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天时、地利、人和与国家命运

国家命运与国家安全

——关于国家安全哲学的系列思考

江涌

　　国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国家运行发展进程中，很多起作用的因素是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甚至可以量化，一目了然；但是也有很多一直在发挥作用的因素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并共同影响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就是国家的命运，简称“国运”。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的一个文化生命不曾断绝的国家，其中的影响因素概括起来有天时、地利，更有人和，即归根到底是中华民族内在的自强不息。虽然遭遇千难万险，经历千辛万苦，但是在千回万转之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活脱脱又一个“少年中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1]，新中国鸿运当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国家的命运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2]一代文豪鲁迅先生曾经写下著名诗篇《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华盖，原系贵人出行时由侍者举着遮日避雨的似伞器具，后指贵人出行时表示身份的奢华仪仗。华盖运，当指飞黄腾达的好运。然而，诗文开篇“运交华盖”与后面字里行间表达的破落失意存在明显矛盾。鲁迅在《华盖集·题记》这样写道：“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的。”简而言之，《自嘲》诗文中“运交华盖”的意思是倒了大霉！让人无可奈何的大霉！

　　命运，即宿命和运气，乃汉语中一个常用词汇。一般来说，命为定数，指某个特定对象的天赋本性或自然禀赋；运为变数，指时空转化，穷通变化。命运，可以理解为，某个特定对象于时空转化的过程，或指事物由定数与变数组合进行的一种模式。命论终生，但是运在一时。

　　谜一样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以及革命家、政治家都很喜欢用“命运”这一概念。哲学家、思想家集中于思考人生、人类的前途命运；革命家、政治家集中于把握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努力把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明天、未来趋势）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早已消逝，后人只能从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折戟沉沙铁未销”的考古中，想象古国曾经的辉煌。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3]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生生不息。历史上中国曾经有多次危难，甚至面临亡国乃至灭种危机（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全中国仅剩700万人口）。“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百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4]

　　联邦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波斯人、印加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像中国那样历史悠久，能在经历了一百年的惨然衰落和奇耻大辱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而且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几乎像谜一样。”[5]伟大国家、伟大民族必然会出伟大英雄，像谜一样的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多次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挽救了中国革命，革命成功建立新中国，挽救亿万人民于水火，成为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6]

　　毛泽东不仅改变中国人民过去的悲惨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他身后的中国发展趋势，影响着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在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新中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完成工业化）与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物质基础；他普及教育，亿万中国人民受益，坚定地反修防修，防止美西方和平演变，确保中国走在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福利）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他纵横捭阖，高屋建瓴，划分并影响“三个世界”，让中国赢得朋友的尊敬以及来自对手的敬畏，让一贯敌视新中国的美国搁置陈见偏见而贴近新中国，确立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世界一极奠定了秩序基础。

　　天时与国运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历久弥新，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概而言之，奥秘主要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得天独厚，长期兼备。

　　气候影响国运。在科学技术落后、生产力低下的时期，作为自然运行时序或自然气候条件的天时非常重要。中国大部分国土处于亚热带和暖温带，适时的季风（湿热同季）带来适度的降水（一般400毫米以上），使高原大山在大江大河的冲刷下，在中下游形成宽广肥沃的平原，非常有利于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繁衍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很早就出现并主要转向农耕，畜力、铁犁、水利建设等使黄河而后长江地区的农业较北方畜牧业和世界其他地区农业有着更高的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累积形成发达繁荣的农耕文明。

　　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对中国北方居民而言，天气冷暖会产生巨大的生存压力，其中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随着气候的冷暖而张弛。研究表明，如果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那么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公里；如果降水减少100毫米，那么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公里，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7]学界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总结，学者程洪认为：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张文木教授在《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一书中指出，公元3世纪至公元6世纪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寒冷期，气温下降幅度较大，北方降水量明显减少，造成农牧交错地带大幅度南移，迫使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对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形成巨大冲击，从而加剧农业社会的剧烈动荡。笔者认为，气候的变化是造成当时所谓“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形势出现的最直接的自然外因。

