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1

  此事在我看来有两个议论切面:「可代替性与否」「对人还是对物」

  景区里的滑竿这种服务项目,我个人是绝对绝对不会坐的,除非我或我同行的人当中有人临时害了腿疾。

  那么,这其实就牵扯出我以及很多人“心里无法接受”的理由:服务的“可替代性”。

  当一件事情是你自己可以去做但却要别人替你做时,这种服务提供,在我看来就带有了一定的人格矮化。

  比如,我每次吃海底捞的时候是比较抗拒服务生给我倒酸梅汤的,特别是那种一路小跑、生怕没把我伺候好的时候……

  但是,我不可能拒绝厨师给我烧菜,正如我不可能拒绝理发师给我理发。

  因为“烧菜”、“理发”这些都是我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在我眼里,这些算是个“特殊工种”吧,我必须请求专业人士;但是“倒一杯酸梅汤”,这是我力所能及之事,这种事还要人伺候,心里必然过不去。

  滑竿也是同理,我有腿有脚身体健康,是可以自己爬上山顶去的,没必要让人抬轿;若我有腿疾,那是另一个情况。

  自古以来,皇帝、王侯、富人、地主,要人沐浴更衣、煽风焚香、夹菜喂饭——正是通过这些自己能做而不做之事,体现阶级凌驾。

  出门“脚不沾地”的乘轿,就是典型的封建之态。

  古时,官家的轿子称官轿,官家还编得有轿班,有专门的轿夫来为官员的出行服务。

  官员大贾出门乘轿子,体现的就是等级、权威和身份:督抚一级坐的是八人抬的大轿,前面有仪仗旗牌和开道之人;富贵人家嫁女接媳妇,也得在轿铺租用八抬大轿、以示体面。

  督抚以下的道台、知府一级且不说,就是一个七品知县出门,坐的也是四人抬的轿子,前面还有肃静、回避等仪牌,甚至配备一个差役在前头敲着大锣“净街”,驿道上还设有驿站,都备有轿子和轿夫,为过路官员提供方便……

  以上这些都是「可代替性与否」层面的论证,除此,还有一种场景议论:「对人还是对物」。

  比如,把脱下来的鞋送去洗鞋店里洗,我可以接受;但要我坐在躺椅上、伸出脚来让人弓着腰给我擦鞋,我接受不了……

  再比如,去按摩店里让人给我亲手切肤的按摩,我接受不了;但坐在按摩椅上让机器给我按,我可以接受。

  道德感并不是圣母心,是一种天然的尊人和自尊。尤其是经历过社会主义制度洗礼的中国人,道德感更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宝藏。

  对这种道德感施以抨击,在我看来是不当的。

  2

  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巡视,那是建国后主席第一次到杭州,前后住了两个多月。

  初到杭州,驻地附近有一座小山叫丁家山,主席乘兴爬到了山顶。

  从那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坚持爬山。如果天气好、起得早,就爬一座大山;如果起得迟就爬一座小山;如果下雨了也照爬不误,风雨无阻,下雨了就带上雨伞,防止路滑,拿上拐棍。

  当时的毛主席已年过六旬,工作人员怕他吃不消,要扶着他,但他坚决不同意,有自己的办法:找一根竹竿当手杖。

  主席幽默地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有了手杖,爬山就省了很多力气。

  当时有同志怕主席太累,提议让他坐滑竿——主席当时就生气了,宣布了一条规矩:

  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

  爬山是为了征服自然,是为了强健自己的体魄,让人抬着走,还有什么意思?

  两年后,毛主席又一次来到杭州。其间他心情很好,游兴也很高,兴致勃勃地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等。

  曾任公安部部长的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在其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当时在杭州市的活动,都是由王芳他们负责安全保卫的,这期间,毛主席提出要去爬玉皇山。

  那时玉皇山有人抬滑竿,但是主席在杭州爬了那么多次山,从来不肯坐。

  王芳他们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打算让主席爬到中途累了再骑马上山。主席见后面有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的。知道用意后,又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那像什么话?马是用来送人爬山的吗?把马送回去!

