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从腐败肆虐看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

　　【历史周期率研究之一】

　　1月8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一次提出“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并提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的九个问题，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自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理念后，数十次向全党提出的反复告诫。我们在为总书记的高屋建瓴和高度政治警觉鼓与呼的同时，心中更感到一种沉重。为此，笔者想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讲话精神，从权力和监督角度以及中国特有的国情实际，对长期执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做一些探讨。

　　一、“党的自我革命”与马列“不断革命”、毛主席“继续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落实了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尽管这一理论被认为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但是，我们不应该泼脏水连孩子都一起泼出去，就此而否定这一理论核心实质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是对马列“不断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中首次提出：“无产阶级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8页。）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又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列宁同样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链条中的两个环节。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后一个革命可以顺利解决前一个革命的任务。他指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11卷，第223页。）毛主席正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在党内自我革命的基础上，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和党内情况的不断变化，将不断革命理论和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了“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其实，我们党自成立初期起，就没有停止过自我革命的步伐。远的不说，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三湾改编”上井冈山实行“党指挥枪”和“三大民主”，到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以及延安整风运动、七届二中全会的告诫，再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及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无不是党内自我革命以及继续革命的成功范例。因此，“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是与马列主义“不断革命”理论和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一脉相承的。而“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的十分正确的重大明智抉择。

　　二、毛主席“继续革命”基于对权力特性和腐败根源的深刻把握，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形成对权力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使腐败得到最大限度的遏制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而权力就是掌握一定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团体，为了实现政治、社会、经济等管理目标，通过法律、政策、规章制度及其国家机器等，来对这些资源的占有、支配等进行分配的一种强制性力量。马克思认为：权力是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即一方支配另一方的力量。因此，在一个国家中，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就是产生于社会而高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大力量，其目标就是掌控各种利益的分配，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性及强制性等特征。

　　权力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通过特定的人来执行才能实现权力应有的效应，这种特定的人，被称为权力拥有者。

　　但是，人的行为是受其思想意识支配的，而个体的思想意识则取决于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则决定于社会存在，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意识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不同思想意识的权力拥有者，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权力的认识及其支配方式会完全不同，所形成的利益分配结果也就完全不同。

　　腐败，就社会管理意义而言，实质是一种利用权力化公为私的剥削行为。“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这是因为权力的腐败是与私有经济关系相联系的产物。在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私人占有，必然造成权力者的私欲不断膨胀，只要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腐败就会不断产生。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虽然从经济制度上实行了公有制，但国内小私有生产关系的存在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长期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意识以及国际资产阶级势力的影响，腐败意识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人心目中残留或滋生。如果不防微杜渐，腐败意识就会逐渐膨胀和泛滥，几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人民江山，就会毁于一旦。

　　正是基于对权力特性和腐败根源的深刻洞察，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娴熟把握，毛主席才对腐败保持着一贯的高度警惕。早在中国革命初期，熟读历史的毛主席就对腐败的危害性有着清醒认识。中央苏区时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受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党内出现了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为此毛泽东就同张闻天、项英、何叔衡等中央政府领导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廉政斗争。1931年冬，刚就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就亲自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932年5月，在决定因贪污腐化、生活堕落的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枪决时，毛泽东曾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更是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提出“警惕糖衣炮弹袭击”、提出“绝不当李志成”等具有前瞻性的告诫，规定了“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建国后又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党内腐败的运动，以致不惜杀掉“红小鬼”出身的刘青山、张子山两个严重腐败分子，以震慑全党。

　　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和情况的不断变化，运用“党内自我革命”的形式，已经不足以解决党内自身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为了防止腐败泛滥成灾，毛主席才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试图直接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使权力受到更加强有力的制约，让权力者产生一种巨大的畏惧感，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泛滥。尽管由于经验的不足和各种因素的作用，使这种大民主式的尝试确实给党和国家带来一定的混乱和损失。但我们不能因为“形式”的不当就否认“目标”的崇高和理论的正确。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干部能做到清正廉洁、依规行政。这并不完全是干部不想腐败，而是由于“继续革命”的执政理念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监督各级权力行为，所以形成了强有力的人民民主约束，干部才不敢腐败。

　　但是，当我们的经济体制转化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且私有制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后，事实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论断的科学性。在“等价交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无时无刻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渗透到各种权力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启蒙时代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讲过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和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也就得到了极大的现实佐证。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决定了许多权力拥有者自私贪婪的社会本性必然通过权力的滥用暴露出来，各种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利益链条和利益集团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也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要“粪坑”不除，“围着粪坑打苍蝇”改变不了“越反越腐”的趋势。所以在官场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逐渐削弱甚至淘汰，人生信仰从迷茫到实质性转变，“毛泽东思想”仅仅成为一个概念，群众的“民主监督和管理”仅仅成为一句空话，权力滥用也就难以有效遏制，腐败泛滥成灾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在权力腐败的现实教育下，人民群众的期盼则必然越来越回归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与腐败的官场和官员越来越对立。