　　根据西方权威机构气象检测，地球在变暖，而且未来全球变暖的可能性还在变大，气温升高的临界点可能会突破。但是，这种全球变暖是在地球正处于大冰期背景下进行的，寒中夹暖。大冰期总体上对人类生产生活不利，但是大冰期当中气候异常对地球上各类地区会产生不同影响。历史表明，“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7]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或降水量变化100毫米，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8]气候变化会明显影响生产生活，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耕时期，而农业发展、收成好坏决定国祚的长短，这是古代中国国运兴衰的一条重要线索。马克思指出：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9]近些年来，在地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中国华北西北降水量明显增加，南疆夏季时而暴雨成灾，原先光秃秃的黄土高原已经被密实的森林覆盖，沙漠中的绿洲在不断扩大。这对西部地区乃至全中国来说，是极大的利好因素。

　　时代影响国运。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孕育生长的西方文明，在经历黑暗中世纪之后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强势崛起，并迎来工业革命时代。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年）勋爵出使中国，整个使团共有700多人（包括军事地图绘制人员、情报人员、秘书、医生、翻译以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带着600多箱礼品（包括各类先进的科学仪器、刀剑、枪炮、手工艺品、英王及著名人物的画像等），乘坐大小船只共5艘，不远万里前来为大清帝国乾隆皇帝祝寿。英王派使团的真正目的是与清政府签订通商条约，为英国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开辟新的海外市场。然而，乾隆断然拒绝了使团的请求，他在写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英咭利国王谕》（共976个字）中表示：“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乾隆皇帝又傲慢地指出：“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后来学界认为，这是两个世界的撞击，“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10]

　　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兴起，工业文明以市场、矿物资源等而不仅以土地为价值载体，拥有更多的技术和更高明的战术，工业文明明显优胜农业文明（鸦片战争中英国只用7000人的海军就打败了拥有四五十万陆军的中国）。马戛尔尼使华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对话，而鸦片战争及其之后一系列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战争，则是坚船利炮的工业文明与刀枪剑戟的农业文明的战争，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征服，中国一败再败是必然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祸“官”殃民，中国由此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清乾隆皇帝为他的愚昧与傲慢付出了惨重代价，世界的主流与中心由东方让位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帝国都衰落甚至解体了。

　　资本主义在发展积累资本的同时，也不断发展积累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高级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世界也由此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虽然帝国主义势力实力强大，用新旧殖民主义牢牢地控制世界，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苏联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突破，这声炮响也惊醒了沉梦千年的古老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凭借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一系列反帝防修斗争，不断自我革命，守正创新，将国家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国际反华势力、境内外敌对势力无所不用其极来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险和难不断向我集聚，但是时和势在我一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胜算在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傍大腕不如绑国运。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强才能民富，民富必须国强，尤其是强大国防（建立起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高边疆”），否则人民的财富一夜之间就会被掠夺被席卷。在国泰基础上畅谈民安，在和平前提下谋划发展。巴菲特以长期价值投资与简朴生活闻名，他之所以成为股神，甚至被渲染有“奥玛哈的神谕”（The Oracle of Omaha），核心就是生长在美国、以华尔街为舞台。美国在过去百年的国运（世界霸权），为股神的诞生奠定了“天时”“地利”的条件，华尔街则为股神提供“人和”的基础。多年来，很多中国投资家都跃跃欲试花重金“与巴菲特共进午餐”，以图沾染王者荣耀，获得投资发财秘诀。

　　地利与国运

　　地缘可以改变。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形地理地缘，四面为大海、大川、大山、大漠环绕，有着天然的屏障，域外强敌不易入侵，内部在斗争合作中不断融合成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大一统体制。毛泽东注意到中国地缘政治的这个特点，1956年3月8日，他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11]学者胡阿祥主编的《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这样表述：“由于这种自然阻隔及地理位置所造成的政治版图，也很不容易无限地扩展，从秦帝国的统一到清帝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历史中国的版图虽有变化，但都没有越过这种自然的阻隔，久而久之，这种稳定的地域便成为一种较固定的心态，沉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之中。”奉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价值观的“中国是亚洲的重心，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12]