  毛主席登山不坐滑竿,中央的老同志来杭州登山也从不坐滑竿。为此事,有关方面专门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说:

  老同志爬山,滑竿不要坐了,爬不动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滑竿上山,群众影响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游人上山的滑竿,被杭州园林管理部门取缔了,那些抬杆人也被政府安排了别的工作。

  在共产党人眼中,滑竿是阶级压迫的体现,是旧社会地主老财的作风。

  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毛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延水河上的一座桥处于这段路程的中点上。

  而走到延水河桥头,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他的布鞋面上已蒙上了一层黄土了……

  “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毛主席倒抢先搭话了。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

  主席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主席听罢,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你们这四个人,那么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

  大家都笑了,主席自己也笑了。

  他接着说: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3

  作为对比,蒋介石和宋美龄就很喜欢坐滑竿。

  1928年5月1日,北伐军第三师攻克济南,次日上午,志得意满的蒋介石高调入城,结果不到24小时,日军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并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进攻国民革命军驻地、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此案中,中国民众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

  就在济南惨案发生后的五天时间里,蒋介石竟然在山东境内游山玩水……

  惨案第五天,当老蒋坐着轿子悠哉悠哉刚登上泰山斗母宫准备用午餐时,突然接到侵华日军的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刻让出山东”,魂飞魄散的老蒋只得匆匆忙忙下山。

  蒋介石下山后,立刻勒令北伐军“不要抵抗、撤出济南”,日本人随即于5月11日上午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又开始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见人就开枪射击,见女人就割去双乳、乱刀刺死,尸横遍地,惨不忍睹……

  而蒋介石第二次登泰山是一年后的7月6日,也是坐轿子上去的。

  此时,北伐胜利,全国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意气风发带着夫人宋美龄,坐着大轿终于登上泰山极顶,一览众山小……

  再两年后,1931年的夏天,蒋介石、宋美龄和众随从临时改变行程,坐军舰沿长江来到庐山,住进了太乙峰上的别墅。

  通往太乙村的路上,蒋介石等人还是坐在一副滑竿上,几个老百姓哼哧哼哧地抬着。

  如今的浙江莫干山上,有条登山古道名为“蒋公道”,正是因当年蒋介石坐滑竿循此登山古道上莫干山避暑而得名。

  莫干山的松月庐里,至今陈列有蒋介石坐滑竿的照片。

  至1936年,驻扎在北平的日军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气势嚣张、咄咄逼人,意图效仿关东军推动华北自治——在此国家民族危急之际,他蒋介石竟然还有心情和夫人宋美龄在陈诚的陪同下游峨眉山……

  峨眉山山势险峻、极为陡峭,当时,陈诚特地安排了滑竿给蒋氏夫妇乘坐。

  蒋宋二人悠闲自得得在山上戏猴赏景,全然不顾抗日前线的烽火兵马。

  尤其让人作呕的是,后世许多影视剧居然还在乘坐滑竿的情节上给蒋氏夫妇洗白,实为不耻:

  大把大把的历史图片和随从回忆铁证如山,这是靠杜撰美化就能抹去的吗?

  4

  岁月流逝、风向无标,到价值观衍变又衍变的今天,似乎很多旁门话术都有了道理,比如最广泛的:

  你不让他们伺候你,这些滑竿大爷们吃啥呀?拿啥养家糊口呀?

  乍一听或许有理儿,但仔细一琢磨还是不对味——为什么这些老大爷都这个年纪了,还要靠抬轿来赚钱糊口呢?

  或者说:难道真的有人喜欢给人抬轿吗?给人抬轿难道是一种享受吗?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老者去抬、甚至要用「掩盖这项服务明晃晃的身位凌驾」来“打消游客顾虑”以期为自己谋一份工钱呢?

  这才是深层次的议题。

  不妨还是向历史深处看去——重庆,这个今天中国滑竿数量最多、“滑竿文化”最盛行的旅游城市。

  1937年,蒋记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伴随着大批军政领导人员一同西迁的,还有规模庞大的民国上流人士、洋人买办,全数涌入山城。

  此时,非常适应山城地理条件的民间交通工具——滑竿应运而生,成为名人大士、富贾洋商们的最爱。

  战时旅居陪都的朱自清就常常乘坐滑杆,他在文章中有写到:

  前几年到重庆,似乎坐滑竿最多,其次黄包车,外次才是公共汽车。那时重庆的朋友常劝我坐滑竿,因为重庆东到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隔着无数层坡儿。滑竿可以爬,坡黄包车只能走马路,往往要兜大圈子。

  除了朱自清,徐悲鸿、丰子恺等名士也格外酷爱乘坐滑竿。

  随着战争的进行,重庆的经济发展愈发困难,物价飞涨、各种资源短缺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问题。

  战时的陪都,粮食、铁材、机械、汽油等都是紧缺物品,尤其是汽油,在后方极为紧缺。

  1941年2月23日,为调整后方物资,重庆政府经济部规定:

