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1
此事在我看来有两个议论切面：「可代替性与否」和「对人还是对物」。
景区里的滑竿这种服务项目，我个人是绝对绝对不会坐的，除非我或我同行的人当中有人临时害了腿疾。
那么，这其实就牵扯出我以及很多人“心里无法接受”的理由：服务的“可替代性”。
当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去做但却要别人替你做时，这种服务提供，在我看来就带有了一定的人格矮化。
比如，我每次吃海底捞的时候是比较抗拒服务生给我倒酸梅汤的，特别是那种一路小跑、生怕没把我伺候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可能拒绝厨师给我烧菜，正如我不可能拒绝理发师给我理发。
因为“烧菜”、“理发”这些都是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在我眼里，这些算是个“特殊工种”吧，我必须请求专业人士；但是“倒一杯酸梅汤”，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这种事还要人伺候，心里必然过不去。
滑竿也是同理，我有腿有脚身体健康，是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去的，没必要让人抬轿；若我有腿疾，那是另一个情况。
自古以来，皇帝、王侯、富人、地主，要人沐浴更衣、煽风焚香、夹菜喂饭——正是通过这些自己能做而不做之事，体现阶级凌驾。
出门“脚不沾地”的乘轿，就是典型的封建之态。
古时，官家的轿子称官轿，官家还编得有轿班，有专门的轿夫来为官员的出行服务。
官员大贾出门乘轿子，体现的就是等级、权威和身份：督抚一级坐的是八人抬的大轿，前面有仪仗旗牌和开道之人；富贵人家嫁女接媳妇，也得在轿铺租用八抬大轿、以示体面。
督抚以下的道台、知府一级且不说，就是一个七品知县出门，坐的也是四人抬的轿子，前面还有肃静、回避等仪牌，甚至配备一个差役在前头敲着大锣“净街”，驿道上还设有驿站，都备有轿子和轿夫，为过路官员提供方便……
以上这些都是「可代替性与否」层面的论证，除此，还有一种场景议论：「对人还是对物」。
比如，把脱下来的鞋送去洗鞋店里洗，我可以接受；但要我坐在躺椅上、伸出脚来让人弓着腰给我擦鞋，我接受不了……
再比如，去按摩店里让人给我亲手切肤的按摩，我接受不了；但坐在按摩椅上让机器给我按，我可以接受。
道德感并不是圣母心，是一种天然的尊人和自尊。尤其是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洗礼的中国人，道德感更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宝藏。
对这种道德感施以抨击，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2
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巡视，那是建国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前后住了两个多月。
初到杭州，驻地附近有一座小山叫丁家山，主席乘兴爬到了山顶。
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坚持爬山。如果天气好、起得早，就爬一座大山；如果起得迟就爬一座小山；如果下雨了也照爬不误，风雨无阻，下雨了就带上雨伞，防止路滑，拿上拐棍。
当时的毛主席已年过六旬，工作人员怕他吃不消，要扶着他，但他坚决不同意，有自己的办法：找一根竹竿当手杖。
主席幽默地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有了手杖，爬山就省了很多力气。
当时有同志怕主席太累，提议让他坐滑竿——主席当时就生气了，宣布了一条规矩：
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爬山是为了征服自然，是为了强健自己的体魄，让人抬着走，还有什么意思？
两年后，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杭州。其间他心情很好，游兴也很高，兴致勃勃地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等。
曾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在其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当时在杭州市的活动，都是由王芳他们负责安全保卫的，这期间，毛主席提出要去爬玉皇山。
那时玉皇山有人抬滑竿，但是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肯坐。
王芳他们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打算让主席爬到中途累了再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的。知道用意后，又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那像什么话？马是用来送人爬山的吗？把马送回去！
毛主席登山不坐滑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滑竿。为此事，有关方面专门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说：
老同志爬山，滑竿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滑竿上山，群众影响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滑竿，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那些抬杆人也被政府安排了别的工作。
在共产党人眼中，滑竿是阶级压迫的体现，是旧社会地主老财的作风。
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毛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而走到延水河桥头，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了……
“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毛主席倒抢先搭话了。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主席听罢，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你们这四个人，那么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大家都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
他接着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3
作为对比，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很喜欢坐滑竿。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第三师攻克济南，次日上午，志得意满的蒋介石高调入城，结果不到24小时，日军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并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就在济南惨案发生后的五天时间里，蒋介石竟然在山东境内游山玩水……
惨案第五天，当老蒋坐着轿子悠哉悠哉刚登上泰山斗母宫准备用午餐时，突然接到侵华日军的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刻让出山东”，魂飞魄散的老蒋只得匆匆忙忙下山。
蒋介石下山后，立刻勒令北伐军“不要抵抗、撤出济南”，日本人随即于5月11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又开始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而蒋介石第二次登泰山是一年后的7月6日，也是坐轿子上去的。
此时，北伐胜利，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意气风发带着夫人宋美龄，坐着大轿终于登上泰山极顶，一览众山小……
再两年后，1931年的夏天，蒋介石、宋美龄和众随从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沿长江来到庐山，住进了太乙峰上的别墅。
