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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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在我看来有两个议论切面：「可代替性与否」和「对人还是对物」。

　　景区里的滑竿这种服务项目，我个人是绝对绝对不会坐的，除非我或我同行的人当中有人临时害了腿疾。

　　那么，这其实就牵扯出我以及很多人“心里无法接受”的理由：服务的“可替代性”。

　　当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去做但却要别人替你做时，这种服务提供，在我看来就带有了一定的人格矮化。

　　比如，我每次吃海底捞的时候是比较抗拒服务生给我倒酸梅汤的，特别是那种一路小跑、生怕没把我伺候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可能拒绝厨师给我烧菜，正如我不可能拒绝理发师给我理发。

　　因为“烧菜”、“理发”这些都是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在我眼里，这些算是个“特殊工种”吧，我必须请求专业人士；但是“倒一杯酸梅汤”，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这种事还要人伺候，心里必然过不去。

　　滑竿也是同理，我有腿有脚身体健康，是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去的，没必要让人抬轿；若我有腿疾，那是另一个情况。

　　自古以来，皇帝、王侯、富人、地主，要人沐浴更衣、煽风焚香、夹菜喂饭——正是通过这些自己能做而不做之事，体现阶级凌驾。

　　出门“脚不沾地”的乘轿，就是典型的封建之态。

　　古时，官家的轿子称官轿，官家还编得有轿班，有专门的轿夫来为官员的出行服务。

　　官员大贾出门乘轿子，体现的就是等级、权威和身份：督抚一级坐的是八人抬的大轿，前面有仪仗旗牌和开道之人；富贵人家嫁女接媳妇，也得在轿铺租用八抬大轿、以示体面。

　　督抚以下的道台、知府一级且不说，就是一个七品知县出门，坐的也是四人抬的轿子，前面还有肃静、回避等仪牌，甚至配备一个差役在前头敲着大锣“净街”，驿道上还设有驿站，都备有轿子和轿夫，为过路官员提供方便……

　　以上这些都是「可代替性与否」层面的论证，除此，还有一种场景议论：「对人还是对物」。

　　比如，把脱下来的鞋送去洗鞋店里洗，我可以接受；但要我坐在躺椅上、伸出脚来让人弓着腰给我擦鞋，我接受不了……

　　再比如，去按摩店里让人给我亲手切肤的按摩，我接受不了；但坐在按摩椅上让机器给我按，我可以接受。

　　道德感并不是圣母心，是一种天然的尊人和自尊。尤其是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洗礼的中国人，道德感更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宝藏。

　　对这种道德感施以抨击，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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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巡视，那是建国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前后住了两个多月。

　　初到杭州，驻地附近有一座小山叫丁家山，主席乘兴爬到了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