  粮食、棉花、铁材、机械、汽油、水泥、化工原料等14种物品不论来自何国何地,一律准予进口。

  抗日战争前中国自己生产的石油很少,所需油料大都依赖进口;抗战爆发后,海外交通运输直接萎缩甚至中断,日本的封锁与口岸城市的陷落也使得油料进口更加艰难,名流汇聚的重庆在汽车用车的强需求下陷入了严重的油荒。

  因此,汽车的发展实质上受到了能源短缺的严重制约。

  同时,重庆市的避难人口也在膨胀:1937年迁都之前重庆市人口仅为47万,到1943年8月已达88万多人,1944年突破百万(达103万人)。

  此后重庆市的人口一直维持在百万以上直至抗战结束,这成倍增加的人口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抗战后涌入重庆的多数都是成年男女,求职者数量也超过了市场需求,挤压了当地重庆人的就业空间。

  在1943年12月重庆市政府编制的“本市人口职业概况表”上显示,当时重庆的无业人口已经超过十二万人,另有超过13万人打些零工,勉强度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官绅阶层的交通需求与底层工人的就业需求“一拍即合”,滑竿成为了蒋介石统治下的重庆最主流的人力运输工具,乃至成为了一种所谓“滑竿文化”,流传至今。

  5

  二十年代的战乱岁月,造就了川渝山区的滑竿文化,尤其川南一带的农民为了求生活,拖家带口、拎着滑竿来到重庆城,一度是时代盛景。

  至重庆建市,改造旧城、修建马路、开发新市区时,重庆城已经拥有滑竿上千之数,抬滑竿的下力人能有一口饭吃,看似为“滑竿之功”。

  但向环境妥协、甚至依附于环境,这从来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所谓“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一百年前,当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向长辛店的工人讲解“罢工”、“闹事”、“游行”这些概念时,工人们也是极为抵触的:

  都不做工了,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但是历史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解放」,是极为正确的华山一条道。

  在北京共产党小组的领导下,长辛店铁路工会正式成立,进一步推动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和典范。

  1923年2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成立总工会的自由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举行了“二七大罢工”。

  罢工仅持续了三天,军阀吴佩孚就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空前大逮捕、大屠杀,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五十二位先烈在这次罢工中英勇牺牲。

  这次大罢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推向了顶峰,长辛店成为中国早期铁路修造业和产业工人聚集地,也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主要策源地和发生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被誉为“北方的红星”。

  对于这段历史,毛主席有这样的评价:

  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一味的同情是没有用的,只有从根子上掀翻制度、除尽制度的沉疴,才能够拯救这些被压迫的劳苦者。

  还记得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风波吧,延迟退休政策的本质是不先解决平等问题,而谋求对契约开刀、想着先去解决空账问题——五年前时,全国的养老金空账就已逼近五万亿。

  养老黑洞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二十余年前瓦解国企时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

  1998年前后,伴随着国企改制(工人下岗潮)的还有取消福利分房、取消国家保障建立社保制度,紧随其后便是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与强行解散国企相同步的,是被强制下岗的工人们由国家养老变为现收现付(代际补偿制),这同样是一种单方面打破契约的强政行为。

  早在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从一开始,新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就遇到资金筹措的困难,发生了昔日国有企业老职工的账户中没有基金积累或者积累很少的「空账户」问题,并由此引发此后十几年成批的老工人在退休时需要“花钱退休”——填补账户空白,才能退休并领取养老金的乱象。

  2015年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4年的2.97:1降至2.87:1,意味着三个在职职工要“养”1个老人。

  至2018年,我国已六个省份的养老金入不敷出…也是至那一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近四成地区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当年全国水平(17.8%),其中山东、上海、重庆、四川、辽宁及安徽六地的老年人口抚养比超过20%。

  截止2020年底,我国老年人抚养比为46%——即每100名劳动者需要抚养26个儿童和20位老人,预计未来抚养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也是到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广东(544.5亿)、北京(204.7亿)、云南(15.3亿)、西藏(13.9亿)、新疆(4.2亿)和湖南(2.4亿)六地的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有盈余,其他地区都是入不敷出。

  也就是说,全国有25个省份养老金都不够用……

  还是前文提到的问题:难道真的有人喜欢给人抬轿吗?难道这些老大爷累得夯哧夯哧得给人抬轿,是一种享受吗?他们难道是不愿意在家抱孙子颐养天年吗?

  

  文章最后,或许还是得多说一句:道德感是用来律己和渡人的,而不是用来束人和彰己的。

  所以,某些过于情绪激昂、看似大义凛然的“网暴”倒也不必。

  在大环境暂时很难改变的情况下,强行去要求和规束他人同样有失伦范,真理存心间就好。

  只是,我们可以不冲动,但我们更不能去妥协。

  就说这么多。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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