　　三、“继续革命”是毛主席对权力监督根本动力源的深刻探寻结果，只有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对腐败形成有效抗衡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腐败的主体是掌握一定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权力拥有者，在长期执掌权力的条件下，面对权力可以带来的利益诱惑，许多人的自私贪婪是会成瘾的。就像资本对利润的追逐那样，“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何况权力所带来的利益是“无本万利”，远不止300%！当权力和利益一旦联姻，泯灭一切道德良心，践踏一切公平正义就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而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以及增加腐败的保险系数，许多腐败分子会“连横合纵”，结成一定的利益同盟，包括在各种监督部门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同体监督下的体制监督更加弱化，而正义的个体对腐败的挑战，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而且这些腐败集团为了从根本上保住自己和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势必不满足于只是改变党的执政导向和方针政策，还会把眼光盯向获取更高的政治权力乃至夺取最高权力。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在人类历史中循环上演着！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防止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足够强大的力量，对腐败势力进行有效抗衡。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就曾经指出：“对于滥用权力的真正纠正办法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然而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谓“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游戏，不过是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权利争夺。靠资本控制权力，不仅不可能真正制约权力腐败，而且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靠无奇不有的权力腐败来维护资本的统治，美国就是典型。

　　真正强大的力量在哪里？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坚持唯物史观，从来都把人民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是毛主席人民观的最好体现。连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结束访华后也感叹道：“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只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党一元化领导的国家中，尽管党内同体监督有天然的局限性，但在毛主席的人民观面前，也就变得根本不算问题。因此，早在延安时期，当黄炎培先生问道怎么样才能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时，毛主席才脱口而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理念中，人民群众才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监督的最根本动力源。而“继续革命”理论，正是毛主席这种人民观的高度体现和具体深化。

　　要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就必须给人民创造条件。一是要确立人民的地位。党的七大后，我党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共产党人却定位为“人民的公仆”；建国后，毛主席的人民观在国家体制中更得到充分体现，用法律的形式把人民摆到至高无上的主人翁地位。这种人民观激发着亿万人民的各种积极性。就对权力的监督而言，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其自身利益，有一种主人的天然维护意识；另一方面，权力一旦腐败，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人民群众最有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一地位的确定，对有效发挥人民群众监督根本动力源的作用至关重要。二是要建立完善人民民主管理监督的基本制度。毛主席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必须选拔优秀工农兵劳动者代表直接进入权力结构，形成一整套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各级权力机构的制度机制。三是要有民主监督的武器和平台。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当时《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力，让人民群众有必要的手段来维护党和国家利益及其自身权益。今天的互联网，应该说是最好的民主监督平台，应该充分保护群众运用网络监督的民主权利。

　　四、事实雄辩证明，悖逆党的自我革命、继续革命原则，必然导致腐败的有恃无恐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保证党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开始了强力反腐。从反腐败的成果看，这些腐败分子，并不是少数，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大批”，他们遍布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条战线，上至党和国家及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下至基层领导干部甚至村官，他们有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结成了各种巨大的利益同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着改革的旗号，通过无所顾忌地改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肆无忌惮地侵占国家资产、资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许多所谓的“改革”，变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盘剥机”。他们贪腐的手段新奇百出，贪腐的程度匪夷所思。他们雇佣所谓的“专家”“教授”，打着科学的幌子，信口雌黄，忽悠民众，以为资本利益服务。他们系统设计，密切配合，使新的“四座大山”压得老百姓毫无喘气之力。他们不仅在国内培植自己的利益代理人，而且有许多里通外国，在国外寻找自己的保护伞，进而推出一系列卖国的“改革”举措。他们不仅与国内资产阶级和国外资本主义遥呼相应，更像前苏联的一些腐败高官那样，希冀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以使他们通过腐败得到的利益和未来的长远利益不受法律追究并进一步得到保障......请问，这些难道还不够触目惊心吗？难道这样的斗争，还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吗？难道在今天，我们还不应该系统地、深刻地反思吗？

　　认真反思，导致这种严重腐败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毛主席逝世后，一些人用所谓“执政党”告别“革命党”，抛弃党的自我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原则，导致了党的自身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各方面建设的极大紊乱和倒退。他们在政治上混淆阶级阵线，无视阶级矛盾，淡化和否认阶级斗争，把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沦为雇佣劳动者（以合同制为特征），进而变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使工农联盟变为一盘散沙，使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逐渐丢失。他们在理论上否定“继续革命”，抛出一系列歪理邪说，摧毁了远大的理想和信念，搞乱了社会思维，使全社会陷入了思想观念的迷茫。他们在组织上否定毛主席从“三大革命斗争”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把工农群众代表逐渐清理出各级领导班子，搞拉帮结派、任人唯亲，重用对人民毫无感情、对民情毫无了解的所谓”嫡系“干部、“三门”干部、“精英”人士和“海归派”。在舆论阵地上，他们利用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受害者”为基础力量，豢养了一大批公知、大V和这“家”那“家”，与他们的反动路线遥相呼应，通过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历史正确性，否认全体劳动人民建国后的劳动成果，侮辱抹黑革命烈士和英雄人物，更是丧尽天良地贬低、造谣、诬蔑开国领袖......这些教训，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吗？

　　上述论证说明，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牢固确立“继续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理念，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别无选择。套用网上流传很火的一位年轻美籍华人帖子的话语逻辑：“继续革命”是针对干部的，如果这一理论被批倒后，干部队伍变好了，那就说明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如果这一理论被批倒后，干部队伍变坏了，那就说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事实就在哪里明摆着，孰是孰非，相信历史最终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最后强调一下，笔者从反腐败角度指出“继续革命”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非否认而是旨在更好接受文革的历史教训，再认识群众监督的伟大作用及意义，并通过机制体制制度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序有效的、科学的群众监督机制。在此方面，笔者将在后面专文予以探讨。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山西省吕梁市党建研究会常务理事、特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