　　大海，万里波涛，游牧时代、农耕时代是一个很好的安全屏障。魏晋以后，大江大河的冲积平原、河口三角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最富庶、社会最繁荣的地区，背靠大海，天堑无涯。但是，资本主义海外贸易发展、工业革命带来海运技术进步，使海洋成为便捷的交通纽带。中国数千年来所倚重的海洋天堑完全消失，将国家民族最柔软的腹部呈现给了西方列强，由此引致帝国主义一次次入侵。孙中山认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13]毛泽东强调，“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14]。

　　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研究认为，“河内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其前提条件是在平面上。即使在平面上，如水面（又有河面、湖面、海面差异）、草原、平原、沙漠等，因为阻力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交通成本，换算成实际距离也不相等。在实际的地球表面，有高山大川丘陵盆地，由此形成的立体距离远较平面距离为长。交通通信技术革命真正实现了“天涯若比邻”，霸权主义的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的“邻国”。参照西方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教训，如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了强大的国防尤其是海军，将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么沿海的安全劣势就有可能成为发展优势。辩证而言，今天中国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汇聚了中国最先进、最集中的生产力，贡献着国家最大份额的税收和就业，紧密关乎着国家经济安全，鉴于此，中国必须拥有强大海防，否则日愈富裕的中国就很难安然入睡。

　　命运可以改变。根据神话传说或宗教叙事，东西方历史上，都有大洪水的经历与记忆。面对泛滥肆虐的洪水，西方人选择躲、跑，在神的启示下建造诺亚方舟，移民，殖民，千年一贯；中国人直面危险，迎难而上，如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中国人民从来不向命运屈服，而且勇于革除天命，自强不息，奋起抗争。让高山低头—愚公移山，叫河水让路—修都江堰。改变地形地貌地缘，也就改变了“风水”，化水害为水利，实质是改变了生产力，改变了国运。

　　据史料记载，到秦王政元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秦国力强大，有了东扩灭六国而一统中国之志。其他六国在正面战场屡战不利的情况下，开始使用“奇袭”之阴招来阻挠秦国力的膨胀。燕国太子丹选择的是派荆轲刺杀秦王，擒贼先擒王；而韩国另辟蹊径，选择“疲秦”策略，派该国著名水工郑国前往秦国，说服秦王建设运河，引水至关中以浇灌农田，以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这一可以解决东征军粮问题的良策，秦王从善如流，很快接受。水渠运河建设周期长达十年之久，这期间秦国确实“无暇东顾”，客观上起到了“疲秦”、延缓秦国东扩的效果。当韩国的计策被暴露后，郑国向秦王解释道：“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郑国的解释合情合理，正中秦王谋万世统治的雄心壮志。实际上，郑国渠这条运河确实达到了“万世之功”的效果，灌溉关中农田达四万顷之多。秦国有了这个大粮仓之后，在第一时间发兵灭掉了“主使者”韩国。韩国通过修运河的“疲秦”图谋，反倒成了“强秦”计划。郑国渠作为关中第一个水利工程，作用惠及千秋万代，经历后人多次扩张改造后，至今灌溉着超过60万顷的农田，成为关中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经脉。

