基础。

　　注释：‍

　　[1]伯恩斯坦言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6年4月第1版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

　　[3]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8页

　　[5]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9页

　　[6]《陈文胜:需要从党史的高度看待小岗村的历史地位》https://mp.weixin.qq.com/s/ZmeCT7gSLvSCCrNESPDp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