通往太乙村的路上，蒋介石等人还是坐在一副滑竿上，几个老百姓哼哧哼哧地抬着。
如今的浙江莫干山上，有条登山古道名为“蒋公道”，正是因当年蒋介石坐滑竿循此登山古道上莫干山避暑而得名。
莫干山的松月庐里，至今陈列有蒋介石坐滑竿的照片。
至1936年，驻扎在北平的日军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气势嚣张、咄咄逼人，意图效仿关东军推动华北自治——在此国家民族危急之际，他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和夫人宋美龄在陈诚的陪同下游峨眉山……
峨眉山山势险峻、极为陡峭，当时，陈诚特地安排了滑竿给蒋氏夫妇乘坐。
蒋宋二人悠闲自得得在山上戏猴赏景，全然不顾抗日前线的烽火兵马。
尤其让人作呕的是，后世许多影视剧居然还在乘坐滑竿的情节上给蒋氏夫妇洗白，实为不耻：
大把大把的历史图片和随从回忆铁证如山，这是靠杜撰美化就能抹去的吗？
4
岁月流逝、风向无标，到价值观衍变又衍变的今天，似乎很多旁门话术都有了道理，比如最广泛的：
你不让他们伺候你，这些滑竿大爷们吃啥呀？拿啥养家糊口呀？
乍一听或许有理儿，但仔细一琢磨还是不对味——为什么这些老大爷都这个年纪了，还要靠抬轿来赚钱糊口呢？
或者说：难道真的有人喜欢给人抬轿吗？给人抬轿难道是一种享受吗？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老者去抬、甚至要用「掩盖这项服务明晃晃的身位凌驾」来“打消游客顾虑”以期为自己谋一份工钱呢？
这才是深层次的议题。
不妨还是向历史深处看去——重庆，这个今天中国滑竿数量最多、“滑竿文化”最盛行的旅游城市。
193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伴随着大批军政领导人员一同西迁的，还有规模庞大的民国上流人士、洋人买办，全数涌入山城。
此时，非常适应山城地理条件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应运而生，成为名人大士、富贾洋商们的最爱。
战时旅居陪都的朱自清就常常乘坐滑杆，他在文章中有写到：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外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
除了朱自清，徐悲鸿、丰子恺等名士也格外酷爱乘坐滑竿。
随着战争的进行，重庆的经济发展愈发困难，物价飞涨、各种资源短缺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问题。
战时的陪都，粮食、铁材、机械、汽油等都是紧缺物品，尤其是汽油，在后方极为紧缺。
1941年2月23日，为调整后方物资，重庆政府经济部规定：
粮食、棉花、铁材、机械、汽油、水泥、化工原料等14种物品不论来自何国何地，一律准予进口。
抗日战争前中国自己生产的石油很少，所需油料大都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海外交通运输直接萎缩甚至中断，日本的封锁与口岸城市的陷落也使得油料进口更加艰难，名流汇聚的重庆在汽车用车的强需求下陷入了严重的油荒。
因此，汽车的发展实质上受到了能源短缺的严重制约。
同时，重庆市的避难人口也在膨胀：1937年迁都之前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到1943年8月已达88万多人，1944年突破百万（达103万人）。
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这成倍增加的人口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抗战后涌入重庆的多数都是成年男女，求职者数量也超过了市场需求，挤压了当地重庆人的就业空间。
在1943年12月重庆市政府编制的“本市人口职业概况表”上显示，当时重庆的无业人口已经超过十二万人，另有超过13万人打些零工，勉强度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绅阶层的交通需求与底层工人的就业需求“一拍即合”，滑竿成为了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最主流的人力运输工具，乃至成为了一种所谓“滑竿文化”，流传至今。
5
二十年代的战乱岁月，造就了川渝山区的滑竿文化，尤其川南一带的农民为了求生活，拖家带口、拎着滑竿来到重庆城，一度是时代盛景。
至重庆建市，改造旧城、修建马路、开发新市区时，重庆城已经拥有滑竿上千之数，抬滑竿的下力人能有一口饭吃，看似为“滑竿之功”。
但向环境妥协、甚至依附于环境，这从来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所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一百年前，当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向长辛店的工人讲解“罢工”、“闹事”、“游行”这些概念时，工人们也是极为抵触的：
都不做工了，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但是历史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解放」，是极为正确的华山一条道。
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1923年2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举行了“二七大罢工”。
罢工仅持续了三天，军阀吴佩孚就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空前大逮捕、大屠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五十二位先烈在这次罢工中英勇牺牲。
这次大罢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长辛店成为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一味的同情是没有用的，只有从根子上掀翻制度、除尽制度的沉疴，才能够拯救这些被压迫的劳苦者。
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风波吧，延迟退休政策的本质是不先解决平等问题，而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五年前时，全国的养老金空账就已逼近五万亿。
养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
至2018年，我国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也是至那一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近四成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当年全国水平(17.8%)，其中山东、上海、重庆、四川、辽宁及安徽六地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20%。
截止2020年底，我国老年人抚养比为46%——即每100名劳动者需要抚养26个儿童和20位老人，预计未来抚养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也是到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广东（544.5亿）、北京（204.7亿）、云南（15.3亿）、西藏（13.9亿）、新疆（4.2亿）和湖南（2.4亿）六地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有盈余，其他地区都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说，全国有25个省份养老金都不够用……
还是前文提到的问题：难道真的有人喜欢给人抬轿吗？难道这些老大爷累得夯哧夯哧得给人抬轿，是一种享受吗？他们难道是不愿意在家抱孙子颐养天年吗？
跋
文章最后，或许还是得多说一句：道德感是用来律己和渡人的，而不是用来束人和彰己的。
所以，某些过于情绪激昂、看似大义凛然的“网暴”倒也不必。
在大环境暂时很难改变的情况下，强行去要求和规束他人同样有失伦范，真理存心间就好。
只是，我们可以不冲动，但我们更不能去妥协。
就说这么多。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