　　历史上，中国人民开凿的大大小小运河难以数计，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当属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是经过多个朝代开凿积累，最后在隋炀帝时一举完成的。然而，运河开凿劳民伤财，民怨沸腾，隋帝国国力严重透支，像秦帝国一样二世而亡，国祚短促。“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典出《孟子·梁惠王上》）。京杭大运河的“始作俑者”似乎的确没有好下场，但是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人为可以改变局部命运，前赴后继，不断改变一个又一个局部命运，最终量变引起质变，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正是一代又一代人民的自强不息，最终导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稳住西北经略东南。新中国定都北京，不是随随便便的，当中有很多故事，其中1949年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与王稼祥关于定都的聊天早已成为一段佳话。历史上，国都选址即定都立都是关系到王朝长远利益的大事，历代王朝在定都之前，会常详查天下地理大势，选择那些能够使王朝江山永固的“不倾之地”。按照中国传统方位分法，居西居北为上游，居东居南为下游。南北合论，以北治南，北方胜于南方；南北分论，以西治东，关中胜于关东。因为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河东流，居上游，占高地，可以君临天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无论在地理环境（如安全防御）、物质基础（如物资供给）上还是在意识形态（如政治心理）上都占据优势。历史上，周、秦、汉、隋、唐、宋、元、清皆为居上游者胜，唯一例外的是朱元璋立足江淮建立了大明王朝，但是时隔不久，四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再现以北治南的历史。依据以北治南、以西治东的地缘政治规律，从中或可悟出历史经验教训。

　　人和与国运

　　古代建国立都除了注重地利，还必须关照人和，顾炎武指出，两者“得全者昌，失全者亡”。[15]即不仅有地形地貌地势，更有地上的人民众寡，人事和协，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天下顺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人事和协，民心和乐；或人心归一，上下团结。中华国运生生不息，有封疆之界，有山溪之险，有兵革之利，更有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人心向背决定国家国运。古时尧重用舜、商汤重用伊尹、文王重用闳夭与泰颠，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统治者昏庸，亲近小人远离贤良，治少乱多，社会失序，人民揭竿而起，推翻反动统治，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历史正是在治乱周期中螺旋上升的，成就中华生生不息而又坎坷不断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有立场觉悟、有知识文化、有智有勇的“贤良之士”的集体组织。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6]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尚且如此求贤若渴，建设时期更是这样。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傅作义和绥远军区负责人时说：“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国家建设人人有责，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后来强调，“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17]中国的工业化在抗美援朝之后，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但是还有一部分独立自主，上海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主要是依靠旧社会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搞起来的。“我们对革命是内行的，但是对科学、文化就不内行了，那就有必要使用这些知识分子”。[18]正是因为干部任用搞五湖四海，人才使用不拘一格，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不断兴旺发达。

　　当然，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仅仅依靠社会精英，更依靠亿万劳动人民。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当中蕴藏无穷的智慧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9]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人心齐泰山移，知政失者在草野，在市场化全球化加剧、社会多元化的今天，人心就是力量，人心向背最终决定着政党命运、国家国运。

　　改革开放，守正创新，超越自我，实现新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过“新”有很多形式和内容。“我们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们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20]“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会深深影响到博弈规则、下棋方法，这才是革新是革命。革新革命，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的源头活水，是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国运昌盛的大本大源。“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21]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持续快速地发展生产力扫清了障碍。

　　改革开放，是继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不断革除阻碍发展的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的落后面貌，是一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果不改革，前景就困难，我们必须迈出这一步，进行改革。尽管有风险，我们也要大胆干。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2]“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3]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我们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党，肩负着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重任。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又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时代考卷常出常新。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时运轮流转。中世纪的中国可以说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或者更强。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国是一个神话般存在的国度，遍地都是黄金，空气都是香甜的，就跟今天一些中国人到美国的感觉一样。也正是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很可能是因为背的包袱太重，中国发展停滞了，被西方超过了，而后被列强打翻在地，成为被随意欺侮的对象。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今，中国人民自立自强，勇立世界潮头，稳舵扬帆奋楫，向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阔步前进。

　　注释:

　　[1]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一汉代织锦护臂，上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2]罗隐：《筹笔驿》。

　　[3]《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4]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48页。

　　[5]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理解中国》，梅兆荣等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6]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7]转引自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8]同上，第112页。

　　[9]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10]【法】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1页。

　　[1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4页。

　　[12]《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13]《孙中山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4页。

　　[14]《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341页。

　　[15]顾炎武：《历代宅京记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16]《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7]《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

　　[19]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20]费尔迪南·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8~129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23]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2年12月7日至11日）。

　　（本文原载《国有资产管理》2023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