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中国高校管理中的泰罗制思维必须加以废除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之后，那时高校老师们主要的任务是讲课。而且那时的讲课还是比较讲究的。老师们备课都很认真，而且也经常进行讨论，像是在集体备课似的。

　　当时在高校教师中，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的并不多。学校一般也不会对教师提出有关论文写作的具体要求。所以老师们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舒服的。似乎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文，在一般老师那里，都是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教书才是教师们的本职工作。那时的教师们工资也都不高，学校也想不起用什么激励机制来鼓励教师们进行学术研究。更重要的是，那时的一般学校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激励教师们写学术研究的论文。

　　当时也有老师在研究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在写学术论文。但这都是靠着教师们个人自己的学术研究兴趣来做的。另外，有个别教师，由于存在讲课方面，或者因为口齿、或者因为方言口音方面的问题，实在无法登上讲台，于是学校也就不排他们的课。这些教师倒有可能在大量的空闲时间里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撰写一些研究论文。但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数。

　　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因为这时已经开始有更多的教师愿意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也愿意向学术期刊投稿，发表论文。这些写作与发表论文的教师依然是依赖于他们个人的学术研究兴趣。但还是有更多的教师对此依然不太感兴趣。在他们看来，有点空闲时间干什么不好，写学术研究论文有什么用? 没人给你发钱发奖金。而且你发表了论文和没有发表论文，在收入上也没有差别。当时还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职称评定，所以人们也看不出发表了论文的教师与没有发表论文的教师在待遇上有什么区别和不同。

　　后来，大概校方普遍认为，要提高一所高校的学术地位，教师们要研究学术、发表学术论文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于是，各个高校就开始制定有关论文发表的指标，以及与指标挂钩的奖励办法，以激励更多的教师去研究学术，发表论文。在这样的外在环境下，确实有一些原来不太想动的教师现在都动了起来。他们开始愿意花些时间，来考虑学术方面的问题，也尽力开始撰写相关的学校论文，并且寻找投稿的刊物和机会。

　　在这个时候，职称评定就与论文写作挂上了钩。职称评定不仅要有足够的论文发表数量，而且还要规定论文所发表刊物的级别。严格说来，刊物级别其实很难确定，更没有一致的标准。但是人们自有一套办法。比如说，就文科学科而言，能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文章被认定一定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至于其文章内容到底如何，水平如何评定，质量如何确认，都只是依靠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来定。如果是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的文章，一般也会被认为水平不会太差，但比起发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文章就会被认为一定稍有逊色。如果是发在地方师专学报上的文章，不管是哪一级的评委，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文章。不过，有一年，可能是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评定本单位优秀论文时，没有遵循这种只看刊物级别的办法，而是对申请报奖的论文逐一认真进行研究和讨论。最后有一篇优秀的论文被评为一等奖。而发表这篇论文的刊物只是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