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威胁是中俄的共同任务

　　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威胁是中俄的共同任务

　　——与俄共同志一次深入对话（其五）

　　司马南

　　5.请问您如何看待俄罗斯与中国的社会评论家和活动家的联合？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意识形态舆论场中俄两国如何联手的问题，我刚刚在俄罗斯出了一本俄文版的评论集，大量涉及的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

　　中俄关系是如此紧密，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乃至迫在眼前的地缘政治军事问题，我们两国同在美西方弓箭手瞄准的靶心之内。

　　我想强调的是，今天中俄背靠背、肩并肩，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似应该牢记当年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寻求共同点，扩大共同点，又注意彼此的差异性，不把话说的太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道理——“己欲未必人欲”，要求同存异登高望远。避免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导致分歧加剧，害了交情，损害共同利益。

　　中苏之间是曾经有“蜜月期”的，那个时候，“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个时候中国人学习俄语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今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热情。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渐加剧。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集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实际上对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进行不指名的批驳。

　　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未向这种压力屈服。会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我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加了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极大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两国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以后，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论战》的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常简称“九评”），全面批评苏共的对外、对内政策。

　　“九评”的基本结论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故乡，在具有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苏联，也发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领导的事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这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结果。“九评”指名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面批评苏共“全民党”“全民国家”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中苏论战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